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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八”

  諸葛公“原文”諸葛孔明千載人,其用兵行師,皆本於仁義節製,自三代以降,未之有也。蓋其操心製行,一出於誠,生於亂世,躬耕隴畝,使無徐庶之一言,玄德之三顧,則苟全性命,不求聞達必矣。其始見玄德,論曹操不可與爭鋒,孫氏可與為援而不可圖,唯荊、益可以取,言如蓍龜,終身不易。二十餘年之間,君信之,士大夫仰之,夷夏服之,敵人畏之。上有以取信於主,故玄德臨終,至雲"嗣子不才,君可自取";後主雖庸懦無立,亦舉國聽之而不疑。下有以見信於人,故廢廖立而立垂泣,廢李嚴而嚴致死,後主左右奸辟側佞,充塞於中,而無一人有心害疾者。魏盡據中州,乘操、丕積威之後,猛士如林,不敢西向發一矢以臨蜀,而公六出征之,使魏畏蜀如虎。司馬懿案行其營壘處所,歎為天下奇才。鍾會伐蜀,使人至漢川祭其廟,禁軍士不得近墓樵采,是豈智力策慮所能致哉?魏延每隨公出,輒欲請兵萬人,與公異道會於潼關,公製而不許,又欲請兵五千,循秦嶺而東,直取長安,以為一舉而鹹陽以西可定。史臣謂公以為危計不用,是不然。公真所謂義兵不用詐謀奇計,方以數十萬之眾,據正道而臨有罪,建旗鳴鼓,直指魏都,固將飛書告之,擇日合戰,豈複翳行竊步,事一旦之譎以規鹹陽哉!司馬懿年長於公四歲,懿存而公死,才五十四耳,天不祚漢,非人力也。"霸氣西南歇,雄圖曆數屯。"杜詩盡之矣。

  “譯文”諸葛孔明乃千載偉人,他用兵行軍,按仁義道德的要求行事,自夏、商、周以來,未曾有過他這樣的人。這是因為他的思慮和行為,都出於一種忠誠之心。他生於亂世,親自耕種於隴畝,假使沒有徐庶的推薦之言,沒有劉玄德的三顧茅廬,他必然是保全性命,不求聞達,老死於襄陽隆中了。他第一次與劉玄德相見,就提出曹操強盛,不可與他較量高低,孫權可以結為盟友但不可圖謀他,隻有荊州、益州可以奪取。他的話如同占卜一樣準確,一生都不可改易。二十餘年中,君主信任他,士大夫仰慕他,少數民族信服他,敵人畏懼他。對上,他取得君主的信任,故劉玄德臨終之際,甚至說出了"我的兒子若不才,您可以自己作皇帝"的話。後主劉禪雖然平庸怯懦無立國之才,但後主把整個國家交給他掌管,並不加懷疑。對下,他的公正取得了部下的高度信賴。在生時他廢除了長水校尉廖立和驃騎將軍李嚴的官職,但他死後,廖立痛哭不已,李嚴憂愁死去。後主左右奸佞之臣充塞宮中,但沒有一個人存有暗害諸葛孔明之心的。時曹魏盡占中州之地,並依靠曹操、曹丕的餘威,猛將如林,但不敢向西方的蜀國射一支箭,相反,諸葛孔明六出祁山伐魏,使魏畏蜀如虎。後司馬懿巡視諸葛孔明行營紮寨的地方,感歎他確實是天下奇才。鍾會伐蜀,特別派人到漢川祭祀諸葛孔明廟,嚴禁軍士到諸葛孔明墳墓旁邊砍柴,這難道不是高超的智力和謀略所獲得的尊敬嗎?魏延每次跟隨諸葛公出兵,都請求領兵萬人,從暗道出奇兵,與諸葛公會師潼關,諸葛公製止他,不允許他這樣做。魏延又請求領兵五千,沿著秦嶺往東,直取長安,認為一舉可以把鹹陽以西之地平定,史家認為諸葛公視魏延之議乃危險之計而不采用。其實不然,諸葛公認為正義之師不能使用詐謀奇計,他要率領數十萬大軍,從正道去討伐敵人。他舉起大旗,高鳴戰鼓,直指魏國的都城。他本來要送戰書給魏,選擇日期交戰,怎麽能隱秘行動,以譎詐之計謀圖鹹陽呢?司馬懿年長諸葛公四歲,但懿在而公死,年僅五十四歲。上天不保佑漢室,這非人力所能挽回。"霸氣西南歇,雄圖曆數屯。"杜甫詩已將這層意思概括盡了。

  沐浴佩玉“原文”"石駘仲卒,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為後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此《檀弓》之文也。今之為文者不然,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者如之,祁子獨不可,曰:'孰有執親之喪若此者乎?'"似亦足以盡其事,然古意衰矣。

  “譯文”"石駘仲(春秋時衛國大夫)死,有庶子六人,通過占卜來決定哪個兒子繼承父親的爵祿,卜者說:'沐浴佩帶玉器則吉祥。'結果五人沐浴時都佩帶玉器。隻有石祁子(石駘仲子)說'哪裏有在父親喪事之際而沈浴佩玉的呢?'他沐浴偏不佩玉。"這是《禮記·檀弓》的記載,今天寫文章的人就不同,必然這樣寫:沐浴佩帶玉器則吉祥,五個人都是這樣,五祁子獨不同,說:"哪有在父親喪事時這樣做的?"這樣的文字似乎也可以概述這件事,但古文中的意思就減弱多了。

