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陵文典·紀實卷

革命聖地訪“三英”——訪楊沫 黃宗江 呂驥

張春生

在上個世紀的中國，出現過一批震撼人心的小說、電影、音樂，並曾影響了一代又一代人。至今，人們仍然不能忘記長篇小說《青春之歌》、不能忘記中國電影的代表作《農奴》、更不能忘記冼星海和他的戰友們……作為一名記者，我有幸采訪了中國文學、音樂、電影史上三位享譽中外的英才巨子，現將其采擷一束，以饗讀者。

訪當代著名女作家楊沫

凡是讀過《青春之歌》的同誌，大概都不會忘記女主人公林道靜和那群青年知識分子吧！大概也有不少人為作者能夠刻畫出那麽多栩栩如生的人物而感到欽佩吧！

最近，記者有幸在延安訪問了《青春之歌》的作者、當代著名女作家楊沫。

那是10月21日，一個飄著薄霧的微寒的早晨。這位久享盛名的女作家剛剛從鳳凰山毛主席舊居參觀回來，走進下榻的延安賓館。她脫下淡灰色的風衣，身著極普通的黑色上衣，穿著幫上有三片花兒葉子似的軟鞋，坐在房間的長沙發上；那副淺紫色大框架琇琅近視眼鏡後麵，一對眼睛淚花瑩瑩。見了我們，她說：“到了延安，我心裏很激動。昨天飛機快降落的時候，看見延安的山啊，水啊，窯洞啊，樹啊……我忍不住眼淚都掉下來了。我覺得我好像回到了娘家。”

“您以前來過延安？”我們問。

“不，我過去沒來過延安。但是，向往延安向往了40多年，延安在我心裏並不陌生。”楊沫想了想又說，“我是1914年8月在北京出生的，那是一個沒落的官僚地主家庭。13歲時，我考入北京西山女子中學。三年後因家境敗落輟學，在河北省香河縣、定縣等處教小學，後又在北京當家庭教師、書店店員。這期間，我開始接觸革命知識分子和共產黨員，讀馬列的書。1936年春天，詩人高敏夫從延安到北京買書，我通過地下黨的關係認識了他。後來，他和一個跟我很熟的同誌到延安來，我要他把我帶上，他沒有帶，嫌我小。我一直把他們送到火車站，他們走了，我心裏很難受。以後抗日戰爭爆發了，我便去晉察冀邊區參加抗戰。在敵後看到很多同誌到延安去，很多同誌從延安來，我日夜夢想自己也有這麽一天，可就是沒有機會。現在到延安來了，看到毛主席的故居啦，朱總司令的故居啦，周總理的故居啦，看到開延安文藝座談會的地方，受到很多教育，也印證了我當年的許多想象——有的跟實際差不多，有的不是那麽回事。我自己覺得很有意思。在夢裏想象的延安像詩一樣，可我今天看到的延安，比詩更好更美。”

“楊老對延安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都感到格外新鮮，格外親切。昨天一上汽車，她就忍不住將頭伸出窗外，一會問橋兒溝在哪兒，一會問楊家嶺在哪兒……我分明看見她的眼睛裏湧出了淚花。”昨天到機場接楊沫的同誌說。

“我是激動啊！有的同誌當年在這裏呆過，他們再來說是回娘家，我沒在延安呆過也是回娘家。我今天還在想，比方什麽呢？就好比一個母親生下一個孩子，這個孩子沒挨著母親就走了。幾十年後，這個孩子懂事了，都快70歲了，像我這樣的，才有機會見著她，和母親團圓啊！”

這個比喻既生動又貼切，把大家都逗笑了。我們又問到她的創作情況。楊沫說，1958年《青春之歌》出版後，1959年這部小說又由她改編為電影，在慶祝國慶10周年“國產新片展覽月”中上映，被譽為最優秀影片之一。1979年又出版了長篇小說《東方欲曉》第一部。楊沫風趣地對我們說，為了排除外界幹擾，她離開延安後，準備找個沒人找到的地方躲起來，完成《東方欲曉》第二、三部。

