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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講 20世紀以來阿拉伯民族主義的特點及其演變

  阿拉伯民族主義(即泛阿拉伯主義)是20世紀中東、也是整個第三世界的一種重要的泛民族主義形式,它對當代中東的政治、經濟、思想、國際關係等領域產生了重要而深遠的影響。本文試就其主要特點作一分析,從中可以窺見其發展演變的軌跡。阿拉伯民族主義的主要特點如下。

  一、阿拉伯民族主義在起源上屬於文化民族主義的類型

  在歐洲近代史上,英、法兩國的民族主義為政治民族主義,而德國和意大利的民族主義則屬文化民族主義。英、法是在形成單一民族的前提下,發展起民族主義的,其重點為國家政治製度的轉變,故名“政治民族主義”。德國和意大利則是處在民族分裂的境地,因此其民族主義首先強調本民族文化上的同一性,謀求政治上的統一,故名“文化民族主義”。同時,作為在反法戰爭中崛起的民族主義和普魯士經濟政治結構特點的反映,德國的民族主義也具有反“西方”和軍國主義的性質。

  阿拉伯世界也是如此。在奧斯曼帝國統治時期,阿拉伯地區(除摩洛哥外)不享有政治獨立,而是分為不同的省份,與現在的阿拉伯國家疆域並不一致,如伊拉克分為巴格達、摩蘇爾和巴士拉三省,巴勒斯坦則包括今約旦。另外,各個地區間沒有密切的經濟聯係,並未形成民族,而從思想上看,流行的是伊斯蘭普世主義、教派主義和側重於部落家族、街區的地方主義,不存在民族主義的概念。從19世紀開始,受帝國內泛突厥主義和西方思想的影響,在敘利亞和埃及最先出現阿拉伯民族主義的萌芽。它由阿拉伯基督徒發起,表現為以古典語言文學研究、印刷出版業、教育事業和翻譯運動為內容的文化複興運動,其長遠目標在於爭取阿拉伯人在帝國內的自治。隨著運動的發展,阿拉伯穆斯林逐步參與,並成為主要力量。在青年土耳其革命、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隨著奧斯曼帝國實行民族壓迫政策和其後帝國的解體,阿拉伯民族主義者開始提出獨立的目標,企圖建立統一的阿拉伯國家。如果說,19世紀的阿拉伯先行者傾心於法國的自由主義的話,那麽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法、英兩國在西亞委任統治的建立和貝爾福宣言的發表則使阿拉伯知識分子對兩國的希望徹底破滅。19世紀後期,德國人取代法國人負責奧斯曼帝國軍官的培訓,從而將德國的民族主義思想直接散布於阿拉伯軍官之中,後者成為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阿拉伯獨立運動的中堅力量之一。

  20世紀前期阿拉伯民族主義者對這一思想的論證也表明了其文化民族主義的屬性。黎巴嫩人阿卜杜拉·阿拉伊利指出,產生民族主義的因素包括語言、利益關係、地理環境、血緣世係、曆史、風俗習慣及精神修養。阿卜德·拉赫曼·巴紮茲則將伊斯蘭教列為阿拉伯民族主義的內容之一。阿拉伯民族主義的集大成者、敘利亞人薩提·胡斯裏強烈抨擊法國的委任統治,高度讚揚德、意的文化民族主義,認為兩國的統一模式比法國模式更加適合於阿拉伯人。他還激烈地抨擊埃及的塔哈·侯賽因等知識分子的全盤西化觀點,強調個人自由必須服從於阿拉伯民族的整體利益。

