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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講 伊斯蘭教在阿拉伯現代民族國家形成中的作用

  伊斯蘭教在阿拉伯地區反對殖民主義的鬥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在近代,重大的民族運動幾乎無一不是在伊斯蘭教的旗幟下展開的。進入20世紀,阿拉伯民族主義運動呈現出新的格局。一些國家的民族運動繼承了近代的組織方式和意識形態,尤其是在沙特阿拉伯和利比亞。但總而觀之,宗教在運動中的作用明顯地趨於下降,其具體特點則取決於各國國情的不同。根據民族運動領導階層成分及其對宗教態度的不同,我們可以區分出三大類型。本講主要分析20世紀伊斯蘭教在屬於三大類型的不同國家的具體作用及其原因。

  一、伊斯蘭力量領導的民族運動

  在蘇丹、摩洛哥、利比亞、沙特阿拉伯、也門和阿曼六國中,伊斯蘭教在民族運動中起了決定性的作用,但表現形式和程度各有不同。在蘇丹,伊斯蘭與民族主義相互融合,共同領導了民族運動;而在摩洛哥,民族運動的領導權先由部落酋長掌握,後為伊斯蘭知識分子所控製。其他四國則完全沒有知識分子的參與。在利比亞和沙特,民族運動的領導者分別是主張改革主義的賽努西教團和伊斯蘭主義的瓦哈比派;而在也門和阿曼則是傳統的伊斯蘭領袖。

  蘇丹是一個多種族和多教派的國家,其中北方的穆斯林分別歸屬安薩派(新馬赫迪派)和哈特米派兩大教派。從20世紀20年代起,蘇丹知識分子和軍官中的民族主義思想開始萌芽。1937年建立了畢業生大會,其成員多與兩大教派之一有著密切聯係。1945年8月,該大會通過決議,要求英國撤軍,建立埃及蘇丹聯邦。決議導致了內部分裂,支持建立聯邦、與哈特米派有聯係的一派成立兄弟黨;反對聯邦、要求完全獨立、與安薩派聯係密切的一派則成立烏瑪黨。

  1952年初英國提出憲法草案,規定設立兩院製議會和蘇丹人政府。由烏瑪黨控製的立法議會批準了草案,但1952年埃及革命使該草案形同廢紙。1953年11月舉行立法議會選舉,由兄弟黨和其他小黨合並成立的民族聯合黨獲得議會的多數議席,烏瑪黨為第二大黨。然而,執政的民族聯合黨內部在對埃政策上發生分歧,最終放棄了聯邦主張。1955年12月,議會一致通過了立即獨立的決議。伊斯蘭與民族主義合作催生了蘇丹民族國家。

  摩洛哥也是一個多種族和多教派的國家,北部居民為遜尼派阿拉伯人,南部居民為蘇非派柏柏爾人。在早期的民族鬥爭中,20世紀20年代的裏夫起義占有重要地位。起義領袖是裏夫部落酋長阿布德·凱裏姆,他曾在非斯的卡拉維因大學受過係統的經學教育,後任法官,受到埃及現代主義思想的影響。裏夫共和國根據伊斯蘭的協商原則設立了烏瑪委員會,並進行司法改革,以沙裏亞取代部落習慣法,由宗教法官負責司法審判,禁止加入蘇非派、鞭撻妻子等。此外,還建立了設有現代課程的宗教學校,派遣毛拉到清真寺上課。上述措施反映出共和國以宗教克服部落的分裂意識、創建中央集權國家的意圖。

  在裏夫起義的同時,薩萊非思想在城市知識階層中日益流行。他們譴責素丹和蘇非派領袖對法國的軟弱,試圖通過文化複興振興國家。因此,各大城市出現了教授阿語、伊斯蘭史和算術的“自由學校”,並由此成立了兩個民族主義組織,1930年合並為摩洛哥行動委員會。1934年,委員會向當局提出一份改革計劃,要求國家自治,並進行行政、經濟和司法改革,包括建立基於教法的單一司法係統,但遭到拒絕。此後,委員會繼續領導人民運動,並與反對法國的新素丹密切合作。1944年,以行動委員會的後繼者民族黨為基礎成立獨立黨,它正式提出了爭取獨立、建立民主政府的要求,其成員包括社會各個階層。戰後,獨立黨經過艱苦努力終於在1956年贏得國家獨立。