  談叢失實“原文”後山陳無己著《談叢》六卷,高簡有筆力,然所載國朝事,失於不考究,多爽其實,溫析數端於此。

  其一雲:"呂許公惡韓、富、範三公,欲廢之而不能,及西軍罷,盡用三公及宋莒公、夏英公於二府,皆其仇也。呂既老,大事猶問,遂請出大臣行三邊,既建議,乃數出道者院宿,範公奉使陝西,宿此院,相見雲雲。"按呂公罷相,詔有同議大事之旨,公辭,乃慶曆三年三月,至九月致仕矣。四年七月,富、範始奉使,又三公入二府時,莒公自在外,英公拜樞密使而中輟,後二年莒方複入,安有五人同時之事。

  其二雲:"杜正獻、丁文簡為河東宣撫,任布之子上書曆詆執政,至雲至於臣父,亦出遭逢,謂其非德選也。杜戲丁曰:'賢郎亦要牢籠'丁深銜之。其後二公同在政府,蘇子美進奏事作,杜避嫌不預,丁論以深文,子美坐廢為民,杜亦罷去。一言之謔,貽禍如此。"按杜公以執政使河東時,丁以學士為副。慶曆四年十一月進奏獄起,杜在相位,五年正月罷,至五月,丁公方從翰林參加政事,安有深文論子美之說?且杜公重厚,當無以人父子為謔之理,丁公長者也,肯追仇一言陷賢士大夫哉?

  其三雲:"張乖崖自成都召為參知政事,既至而腦疽作,求補外,乃知杭州而疾愈。上使中人往伺之,言且將召也,丁晉公以白金賂使者,還言如故,乃不召。"按張兩知成都,其初還朝為戶部使、中丞,始知杭州。是時,丁方在侍從;其後自蜀知昇州,丁為三司使,豈有如前所書之事?

  其四雲:"乖崖在陳,聞晉公逐萊公,知禍必及己,乃延三大戶與之博,出彩骰子勝其一坐,乃買田宅為歸計以自汙,晉公聞之,亦不害也。"按張公以祥符六年知陳州,八年卒,後五年當天禧四年,寇公方罷相,旋坐貶,豈有所謂乖崖自汙之事?

  茲四者所係不細,乃誕漫如此。蓋前輩不家藏國史,好事者肆意飾說為美聽,疑若可信,故誤人紀述。後山之書,必傳於後世,懼詒千戴之惑,予是以辯之。

  “譯文”後山居士陳無己(師道)著有《談叢》六卷,文字高妙簡潔有力,但所記合的國朝(指宋朝)史事,缺乏考證核實,大多不合事實。現隨便摘出幾條如下:

  其一說;"許國公呂夷簡厭惡韓琦、富弼、範仲淹三人,要罷免他們,又沒有這種能力。到與西夏戰爭結束,朝廷信用三人以及莒國公宋庠、英國公夏竦為樞密院與中書門下(時稱西、東二府)的長官,這些人都是呂夷簡的政敵。呂夷簡年紀已老,但朝廷大事還是征求他的意見,於是他請求派兩府大臣兼任河北、河東、陝西等邊界的宣撫使。建設既被批準,乃使赴邊大臣在樞密院宿夜。範仲淹奉旨去陝西,夜宿樞密院等等。"據查,呂夷簡被罷免宰相後,皇帝下詔要他與在位大臣同議軍國大事,他卻推辭了,那是慶曆三年三月,到九月他就退休了。慶曆四年七月,富弼、範仲淹才奉派為宣撫使。另外,韓、富、範三公入二府時,莒公在外地任職,英公雖拜授樞密使,但中間又予以改變。兩年後,莒公才複入西府,哪裏有五個人同時入二府之事呢?

  其二說:"杜正獻(衍)、丁文簡(度)任河東宣撫時,任布的兒子上書詆毀各執政大臣,甚至說到他的父親,其任官也純粹是機遇,並非靠德才選拔上來的。杜衍對丁度開玩笑說:'你對你的兒子也要籠絡籠絡'(意思是免得他兒子上書說他無德無才),丁度對杜衍的話深懷怨恨。後來二人同在朝廷執政,杜衍女婿蘇子美遭人誣陷被審問,杜衍因避嫌不參與此案的審理,丁度嚴格按法律條文處罪,結果蘇子美被廢為民,杜衍也受牽連免職。這是一句玩笑話,卻招致了如此大的禍害。"我查杜公以執政大臣出使河東時,丁度以學士身份為副使。慶曆四年十一月蘇子美之案件發生,杜衍是宰相,慶曆五年正月被罷免。至五月,丁度才從翰林學士提拔為參知政事,豈有法律處置蘇子美的說法?而且杜公是個穩重敦厚的人,應當不會有拿人家父子開玩笑的道理,丁公也是敦厚長者,難道會因記仇一句玩笑話而陷害朝廷中的賢士大夫嗎?

  其三說:"張乖崖(泳)自成都被召回任參知政事,到京後腦瘡發作,要求去外地任官,於是任他為杭州知州,病也好了。皇帝派宦官去探訪他,對他說皇帝將重新召他為參知政事。丁度用白金賄賂使者,說張泳病情如故,皇帝沒有召他。"查張泳兩次在成都作官,第一次還京為戶部使、禦史中丞,然後為杭州知州。這個時候。丁度擔任侍從。第二次,張泳自四川調任升州知州(今南京市),丁度為三司使,哪裏會有前麵所述之事?