  在政治實踐上也是如此。兩次世界大戰期間,盡管許多溫和的民族主義者和貴族、王室支持英、法委任統治,如伊拉克、外約旦王室和許多部落酋長,但阿拉伯世界的許多民族主義組織與德國和意大利建立了聯係(這與同一時期北層的土耳其、伊朗和阿富汗的政策相近),企圖借助於他們的支持擺脫英法的殖民統治,其中有伊拉克的“金方陣”、埃及形成中的自由軍官組織和穆斯林兄弟會、巴勒斯坦穆夫提侯賽尼等。伊拉克致力於巴勒斯坦的解放事業,自詡為“阿拉伯的普魯士”,其首相亞辛·哈希米自稱為“阿拉伯的俾斯麥”,而受到德國軍官培訓的四位校級軍官“金方陣”則於1941年發動了流產的反英起義。同時,薩提·胡斯裏擔任了伊拉克的教育總監,在學校中積極宣傳民族主義思想。

  在阿拉伯民族主義的形成過程中,經濟利益或對統一市場的追求作用不大,但確實存在。例如,伊拉克北部曆來與敘利亞、巴勒斯坦地區存在著較為密切的經濟聯係,而敘利亞與黎巴嫩也是如此,但委任統治的建立妨害了這些地區間經濟聯係的發展。由此可以理解上述地區阿拉伯民族主義發源的背景。

  二、“阿拉伯民族”的概念經曆了一個逐漸擴大的發展過程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泛阿拉伯主義的中心一直在西亞阿拉伯地區,尤為新月地帶(包括敘利亞、巴勒斯坦、黎巴嫩、伊拉克、約旦)。這有曆史上的原因。由於北非被奧斯曼征服較晚,且存在像埃及這樣有悠久而輝煌的曆史的地區,他們的獨立性較大,並且最早陷入英法殖民統治之下而與奧斯曼脫離關係。相反,西亞則最早為奧斯曼征服,並始終處於其強有力的控製下,其各省間的相互聯係較為密切。因此,西亞阿拉伯人有較為強烈的整體認同感,而北非地區則分裂為不同的殖民地而較早產生地方民族主義(即國家民族主義,因為其後來均發展為獨立的民族國家),像埃及的許多知識分子(如塔哈·侯賽因)甚至否認自己是阿拉伯人,把埃及文明作為地中海文明的一部分而與歐洲聯係在一起。所以,最初的阿拉伯民族主義僅限於西亞,他們爭取的是奧斯曼帝國中的自治,對英、法存有幻想。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由於英、法將西亞變為其委任統治地,建立統一阿拉伯國家的夢想化為泡影。共同的命運促使阿拉伯知識分子開始重新思考民族的未來,正因為如此,胡斯裏第一次將整個北非列為阿拉伯民族的組成部分,同時,納賽爾領導的自由軍官組織也日益受到阿拉伯民族主義的影響,而埃及執政的華夫脫黨和王室也開始尋求在阿拉伯世界的領導地位。此外,兩次世界大戰之間在伊拉克、巴勒斯坦等地區均出現了致力於阿拉伯統一的政治運動和起義,其最終結果是包括西亞和非洲獨立阿拉伯國家在內的阿拉伯國家聯盟的建立。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埃及公開宣稱自己是阿拉伯國家,將其列入憲法,納賽爾著名的三個圈子,即為阿拉伯圈、非洲圈和伊斯蘭圈。今天,阿盟已經包括了亞非兩洲的所有阿拉伯國家。正如一些阿拉伯政治家所說的:“凡是生活在我們的國土上、說我們的語言、受過我們文化的熏陶,並以我們的光榮而自豪者,就是我們之中的一員。”

  三、阿拉伯民族主義主要和共同的目標是爭取民族自決,而在獨立後的政治、經濟、社會發展和對外政策方麵存在重大分歧,並表現為不同的發展階段

  如前所述,在爭取民族自決方麵阿拉伯民族主義的各個派別有一個從自治向獨立發展的共同過程,但在內政方麵的分歧從一開始就十分明顯,其緣由是各個地區民族主義的社會基礎和社會發展水平不同。這也是第三世界民族主義存在的共同問題。有人認為,民族主義屬於資產階級的思想和運動,實際上這種情況主要適用於西方。在東方,由於殖民統治的存在,包括傳統貴族和新興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在內的大多數政治力量均把鬥爭矛頭指向殖民者,因此反殖反帝成為其政治主張的主旋律,客觀上其活動有利於民族國家的發展,我們不能因其社會基礎和政治主張的不同而將傳統政治力量排除在民族主義之外,不論他們是王室、封建主、部落酋長還是宗教貴族。事實上,即使是一些傳統的政治力量也提出了改革國家的思想(例如阿爾及利亞的卡德爾起義和摩洛哥的裏夫起義,以及各國的君主改革)。