  在利比亞,從19世紀中葉即滲入本地區的賽努西教團成為聯合部落、反對外來侵略、創建民族國家的中堅力量。1911年,意大利入侵利比亞,揭開了意土戰爭的序幕。賽努西教團組織軍隊,與土耳其軍隊並肩作戰。1912年,意土簽訂和約後,教團軍隊開始單獨抗擊意大利的侵略。其間,雖然教團的領袖曾一度流亡埃及,但他們任命的領導人、尤其是民族英雄謝赫歐麥爾·穆赫塔爾繼續英勇抵抗。1940年8月,流亡的利比亞領導人成立賽努西埃米爾國,1956年經聯合國同意後宣布獨立。

  沙特阿拉伯與利比亞極為相似。阿拉伯半島腹地社會經濟十分落後,部落是主要的社會組織形式,許多居民仍信仰原始宗教。早在18世紀,半島上即出現鼓吹伊斯蘭主義的瓦哈比派。與沙特家族聯合後,瓦哈比派的勢力逐漸壯大。伊本·沙特把遊牧民組成宗教軍隊“伊赫萬”,開始了統一半島的行動,到1913年已占有內誌和哈薩地區。1926年半島的北部和西部也已落入瓦哈比軍隊的控製之下,到1932年正式建立了沙特阿拉伯王國。在沙特國家形成的過程中,伊斯蘭教起到了團結部落、統一意識形態和建立民族國家的作用,而這一統一進程事實上對奧斯曼帝國和英國的統治構成了挑戰,推動了阿拉伯民族運動的發展。

  也門和阿曼屬於另一種類型。也門近代由奧斯曼帝國統治,社會以部落為主體,主要教派是栽德派。一戰前,栽德派伊瑪目開始了爭取獨立的嚐試,利用部落武裝展開鬥爭。1904年,新任伊瑪目葉海亞率眾起事,起義軍包圍了薩那並予土軍以沉重打擊。1908年,雙方締和,也門獲得準自治地位。1911年,土也簽署第二次和約,承認也門的完全自治。隨著一戰後奧斯曼帝國的解體,也門於1918年宣布獨立。

  阿曼居民主要信奉主張政教合一的易巴德派。18世紀中期以後,阿曼實際上分裂為兩個地區,即易巴德派教長掌握的內陸山區和馬斯喀特素丹統治的沿海地區(其宗教事務仍由教長管轄),盡管教長和素丹同屬賽義德家族。素丹國1839年為英國所控製,素丹借機鞏固了自己的地位。1913年,新任教長與山區部落發動起義,建立伊斯蘭教長國,幾乎攻陷馬斯喀特。1920年,素丹與起義領袖簽訂西卜條約,承認教長國內部獨立。1932年,賽義德·伊本·泰穆爾繼位為素丹。他繼續投靠英國,執行孤立主義政策,社會矛盾日益尖銳。1954年,新任教長加利卜向阿拉伯國家聯盟提出加盟要求,而此舉勢必導致教長國的正式獨立。素丹和英國隨即派兵進攻,於1959年攻陷教長國,教長流亡海外。此後,阿曼歸於一統,教俗二權歸一,政權仍控製在素丹手中。

  二、從伊斯蘭向世俗主義過渡的民族運動

  突尼斯和阿爾及利亞與北非其他國家不同。這裏伊斯蘭教的基礎不那麽雄厚,因此宗教集團雖在初期支配了運動,但領導權最終仍由世俗的中小資產階級政黨所掌握。不過,宗教集團在阿爾及利亞保留了較大的影響力。