  其四說:"張乖崖在陳州(今河南淮陽),聽說晉國公丁謂把萊國公寇準排擠出朝廷,知道災禍將波及自己,於是將當地三個富戶招來賭博,用彩骰子勝了在座的三位富戶,於是買田宅準備歸老山林,實際上自汙,(以減輕皇帝對他猜疑。)丁謂聽說後,也不加害於張乖崖了。"據查,張泳是祥符六年為陳州知州,祥符八年就死了,五年後即天禧四年,寇準方被罷相,不久又被貶逐,哪裏會有張泳自汙之事?

  上述四條關係的事情不小,而這樣荒唐隨意。這是因為前輩們家中很少藏有國家修的正史,好事之人便任意加油添醋編出故事,人們以為是可信的真人真事,因而給寫書記事的人造成誤會。後山陳無己的書,必然會傳於後世,恐怕這些錯誤的記載將會流傳千載以下,我因此進行了辨別。

  石砮“原文”東坡作《石砮記》雲:"《禹貢》荊州貢礪、砥、砮、丹及箘、羈、楛,梁州貢砮、磬。至春秋時,隼集於陳廷,楛矢貫之,石砮長尺有咫,問於孔子,孔子不近取之荊、梁,而遠取之肅慎,則荊、梁之不貢此久矣。顏師古曰:'楛木堪為(上竹下可),今豳以北皆用之。'以此考之,用楛為矢,至唐猶然,而用石為砮,則自春秋以來莫識矣。"按《晉書·挹婁傳》:有石砮、楛矢,國有山出石,其利入鐵;周武王時,獻其矢、砮;魏景元末亦來貢;晉元帝中興,又貢石砮;後通貢於石虎,虎以誇李壽者也。《唐書·黑水靺鞨傳》:其矢,石鏃長二寸。蓋楛砮遺法,然則東坡所謂春秋以來莫識,恐不考耳。予家有一砮,正長二寸,豈黑水物乎?

  “譯文”蘇東坡作《石砮記》說:"《禹貢》記載,荊州貢納礪、砥(礪,磨刀石,砥,較細的磨刀石)、砮(石製的箭鏃)、丹(砂)、及箘、羈(兩種善竹)、楛(可做箭杆的木),梁州貢納砮、磬。到春秋時期,鷹隼飛集陳國的宮廷,用楛矢射穿。石砮長一尺八寸,有人問孔子(關於石砮的知識),孔子不就近取荊州、梁州為例,而取遠處的肅慎(古族名,居長白山、黑龍江中下遊一帶)為例,這說明當時荊、梁二州早已不貢該物了。顏師古說;'楛木可做箭杆,現在豳(陝西栒邑縣西)以北還使用它。'由此可見,用楛作矢,至唐朝還是這樣,但用石為砮,則自春秋以來就很少有人知道了。"我查《晉書·挹婁傳》,上麵記載有石砮、楛矢,其國中有座山出產的石頭鋒利無比,可以刺入鐵中。周武王時,挹婁貢獻矢、砮;曹魏元帝景元末年,亦來貢納矢、砮;東晉元帝中興時,又貢石砮;後又與石虎往來,並貢石砮給後趙,石虎曾就此物向成漢王李壽誇耀過呢。《新唐書·黑水靺鞨傳》載:其矢,石鏃長達二寸。大約是古代製作楛砮方法的遺傳。然而蘇東坡說春秋以來很少有人知道楛砮,恐怕不可信。我家亦有一砮,正好長二寸,是不是就是黑水靺鞨的產物呢?

  陶淵明“原文”陶淵明高簡閑靖,為晉、宋第一輩人。語其饑則簞瓢屢空,瓶無儲粟;其寒則短褐穿結,絺綌冬陳;其居則環堵蕭然,風日不蔽。,窮困之狀,可謂至矣。讀其《與子儼等疏》雲:"恨室無萊婦,抱茲苦心。汝等雖不同生,當思四海皆兄弟之義,管仲、鮑叔,分財無猜,他人尚爾,況同父之人哉!"然則猶有庶子也。《責子》詩雲:"雍、端年十三"。此兩人必異母爾。淵明在彭澤,悉令公田種秫,曰:"吾常得醉於酒足矣。"妻子固請種粳,乃使二頃五十畝種秫,五十苗種粳。其自敘亦雲:"公田之利,足以為酒,故便求之。"猶望一稔而逝,然仲秋至冬,在官八十餘日,即自免去職。所謂秫粳,蓋未嚐得顆粒到口也,悲夫!