  早期的阿拉伯民族主義者在阿拉伯世界未來的發展方向上並無明確的主張。當時居主導地位的是溫和派,屬於貴族階級,他們力主建立君主製,要求漸進改革而非激進的社會經濟和宗教政策,與西方保持良好關係,以溫和方式爭取西方的讓步和國家的徹底獨立。例如,漢誌的謝裏夫侯賽因希望建立一個阿拉伯王國,這一想法得到了敘利亞知識分子和其他精英的支持。第一次世界大戰、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代表小資產階級的激進民族主義派別逐漸崛起,他們主張建立共和製,實行土地改革、國有化、經濟計劃和世俗化改革,在對外政策上主張不結盟和積極中立,其典型代表是複興社會主義和納賽爾主義。還有的國家出現了以伊斯蘭方式改造社會的流派(如埃及的穆斯林兄弟會)。因此,許多國家的民族主義陣營內部都出現了溫和派與激進派的鬥爭,甚至發生流血政變(如伊拉克的“金方陣”與首相努裏·賽義德的鬥爭)。在埃及、伊拉克、也門、利比亞四國,溫和的民族主義派別最終為激進的民族主義派所推翻,共和主義取代君主主義成為戰後阿拉伯世界的發展潮流。隨著激進派在一些阿拉伯國家掌權和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冷戰的展開,上述矛盾發展為國家間的矛盾、聯盟、乃至戰爭,例如保守的巴格達條約組織(哈希姆王朝統治下的伊拉克加入該組織)和激進的阿拉伯南層聯盟(包括埃及、敘利亞、也門和沙特阿拉伯)的建立及也門內戰(埃及和沙特阿拉伯分別支持內戰的一方)。20世紀60年代以後,阿拉伯世界的民族主義更趨激進,出現了主張馬克思主義的派別,如南也門民族陣線、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陣線和解放巴勒斯坦民主人民陣線。同時,由於在社會經濟發展和外交方麵存在各種問題,出現了以傳統的伊斯蘭教為旗幟的伊斯蘭民族主義,世俗的阿拉伯民族主義麵臨嚴峻挑戰,尤其是20世紀70年代以後。

  因此,中東的民族主義呈現出五光十色的景象,我們可以將戰後阿拉伯世界的民族主義初步劃分為下述六大類型:君主製民族主義(海灣國家、約旦、摩洛哥王室),主張維護君主製和進行漸進的現代化改革,對外保持與西方的密切關係,同時支持巴勒斯坦事業;阿拉伯社會主義(埃及、敘利亞、伊拉克、利比亞、阿爾及利亞、突尼斯、蘇丹),主張共和製,進行激進的社會經濟改革和世俗化改革,對外與東方集團保持良好關係;自由主義的共和製民族主義(黎巴嫩),實行多黨政治和市場經濟,對外同時與西方和阿拉伯世界維持密切關係;保守的共和製民族主義(也門),實行有控製的政黨政治,對外與東西方同時保持友好關係;伊斯蘭改革主義(摩洛哥獨立黨),主張以教法作為國家法律,同時實行多黨政治和司法獨立;激進的左翼民族主義(巴勒斯坦、南也門),主張以巴勒斯坦解放推動阿拉伯統一,以社會主義作為未來理想,甚至將鬥爭矛頭指向阿拉伯保守國家,提出進行“阿拉伯革命”,或進行激進的社會經濟改革和世俗化改革,對外與東方集團保持密切關係;伊斯蘭民族主義(各國的伊斯蘭組織),主張建立以教法為基礎的伊斯蘭社會,反對世俗政府。其中,有的民族主義為複合型民族主義,如沙特阿拉伯為君主製民族主義與伊斯蘭改革主義的複合。另外,20世紀70年代以來阿拉伯國家的內外政策出現了“趨同”現象。埃及、伊拉克、敘利亞、阿爾及利亞等激進國家逐漸開始調整經濟政策,實行開放和多黨製,對外軟化了對西方的政策。