  突尼斯於1882年淪為法國的保護國。19世紀末,一批受現代主義思想影響的官員、烏裏瑪和知識分子開始關注社會和教育改革,1895年成立了青年突尼斯派。其領袖阿卜德·薩阿列比認為現代主義是強化伊斯蘭信仰的手段,宣稱蘇非派是異端,提出法突公民權利平等的要求。該派因此遭到法國當局、甚至烏裏瑪的打擊。

  1920年,薩阿列比成立憲政黨,主張恢複1860年憲法,實現普選和公民的各項自由,突尼斯人可參加議會並擔任公職。但該黨把重點放在維護民族傳統價值上,並主要依靠貝依(突尼斯統治者)和中產階級,不敢采取激進手段。因此,黨內以哈比卜·布爾吉巴為首的激進的青年知識分子開始了反對上層溫和路線的鬥爭。1934年布爾吉巴退黨,另組新憲政黨,其成員包括農民、工人、中小商人、學生和手工業者,甚至許多猶太人也加入了該黨。世俗的民族主義力量因此在民族運動中牢牢占據了主導地位,直到1956年國家獲得獨立。

  阿爾及利亞淪為殖民地後,法國一方麵從經濟和行政上控製宗教機構,另一方麵,在文化上推行全盤法蘭西化,伊斯蘭勢力受到極大削弱。阿爾及利亞的民族主義力量主要有三派,即主張法蘭西化的青年阿爾及利亞派、激進的世俗民族主義派和伊斯蘭改革主義派。青年阿爾及利亞派是在法國學校接受教育的知識分子建立的,主張在保留穆斯林身份的同時融入法國社會。

  世俗民族主義派的代表是1926年建於巴黎的阿僑民組織“北非盟”。它在1933年以後逐漸轉向伊斯蘭民族主義,提出獨立要求,並以民族團結代替階級鬥爭。1937年,北非之星改組為阿爾及利亞人民黨,其成員從工人擴大到手工業者、小商販和學生。

  伊斯蘭改革主義派是在埃及阿卜杜的影響下產生的,其領袖謝赫本·巴迪斯主張回歸《古蘭經》,反對蘇非派和同化論,並把認主獨一、教子虔誠、尊重他人、合理用財、合法經商和品德純正作為改革的主要原則。改革派大力興辦教育事業,同時也要求收回瓦克夫,反對法國移民強占土地。

  1931年,本·巴迪斯創立伊斯蘭教賢哲會,並成為反法的主力。但改革派隻提到建立一個受法國保護的民主國家,並與解放了的突尼斯和摩洛哥聯合。1940年本·巴迪斯去世後,改革派的活動又回複到教育領域,其影響下降。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阿爾及利亞民族主義運動日漸高漲。1946年,人民黨擴建為爭取民主自由勝利黨,首次提出武裝鬥爭的主張。同時,黨內出現了由本·貝拉等人領導的“特別組織”,成員多是宗教情緒較濃的小城鎮青年,包括許多改革派宗教學校的畢業生。1954年,他們正式創立團結與行動革命委員會,並與爭取民主自由勝利黨和賢哲會合並為民族解放陣線,開始了武裝鬥爭。從此,由小產階級領導的激進的、總體上也是世俗的民族主義派成為阿爾及利亞獨立運動的中堅力量。

  三、世俗主義主導的民族運動

  這裏分析的16國多屬社會經濟較發達的國家,世俗黨派在民族運動中居主導地位。大體可分四類。第一類為埃及、伊拉克和南也門,其民族運動領導權掌握在中小資產階級手中。不過,在有大批什葉派信徒的伊拉克,宗教上層的作用也相當顯著。第二類為巴勒斯坦。其民族運動領導權最初為基督教和穆斯林世俗主義者控製,後來則由穆夫提接管,但這並沒有影響鬥爭的世俗性。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世俗的小資產階級組織成為抵抗力量的代表。第三類為敘利亞和黎巴嫩,兩國的特點是基督教和穆斯林民族主義者並肩戰鬥。最後一類為約旦和海灣小國,貴族或部落酋長是其民族主義的主要代表。

