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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乾綱獨斷欲創偉業(1)
第一節效法父祖知難而進。
一、內憂外患禦座飄搖動蕩。
正當少年天子困惑苦惱坐臥不安之際，突然傳來了令他萬分歡欣的佳音，“皇父攝政王”多爾袞於順治七年(1650)十二月初九病卒於邊外喀喇城(今河北省承德市郊)。他雖然不得不裝出十分悲痛的表情，但必然是暗中無比高興。可是，隻要他稍一平靜下來，便自會為嚴峻的內外形勢而憂心忡忡。
攝政王雖已去世，但福臨的寶座仍然處於風雨飄搖之中，還存在不少嚴重威脅皇上的危險因素。其一，多爾袞雖死，但經其多年苦心經營，睿王府仍有十分強大的勢力。多爾袞在世時收親弟豫親王多鐸之第五子多爾博為嗣子，順治八年正月襲封和碩睿親王，俸祿及諸用物比一般和碩親王多三倍，護衛八十員。多爾袞又收親兄英親王阿濟格之第五子勞親為養子，初封親王，順治七年八月改為多羅郡王。多爾袞原主正白旗，順治六年多鐸死後其子年幼，其鑲白旗亦歸多爾袞暫領，原太宗所領之正藍旗亦被多爾袞接管，一人親領三旗。現在，多爾博轄有正白、正藍二旗，多鐸之子多尼轄鑲白旗。多爾袞之兩白旗親信近臣羅什、博爾輝、額克親、吳拜、蘇拜、何洛會等人，長期秉王意旨處理朝政升降官員。額克親是宗室，晉封至鎮國公，參與議政。吳拜、蘇拜係開國功臣猛將武理堪之子，二人十五六歲即披甲從征，驍勇善戰，軍功累累，分授內大臣、護軍統領，分封三等伯、二等子。固山額真何洛會兩任大將軍，封三等子。兩黃旗主要大臣中，太祖之弟篤義剛果貝勒巴雅喇之孫拜音圖、錫翰、鞏阿岱三弟兄，以叛主媚事睿王，分別由閑散宗室晉至貝勒、貝子。冷僧機任至內大臣，封一等伯。獄中之囚譚泰複為固山額真，拜征南大將軍，封一等子，現任吏部尚書，權勢赫赫。睿王之黨羽人多勢大。
多爾袞之親兄英親王阿濟格，雖非旗主，但親轄十三牛錄，又取亡弟豫親王多鐸七牛錄，領有精兵數千，且長年征戰，屢率大軍，開國有功。他一向勇猛魯莽，野心勃勃，力圖執掌軍政大權，睿王一死，必懷代弟專權之心。正白、鑲白、正藍三旗是威脅福臨的心腹大患。
其二，王權強大，君權難伸。旗主製的存在，諸王統軍議政，幾十年來尤其是入關以來的南征北戰，使宗室王、貝勒、貝子、公掠奪了大量人口馬匹銀帛，計丁授田，占有遼闊莊地，因而兵丁眾多，仆婢如雲，戰馬上千，兵力、人力、財力皆很雄厚，王權具有強大的堅實基礎，這就必然嚴重威脅君權之尊嚴和鞏固。十五年前太宗皇太極給正藍旗旗主三大貝勒莽古爾泰及其弟和碩貝勒德格類追定謀逆大罪議處其旗時，八旗貝勒擬議將“莽古爾泰等之人口財產俱入官”，即按“八分”製舊規，所有財產、俘獲物，均歸八旗旗主均分，而非全由金國汗獨得。太宗不讚同此議，宣稱其“人口家產自應歸朕”，命文館滿漢儒臣集議。諸儒臣當然領會汗之意圖，遂引中原王朝儒家之道為依據，奏稱莽古爾泰、德格類“之屬人戶口”即正藍旗，應歸汗所有，因為，“古人雲：都城過百雉，國之患也。都邑者，貝勒也，邦國者，朝廷也，國寡都眾，患之階也”。於是就將正藍旗並為太宗所有。《清太宗實錄》第26卷第7、8、9、10頁。此時二紅、二白、二藍六旗隻有滿洲牛錄一百八九十個而已，到了現在，二紅、二白、鑲藍五旗，除滿洲旗外，又有蒙古五旗、漢軍五旗(二黃、正藍也有蒙古三旗、漢軍三旗)，人員倍增於前。兼之，入關以後新建的各省綠營兵數十萬人中，不少提督、總兵官、副將是下五旗的將領，各省總督、巡撫、布政使、按察使等方麵大員，中央部院尚書、侍郎，也有不少下五旗之旗員，他們仍是本旗旗主的屬人。這更增強了下五旗旗主的勢力，從而在政治上、軍事上、經濟上為裁抑王權提高帝威設置了不少障礙。不削弱王權，不加強君威，那麽，就還會有第二個第三個多爾袞出現，大清國皇帝就不能成為名副其實的至尊無上之天子，禦座就難穩如泰山，就會動蕩飄搖。
其三，支柱分崩離析，兩黃旗已非帝所有。就形式而論，正黃、鑲黃、正藍三旗之旗主仍是皇上，多爾袞雖已將正藍旗置於己之控製下，但仍聲稱係暫時借調，待皇上親政後歸還，當然這隻是說說而已，實則是並吞而非借用。而且，兩黃旗主要大臣已各奔前程。七年以前議立肅王豪格為君的八大臣中，圖賴、圖爾格、塔瞻三人已死，索尼革職籍沒充發盛京，錫翰、鞏阿岱、譚泰已背叛先帝幼君，投靠睿王多爾袞，隻剩下鼇拜一人，雖仍未背誓，忠於幼帝，仍任鑲黃旗護軍統領，但時遭攝政王斥責，勢力甚弱。此時正黃、鑲黃二旗固山額真、護軍統領、內大臣、一等侍衛、梅勒額真等二三十人中，不少已成為睿王之臣，一些人心有疑慮，敢直接顯露出對帝忠貞不貳者甚少，能否將其中大多數人重新爭取過來為帝效勞盡忠，這是直接關係到福臨帝位安危的一個重要因素，前途尚難預定。