  四、阿拉伯民族主義與國家民族主義、地區民族主義和教派主義之間的複雜關係

  隨著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英、法委任統治在西亞的建立,尤其是20世紀20年代一批委任統治地(伊拉克、巴勒斯坦、外約旦、黎巴嫩等)逐漸取得形式上的獨立和個別阿拉伯國家的獨立(也門、沙特阿拉伯),統一的阿拉伯國家日益成為一個遙遠的夢想,以委任統治地和已獨立國家邊界為基礎的國家民族主義則相應的發展起來,這必然削弱對統一的追求。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一些處於阿拉伯世界邊緣的國家,存在著人數眾多的非阿拉伯民族,如伊拉克的庫爾德人(占伊人口的20%)和蘇丹的黑人,他們反對阿拉伯民族主義,因為後者意味著阿拉伯人統治地位的加強(有的學者由此質疑如伊拉克這樣的國家是否還是“阿拉伯國家”)。隨著國家的獨立,民族利益的考慮也日益突出,各國在水資源、石油資源、領土、教派、領袖個人恩怨、地區霸權等方麵的矛盾日益凸顯,1991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尤其證明了這一點。與國家利益相關的另一個問題是王室矛盾,如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埃及赫迪夫與伊拉克的哈希姆王室、伊拉克和外約旦的哈希姆王室與沙特王室的矛盾。隨著經濟的發展,各國由於資源和發展基礎的不同而出現差距,尤其表現在產油國與非產油國的鴻溝上,這引起了新的矛盾。

  宗教和教派構成另一個問題。黎巴嫩的許多基督徒主張建立獨立於敘利亞的基督教國家,否認自己是阿拉伯人,從而與穆斯林發生衝突(這一矛盾直到黎巴嫩國家建立之時才得到解決,基督教政黨承認黎為阿拉伯國家);伊拉克的半數以上人口為什葉派,而主張阿拉伯民族主義的多為遜尼派,什葉派因此反對這一思想;信仰原始宗教和基督教的蘇丹黑人同樣質疑阿拉伯穆斯林在國家生活中的主宰作用。因此,在許多人眼中,阿拉伯民族主義似乎是阿拉伯穆斯林、尤其是阿拉伯遜尼派的思想。

  地區民族主義為一些阿拉伯人提供了另一條出路。在“大敘利亞”(敘利亞、黎巴嫩、巴勒斯坦和約旦)、馬格裏布、尼羅河流域(埃及、蘇丹)和海灣地區的國家中,曆來存在著較為密切的政治、經濟和文化聯係,這就為建立國家聯盟、甚至統一國家提供了借口。在蘇丹,獨立前民族主義者分為擁護和反對與埃及合並的兩派,雙方進行了激烈的鬥爭。從起源上看,阿拉伯民族主義興起於大敘利亞和埃及,這裏是阿拉伯世界的心髒,而作為邊緣地區的阿拉伯半島和馬格裏布對這一思想顯然沒有多大興趣。