  兩次世界大戰間,埃及民族運動的主力仍是世俗的民族主義組織,如華夫脫黨及其衍生的人民黨、薩阿德人黨等。1919年的反英運動表現出高度的民族團結,穆斯林和科普特人都積極參加了運動。1923年憲法規定伊斯蘭教為國教,這是對保守勢力的讓步。但政府在世俗化方麵仍有所作為,如1920-1946年曾頒布了一係列涉及私人身份的法律,對教法和宗教法院進行了限製。但是,華夫脫黨的長期執政並未爭得國家的完全獨立,也未能創造經濟繁榮、社會穩定的局麵。知識分子、軍官等新興階層開始尋求新的出路,由此出現了穆斯林兄弟會等激進組織。兄弟會於1925年建於伊斯梅利亞,創始人哈桑·班納是一名小學教師,曾加入哈薩非教團,在思想上受到阿卜杜的學生拉希德·裏達的影響。兩個組織都支持麥加謝裏夫侯賽因之子費薩爾出任國王,但盟約社要求接受英國的保護,而捍衛者協會則讚成完全獨立。1920年5月,兩個組織和教派及部族代表商定舉行起義,兩大教派在鬥爭中第一次聯合了起來。起義的主力是信仰什葉派的部落,他們給予英國當局以沉重打擊。然而,英國極力拉攏盟約社的親英分子和遜尼派部落的酋長,阻止了反英運動的擴大。

  1922年4月,200名什葉派宗教、部族和民族主義領袖在卡爾巴拉聚會,要求國家完全獨立,呼籲召集國民議會,並在議會和內閣中為什葉派保留一半席位。同時,獨立捍衛者協會分裂為民族黨和覺醒黨,前者主張與遜尼派合作、以擺脫英國統治;後者則強調迫使現政權為什葉派提供參政機會。同年11月和次年6月,什葉派烏裏瑪兩次發布法特瓦,要求抵製議會選舉,著名領袖穆罕默德·哈桑·薩德爾等人因此流亡伊朗。但此舉引起遜尼派民族主義者的不滿。其後,一些烏裏瑪保證不再介入政治,才於1924年返回國內。從此,什葉派宗教界在政治上的作用趨於下降,盡管20世紀30年代中期爆發了多次什葉派部落起義。相反,世俗知識分子和軍官日益成為反對保守的君主製和其他統治精英的主要力量。

  民主也門的民族運動是在激進的解放被占領的南也門民族陣線的領導下完成的。法塔赫在初期非常強調巴勒斯坦解放鬥爭與阿拉伯統一的關係,而對未來國家的形式卻不太關心,其目的在於避免因意識形態分歧而招致內部分裂。“六五”戰爭對阿拉伯統一思想是一個打擊,其後法塔赫更為具體地提出了其建國設想。1968年7月通過的《巴勒斯坦國民憲章》始終強調巴勒斯坦是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祖國,並以巴人民的民族權利作為從事民族解放鬥爭的依據,宣稱巴解將要建立的是一個世俗的民主國家:“巴勒斯坦的解放將……保護這個國家所有宗教寺院,保證人人享有禮拜與朝拜的自由,而不會因人種、膚色、語言或宗教的不同而受到歧視。”但法塔赫也賦予民族鬥爭以一定的宗教內涵。事實上,“法塔赫”一詞即有“穆斯林通過聖戰的征服”的含義,而巴解的4個旅的名稱則與早期伊斯蘭教的軍事勝利有關。