說話間已到了9點鍾，楊沫同誌還要去參觀，我們便起身告辭了。看著她——這位69歲的延安的“女兒”，我們心裏默默祝福：楊沫同誌，願您的新作早日問世！

1982年11月6日

訪著名電影劇作家黃宗江

延安是我們的搖籃，

延安是我們的媽媽；

我回來啦……

這是不久前，著名電影劇作家黃宗江來延安參觀訪問期間，寫的《回延安》詩中的兩句。他不是“老延安”，為什麽對延安有著這樣特殊的感情呢？記者帶著這個問題，在延安賓館訪問了黃宗江同誌。黃老是八一電影製片廠的編劇，雖已年過六旬，但仍然精神矍鑠，瀟灑不羈，渾身蘊藏著火一樣的熱情、火一般的才華。他留給人的印象是：和藹、謙遜、幽默。當初夏的微風輕輕吹拂著那稀疏的發絲時，他那詼諧的話語便像溪水一樣流淌出來。

黃宗江祖籍浙江瑞安，家居北京。9歲便以“春秋童子”的筆名在《世界日報》副刊上發表了劇本《人的心》。中學時期，他受進步思想的影響，經常以“江子”的筆名發表詩歌、散文、小說和劇本，以一片赤子之心呼喚“光明的到來”。黃宗江剛剛進入20歲，便毅然休學投奔左翼劇作家丁玲和導演黃佐臨，進入上海劇藝社編劇演戲。當時的中國，長夜如磐。在上海，他不甘於國民黨和日本侵略者的壓迫，就以劇本《大地》作抵押，潛赴霧都重慶——抗戰的“大後方”。那是1943年，他聽說毛澤東同誌《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了，就立即找來學習。盡管見到的不是全文，但他從中已懂得了怎樣從一個具有進步思想的藝術家走向一個無產階級文化戰士。他當時是多麽渴望到延安看一看啊！1946年，黃宗江有幸在一個朋友那裏讀到了《講話》的全文，使他更加明確了自己所要走的道路——為人民大眾而創作，當一個人民的藝術家。全國解放以後，他藝術生命中最光彩的一頁掀開了。黃宗江在《講話》的指引下寫的電影劇本《農奴》，蜚聲世界，被稱為中國電影的代表作之一，是史詩般的作品。他創作和參與創作的《江山多嬌》《海魂》《柳堡的故事》等，也都是深受人們喜愛的佳作。幾十年裏，他走遍了神州大部分土地，還多次出國訪問朝鮮、日本、美國，但一直沒有機會到延安來。

5月下旬，黃宗江終於和中國影壇名流來到了日夜思念的延安。他一踏上這塊陌生而又熟悉的土地，就去楊家嶺、棗園、鳳凰山等革命舊址參觀訪問。當他站在延安文藝座談會會址前時，一種特殊的感情油然而生，創作的激情在他心中迸發：我們之中有的人在這裏拍下一生中第一個鏡頭；有的人在這裏親自聽到了毛澤東同誌的講話；延安是他們的搖籃，延安是他們的媽媽……我們之中有的人那時候還沒有生到這個世界上來，可一來到這個世界上，依然能夠感到——延安也是我們的搖籃，延安就是我們的媽媽。於是，他連夜趕寫了《回延安》的詩篇。

黃宗江說著說著，眼睛似乎有點濕潤了。然而，他停了停，又笑了，詼諧風趣地說：“我是一個沒見過媽媽的遊子。這次回來了，要在媽媽身邊好好汲取力量，再去披荊斬棘，向藝術的廣闊天地進發。”這時，他眼裏又像有一股火焰在燃燒……我們知道，黃宗江近年來又寫完了幾個電影劇本，其中《柯棣華》正由河北電影製片廠拍攝。最近，他又受命與荷蘭著名電影大師伊文思合作，寫一部反映中華民族五千年曆史的大型紀錄片腳本。正如他的妹妹黃宗英說的：“大哥永遠有撲不滅的火焰，寫不完的傑作。”

采訪結束了，我們從心底由衷地發出祝福：人民的作家，我們祝你成功！

1982年6月19日

訪著名音樂家呂驥

你是中國樂壇的泰鬥，你又是當年的老延安。聽說你到了延安，我便趕去訪問你。然而，來到你下榻的賓館，聽服務員說你出去了。初訪未遇，實為憾事。我想，人生際遇，可遇不可求，也許我不會見到你了。

