少年天子癡情君順治帝

第4章 傀儡幼帝朝不保夕(4)

　　民國八年(1919)署名“古稀老人”編寫的《多爾袞軼事》之《太後下嫁》條稱：世祖福臨年幼，“軍政大權實在多爾袞一人之手，倘懷異誌，莫敢誰何，當時朝廷情勢，危於累卵”。“太後時尚年少，美冠後宮，性尤機警，知非有以羈縻而挾持之，不足以奠宗社於泰山之安，故寧犧牲一身，以成大業”，而多爾袞則“涎太後之色”，“時以陳奏機密為由，出入宮禁，奏事既畢，輒縱談市鄙事以嚐試之”。孝莊後遂提出，若爾(多爾袞)“誠意見愛”，“務矢赤心，為國馳驅，衛我母子，待天下統一之日，即我二人因緣成就之日”。多爾袞悚然敬服，兩人對天立誓，各刺臂作血書，互執一書。從此，多爾袞果然“奮勉圖功，精勤倍常，以冀媚於太後”，間有勸其自立為君者，“多爾袞皆以念及血書而止”。後天下大定，多爾袞屢求太後實踐盟誓，且以死為要挾。“太後鑒其誠悃，不忍背之”，遂召幼帝，告訴事情始末，但如踐約，則礙於體製，若背約，“則國基未固，禍不旋踵”，乃秘密設策，數日後宮中忽傳太後駕崩，隆重辦理喪儀，不久又降旨以帝之乳母某氏指婚於攝政王，命滿漢大學士為媒，襄辦婚禮，嫁奩之多，空前罕有，自宮門到王府，綿延數裏，彩輿所經，沿途皆設錦障，禁止窺探。多爾袞在門前恭候，引入正殿，先叩拜，然後行交拜之禮，空前之太後下嫁大典，至此告終，“於是天下臣民莫不心知其故矣”。

　　這段敘述，謬誤甚多，不合情理，不符事實，姑舉其三。第一，攝政之時，太後無權也從未公開過問國政，攝政王全權代行帝權，不需也從未向太後奏呈諸事，請後裁決，所謂多爾袞以陳奏機密為由入宮T情之說，不能成立。第二，多爾袞攝政之日，孝莊太後康健如常，並未駕崩，直到多爾袞死後三十七年，即孝莊後之孫聖祖玄燁的康熙二十六年，太後才去世，享年七十五歲，才隆重辦理喪儀。可見，多爾袞在世之日太後駕崩之說，不攻自破。第三，所謂將後扮作帝之乳母指婚睿王，大辦婚禮，致天下臣民皆知太後下嫁，查遍實錄等官書，無此記載，大臣文人學士之文集筆記，亦無片言隻字，顯係《軼事》作者杜撰。

　　民國初年出版的《清朝野史大觀》卷一，有三條專記太後下嫁之事，即：《太後下嫁攝政王》《太後下嫁賀詔》《太後下嫁後之禮製》。這三條載稱：多爾袞誠心擁戴福臨即位，滿朝王公大臣深有歉意，欲報答其恩。多爾袞與大學士範文程密議後，使範倡議於眾說：攝政王功高望重，皇上應予報答，王乃帝之叔父，視帝為子，“則皇上亦當以父視王”，認王為父，可否？眾人議定如此辦理。範文程又說：今聞王之福晉剛逝，“而我皇太後又寡居無偶”，皇上既以王為父，“不可使父母異居，宜請王與皇太後同宮”，眾又讚同其言。於是頒發太後下嫁恩詔，宣示天下，其詔大意是：“太後盛年寡居，春花秋月，悄然不怡”。“皇叔攝政王現方鰥居，其身份容貌，皆為中國第一人，太後頗願紆尊下嫁，朕仰體慈懷，敬謹遵行，一應典禮，著所司備辦”。到了乾隆朝，“紀昀見之，以為此何事也，乃可傳示來世以彰其醜乎，遂請於高宗削之，是後遂鮮有知者”。明臣張煌言作滿洲宮詞，有雲：“上壽稱為合巹樽，慈寧宮裏爛盈門，春宮昨進新儀注，大禮恭逢太後婚”，“即詠此事雲”。“聞當時百官賀表，出錢蒙叟筆，藏虞山瞿良耜大令處”。