  敘利亞和黎巴嫩兩國有大批基督教徒,他們最早提出了阿拉伯民族主義思想。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麥加侯賽因之子費薩爾在敘利亞東部建立政權,參政的包括基督教徒和穆斯林。費薩爾呼籲包括猶太人在內的各個教派團結起來、共同鬥爭。政府還致力於推廣阿語,成立了阿拉伯語科學院,並在大馬士革創辦了10所女子學校。但不久法國即趕走費薩爾,確立了委任統治。

  1925年,人民黨在敘宣告成立,它主張建立包括巴勒斯坦和黎巴嫩在內的統一國家,實行現代化改革。受此影響,1925年開始的德魯茲人起義發展為民族起義,民族意識深入人心。起義失敗後,新建的“民族聯盟”成為民族主義的核心,其領袖包括知識分子、貴族和商人。1927年,他們在立憲議會選舉中獲勝,其後提出了要求獨立的憲法草案,並與親法派進行了鬥爭。1936年,法國被迫與之簽訂法敘條約,允許敘利亞“獨立”。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盟國軍隊占領了敘利亞,自由法國接管了政權。1943年,民族聯盟在大選中獲勝,1945年成功地迫使法軍全部撤出。

  黎巴嫩居民多屬天主教馬龍派和德魯茲派。馬龍派上層和教會主張建立一個由馬龍派主宰的國家,與法國保持特殊關係,而德魯茲人堅決反對。因此,黎巴嫩的教派關係十分緊張。根據馬龍派的要求,法國於1920年建立大黎巴嫩,將敘利亞主要由穆斯林居住的貝魯特、的黎波裏等地區並入。1925年,敘利亞的起義曾波及國內的穆斯林地區。為了避免類似事件重演,法國於次年5月提出了一部憲法,允許黎巴嫩獨立,建立共和國。希臘正教徒查爾斯·達巴斯坦擔任了總統,馬龍派教徒出任總理。根據1927和1929年的憲法修正案,國會議席依據各教派人口的數量選舉產生。上述措施標誌著法國殖民政策的重點已轉向確保各教派力量的平衡。

  法國的政策在彌合派別分歧方麵發揮了作用,民族主義力量的團結和國際壓力迫使法國於1946年撤出了全部軍隊。

  外約旦、科威特、阿聯酋、巴林和卡塔爾屬於同一類型。這五國均為部落製社會,君主實即勢力最為雄厚的酋長,僅外約旦國王由外來的聖裔哈希姆家族成員擔任。在海灣小國存在著多種伊斯蘭教派,當地居民主要信仰除罕百裏派以外的遜尼派其他教法學派或什葉派(巴林),而統治家族和宗教上層均屬瓦哈比派。因此,伊斯蘭教缺乏強有力的權力基礎。落後的經濟、牢固的部落製度、狹小的地域和大量英國駐軍決定了本地區不可能出現資產階級領導的民族運動或沙特、利比亞式的伊斯蘭統一運動,而國家獨立主要是由君主與英國當局之間的妥協完成的。至於外約旦,則是由英國一手建立的,後者扶持費薩爾為該國國王。由此,在上述地區建立了以兼負宗教最高首領職責的世俗君主為首的國家。

  四、小結

  綜上所述,西方殖民國家在阿拉伯地區所推行的涉及宗教的政策大體上可以分為四個方麵。第一,從經濟和行政上控製伊斯蘭教勢力。具體措施有沒收教產、控製宗教人員的任命、設立負責宗教事務的行政機構、對某些宗教組織規定直接的限製措施等。第二,實行分而治之的策略。這主要是在多宗教或伊斯蘭教多種教派並存的地區,表現為給予小教派或少數民族以宗教、司法及行政特權,挑動不同宗教、教派或民族之間的矛盾。第三,鼓勵為殖民當局服務的伊斯蘭教機構和教派的發展,在個別國家推進教法的製定和實施(例如蘇丹)。第四,根據歐洲模式對穆斯林的文化傳統進行改革和遏製。這種做法源出歐洲文化的優越感和對伊斯蘭文化的蔑視,其具體內容包括改革教法製度和法院製度、改革穆斯林的社會習俗、推行歐洲式教育、推廣宗主國語言、宣揚歐洲文化至上等。