  因此,除了內政外交方麵的深刻分歧外,主張建立統一阿拉伯國家的阿拉伯民族主義還受到了國家民族主義、地區民族主義和教派主義的挑戰。這是阿拉伯民族主義與德國、意大利的文化民族主義的重大區別之一。其結果是,兩次世界大戰間的幾度努力歸於無效,最後隻能建立作為國家聯盟的阿盟。20世紀60年代初,埃及與敘利亞建立阿聯,再次喚起了人們的希望。但是曾幾何時,希望轉變為失望,其他國家的聯合也都成為過眼煙雲。20世紀70年代以後,甚至竭力主張統一的阿拉伯複興主義也降低了調門,同為複興黨掌權的敘利亞和伊拉克成為冤家仇人,其思想傾向也向國家民族主義發展。在伊拉克,複興黨政府開始向美索不達米亞的輝煌過去尋求靈感,在1970年新命名的8個省中,摩蘇爾省和希拉省分別更名為“尼尼微省”和“巴比倫省”;在一幅名為“從尼布甲尼撒到薩達姆:巴比倫重新崛起”的宣傳畫中,新巴比倫皇帝尼布甲尼撒二世向站在巴比倫城頭的薩達姆招手致意。

  同時,個別阿拉伯國家的統治人物試圖恢複昔日哈裏發帝國的榮耀。埃及赫迪夫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圖謀自封為哈裏發,以便取代被廢黜的奧斯曼哈裏發。然而,從也門內戰開始,以埃及為代表的共和主義和與沙特為代表的君主主義矛盾日益加深,1962年沙特正式建立穆斯林聯盟,以泛伊斯蘭主義為大旗與埃及的阿拉伯民族主義對抗。1969年,沙特更發起成立了伊斯蘭會議組織,它成為國際上最重要的泛伊斯蘭主義組織。不過,該組織的宗旨是促進伊斯蘭國家的合作、發展和繁榮,而非創建一個統一的伊斯蘭國家,因而不同於近代的泛伊斯蘭主義,也不同於從體製上否定世俗國家的伊斯蘭民族主義,後者同時反對世俗的阿拉伯民族主義和執行泛伊斯蘭主義政策的阿拉伯君主國。這決定了沙特與世俗的阿拉伯共和國和解的可能性。1967年阿以戰爭的失利緩和了埃及等前線國家與沙特的關係,雙方恢複了政治、經濟上的合作,這尤其表現在1973年的十月戰爭中。

  五、阿拉伯民族主義與伊斯蘭教和泛伊斯蘭主義的複雜關係

  如前所述,阿拉伯世界的傳統文化和意識形態以普世主義的伊斯蘭教為代表,後者同時提供了一種社會組織形式。因此,阿拉伯世界最初的民族主義采取泛伊斯蘭主義的形式就是必然的了,其主要代表是哲馬魯丁·阿富汗尼,他主張以理性和科學精神改造伊斯蘭教,以《古蘭經》為基礎實現宗教複興、民族獨立,統一伊斯蘭世界。正是從這種具有強烈宗教色彩的現代主義出發,產生了世俗的阿拉伯民族主義。

  然而,阿拉伯民族主義仍與伊斯蘭教存在著不解之緣。首先,伊斯蘭教是構成阿拉伯人主體的穆斯林的宗教,而穆斯林與阿拉伯基督徒有著共同的曆史命運。基督徒凱哈裏利·伊斯凱達爾·庫伯魯西在1931年出版的《擁抱伊斯蘭教吧,基督徒們》的小冊子中宣稱,伊斯蘭教是仁慈的、平等的、民主的宗教,阿拉伯基督徒應當與阿拉伯穆斯林團結起來,共同反抗歐洲人的壓迫。其次,伊斯蘭教與阿拉伯民族存在曆史和語言的聯係。巴紮茲指出,伊斯蘭教最早是啟示給阿拉伯人的,先知穆罕默德使阿拉伯人覺醒,伊斯蘭教繼承了阿拉伯文化,而阿拉伯語通過《古蘭經》充分展示了阿拉伯民族的智力生活。納比赫因此直截了當地宣稱:“先知的誕生即是阿拉伯民族主義的誕生。”再次,伊斯蘭教是兩世兼重的宗教,與政治生活密不可分。巴紮茲引用西方學者羅素的著作指出,伊斯蘭教是政治或社會的宗教,它已滲透到個人和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麵,因此伊斯蘭教不應當與阿拉伯民族主義相對立。