　　這三條記述，似乎頗有根據，一則言範文程與群臣商議決定，二則言有太後下嫁恩詔，宣示天下，其詔尚存至乾隆朝，三又說百官有賀表，乃錢蒙叟即錢謙益所撰，藏於瞿良耜處，四則說明遺臣張煌言寫了滿洲宮詞，其中有專講太後下嫁之內容。有人有物有詞有表，似乎果真舉辦了太後下嫁之大典了。

　　然而，細加分析，上述諸據頗嫌不足。其一，攝政王多爾袞之福晉卒於順治六年十二月，第二年正月舉行了納肅王豪格福晉為妃的典禮，史有明證，在此情形下，太後怎能下嫁與多爾袞！其二，所謂下嫁恩詔，辭文俚俗，顯非真詔，且言睿王乃“中國第一人”，更有違規製，查遍清朝諸帝詔書，言及中國，皆稱我“大清國”、“我大清”，不會用“中國”之詞。其三，既有恩詔，宣示天下，而且過了順康雍三朝，到乾隆時，紀昀還見到此詔，紀昀是乾隆十九年進士，乾隆二十餘年任侍讀，三十八年編《四庫全書》，距所謂下嫁大典，已逾百年，他都能目睹此詔，那麽，見過此詔之人當然不少，為什麽不僅《清實錄》等官書未記此事，這一百餘年裏成千上萬的大臣文人學士的著述也未談到這一大事？

　　如果說清帝之臣仆不敢觸諱，那些明朝遺臣如顧炎武、黃羲之、王夫之等一大批反清誌士，怎麽也不對此猛烈抨擊？須知，堂堂一國之母後竟下嫁臣王，弟弟竟娶親嫂，這可是空前罕有的人倫大變，是大醜特醜之醜聞，故明遺臣完全可以利用此事痛加譴責，並以此作為清朝無道理該滅亡之證據，廣泛宣揚，激起人們對它的蔑視，進行抗清活動。像多爾袞死後被帝追罪之原詔，至今仍然保存，多爾袞死後被焚骨揚灰，順治帝剃掉頭發欲圖出家，這類不為官書記載之秘聞，文人學士僧道之著作也都一一記述，為什麽卻偏偏未見一條當時人們對此大事之載錄？設若說人們害怕因此惹上滅門大禍不敢寫，或者雖然寫了被當做禁書燒毀了，那麽，遠在鴨綠江彼岸具有高度文明的古國朝鮮國，對此大事理應有所敘述，何況此時朝鮮國仍然忠於故明，仍視清為夷狄，雖然表麵上被迫上貢頌揚，但其國內官書和文人著作，多稱清為“胡”為“虜”，稱明為“大明”，對清帝及攝政王的言行十分注意，常予貶斥。比如順治九年五月朝鮮國王孝宗與臣言及清軍時說：“予曾見虜人治兵之術：練整軍務，慣習兵法，行陣肅然，弓鏃勁利”，“胡騎則如烈風驟雨，倉促不可當矣”。吳晗：《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第3824頁。以下簡稱《李朝實錄史料》。但通觀《朝鮮李朝實錄》，沒有任何關於太後下嫁的記述。