這還是隻從朝廷內部從八旗之間關係來看，若從八旗以外，從全國形勢看，愛新覺羅王朝，以滿洲貴族為核心的清王朝，同樣是烏雲密布，飄搖動蕩。
由於攝政王多爾袞推行以圈地、投充、逃人、發、易服五大弊政為標誌的民族歧視民族壓迫政策，全國爆發了大規模的抗清鬥爭，以大西、大順農民軍餘部為主的抗清武裝，風起雲湧，遍及廣東、廣西、湖南、湖北、四川、雲南、江西、貴州、浙江、福建等省大部分地區，清軍的征剿及血腥殺害，更激起以漢民為主體的各民族人民的反抗，七年來清廷雖先後派遣十幾員大將軍分赴各地剿殺，但戰爭一直未停止。此時雲、貴、川、閩、湘、粵、桂等省仍基本上為反清武裝占據，且不久大西軍統帥李定國“兩蹶名王”，南明延平郡王鄭成功圍攻江寧，朝野大震，這直接威脅到清王朝的統治。
另一大的難題是，明末清初二三十年連綿不斷的戰爭，賦重役繁，以及貪官汙吏的敲骨吸髓，嚴重地破壞了生產，田園荒蕪，人丁稀少，百業凋敝，城鎮殘破，物價騰湧。直到順治八年，官方冊籍所載全國耕地才二百九十餘萬頃，比起七十三年前明萬曆六年(1578)的耕地麵積，減少了四百多萬頃。不恢複社會生產，不減輕人民的負擔，不使人民逐步擺脫水深火熱饑寒交迫的苦難，人民不能安居樂業，清王朝就不能安寧，載舟之水，便將覆舟，“寇盜”便會因窮因亂而不斷出現和大規模地發展。
與此相連的第三個大難題是，軍費開支浩大，入不敷出，部臣束手無策。清軍入關，明王朝覆滅，本應是兵餉由多減少的一大轉折機會。明末養兵一百餘萬，每年加征“遼餉”“剿餉”“練餉”兩千餘萬兩賦銀，仍然入不敷出，經常因長期拖欠餉銀而發生兵變。攝政王多爾袞憑借八旗軍和平西王吳三桂、定南王孔有德等四王一公的漢兵，共十一二萬人，不到兩年就分路擊敗了大順、大西軍和南明福王、魯王、唐王的二三百萬軍隊，統一了大半個中國，有此以少勝多的無敵勁旅，何愁不能“綏靖疆域”，當然不需再養上百萬綠營兵分戍各地，有二三十萬人負責日常彈壓地方緝捕小股“盜匪”便可以了，軍費必比明末大大減少，順治元年、二年、三年就是這樣的。順治三年定河南、湖廣、江西綠營官兵經製。明末曾經百萬大軍鏖戰多年轄領一百一十餘府廳州縣的河南省，隻設兵一萬四千餘名，其中，總管全省軍政的河南巡撫，隻有標兵二千名，全省隻有三位總兵官，各轄標兵二千名，歸德、汝寧、河南、衛輝三府各設參將一員標兵一千名，如斯而已。曾經多年戰亂的湖廣，雖轄湖南湖北二省一百五十餘府廳州縣，亦僅設綠營兵三萬九千餘名，其中，主管兩省軍政的總督，隻有標兵三千名。素為兵家必爭的軍事要地江西省，也隻有綠營兵三萬名。《清世祖實錄》第27卷第3―6、13―18頁。皆比明朝減少了很多。在寧夏，明朝額設官兵三萬餘人，現定兵額才一萬五千名，少了一半多。《清世祖實錄》第31卷第22頁。可是，由於多爾袞的決策謬誤，強製推行“發”“易服”等民族壓迫政策，大肆燒殺擄掠，致反清武裝遍布全國，連陷州縣，清廷急忙調兵遣將，先後派出十幾位大將軍分剿各地，原有的綠營兵不夠用，便大量增加，而轄區卻縮小了很多。這樣一來，軍費激增，收入卻減少，直到順治八年，清政府轄區的二百九十萬頃田地，隻能征收賦銀二千一百萬兩、米麥豆五百七十餘萬石，怎夠軍費的開支，因而財政極其困難。
其四，八旗人丁太少，且難增加，嚴重削弱了清王朝的軍事支柱。清帝一向視八旗尤其是滿洲八旗為國之根本，多次下諭強調“滿洲甲兵，係國家根本”，“平定中原，統一四海，悉賴滿洲兵力”，現在要撲滅抗清武裝及南明軍隊，以及鞏固清王朝的統治，都要依賴八旗兵丁特別是滿洲八旗士卒。然而，麵對上百萬的抗清士卒，麵對一千七百餘府廳州縣的九州遼闊領地和居住在這個轄區中的一億左右以漢族為主的各族人民，清帝所賴以存在的八旗人員，特別是滿洲八旗，有多少人丁？結論是嚴峻的。入關前夕，滿洲八旗有三百一十個牛錄，蒙古八旗一百一十八個牛錄，漢軍八旗一百六十四個牛錄，按當時規定一牛錄大致為二百丁來推算，滿洲八旗有男丁六萬二千丁，蒙古二萬三千六百丁，漢軍三萬二千八百丁，總共約為十一萬八千四百丁。這個數字本來就已經太少了，可是經過入關以後的長年征戰，滿洲人丁不僅沒有增加，還在不斷減少。順治五年滿洲八旗隻有男丁五萬五千三百三十丁，且多疲弱傷殘，家境艱難，這怎麽能肩負起“拱衛宸極”“綏靖疆域”的重大任務！