  “譯文”陶淵明高潔、閑靜、談遠,是晉宋時期的第一流人物。形容他的饑餓時,他用"簞瓢屢空,瓶無儲粟";形容他的寒冷時,用"短褐穿結,絺綌冬陳"(絺,細葛布;綌,粗葛布,意思是冬天還穿著夏天的葛布衣裳,無棉衣過冬);他住的地方是環堵蕭然(四壁皆空),風日不蔽(冬不擋寒風,夏不遮烈日)。窮困之狀,可以說到了極點。但讀他的《與子儼等疏》,其中寫道:"恨室中沒有楚國老菜子之妻那樣的賢婦,我隻有一片苦心。你們雖不是一母所生,但應思四海皆兄弟這句話的含意,曆史上的管仲、鮑叔二人是朋友,分財時互不猜疑,外人尚可以這樣,何況你們還是同父之兄弟呢!"這說明,陶淵明娶了妾並生有庶子呢。他的《責子》詩說:"雍、端年十三。"此兩人必然是異母兄弟。陶淵明在彭澤作縣令時,下令公田全部種高粱釀酒,並說:"我隻要經常醉在酒鄉就足夠了。"他的妻子堅持要求種粳稻,他隻好讓其中的二頃五十畝種高粱,五十畝種粳稻。他在自敘中說:"公田的收成,足夠喝酒,所以就要求作了彭澤的縣令。"他本打算等莊稼收獲了就辭職,但從仲秋到冬天,在官僅八十餘天,就自動免職。所謂高粱、粳稻,他一粒也沒到嘴,令人悲歎!

  東晉將相“原文”西晉南渡,國勢至弱,元帝為中興主,已有雄武不足之譏,餘皆童幼相承,無足稱算。然其享國百年,五胡雲擾,竟不能窺江,漢,苻堅以百萬之眾,至於送死淝水,後以強臣擅政、鼎命乃移,其於江左之勢,固自若也,是果何術哉?嚐考之矣,以國事付一相,而不貳其任,以外寄付方伯,而不輕其權,文武二柄,既得其道,餘皆可概見矣。百年之間,會稽王昱、道子、元顯以宗室,王敦、二桓以逆取,姑置勿言,卞壺、陸玩、郗鑒、陸曄、王彪之、坦之不任事,其真托國者,王導、庾亮、何充、庾冰、蔡謨、殷浩、謝安、劉裕八人而已。方伯之任,莫重於荊、徐,荊州為國西門,刺史常都督七八州事,力雄強,分天下半,自渡江訖於太元,八十餘年,荷閫寄者,王敦、陶侃、庾氏之亮翼、桓氏之溫、豁、衝、石民八人而已,非終於其軍不輒易,將士服習於下,敵人畏敬於外,非忽去忽來,兵不適將,將不適兵之比也。頃嚐為主上論此,蒙欣然領納,特時有不同,不能行爾。

  “譯文”晉室南渡,國勢十分衰弱,晉元帝作為中興之主,已有"雄武不足"的議論。其他皇帝,大多是兒童以至幼兒承王位,不值一提。然而東晉朝享國百餘年之久,當"五胡"在北方風雲際會,騷擾半個中國時,他們不敢窺視江漢地區。苻堅率領軍隊百萬,竟在淝水被打得大敗而逃。東晉後來由於強臣專權,皇位才被轉移至他人(指桓玄、劉裕代晉)。江左政權長期安然自若,究竟是什麽原因呢?我的考察是:把國象的大政交給一個宰相,而不使他人分宰相之權。把外麵的軍事大權托付給鎮守一方的大將,不使他有名無實(即給以實權)。這樣文武兩方麵的權柄,都能得到妥善的處置,其他方麵的問題就可想而知了。東晉百年之中,會稽王司馬昱、司馬道子、司馬元現以宗室執政亂國,王敦、桓溫、桓玄以悖逆掌權,姑且置之不論,卞壺、陸玩、郗鑒、陸曄、王彪之、王坦之為官不作事,其真正可以托付國政的是王導、庾亮、何充、庾冰、蔡謨、殷浩、謝安、劉裕八人而已。地方牧守的委任,沒有比荊州、徐州更重要的了。荊州是國家的西邊門戶,荊州的刺史經常都督七八個州的軍事。實力雄厚強大,占去了國家的一半勢力。自晉元帝渡江到晉武帝太元年間,八十餘年,在荊州擔任統兵將帥的是王敦、陶侃、庾亮、庾翼、桓溫、桓豁、桓衝、桓石民八人而已,統兵將帥除非死於軍中,則不輕易改授。統帥下麵的將士熟悉服從他,外麵的敵人敬重懼怕他,那種忽去忽來、士兵不適應將軍、將軍不適應士兵的情況是不能與之相比的。最近我曾經對皇帝談論這個問題,雖然皇帝很感興趣,但由於時代不同,不能實行了。

  賞魚袋“原文”衡山有唐代開元二十年所建《南嶽真君碑》,衡州司馬趙頤貞撰,荊府兵曹蕭誠書。末雲,"別駕賞魚袋,上柱國光大晊。"賞魚袋之名不可曉,他處未之見也。

  “譯文”南嶽衡山有唐玄宗開元二十年所建造的《南嶽真君碑》,為衡州司馬趙頤貞所撰的詞,荊府兵曹蕭誠書寫。碑文最後寫道:"別駕賞魚袋,上柱國光大晊。"賞魚袋其名不可理解,在其他地方也沒有見到過。

  浯溪留題“原文”永州浯溪,唐人留題頗多,其一雲:"太仆卿分司東都韋瓘,太中二年過此。餘大和中以中書舍人謫宦康州,逮今十六年。去冬罷楚州刺史,今年二月有桂林之命,才經數月,又蒙除替,行次靈川,聞改此官,分司優閑,誠為忝幸。"按《新唐書》:"瓘仕累中書舍人,與李德裕善,李宗閔惡之,德裕罷相,貶為明州長史,終桂管觀察使。"以題名證之,乃自中書謫康州,又不終於桂,史之誤如此。瓘所稱十六年前,正當大和七年,是時,德裕方在相位,八年十一月始罷,然則瓘之去國,果不知坐何事也。