　　簡而言之，迄至今日，未發現一條敘述太後下嫁大典的材料，可見這一“大典”根本就沒有舉行。

　　然而，雖無下嫁大典，並不能說明孝莊後與多爾袞全無瓜葛。這些野史傳聞固然不能作為信證，可是，無風不起浪，何況他們談到的多爾袞專權，太後害怕攝政王篡位，故予籠絡，等等，也不能說是毫無根據。多爾袞素懷稱帝之心，攝政以後，尤其是入主中原尊稱“皇叔父攝政王”“皇父攝政王”以後，獨攬大權，勢焰熏天，人皆知有攝政王，不知有幼君，如若太後對此視而不見，不予籠絡，廢帝之舉難說必無，聰睿絕頂之孝莊後當然會設計以對。入關之前，女真――滿洲舊習，允許弟妻其嫂，尤其是遇逢問罪或家庭敗落之時，更有這種行為。太宗時，莽古爾泰貝勒死後，其妻被分給侄子豪格和嶽托，德格類貝勒死後，其一妻被阿濟格帶走。因此，孝莊後有可能與多爾袞有曖昧關係。蔣良騏《東華錄》卷六載述順治八年二月世祖福臨頒詔斥責多爾袞的罪狀中，有一條是多爾袞“又親到皇宮內院”，朝鮮《孝宗實錄》記錄此詔時，也有“又親到皇宮內院”這一罪狀，可是《清世祖實錄》卷五十三載述此詔時，卻刪去了這一句話，顯有為尊者諱之意。多爾袞為何要親到皇宮內院，而且此事被列為其謀逆的罪狀之一，並於《實錄》中刪掉，答案是不難得出的，那就是他很可能進宮與太後幽會。若他僅是與其他妃嬪幽會，實錄就不必刪去這一句話，就可以明確寫道他是調戲妃嬪。

　　如果認為此說合理，孝莊後與多爾袞之間可能有曖昧關係，那也隻是太後為謀鞏固帝基而采取的一種策略，是出於政治上的考慮，而非所謂寡居不歡。說得更明顯一些，孝莊後之舉，是迫於無奈，此中苦辛，向誰訴說！身為號稱至尊無上的天子福臨，對此能不痛心疾首！但他有什麽辦法！他自己不也是危在旦夕嗎！

　　四、仰叔鼻息幼君危如累卵。

　　順治七年(1650)七月初十這一天，對年方十二歲半的幼君福臨來說，是一個令他極為憤恨、極端驚駭、萬分不安的大凶之日。當他正安坐宮中之時，突然族叔固山貝子錫翰、內大臣二等子冷僧機、內大臣席納布庫等攝政王多爾袞的親信，匆匆進入殿內，不容細說，便擁著幼帝出宮，“駕幸”攝政王府，並讓帝恭問皇父攝政王安康，慰其新亡元妃之哀痛。原來，此事係由“皇父”所引起的。

　　這一日，錫翰等前往王府，攝政王大發怨言，說什麽“頃予罹此莫大之憂，體複不快”，幼主“宜循家人禮”來府探望。王又指責錫翰等親近大臣，皇上雖年幼，爾等豈不知應該如何做？因此，錫翰等立即進宮，帶帝往王府慰問“皇父攝政王”。

　　多爾袞可能覺得此舉過為魯莽，有損其謙謙成王、周公之形象，曾補充說，不讓錫翰等奉君來府，今見帝已至府，便大發雷霆，斥責錫翰等人，命議政王大會議處錫翰，又以巴哈、鼇拜等目睹錫翰之罪，不即執鞫，命一並治罪。議政王大臣等擬議錫翰、冷僧機等論死籍沒，鼇拜亦論死。多爾袞心知錫翰、冷僧機、席納布庫係己之親信，此舉是討好於己，故僅輕議其罪，略降爵職，不久即予恢複，而對不附於己之鼇拜，則降其一等子為一等男。《清世祖實錄》第49卷第14、15頁。