還不要說沙皇俄國正虎視眈眈，不斷侵占中國黑龍江流域土地，漠北喀爾喀蒙古、漠西厄魯特蒙古都與清廷有過糾紛，朝鮮亦是貢而不忠，心懷故明。這些因素，皆足以使清帝禦座飄搖動蕩，必須認真對待，妥善處理。
二、十四親政胸懷淩雲壯誌。
順治八年(1651)正月十二日，還差十八天才十三周歲的少年天子福臨，按當時習慣算法已是十四歲了。這一天的上午，他正端坐在太和殿寶座上，舉行親政大典，接受王公大臣叩拜。
盡管麵臨重重困難，荊棘遍地，危機四伏，但從其親政以後所作所為來看，這位少年天子並未為困難嚇倒，相反卻是胸懷壯誌，勇創偉業。他當然會從祖父清太祖努爾哈赤和父皇太宗皇太極的光輝業績中吸取力量，勉勵自己。
六十八年前，他的皇瑪法還隻是一個二十五歲的青年，社會閱曆不多，一切都由其爺爺覺昌安、父親塔克世主持辦理。誰料飛來天外橫禍，父、祖突然被明兵誤殺，明邊將又支持仇人尼堪外蘭，揚言欲立其為建州女真之主，尼堪威逼努爾哈赤歸順，族人心變，諸申多數離散，一時大廈將傾，愛新覺羅氏慘遭大禍。然而，剛強的努爾哈赤臨危不懼，威武不屈，率領朋友、弟弟和未走的諸申，總共隻有三四十人，就高舉義旗，以遺甲十三副起兵，勇猛衝殺，攻克尼堪所住的圖倫城，打響了建立金國――大清國的第一仗。此後，努爾哈赤身經百戰，雖遇勁敵，“於千百軍中，孤身突入”，“斬將搴旗”，所向披靡，鏖戰三十餘年，統一女真各部，屢敗明軍，進據遼沈，從一個女真枝部小小頭人，一躍而為轄地數千裏臣民數百萬的強大的金國英明汗，與昔日之主子大明皇帝分庭抗禮。
福臨又會情不自禁地想起皇父清太宗皇太極的雄偉身形。二十五年前，皇祖父久勝驕傲，慘敗於寧遠城下，負傷、生氣、患病，很快去世，諸貝勒“任置”皇太極為汗。此時，內有代善、阿敏、莽古爾泰三大貝勒與汗並尊，不願甘居汗下，號稱大金國汗的皇太極實際上隻是兩黃旗之主，外則四麵皆敵，百萬明兵時有東進收複遼沈之勢，北鄰蒙古，察哈爾林丹汗一心要重振先祖雄風，統一蒙古各部，聯明對付金國，南鄰之朝鮮國，忠於大明，縱容、支持明將毛文龍多次擾邊。金國內部，因太祖晚年歧視殺害漢民，致漢民紛起反抗，大批逃亡起義，田園荒蕪、百業凋敝，物價騰貴，“鬥米價銀八兩，人有相食者”。金國汗寶座眼見就搖搖欲墜了。然而皇太極知難而進，革弊興利，訓練士卒，耕墾田地，恢複生產，降服朝鮮和蒙古各部，幾次深入明國，直抵京師，屢敗明兵，掠獲人口上百萬及巨量牲畜財帛，又逐步裁抑王權，提高君威，登上寬溫仁聖皇帝寶座，奠定了入主中原的軍事基礎，日與謀士將領商議進關之戰。後終於在順治元年由攝政王多爾袞率軍入關，定鼎燕京。
今天雖有各種困難和危機，但總算是已經定鼎中原了，隻要廟謨正確，定能團結八旗王公大臣，統率百戰勁旅，完成統一全國的重大任務，並渡過財政難關，恢複社會經濟，做一個既守成又創業的英明君主。這就是十四歲的少年天子的心願和抱負。
第二節追罪睿王除其黨羽。
一、英王魯莽拘禁問罪絞死。
少年天子要想勵精圖治，做一番轟轟烈烈的大事業，首先就要掌握軍政大權，做一個名副其實的至尊無上之天子。為此，必須先從睿王府奪回其攫走之權力，削弱白旗諸王勢力。這本來很難。多爾袞苦心經營多年，網羅了一批黨羽，他和其弟豫親王多鐸雖已去世，但其兄英親王阿濟格仍轄有二十個牛錄，且長年征戰，開國有功，如若他和多爾袞親近大臣勾結，以二白一藍三旗之勢，也是不好對付的。
然而，天賜良機，阿濟格竟與攝政王之親信鬧翻了，為福臨奪回大權提供了良好條件。順治七年十二月初九多爾袞去世，第三日阿濟格遣人問正白旗大臣吳拜、蘇拜、博爾輝、羅什：“勞親王係我等阿格，當以何時來？”吳拜等人私議：英王此言，係欲誘令我等歸附於他，他若得到我們擁戴，“必思奪政”，遂增兵固守，防其作亂。阿濟格又遣人召正藍旗護軍統領阿爾津及僧格，質問為何不讓多鐸之子多尼來英王府，指責兩白旗大臣離間他與勞親之父子關係。阿爾津向吳拜等人談了會見之情，諸人商議後認為，英王欲掌握多尼，以得二白旗，然後“強勒諸王從彼”，“諸王既從”，英王“必思奪政”，遂報告與諸王。鄭親王濟爾哈朗、巽親王滿達海對吳拜等大臣說：二白旗若屬英王，英王必誤國亂政，“爾等係定國輔主之大臣，豈可響彼”。今既發覺其別有用心，我等當“固結謹密而行”。英王又曾告訴鄭王：多爾袞後悔撫養多鐸之子多爾博，故收養勞親入正白旗。此係暗示多爾袞欲以勞親代替多爾博為其嗣子，讓鄭王依從英王。英王又告端重王博洛，要他們理事三王議立一攝政者。於是，吳拜等傳集四旗大臣，揭發英王之過，諸王遂派撥兵役，於十二月十六日擒捕英王，押解至京。