  在殖民主義從政治、經濟、教育、文化和社會事務各方麵向伊斯蘭教施加壓力的情況下,後者的反抗是順理成章的,它從組織上和思想上提供了反殖的重要基礎。但事實上,正如前文所說,這種反抗因國家、教派、神職人員地位的不同而不同,並呈現出明顯的地域特點。

  在多數北非國家和阿拉伯半島中、南部,伊斯蘭教起到了較大作用,其原因有四。首先,上述地區社會經濟相當落後,尚未出現能夠擔當起民族運動領導重任的民族資產階級,甚至地主階級的力量也比較弱小。其次,兩地區遠離奧斯曼帝國的中心,而較早成為西歐列強的殖民地,因而其民族運動的任務是反對“異教徒”的殖民主義而非同奉伊斯蘭教的奧斯曼帝國,後者還成為當地民族主義的爭取對象。再次,本地區從近代以來即存在著具有伊斯蘭主義傾向、活躍而強大的教派,如賽努西教團、安薩派和瓦哈比派,而當地的知識分子則受到發源於埃及的現代主義思想的強烈影響,形成薩萊非運動。這就為伊斯蘭運動的出現奠定了組織基礎。最後,本地區不存在宗教多元化的情況,伊斯蘭教作為鬥爭旗幟無礙於反帝力量內部的團結。由於各國不同的曆史背景,在一些國家民族運動仍由傳統宗教力量來領導,而在其他國家則由伊斯蘭化的知識分子(摩洛哥)或由宗教力量和知識分子聯合(蘇丹)掌握運動的領導權。

  埃及和新月地帶則是另一種情況,在這裏世俗的民族主義成為運動的領導力量(但其在民族運動中有效地利用了伊斯蘭教作為號召的方式)。其原因同樣有四。其一,本地區社會經濟發達,民族資產階級開始形成,地主階級有雄厚的實力,而部落製已不存在(埃及)或較為薄弱。作為民族主義領導之一的是從奧斯曼帝國軍事院校畢業的軍官,他們有較為強烈的世俗主義傾向,並受到凱末爾世俗化改革的深刻影響。其二,本地區屬於奧斯曼帝國的心髒地帶,殖民主義入侵前民族運動的主要目標是擺脫奧斯曼統治,後者把泛伊斯蘭主義作為維持帝國的國策之一,民族主義者自然而然地把阿拉伯民族的獨立作為鬥爭目標。其三,本地區有大批阿拉伯基督教徒。他們最先倡導世俗的阿拉伯民族主義,而反對殖民主義和猶太複國主義鬥爭的共同需要也部分防止了民族主義者對運動宗教性的強調。第四,埃及曾經長期是獨立的中央集權國家,穆罕默德·阿裏的改革大大削弱了烏裏瑪的地位,政治精英受伊斯蘭教的影響較小,可以大膽地吸收西方思想、進行世俗化改革,而不至於受到殖民地國家慣有的那種強烈的反西方情緒的影響(北層三國的情況也是如此)。但是,以上情況並沒有阻礙伊斯蘭勢力在鬥爭中作用的發揮,在個別國家甚至還相當明顯。特別是埃及,出現了具有伊斯蘭主義傾向、不同於傳統宗教勢力的穆斯林兄弟會。

  除上述兩大類型外,還存在著過渡類型。在突尼斯和阿爾及利亞,民族運動的領導權先由宗教集團掌握,以後則為世俗的民族主義力量所控製。而在約旦和海灣諸酋長國,當地的統治家族和酋長成為獨立運動的主要領導力量。

  因此,20世紀阿拉伯民族主義運動呈現出多種風采。政教關係的不同模式極大地影響了各國建國後的政治格局和社會經濟發展,當今伊斯蘭複興運動在各國的不同表現即可從獨立運動的進程中見其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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