  “譯文”永州(今湖南永州)的浯溪,唐代人留下的題名石刻很多。其一說:"太仆卿分司東都韋瓘,宣宗太中二年路過此處。我(指韋瓘自己)於文宗太和年間以中書舍人身份貶謫到康州(今西藏昌都地區),至今已十六年。去年冬天罷免我的楚州刺史之職,今年二月又接到赴桂林為官的詔命,才過了幾個月,又有新的調任。我走至靈川(今屬廣西),才知道改授為東都(洛陽)分司之職。分司此職待遇優厚,事務閑悠,令我內心十分高興。"據考證,《新唐書》記載:"瓘仕宦不斷提升至中書舍人,與李德裕友善,李宗閔憎惡他(李宗閔與李德裕是仇敵),李德裕罷相後,瓘亦貶為明州刺史(今浙江鄞縣),死於桂林觀察使任上。"以韋瓘的題名進行辨證,他是以中書舍人身份貶謫康州,又不是死在桂林,史書記載的錯誤竟到了這種地步。韋瓘所說的十六年前,正是太和七年,這時,李德裕還在相位,到太和八年十一月才被罷免。然而韋瓘從中書舍人遭貶謫離開國都,真不知是什麽原因?

  皇甫湜詩“原文”皇甫湜、李翱,雖為韓門弟子,而皆不能詩,浯溪石間有湜一詩,為元結而作,其詞雲:"次山有文章,可惋隻在碎。然長於指敘,約潔多餘態。心語適相應,出句多分外。於諸作者間,拔戟成一隊,中行雖富劇。粹美君可蓋。子昂感遇佳,未若君雅裁。退之全而神,上與千年對。李杜才海翻,高下非可概。文於一氣間。為物莫與大。先王路不荒,豈不仰吾輩。石屏立衙衙,溪口揚素瀨。我思何人知,徙倚如有待。"味此詩乃論唐人文章耳,風格殊無可采也。

  “譯文”皇甫湜、李翱,雖然都是韓愈門下的弟子,但都不會寫詩。浯溪石間刻有皇甫湜的一首詩,是為元結而寫的,詩寫道:"次山(元結字次山)有文章,可惋隻在碎。然長於指敘,約潔多餘態。心語適相應,出句多分外。於諸作者間,拔戟成一隊。中行雖富劇,粹美君可蓋。子昂感遇佳,未若君雅裁。退之(韓愈字)全而神,上與千年對。李、杜才海翻,高下非可概。文於一氣間,為物莫與大。先王路不荒,豈不仰吾輩。石屏立衙衙(浯溪兩岸的石屏聳立成行),溪口揚素瀨(溪口揚起白色的急流)。我思何人知,徙倚如有待。"品味此詩,不過是評論唐人的詩文而已,在風格上沒有任何可取之處。

  人物以義為名“原文”人物以義為名者,其別最多。仗正道曰義,義師、義戰是也。眾所尊戴者曰義,義帝是也。與眾共之曰義,義倉、義社、義田、義學、義役、義井之類是也。至行過人曰義,義士、義俠、義姑、義夫、義婦之類是也。自外入而非正者曰義,義父、義兒、義兄弟、義服之類是也。衣裳器物亦然,在首曰義髻,在衣曰義襴、義領,合中小合子曰義子之類是也。合眾物為之,則有義漿、義墨、義酒。禽畜之賢,則有義犬、義鳥、義鷹、義鶻。

  “譯文”人與物以義為名稱者特別多。依仗正道叫義,如義師、義戰。大眾所尊敬擁戴的人也叫義,如義帝。大家共同享有的東西也叫義,如義倉、義社、義田、義役、義井之類。超過常人的行為也叫義,如義士、義俠、義姑、義夫、義婦之類。外來而不是正統的也叫義,如義父、義兒、義兄弟、義服之類。衣裳器物也是如此,在頭上的叫義髻,在衣服上的叫義襴、義領,盒子中有小盒子叫義子之類。把多類物品相混合,則有義漿、義墨、義酒。禽畜中有靈氣的則叫義犬、義鳥、義鷹、義鶻。

  人君壽考“原文”三代以前,人君壽考有過百年者。自漢、晉、唐、三國、南北下及五季,凡百三十六君,唯漢武帝、吳大帝、唐高祖至七十一,玄宗七十八,梁武帝八十三,自餘至五六十者亦鮮。即此五君而論之。梁武召侯景之禍,幽辱告終,旋以亡國;玄宗身致大亂,播遷失意,飲恨而沒。享祚久長,翻以為害,固已不足言。漢武末年,巫蠱事起,自皇太子、公主、皇孫皆不得其死,悲傷愁沮,群臣上壽,拒不舉觴,以天下付之八歲兒。吳大帝廢太子和、殺愛子魯王霸。唐高祖以秦王之故,兩子十孫同日並命,不得已而禪位,其方寸為如何?然則五君者雖有崇高之位,享耆耋之壽,竟何益哉!若光堯太上皇帝之福,真可於天人中求之。