  胡斯裏認為,由於穆斯林分布地域遼闊,存在語言差異,實現政治統一似無可能,而阿拉伯統一是完全可能的,這是建立世界範圍的穆斯林共同體的第一步。複興社會主義的奠基人、基督徒米歇爾·阿弗拉克也將伊斯蘭教稱為阿拉伯民族的“靈魂”。

  在實踐中,伊斯蘭色彩也常有表露。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漢誌謝裏夫侯賽因希冀建立的阿拉伯王國事實上包含有濃厚的宗教色彩,盡管費薩爾王子在敘利亞的臨時政府采納了某些世俗化措施。在獨立後的阿拉伯國家,政府進行了程度不一的世俗化改革,但與凱末爾完全西化的改革不同,他們保留了伊斯蘭的因素。例如,在司法改革方麵,以西方法律和教法同時作為法律的淵源。在對外政策中,像埃及也利用伊斯蘭教服務於國家利益,其設立了“伊斯蘭之聲”廣播電台,在非洲國家建立清真寺、伊斯蘭文化中心和學校,1954年還與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在開羅建立了名為“伊斯蘭會議”的國際組織。

  六、戰後阿拉伯民族主義在目標上的多元化與經濟合作的遲緩

  阿拉伯國家聯盟建立後,統一阿拉伯國家的夢想已被束之高閣,盡管個別國家組建聯盟的試驗一再進行。取而代之的是獨立的阿拉伯國家之間的政治、經濟、文化和外交等各個領域的全麵合作,阿盟因此下設有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法律等10個委員會,以及聯合防禦理事會和經濟理事會。

  在外交領域,最突出的問題是反對殖民主義,實現阿拉伯團結。這表現在對尚未獨立的阿拉伯地區的大力支持上,如20世紀50-60年代的阿爾及利亞、南也門。在20世紀70年代,隨著英國撤出波斯灣,9個受英國保護的酋長國宣布獨立,經過艱苦的談判,其中7國聯合為一個國家,即阿拉伯聯合酋長國,這是本世紀阿拉伯統一國家的第一個成功實例(另一個類似的例子是南北也門的合並)。但是,作為殖民主義的遺留問題,巴勒斯坦問題成為阿拉伯國家普遍關注的中心問題。

  在許多國家,阿拉伯民族主義實際上已成為有關政府政治合法性的重要內容之一。雖然各國政府主要關心的是國家利益,但至少在口頭上仍須大力鼓吹阿拉伯團結的思想,支持巴勒斯坦解放運動。像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等國均對巴解組織提供了大量財政援助,這成為他們平衡其親美外交、維持王朝統治的重要手段。

  政治獨立將經濟獨立提上議事日程,經濟合作隨之展開。然而,由於阿拉伯國家經濟互補性差以及在諸方麵的矛盾,經濟合作進展遲緩。1953年9月,9個阿拉伯國家簽訂一項貿易和過境協定,規定減少締約國之間的關稅,這隻是走向自由貿易區的第一步。1957年6月,阿拉伯經濟統一委員會成立,1964年埃及、敘利亞、伊拉克和約旦又成立阿拉伯共同市場。同年,上述四國相互間的進出口貿易分別僅占其進出口總額的2.0%和3.8%,到1973年分別為3.4%和1.9%。1973年四國對所有阿拉伯國家的進出口貿易也分別僅占其進出口總額的8.0%和6.2%。此外,阿拉伯國家接受的外援也主要來自東西方集團。