福臨對此行動，異常高興，當諸王、固山額真、議政大臣議擬幽禁英王奪其牛錄籍沒家產人口時，他全部依議，從而去掉了一個嚴重隱患。《清世祖實錄》第51卷第11頁，第52卷第2―9頁。
從這件事自然會使他看清楚了四個問題。一是多爾袞雖然經營多年，獨攬大權，尊為“皇父”，言出令行，諸王似乎全看他的臉色行事，爭相獻媚，但他也因此而結怨太多，成了眾目睽睽之的，一到時候，被他壓抑的鑲藍、二紅等旗王公就會猛烈反撲，此次鄭王、巽王、端重王等之同意白旗大臣意見，果斷監禁英王，即係明證。二是睿王黨羽有可能分化瓦解，轉向幼君討好。此次之揭發並監禁英王，主要是多爾袞之心腹正白旗博爾輝等五大臣，便顯示出這一兆頭。三是八旗王公大臣值此政局即將巨變之時，必會觀察風雲，另行組合，且多會效力於帝。四是兩黃旗固山額真、護軍統領、前鋒統領、內大臣、一等侍衛、議政大臣中，多數遭受多爾袞壓抑，對正白旗大臣博爾輝等睿王黨羽之口傳王命，專橫跋扈，極為不滿，定會乘睿王死去之機，東山再起，堅定效忠皇上，發泄對睿王的怨憤，重擔輔君治國重任。總之，局勢已迅速向著有利於己的方向發展，必須抓緊時機，爭取、利用願意歸附於己的王公，依靠兩黃旗，分化兩白旗，急劇擴大自己的統治基礎，削弱和最後消滅睿王府勢力，真正執掌軍政大權，乾綱獨斷。
二、攝政“謀逆”籍沒焚屍揚灰。
這時，福臨肯定會對鄭王寄以厚望。鄭親王濟爾哈朗雖係太祖之侄，但深受太祖尤其是太宗的寵信和依賴，是太宗讓他繼承了鑲藍旗旗主之位，封授和碩親王，實際上名列諸王之首，連禮親王代善、睿親王多爾袞亦俱排列其後。太宗去世後，他與多爾袞同為輔政王、攝政王，亦曾一度名列睿王之前。不料，多爾袞權勢日大，不僅迫使鄭王謙讓退縮，甘願降居睿王之後，而且入主中原以後，多爾袞初於順治初年將鄭王由攝政王降為輔政王，繼又於順治四年取消其輔政王勳銜，改封其親弟豫親王多鐸為“輔政叔德豫親王”，並於順治五年給鄭親王定上欲圖擁立肅王為君擅謀大事等大罪，初擬議處死，改為革去親王爵，降為多羅郡王，罰銀五千兩，奪三牛錄，鄭王不久雖複親王爵，但一直被排擠，無權過問國政。鄭王曆經太祖、太宗、世祖三朝，身為鑲藍旗主，轄有滿洲、蒙古、漢軍、包衣四萬餘丁和一二十萬人口，且係清朝開國七大親王中唯一現存之王，禮親王代善、睿親王多爾袞、豫親王多鐸、肅親王豪格、成親王嶽托等五王已死，英親王阿濟格已被削爵籍沒監禁。因此，睿王死後，鄭親王濟爾哈朗威望激升，自然而然地成為諸王之首，爭取到鄭王，就能左右諸王公，而鄭王也極願效忠幼帝，重執朝政，痛懲死敵，削弱白旗勢力，雙方一拍即合，於是清廷很快發生了幾件大事。
當順治七年十二月十七日攝政王多爾袞柩車至京時，福臨一方麵表示萬分悲痛，隆重辦理喪事，且下詔追尊多爾袞為懋德修道廣業定功安民立政誠敬義皇父，廟號成宗，將其夫婦同於太廟，大赦天下，但同時即遣臣將攝政王府所有信符及賞功冊，收貯大內，並於十二月二十六日召集議政王議政大臣開會，命譚泰、吳拜、羅什傳諭議政王大臣，說：國家政務，悉以奏朕，朕年尚幼，未能周知人之賢否，吏刑戶三部尚書及正藍旗固山額真缺員，可會推賢能之人來奏。諸王、議政大臣遇緊要重大事情，可即奏朕，其餘細務，令理政三王理之。譚泰、吳拜、羅什奏稱：議推大臣，恐不免稍遲。福臨諭：遲而得當，何傷，但速而不得其人，是所憂也。於是議政王、議政大臣集議後上奏：吏刑戶三部事務重大，應各設尚書二員，吏部擬任韓岱、譚泰，刑部為濟席哈、陳泰，戶部係巴哈納、噶達渾，工部任藍拜，調親王多尼於正藍旗，以韓岱為固山額真，阿爾津為護軍統領。福臨批準所奏。《清世祖實錄》第51卷第11、12頁。
這是福臨第一次親理朝政，也是這位此時才十三歲的天子第一次顯示了他的治國之才。他的口諭表明，他很謙遜，大有禮賢下士虛心納諫之名君風度，對諸位議政王、議政大臣十分信任和依賴，尊重他們，征求他們的意見，委授治國重任於他們，與十幾天以前逝世之獨裁皇父多爾袞迥若兩人。多爾袞獨斷專橫，視諸王為臣屬，視諸大臣為奴，隨意斥責怒罵和懲處，諸王、大臣根本沒有處理政務之實權，早就引起諸王大臣不滿，他們當然歡迎即將親政的皇上有這樣的風度和對他們的器重。福臨的口諭又表明，他雖彬彬有禮，尊重諸王諸大臣，但他並不糊塗，他以文雅溫和的口氣和簡短的三句話，講明了三個問題，其一，尚書、固山額真之缺員，由議政王大臣會推賢能者上奏，最後決定權仍在帝之手中。其二，議政王大臣遇有緊要重大事情，可以也必須上奏，決定權仍屬幼君。第三，細務由理政三王處理。三點集中為一，即現在重大事情重要員缺之最後決定權由帝掌握，諸王、諸議政大臣各有相當之權力，與以前純係攝政王之奴仆大不相同。對此，王大臣中的大多數，必然是心悅誠服的，必然大大提高了幼帝之權力和威望。