  “譯文”夏、商、周三代以前,君主的壽命有超過百年的。自漢、晉、唐、三國、南北朝下至五代,凡有一百三十六個君主,唯漢武帝、吳大帝(孫權)、唐高祖年至七十一歲,唐玄宗七十八歲,梁武帝八十三歲,其餘至五六十歲的都少。就這五位君主而言:梁武帝招至侯景之禍,被囚禁受辱而死,不久亡國;玄宗也是親自招來安史大亂,流亡四川,失去帝位,飲恨而沒。享受的年祚越長久,反而是禍害,此不必多說。漢武帝末年,巫蠱之禍起,自皇太子、公主、皇孫多死於非命。漢武帝悲傷、憂愁、沮喪已極,群臣為他祝壽,他拒不舉杯,最後隻得把天下交給八歲的孩童(昭帝)。吳大帝孫權廢掉太子孫和,殺愛子魯王霸。唐高祖以秦王李世民的緣故,兩個兒子(指李建成、李元吉)十個孫子在同一天喪命,自己不得已而禪位給二子李世民,他的內心如何?這五位君主雖然有崇高的地位,又享有七八十歲的高壽,究竟有什麽益處呢?象光堯太上皇帝(宋高宗退位後所上的尊號)那樣的福氣,隻有在天上神仙中尋求了。

  韓文公佚事“原文”韓文公自禦史貶陽山,新舊二唐史,皆以為坐論宮市事。按公《赴江陵途中詩》,自敘此事甚詳,雲:"是年京師旱,田畝少所收。有司恤經費,未免煩誅求。傳聞閭裏間,赤子棄渠溝。我時出衢路,餓者何其稠!適會除禦史,誠當得言秋。拜疏移閣門,為忠寧自謀。上陳人疾苦,無令絕其喉。下言畿甸內,根本理宜優。積雪驗豐熟,幸寬待蠶麰。天子惻然感,司空歎綢繆。謂言即施設,乃反遷炎洲。"皇甫湜作公神道碑雲:"關中旱饑,人死相枕藉。吏刻取恩,先生列言天下根本,民急如是,請寬民徭而免田租,專政者惡之,遂貶。"然則不因論宮市明甚。碑又書三事雲:"公為河南令,魏、鄆、幽、鎮各為留邸,貯潛卒以橐罪亡,公將擿其禁,斷民署吏,俟旦發,留守尹大恐,遽止之。是後鄆邸果謀反,將屠東都,以應淮、蔡。及從討元濟,請於裴度,須精兵千人,間道以入,必擒賊。未及行,李愬自文城夜入,得元濟。三軍之士,為公恨。複謂度曰:今借聲勢,王承宗可以辭取,不煩兵矣。得柏耆,口授其詞,使耆執筆書之,持之以入鎮州,承宗遂割德、棣二州以獻。"李翱作公行狀,所載略同。而《唐書》並逸其事,且以鎮州之功,專歸柏耆,豈非未嚐見湜文集乎?《資治通鑒》亦僅言耆以策幹愈,愈為白度,為書遣之耳。

  “譯文”韓文公(愈)自禦史貶到陽山(今屬廣東),新舊《唐書》都以為是韓愈諫止宮市的事情受懲罰。而根據他自己所作《赴江陵途中詩》,對此事的敘說極為詳細,他說:"是年京師旱,田畝少所收。有司恤經費,未免煩誅求。傳聞閭裏間,赤子棄渠溝。我時出衢路,餓者何其稠!適會除禦史,誠當得言秋。拜疏移閣門,為忠寧自謀。上陳人疾苦,無令絕其喉。下言畿甸內,根本理宜優。積雪驗豐熟,幸寬待蠶麰。天子惻然感,司空歎綢繆。謂言即施設,乃反遷炎洲!"皇甫湜為他作的神道碑寫道:"關中遭遇大旱,人民饑餓,死者遍地,官吏刻剝百姓以求皇帝恩寵。先生上疏說關中為天下根本,百姓遭災如此嚴重,請求放寬徭役,免除田租。當政者憎恨他,便將他貶謫出朝廷。"從這裏可知,韓愈被貶並不是由於宮市的原因。神道碑還寫了幾件事說:"韓公為河南令時,魏州(今河北大名)、鄆州(今山東鄆城縣)、幽州(今北京市)、鎮州(今河北正定)四個藩鎮各在洛陽設留守藩邸,貯藏暗中招募的兵卒並窩藏逃犯。韓公準備揭發他們的違法行為,布置人員,封鎖其邸,一旦天明就公布他們的罪行。四鎮留守官員十分害怕,馬上停止了所有違法活動。這件事後鄆城果然謀反,還妄圖血洗東都,以響應淮西(今河南汝南信陽一帶)的蔡州(今河南汝南)叛亂。韓公跟從裴度討伐吳元濟,他請於裴度,派精兵千人,從小路進入蔡州,必然擒賊。未及實行,李愬已自文城(今河南唐河)提兵雪夜進入蔡州城,活捉了吳元濟。三軍人士,都為韓公感到遺憾。韓公又對裴度說:'憑著平定淮西的聲勢,鎮州的王承宗可以通過利害說服,不必動用軍隊。'於是找到了善言辭的柏耆,親自口授了對王承宗的信,並要柏耆用筆記下,拿著信進入鎮州。王承宗遂割德、棣二州獻給唐中央。"李翱所作韓公的行狀,與此記載大致相同。而新舊《唐書》均未載其事,並且把鎮州獻地之功全記在柏耆的身上,是不是沒看皇甫湜的文集呢?《資治通鑒》也僅僅說柏耆以計策見韓愈,韓愈為他告之裴度,並寫了封信給柏耆帶到鎮州去罷了。