  20世紀60年代以後,阿拉伯國家的經濟合作開始全方位發展,涉及金融、資源、生產和勞務等領域。阿盟成立了阿拉伯勞工理事會、阿拉伯工業發展中心、阿拉伯國家民航委員會、阿拉伯標準化與度量組織和阿拉伯國家農業發展組織等機構。20世紀70年代以後,石油主權的收回使產油國收入急劇增加,為阿拉伯世界的金融合作打下了基礎。沙特等產油國向埃及等非產油國提供大量經濟援助,同時從這些國家輸入勞務,非產油國因此獲得巨額僑匯收入。

  進入20世紀80年代,阿拉伯國家的區域合作進入新階段。1981年5月,海灣合作委員會成立,它在經濟、政治、外交和軍事方麵展開了合作。1989年2月,埃及、伊拉克、約旦、也門四國成立阿拉伯合作委員會。同月,北非五國成立了阿拉伯大馬格裏布統一組織。盡管如此,阿拉伯國家的實際合作進展不盡如人意,像伊拉克發動的海灣戰爭使阿拉伯合作委員會實際上名存實亡。

  海灣戰爭使阿拉伯民族主義麵臨著“六五”戰爭以來最嚴重的危機。一個阿拉伯國家入侵和並吞了另一個阿拉伯國家,而幾個阿拉伯國家(埃及、敘利亞等)參加了由西方國家組建的多國部隊,向伊拉克發動了戰爭。這在當代阿拉伯國家曆史上是史無前例的。因此,一些西方學者宣稱海灣戰爭標誌著阿拉伯民族主義的終結。不過,這樣的斷言為時過早。在海灣戰後,阿拉伯世界出現了新的趨勢,如阿拉伯共同市場的籌建、埃及等對美英製裁伊拉克的抵製、美國在調解巴以衝突方麵的無能和由此而來的阿拉伯國家對美國的不滿之類的事件證明了阿拉伯民族主義潛在的影響。

  2003年伊拉克戰爭爆發以來,阿拉伯民族主義遭遇新的挑戰。薩達姆政權的傾覆和薩達姆的處死標誌著伊拉克複興黨的衰落,因此,作為繼納賽爾主義之後的阿拉伯世界另一種重要的民族主義思潮,複興社會主義的時代已經基本結束(敘利亞複興黨的老一代領導人阿薩德也已經去世)。當前,阿拉伯世界麵臨著重新整合伊戰後的阿拉伯力量、應對全球化、區域化和民主化的挑戰、應對阿以衝突和伊拉克亂局、振興國民經濟等重任,壓力不輕。

  總之,阿拉伯民族主義在20世紀阿拉伯國家民族獨立和發展的過程中發揮了重大而獨特的作用。顯然,這是一個龐雜的思想體係和社會政治運動,涉及一個橫跨亞非兩大洲的廣闊地域,其社會基礎和內涵也經曆了不同的發展階段,內部具有不同的地域特征。誠然,建立統一阿拉伯國家的夢想最終破滅,但這一思想推動了阿拉伯國家民族運動的發展,最終出現了由獨立的阿拉伯主權國家組成的阿盟和區域性的組織,以及他們之間的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和其他領域的合作。而且,與語言、民族、宗教各不相同的歐盟國家相比,後者的經濟合作迅速發展和先經濟、後政治外交軍事的發展模式相反,擁有相對統一的語言、宗教的阿拉伯國家的經濟合作卻舉步維艱、矛盾重重,政治和外交方麵也分歧深刻。這一事實有力地說明,區域合作最重要的並非語言、民族、宗教因素,而是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和價值觀念的接近以及共同的戰略利益,而這正是阿拉伯世界所缺乏的。相對而言,當今發達國家更容易形成緊密的區域集團,因為他們之間存在密切的經濟專業化分工,經濟的發展愈來愈多地依賴科技、知識而非原料。相反,像阿拉伯世界這樣的第三世界國家,其區域聯係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共同的語言、民族、宗教、曆史等“過去”的因素,相互間在意識形態、社會政治製度等各個方麵存在諸多矛盾。在走向“未來”方麵,它們的道路是漫長而崎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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