　　十二歲半的福臨回宮之後，必然會靜坐苦思，心亂如麻，無比憤怒，又膽戰心驚。今日之事，欺人太甚。多爾袞權勢再大，哪怕又有“皇父”之尊號，但畢竟還是皇帝之臣，按道理說，無權也不應該隨意暗示，要帝去探問，而且要行“家人禮”，即要行父子之禮，要號稱至尊無上之天子以子事父之禮慰問“皇父”。這未免太狂妄太僭越了。何況，多爾袞之借口又太缺乏根據，所謂“頃予罹此莫大之憂”，不過是指其元妃於去年十二月病故之事，可是，妻骨未寒，多爾袞即於次年正月納肅親王豪格之嫡福晉為妃，而且於八旗廣選美女，向新附之喀爾喀索取有夫之婦，又迫令朝鮮國王送公主來京，於五月連儀式也來不及舉行，就和公主同了房，這正是他姬妾成群日夜狂歡之時，哪能說什麽“莫大之憂”！這不過是一個借口，借此來顯顯“皇父”之威風，來威懾幼君而已！這樣完全仰於“皇父”鼻息的兒皇帝，有什麽當頭！

　　不僅如此，福臨必然會回想起七八年來的遭遇，一樁樁一件件令人發指、心酸、驚恐、膽寒之事，必會情不自禁地湧上心來。七年前，他的兄王豪格被廢為庶人，後才複爵，而且正當他這位六齡幼君入主中原，再次舉行登極大典，被尊為九州共主之時，皇十二叔英親王阿濟格竟敢稱他為無知幼童，且犯下這樣大不敬之罪，卻未受重懲。《清世祖實錄》第13卷第2頁；《清史列傳》第1卷，《阿濟格傳》。兩年前，他的兄王豪格被削爵籍沒，冤死獄中，嫡福晉被攝政王霸占。母後處境艱難，有苦無處訴說，母子分居，一月之中，隻能相見一次。《清世祖實錄》第143卷第17頁。多爾袞被尊為“皇父攝政王”。叛臣錫翰、鞏阿岱忘了先帝洪恩，背叛幼主，投靠睿王，為其爪牙，竟敢對幼帝肆意譏諷，譏帝懦怯不習騎射，毫無人臣之禮。《清世祖實錄》第63卷第18頁。尤其是隨著多爾袞的稱“皇父”，完全以朝廷自居，令群臣伺候府前，調兵信符及賞功冊皆駐王府，天下隻知有攝政王，哪知有帝。此時，多爾袞既收親弟豫親王多鐸之子多爾博為己嗣子，又取親兄英親王阿濟格之子勞親為養子，兼之姬妾成群，若生一男，未見得就不會廢帝自立。帝之處境怎能不險！有一次，福臨被迫前往攝政王府，按規定，皇上出宮，警衛森嚴，扈從眾多，應有前引大臣十員、後扈大臣二員、豹尾班侍衛二十員、禦前侍衛、乾清門侍衛、一二三等侍衛數百員，以及親軍、護軍、前鋒、步軍數千名，還有浩大的儀仗隊，可是，這次“隨駕內大臣及侍衛等，不及二十人”，連一個四五品官員之公子都不如，這些公子出門，隨從也有二三十人。這不僅是大損威嚴，而且更重要的是太危險了，萬一攝政王起了歹意，或於府中謀害幼主，或派爪牙偽扮響馬途中行刺，豈不釀成大禍。據《清世祖實錄》卷七十七記載，就是在這次臨幸王府時，二等侍衛喀蘭圖得悉此事，“懼有叵測”，急忙歸家攜帶弓矢追去，“密為防衛”。又有一次，睿王以避痘為名，帶福臨“遠幸邊外西喇塔喇地方，侍衛不及百人，又乏扈從之兵，時經長夏，勢甚孤危”。《清世祖實錄》第90卷第17頁。不要說多爾袞於此時下手弑帝易如反掌，就是各部蒙古王公，若有圖謀不軌者，這豈不也是天賜良機於彼！

　　回想這七八年來發生的一幕幕令人膽戰心寒的往事，看看今日多爾袞獨掌大權，兩黃旗大臣分化瓦解，多為睿王收買和威懾，寡母幼兒誰來保駕，十二歲多的福臨真是危如累卵了。出路何在？絕境何時能完？弑君奪位大禍何日突然降臨？福臨對此是既不敢想又無法不想，他隻有聽天由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