  論韓公文“原文”劉夢得、李習之、皇甫持正、李漢,皆稱誦韓公之文,各極其摯。劉之語雲:"高山無窮,太華削成。人文無窮,夫子挺生。鸞鳳一鳴,蜩螗革音。手持文柄,高視寰海,權衡低昂,瞻我所在。三十餘年,聲名塞天。"習之雲:"建武以還,文卑質喪,氣萎體敗,剽剝不讓。撥去其華,得其本根,包劉越嬴,並武同殷。六經之風,絕而複新,學者有歸,大變於文。"又雲:"公每以為自揚雄之後,作者不出,其所為文,未嚐效前人之言而固與之並,後進之士有誌於古文者。莫不視以為法。"皇甫雲:"先生之作,無圓無方,主是歸工,抉經之心,執聖之權,尚友作者,跂邪觝異,以扶孔子,存皇之極。茹古涵今,無有端涯。鯨鏗春麗,驚耀天下,栗密窈眇,章妥句適,精能之至,鬼入神出,姬氏以來,一人而已。"又雲:"屬文意語天出,業孔子、孟軻而侈其文,焯焯烈烈,為唐之章。"又雲:"如長江秋注,千裏一道,然施於灌激,或爽於用。"此論似為不知公者。漢之語雲:"詭然而蛟龍翔,蔚然而虎鳳躍,鏘然而韶鈞鳴,日光玉潔,周情孔思,千態萬貌,卒澤於道德仁義,炳如也。"是四人者,所以推高韓公,可謂盡矣。及東坡之碑一出,而後眾說盡廢,其略雲:"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是皆有以參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自東漢以來,道喪文弊,曆唐貞觀開元而不能救,獨公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複歸於正。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豈非參天地而獨存者乎?"騎龍白雲之詩,蹈厲發越,直到雅、頌,所謂若捕龍蛇、搏虎豹者,大哉言乎!

  “譯文”劉夢得(禹錫)、李習之(翱)、皇甫持正(湜)、李漢都是極其誠摯地稱頌韓公(愈)的文章。劉夢得的稱頌語是:"高山難於窮盡,華山因險峭而出名。文章沒有止境,韓夫子挺然而立,文如鸞鳳而鳴,使紛擾不寧的文壇變音。手持文柄,俯視寰海,評論文章的高下,了解我輩的不足。三十餘年之間,韓夫子的聲名充塞天地。"李習之的評論是:"建武(東漢光武帝年號)以來,文風卑弱,文氣萎靡,體質衰敗,彼此攻擊,互不相讓。(韓公)剔去文壇的浮華,複得文章的本質。文章風格包容劉漢,超越秦朝,與周武王時並駕,與殷商齊驅。《六經》樸實的文風,得以繼承而革新。使天下的學者有所遵循,文章風格為之大變。"他又說:"韓公常常認為自西漢揚雄之後,沒有大家出現。他寫文章,從不仿效前人寫法卻又與之相同。後來的士人想學古文的,無不以他的文章為規範。"皇甫評論說:"先生的文章,渾然一體,主題高妙,抉取《六經》的思想,體會聖人評論事物的方法。崇尚朋友的作品,區別邪僻,抑製異說,扶持孔子,保存大道。包含古今,沒有終極。筆力雄健,辭采妍麗,驚耀天下。(內容)充實縝密,章句妥帖,精妙之至。出神入化,自周代以來,僅此一人而已。"又說:"寫作文章,如同天出,繼承孔子、孟子的文風並加以發揚,鮮明氣概,是唐代文章的楷模。"又說:"(先生的文章)如長江秋濤,一瀉千裏,若用於灌溉,則失之於用。"這說法似乎有點不理解韓公。李漢的評論是:"(韓公文章)奇異詭怪如蛟龍飛翔,文采華美如虎騰鳳躍,語辭鏗鏘如韶樂鳴唱,如太陽之耀眼,如白玉之光潔,懷周人之情感,得孔子之思想,千態萬貌,其對道德仁義的潤澤,十分明顯。"上麵四個人,推崇韓公,頌揚的話說盡了。但蘇東坡的《韓文公廟碑》一出,所有的評論讚美都顯得蒼白無力。蘇東坡碑文大意是:"一個普通平民卻成為百代宗師,說出的一句話可以成為天下人的準則,這是因為他的言行可以與天地化育萬物並論,關係到國家的盛衰命運。自東漢以來,道德淪喪,文風敗壞,曆唐代貞觀、開元兩個時期也未能挽救,惟獨隻有韓公在談笑之間揮斥邪說,天下之人傾倒跟隨,由是文風複歸於正。他的文章重振自東漢、魏、晉、宋、齊、梁、陳、隋八代以來的衰落頹廢,把天下人從沉溺中拯救出來,這難道不是與天地孕育萬物相同嗎?"蘇氏在碑文後麵寫的騎龍遨遊白雲鄉的詩,慷慨激越,與《詩經》中的《雅》《頌》風格相媲美,正是所謂捕龍蛇、搜虎豹一般,多麽寵大氣烈的用語啊!