一、內憂外患禦座飄搖動蕩。
正當少年天子困惑苦惱坐臥不安之際，突然傳來了令他萬分歡欣的佳音，“皇父攝政王”多爾袞於順治七年(1650)十二月初九病卒於邊外喀喇城(今河北省承德市郊)。他雖然不得不裝出十分悲痛的表情，但必然是暗中無比高興。可是，隻要他稍一平靜下來，便自會為嚴峻的內外形勢而憂心忡忡。
攝政王雖已去世，但福臨的寶座仍然處於風雨飄搖之中，還存在不少嚴重威脅皇上的危險因素。其一，多爾袞雖死，但經其多年苦心經營，睿王府仍有十分強大的勢力。多爾袞在世時收親弟豫親王多鐸之第五子多爾博為嗣子，順治八年正月襲封和碩睿親王，俸祿及諸用物比一般和碩親王多三倍，護衛八十員。多爾袞又收親兄英親王阿濟格之第五子勞親為養子，初封親王，順治七年八月改為多羅郡王。多爾袞原主正白旗，順治六年多鐸死後其子年幼，其鑲白旗亦歸多爾袞暫領，原太宗所領之正藍旗亦被多爾袞接管，一人親領三旗。現在，多爾博轄有正白、正藍二旗，多鐸之子多尼轄鑲白旗。多爾袞之兩白旗親信近臣羅什、博爾輝、額克親、吳拜、蘇拜、何洛會等人，長期秉王意旨處理朝政升降官員。額克親是宗室，晉封至鎮國公，參與議政。吳拜、蘇拜係開國功臣猛將武理堪之子，二人十五六歲即披甲從征，驍勇善戰，軍功累累，分授內大臣、護軍統領，分封三等伯、二等子。固山額真何洛會兩任大將軍，封三等子。兩黃旗主要大臣中，太祖之弟篤義剛果貝勒巴雅喇之孫拜音圖、錫翰、鞏阿岱三弟兄，以叛主媚事睿王，分別由閑散宗室晉至貝勒、貝子。冷僧機任至內大臣，封一等伯。獄中之囚譚泰複為固山額真，拜征南大將軍，封一等子，現任吏部尚書，權勢赫赫。睿王之黨羽人多勢大。
多爾袞之親兄英親王阿濟格，雖非旗主，但親轄十三牛錄，又取亡弟豫親王多鐸七牛錄，領有精兵數千，且長年征戰，屢率大軍，開國有功。他一向勇猛魯莽，野心勃勃，力圖執掌軍政大權，睿王一死，必懷代弟專權之心。正白、鑲白、正藍三旗是威脅福臨的心腹大患。
其二，王權強大，君權難伸。旗主製的存在，諸王統軍議政，幾十年來尤其是入關以來的南征北戰，使宗室王、貝勒、貝子、公掠奪了大量人口馬匹銀帛，計丁授田，占有遼闊莊地，因而兵丁眾多，仆婢如雲，戰馬上千，兵力、人力、財力皆很雄厚，王權具有強大的堅實基礎，這就必然嚴重威脅君權之尊嚴和鞏固。十五年前太宗皇太極給正藍旗旗主三大貝勒莽古爾泰及其弟和碩貝勒德格類追定謀逆大罪議處其旗時，八旗貝勒擬議將“莽古爾泰等之人口財產俱入官”，即按“八分”製舊規，所有財產、俘獲物，均歸八旗旗主均分，而非全由金國汗獨得。太宗不讚同此議，宣稱其“人口家產自應歸朕”，命文館滿漢儒臣集議。諸儒臣當然領會汗之意圖，遂引中原王朝儒家之道為依據，奏稱莽古爾泰、德格類“之屬人戶口”即正藍旗，應歸汗所有，因為，“古人雲：都城過百雉，國之患也。都邑者，貝勒也，邦國者，朝廷也，國寡都眾，患之階也”。於是就將正藍旗並為太宗所有。《清太宗實錄》第26卷第7、8、9、10頁。此時二紅、二白、二藍六旗隻有滿洲牛錄一百八九十個而已，到了現在，二紅、二白、鑲藍五旗，除滿洲旗外，又有蒙古五旗、漢軍五旗(二黃、正藍也有蒙古三旗、漢軍三旗)，人員倍增於前。兼之，入關以後新建的各省綠營兵數十萬人中，不少提督、總兵官、副將是下五旗的將領，各省總督、巡撫、布政使、按察使等方麵大員，中央部院尚書、侍郎，也有不少下五旗之旗員，他們仍是本旗旗主的屬人。這更增強了下五旗旗主的勢力，從而在政治上、軍事上、經濟上為裁抑王權提高帝威設置了不少障礙。不削弱王權，不加強君威，那麽，就還會有第二個第三個多爾袞出現，大清國皇帝就不能成為名副其實的至尊無上之天子，禦座就難穩如泰山，就會動蕩飄搖。
其三，支柱分崩離析，兩黃旗已非帝所有。就形式而論，正黃、鑲黃、正藍三旗之旗主仍是皇上，多爾袞雖已將正藍旗置於己之控製下，但仍聲稱係暫時借調，待皇上親政後歸還，當然這隻是說說而已，實則是並吞而非借用。而且，兩黃旗主要大臣已各奔前程。七年以前議立肅王豪格為君的八大臣中，圖賴、圖爾格、塔瞻三人已死，索尼革職籍沒充發盛京，錫翰、鞏阿岱、譚泰已背叛先帝幼君，投靠睿王多爾袞，隻剩下鼇拜一人，雖仍未背誓，忠於幼帝，仍任鑲黃旗護軍統領，但時遭攝政王斥責，勢力甚弱。此時正黃、鑲黃二旗固山額真、護軍統領、內大臣、一等侍衛、梅勒額真等二三十人中，不少已成為睿王之臣，一些人心有疑慮，敢直接顯露出對帝忠貞不貳者甚少，能否將其中大多數人重新爭取過來為帝效勞盡忠，這是直接關係到福臨帝位安危的一個重要因素，前途尚難預定。