  治生從宦“原文”韓詩曰:"居閑食不足,從仕力難任。兩事皆害性,一生常苦心。"然治生從宦,自是兩途,未嚐有兼得者。張釋之以貲為郎,十年不得調,曰:"久宦減兄仲之產,不遂。"欲免歸。司馬相如亦以貲為郎,因病免,家貧無以自業,至從故人於臨邛,及歸成都,家徒四壁立而已。

  “譯文”韓愈詩說:"居閑食不足,從仕力難任。兩事皆害性,一生常苦心。"然而謀生與做官,自是兩種途徑,還從來沒有能兼而有之的。漢代張釋之納錢財買了個郎官,十年之中沒有升遷,他說:"久為郎官,用去兄仲的不少財產,但很不遂心。"欲打算免職回家。司馬相如也是納錢財買郎官,後因病免職,家中貧窮,無任何可以謀生的職業,不得已跟隨故人(相識的人)到了臨邛,後再回到成都時,家裏徒有四麵牆壁而已。

  真宗末年“原文”錢奏雲:"王欽若近出,除太子太保。"上曰:"近上是甚?"雲:"太子太傅。"上曰:"與太子太傅。"又雲:"更與一優禮。"錢奏但請封國公而已。時樞密有五員,而中書隻參政李迪一人,後月餘,召學士楊大年,宣雲:"馮拯與吏書,李迪與吏侍。"更無他言。楊奏:"若隻轉官,合中書命詞,唯樞密使、平章事,卻學士院降製。"上雲:"與樞密使、平章事。"楊亦憂慮,而不複審,退而草製,以迪為吏部侍郎、集賢相,拯為樞密相。又四日,召知製誥晏殊,殊退,乃召錢。上問:"馮拯如何商量?"錢奏:"外論甚美,隻為密院卻有三員正使,三員副使,中書依舊一員,以此外人疑訝。"上雲:"如何安排?"錢奏:"若卻令拯入中書,即是彰昨來錯誤,但於曹利用、丁謂中選一人過中書,即並不妨事。"上曰:"誰得?"錢奏:"丁謂是文官,合入中書。"上雲:"入中書。"遂奏授同平章事。又奏兼玉清宮使,又奏兼昭文國史。又乞加曹利用平章事。上雲:"與平章事。"

  按此際大除拜,本真宗啟其端,至於移改曲折,則其柄乃係詞臣,可以舞文容奸,不之覺也。寇公免相四十日,周懷政之事方作,溫公《紀聞》,蘇子由《龍川誌》、範蜀公《東齋紀事》,皆誤以為因懷政而罷,非也。予嚐以《錢錄》示李燾,燾采取之。又誤以召晏公為寇罷之夕,亦非也。

  “譯文”宋真宗晚年有病,每次上朝不多講話,所下詔令間或不能詳細審閱(皇帝的詔令多由別人起草),前輩人的筆記雜錄多認為是權臣假傳聖旨,其實不對。錢文僖(惟寅)在翰林院任學士時,有天禧四年(宋真宗年號)《筆錄》一部,按時間順序逐日記載包括瑣碎家事以及上奏等大小事情,以及其他聞見之事,現略載如下:

  寇萊公(準)罷相之前夕,正是錢公(惟寅)值班,皇帝問錢公:"給寇準什麽官合適?"錢公回答說:"王欽若最近離任,可授(寇準)太子太保。"皇帝說:"再高點是什麽官?"錢答:"太子太傅。"皇帝說:"就授他太子太傅。"又說:"再給予他一些優待。"錢請示封寇準為國公而已。當時樞密院有五個官員,而中書省隻有參政李迪一人。後月餘,真宗召翰林學士楊大年,告訴他說:"授馮拯為吏部尚書,李迪為吏部侍郎。"更無他言。楊大年回奏說:"假若隻是轉授官職,應當是中書省起草任命狀,隻有樞密使、平章事的任命,才由翰林院起草製書。"皇帝說:"給他們樞密使、平章事。"楊大年感到憂慮,皇帝又不再加考慮,隻好回去起草製書,以李迪為吏部侍郎、集賢相,馮拯為樞密相。又過了四天,皇帝召見知製誥晏殊,殊退去後,又召見錢惟寅,皇帝問錢:"馮拯的官職是怎麽辦理的?"錢答:"外麵評論很好,隻是樞密院現有三員正使,三員副使,而中書省依舊隻有一員,因此外麵的人有點疑惑不解。"皇帝說:"那怎麽安排?"錢答:"若改令叫馮拯入中書省,那就明顯表示原來錯了。但隻在曹利用、丁謂兩人中選一人去中書,卻不妨事。"皇帝說:"哪個合適?"錢答:"丁謂是文官,應派他去中書省。"皇帝說:"就讓丁謂入中書省。"於是授丁謂同平章事,又奏讓他兼玉清宮使,又奏兼昭文國史。又請求加曹利用平章事。皇上說:"與曹利用平章事。"

  按這種高官的隨意除授,本來是宋真宗開的頭。至於更改變動的曲折過程,其權柄在權臣手裏,他們可以舞文弄奸,皇帝和一般人是不會覺察的。寇公免相四十天,周懷政事件就發生了(周為宦官,謀殺丁謂,立仁宗,讓真宗為太上皇,為人告發,處死)。司馬光的《涑水記聞》,蘇轍的《龍川誌》,範鎮的《東齋記事》都誤以為寇準是因周懷政而罷相,這是錯誤的。我曾經把《錢錄》給李燾看,李燾采用了這些材料。但他又把真宗召見晏殊誤為罷免寇準的前夕日,也是錯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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