這還是隻從朝廷內部從八旗之間關係來看，若從八旗以外，從全國形勢看，愛新覺羅王朝，以滿洲貴族為核心的清王朝，同樣是烏雲密布，飄搖動蕩。
由於攝政王多爾袞推行以圈地、投充、逃人、發、易服五大弊政為標誌的民族歧視民族壓迫政策，全國爆發了大規模的抗清鬥爭，以大西、大順農民軍餘部為主的抗清武裝，風起雲湧，遍及廣東、廣西、湖南、湖北、四川、雲南、江西、貴州、浙江、福建等省大部分地區，清軍的征剿及血腥殺害，更激起以漢民為主體的各民族人民的反抗，七年來清廷雖先後派遣十幾員大將軍分赴各地剿殺，但戰爭一直未停止。此時雲、貴、川、閩、湘、粵、桂等省仍基本上為反清武裝占據，且不久大西軍統帥李定國“兩蹶名王”，南明延平郡王鄭成功圍攻江寧，朝野大震，這直接威脅到清王朝的統治。
另一大的難題是，明末清初二三十年連綿不斷的戰爭，賦重役繁，以及貪官汙吏的敲骨吸髓，嚴重地破壞了生產，田園荒蕪，人丁稀少，百業凋敝，城鎮殘破，物價騰湧。直到順治八年，官方冊籍所載全國耕地才二百九十餘萬頃，比起七十三年前明萬曆六年(1578)的耕地麵積，減少了四百多萬頃。不恢複社會生產，不減輕人民的負擔，不使人民逐步擺脫水深火熱饑寒交迫的苦難，人民不能安居樂業，清王朝就不能安寧，載舟之水，便將覆舟，“寇盜”便會因窮因亂而不斷出現和大規模地發展。
與此相連的第三個大難題是，軍費開支浩大，入不敷出，部臣束手無策。清軍入關，明王朝覆滅，本應是兵餉由多減少的一大轉折機會。明末養兵一百餘萬，每年加征“遼餉”“剿餉”“練餉”兩千餘萬兩賦銀，仍然入不敷出，經常因長期拖欠餉銀而發生兵變。攝政王多爾袞憑借八旗軍和平西王吳三桂、定南王孔有德等四王一公的漢兵，共十一二萬人，不到兩年就分路擊敗了大順、大西軍和南明福王、魯王、唐王的二三百萬軍隊，統一了大半個中國，有此以少勝多的無敵勁旅，何愁不能“綏靖疆域”，當然不需再養上百萬綠營兵分戍各地，有二三十萬人負責日常彈壓地方緝捕小股“盜匪”便可以了，軍費必比明末大大減少，順治元年、二年、三年就是這樣的。順治三年定河南、湖廣、江西綠營官兵經製。明末曾經百萬大軍鏖戰多年轄領一百一十餘府廳州縣的河南省，隻設兵一萬四千餘名，其中，總管全省軍政的河南巡撫，隻有標兵二千名，全省隻有三位總兵官，各轄標兵二千名，歸德、汝寧、河南、衛輝三府各設參將一員標兵一千名，如斯而已。曾經多年戰亂的湖廣，雖轄湖南湖北二省一百五十餘府廳州縣，亦僅設綠營兵三萬九千餘名，其中，主管兩省軍政的總督，隻有標兵三千名。素為兵家必爭的軍事要地江西省，也隻有綠營兵三萬名。《清世祖實錄》第27卷第3―6、13―18頁。皆比明朝減少了很多。在寧夏，明朝額設官兵三萬餘人，現定兵額才一萬五千名，少了一半多。《清世祖實錄》第31卷第22頁。可是，由於多爾袞的決策謬誤，強製推行“發”“易服”等民族壓迫政策，大肆燒殺擄掠，致反清武裝遍布全國，連陷州縣，清廷急忙調兵遣將，先後派出十幾位大將軍分剿各地，原有的綠營兵不夠用，便大量增加，而轄區卻縮小了很多。這樣一來，軍費激增，收入卻減少，直到順治八年，清政府轄區的二百九十萬頃田地，隻能征收賦銀二千一百萬兩、米麥豆五百七十餘萬石，怎夠軍費的開支，因而財政極其困難。
其四，八旗人丁太少，且難增加，嚴重削弱了清王朝的軍事支柱。清帝一向視八旗尤其是滿洲八旗為國之根本，多次下諭強調“滿洲甲兵，係國家根本”，“平定中原，統一四海，悉賴滿洲兵力”，現在要撲滅抗清武裝及南明軍隊，以及鞏固清王朝的統治，都要依賴八旗兵丁特別是滿洲八旗士卒。然而，麵對上百萬的抗清士卒，麵對一千七百餘府廳州縣的九州遼闊領地和居住在這個轄區中的一億左右以漢族為主的各族人民，清帝所賴以存在的八旗人員，特別是滿洲八旗，有多少人丁？結論是嚴峻的。入關前夕，滿洲八旗有三百一十個牛錄，蒙古八旗一百一十八個牛錄，漢軍八旗一百六十四個牛錄，按當時規定一牛錄大致為二百丁來推算，滿洲八旗有男丁六萬二千丁，蒙古二萬三千六百丁，漢軍三萬二千八百丁，總共約為十一萬八千四百丁。這個數字本來就已經太少了，可是經過入關以後的長年征戰，滿洲人丁不僅沒有增加，還在不斷減少。順治五年滿洲八旗隻有男丁五萬五千三百三十丁，且多疲弱傷殘，家境艱難，這怎麽能肩負起“拱衛宸極”“綏靖疆域”的重大任務！
還不要說沙皇俄國正虎視眈眈，不斷侵占中國黑龍江流域土地，漠北喀爾喀蒙古、漠西厄魯特蒙古都與清廷有過糾紛，朝鮮亦是貢而不忠，心懷故明。這些因素，皆足以使清帝禦座飄搖動蕩，必須認真對待，妥善處理。
二、十四親政胸懷淩雲壯誌。
順治八年(1651)正月十二日，還差十八天才十三周歲的少年天子福臨，按當時習慣算法已是十四歲了。這一天的上午，他正端坐在太和殿寶座上，舉行親政大典，接受王公大臣叩拜。
盡管麵臨重重困難，荊棘遍地，危機四伏，但從其親政以後所作所為來看，這位少年天子並未為困難嚇倒，相反卻是胸懷壯誌，勇創偉業。他當然會從祖父清太祖努爾哈赤和父皇太宗皇太極的光輝業績中吸取力量，勉勵自己。
六十八年前，他的皇瑪法還隻是一個二十五歲的青年，社會閱曆不多，一切都由其爺爺覺昌安、父親塔克世主持辦理。誰料飛來天外橫禍，父、祖突然被明兵誤殺，明邊將又支持仇人尼堪外蘭，揚言欲立其為建州女真之主，尼堪威逼努爾哈赤歸順，族人心變，諸申多數離散，一時大廈將傾，愛新覺羅氏慘遭大禍。然而，剛強的努爾哈赤臨危不懼，威武不屈，率領朋友、弟弟和未走的諸申，總共隻有三四十人，就高舉義旗，以遺甲十三副起兵，勇猛衝殺，攻克尼堪所住的圖倫城，打響了建立金國――大清國的第一仗。此後，努爾哈赤身經百戰，雖遇勁敵，“於千百軍中，孤身突入”，“斬將搴旗”，所向披靡，鏖戰三十餘年，統一女真各部，屢敗明軍，進據遼沈，從一個女真枝部小小頭人，一躍而為轄地數千裏臣民數百萬的強大的金國英明汗，與昔日之主子大明皇帝分庭抗禮。
福臨又會情不自禁地想起皇父清太宗皇太極的雄偉身形。二十五年前，皇祖父久勝驕傲，慘敗於寧遠城下，負傷、生氣、患病，很快去世，諸貝勒“任置”皇太極為汗。此時，內有代善、阿敏、莽古爾泰三大貝勒與汗並尊，不願甘居汗下，號稱大金國汗的皇太極實際上隻是兩黃旗之主，外則四麵皆敵，百萬明兵時有東進收複遼沈之勢，北鄰蒙古，察哈爾林丹汗一心要重振先祖雄風，統一蒙古各部，聯明對付金國，南鄰之朝鮮國，忠於大明，縱容、支持明將毛文龍多次擾邊。金國內部，因太祖晚年歧視殺害漢民，致漢民紛起反抗，大批逃亡起義，田園荒蕪、百業凋敝，物價騰貴，“鬥米價銀八兩，人有相食者”。金國汗寶座眼見就搖搖欲墜了。然而皇太極知難而進，革弊興利，訓練士卒，耕墾田地，恢複生產，降服朝鮮和蒙古各部，幾次深入明國，直抵京師，屢敗明兵，掠獲人口上百萬及巨量牲畜財帛，又逐步裁抑王權，提高君威，登上寬溫仁聖皇帝寶座，奠定了入主中原的軍事基礎，日與謀士將領商議進關之戰。後終於在順治元年由攝政王多爾袞率軍入關，定鼎燕京。
今天雖有各種困難和危機，但總算是已經定鼎中原了，隻要廟謨正確，定能團結八旗王公大臣，統率百戰勁旅，完成統一全國的重大任務，並渡過財政難關，恢複社會經濟，做一個既守成又創業的英明君主。這就是十四歲的少年天子的心願和抱負。
第二節追罪睿王除其黨羽。
一、英王魯莽拘禁問罪絞死。
少年天子要想勵精圖治，做一番轟轟烈烈的大事業，首先就要掌握軍政大權，做一個名副其實的至尊無上之天子。為此，必須先從睿王府奪回其攫走之權力，削弱白旗諸王勢力。這本來很難。多爾袞苦心經營多年，網羅了一批黨羽，他和其弟豫親王多鐸雖已去世，但其兄英親王阿濟格仍轄有二十個牛錄，且長年征戰，開國有功，如若他和多爾袞親近大臣勾結，以二白一藍三旗之勢，也是不好對付的。
然而，天賜良機，阿濟格竟與攝政王之親信鬧翻了，為福臨奪回大權提供了良好條件。順治七年十二月初九多爾袞去世，第三日阿濟格遣人問正白旗大臣吳拜、蘇拜、博爾輝、羅什：“勞親王係我等阿格，當以何時來？”吳拜等人私議：英王此言，係欲誘令我等歸附於他，他若得到我們擁戴，“必思奪政”，遂增兵固守，防其作亂。阿濟格又遣人召正藍旗護軍統領阿爾津及僧格，質問為何不讓多鐸之子多尼來英王府，指責兩白旗大臣離間他與勞親之父子關係。阿爾津向吳拜等人談了會見之情，諸人商議後認為，英王欲掌握多尼，以得二白旗，然後“強勒諸王從彼”，“諸王既從”，英王“必思奪政”，遂報告與諸王。鄭親王濟爾哈朗、巽親王滿達海對吳拜等大臣說：二白旗若屬英王，英王必誤國亂政，“爾等係定國輔主之大臣，豈可響彼”。今既發覺其別有用心，我等當“固結謹密而行”。英王又曾告訴鄭王：多爾袞後悔撫養多鐸之子多爾博，故收養勞親入正白旗。此係暗示多爾袞欲以勞親代替多爾博為其嗣子，讓鄭王依從英王。英王又告端重王博洛，要他們理事三王議立一攝政者。於是，吳拜等傳集四旗大臣，揭發英王之過，諸王遂派撥兵役，於十二月十六日擒捕英王，押解至京。
福臨對此行動，異常高興，當諸王、固山額真、議政大臣議擬幽禁英王奪其牛錄籍沒家產人口時，他全部依議，從而去掉了一個嚴重隱患。《清世祖實錄》第51卷第11頁，第52卷第2―9頁。
從這件事自然會使他看清楚了四個問題。一是多爾袞雖然經營多年，獨攬大權，尊為“皇父”，言出令行，諸王似乎全看他的臉色行事，爭相獻媚，但他也因此而結怨太多，成了眾目睽睽之的，一到時候，被他壓抑的鑲藍、二紅等旗王公就會猛烈反撲，此次鄭王、巽王、端重王等之同意白旗大臣意見，果斷監禁英王，即係明證。二是睿王黨羽有可能分化瓦解，轉向幼君討好。此次之揭發並監禁英王，主要是多爾袞之心腹正白旗博爾輝等五大臣，便顯示出這一兆頭。三是八旗王公大臣值此政局即將巨變之時，必會觀察風雲，另行組合，且多會效力於帝。四是兩黃旗固山額真、護軍統領、前鋒統領、內大臣、一等侍衛、議政大臣中，多數遭受多爾袞壓抑，對正白旗大臣博爾輝等睿王黨羽之口傳王命，專橫跋扈，極為不滿，定會乘睿王死去之機，東山再起，堅定效忠皇上，發泄對睿王的怨憤，重擔輔君治國重任。總之，局勢已迅速向著有利於己的方向發展，必須抓緊時機，爭取、利用願意歸附於己的王公，依靠兩黃旗，分化兩白旗，急劇擴大自己的統治基礎，削弱和最後消滅睿王府勢力，真正執掌軍政大權，乾綱獨斷。
二、攝政“謀逆”籍沒焚屍揚灰。
這時，福臨肯定會對鄭王寄以厚望。鄭親王濟爾哈朗雖係太祖之侄，但深受太祖尤其是太宗的寵信和依賴，是太宗讓他繼承了鑲藍旗旗主之位，封授和碩親王，實際上名列諸王之首，連禮親王代善、睿親王多爾袞亦俱排列其後。太宗去世後，他與多爾袞同為輔政王、攝政王，亦曾一度名列睿王之前。不料，多爾袞權勢日大，不僅迫使鄭王謙讓退縮，甘願降居睿王之後，而且入主中原以後，多爾袞初於順治初年將鄭王由攝政王降為輔政王，繼又於順治四年取消其輔政王勳銜，改封其親弟豫親王多鐸為“輔政叔德豫親王”，並於順治五年給鄭親王定上欲圖擁立肅王為君擅謀大事等大罪，初擬議處死，改為革去親王爵，降為多羅郡王，罰銀五千兩，奪三牛錄，鄭王不久雖複親王爵，但一直被排擠，無權過問國政。鄭王曆經太祖、太宗、世祖三朝，身為鑲藍旗主，轄有滿洲、蒙古、漢軍、包衣四萬餘丁和一二十萬人口，且係清朝開國七大親王中唯一現存之王，禮親王代善、睿親王多爾袞、豫親王多鐸、肅親王豪格、成親王嶽托等五王已死，英親王阿濟格已被削爵籍沒監禁。因此，睿王死後，鄭親王濟爾哈朗威望激升，自然而然地成為諸王之首，爭取到鄭王，就能左右諸王公，而鄭王也極願效忠幼帝，重執朝政，痛懲死敵，削弱白旗勢力，雙方一拍即合，於是清廷很快發生了幾件大事。
當順治七年十二月十七日攝政王多爾袞柩車至京時，福臨一方麵表示萬分悲痛，隆重辦理喪事，且下詔追尊多爾袞為懋德修道廣業定功安民立政誠敬義皇父，廟號成宗，將其夫婦同於太廟，大赦天下，但同時即遣臣將攝政王府所有信符及賞功冊，收貯大內，並於十二月二十六日召集議政王議政大臣開會，命譚泰、吳拜、羅什傳諭議政王大臣，說：國家政務，悉以奏朕，朕年尚幼，未能周知人之賢否，吏刑戶三部尚書及正藍旗固山額真缺員，可會推賢能之人來奏。諸王、議政大臣遇緊要重大事情，可即奏朕，其餘細務，令理政三王理之。譚泰、吳拜、羅什奏稱：議推大臣，恐不免稍遲。福臨諭：遲而得當，何傷，但速而不得其人，是所憂也。於是議政王、議政大臣集議後上奏：吏刑戶三部事務重大，應各設尚書二員，吏部擬任韓岱、譚泰，刑部為濟席哈、陳泰，戶部係巴哈納、噶達渾，工部任藍拜，調親王多尼於正藍旗，以韓岱為固山額真，阿爾津為護軍統領。福臨批準所奏。《清世祖實錄》第51卷第11、12頁。
這是福臨第一次親理朝政，也是這位此時才十三歲的天子第一次顯示了他的治國之才。他的口諭表明，他很謙遜，大有禮賢下士虛心納諫之名君風度，對諸位議政王、議政大臣十分信任和依賴，尊重他們，征求他們的意見，委授治國重任於他們，與十幾天以前逝世之獨裁皇父多爾袞迥若兩人。多爾袞獨斷專橫，視諸王為臣屬，視諸大臣為奴，隨意斥責怒罵和懲處，諸王、大臣根本沒有處理政務之實權，早就引起諸王大臣不滿，他們當然歡迎即將親政的皇上有這樣的風度和對他們的器重。福臨的口諭又表明，他雖彬彬有禮，尊重諸王諸大臣，但他並不糊塗，他以文雅溫和的口氣和簡短的三句話，講明了三個問題，其一，尚書、固山額真之缺員，由議政王大臣會推賢能者上奏，最後決定權仍在帝之手中。其二，議政王大臣遇有緊要重大事情，可以也必須上奏，決定權仍屬幼君。第三，細務由理政三王處理。三點集中為一，即現在重大事情重要員缺之最後決定權由帝掌握，諸王、諸議政大臣各有相當之權力，與以前純係攝政王之奴仆大不相同。對此，王大臣中的大多數，必然是心悅誠服的，必然大大提高了幼帝之權力和威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