我雖然在賓館未訪問你，但在我的意想中，仍然在畫著你的容貌：你每一根銀發，每一個細胞，都充滿了音符；你一定滄桑不老，鶴發童顏，翩翩然美如世外仙翁。

然而，當我意外地在延安革命紀念館遇到你時，我才知道自己大錯而特錯了。你，一個中國樂壇泰鬥，竟是這樣出人意料地樸樸素素。不要官員陪同，沒有親屬跟隨，不喜前呼後擁，一個人輕輕地哼著心中的樂曲，徜徉在曆史的回聲中，靜悄悄地回味著當年的生活。

人們說在中國革命的音樂史上，第一顆閃亮的星星是聶耳，繼聶耳之後升起的是冼星海，在這兩顆巨星中間閃耀光芒的就是你——呂驥。現在，兩顆巨星早已隕落，隻有你仍然閃耀在中國樂壇上空。但是，當我請求你談談自己傳奇般的經曆時，你卻說得那樣輕鬆恬淡——早年畢業於上海音樂專科學校，後來加入中國共產黨，從事黨的地下工作。沒有料想到，叛徒的可恥告密，使你的名字列入了國民黨的黑名單，隨後便被迫離開上海。來到北平，你被傅作義將軍熱情挽留，擔任文化教員教士兵唱歌。然而，你沒有想到的是，在你教士兵唱《義勇軍進行曲》時，竟然遭到國民黨軍官的製止。這樣的愛國歌曲竟然也不許唱，可見國民黨政府的統治確是暗無天日了。你為之憤慨，你為之激怒，你為之驚醒。於是，你下定決心奔赴中國革命的心髒——延安，投入革命母親的懷抱。那晚，北平舉行軍事演習，你悄悄離開了，經太原，過黃河，直奔延安。你先到抗日軍政大學，後到陝北公學，再到魯迅藝術學院，把自己的運行軌跡終於定位在“五線譜”上。於是，你成了魯藝的籌建人之一和魯藝音樂係的第一位主任……

你站在延安革命紀念館陳列室的櫥窗前，輕輕地述說著，是如此的平淡，如此的不經意，好像這一切是發生在別人身上。然而，我卻知道，你的身旁就是曆史，你現在正撫摸著它。雖然你不曾拿槍去參加戰鬥，你卻用自己的青春，在這裏為中國革命的音樂史譜寫了第一個激越昂揚的旋律。作為我黨早期音樂工作者，你為我國革命音樂建設和發展做出了卓越的貢獻，你創作的《自由神》《新編“九一八小調”》《中華民族不會亡》《抗日軍政大學校歌》《畢業歌》以及根據郭沫若長詩《鳳凰涅槃》譜寫的大合唱等歌曲，都曾產生很大的社會影響。冼星海來到魯藝後，你主動將音樂係主任讓給他，使他有了更多的發揮音樂才能的機會。你還擔任過魯藝的教務長，魯迅藝術學院的副院長。解放後，你曾受命籌建中央音樂學院，爾後又擔任中央音樂協會主席、國際音協理事等職務。然而，你卻沒有說這些，隻是在談到當年到延安時，你才顯得那樣神采飛揚，富有感情：“延安的天是自由的天，延安的地是自由的地，在這裏讓人感到安全、愉快。當年，我們一到延安，就像回到了家裏，再也不用提心吊膽了。”

談到當前音樂界的一些現象，你絲毫不掩飾自己的觀點：“現代派不適合中國國情，流行歌有一部分很庸俗，有的演員在台上連滾帶爬，群眾接受不了，媒體不應該多宣傳。音樂應該大眾化，讓大家喜聞樂見，但不要超越群眾的欣賞水平，不要媚俗。”

你輕輕地說著，你認真地思考著。我知道當年你和大家倡導並掀起了一個新音樂運動，為我國音樂的通俗化、大眾化作出了卓越貢獻。你譜寫的《抗日軍政大學校歌》《陝北公學校歌》《畢業歌》等歌曲，曾經像火焰一樣燃起人們火熱的激情，激勵人們去學習、去生活、去戰鬥，是那樣地受到群眾的喜愛和歡迎。作為音樂理論家和音樂教育家，你還撰寫了我國第一篇論述繼承民族音樂遺產問題的專著《中國民間音樂研究提綱》，積極促成了《中國民間歌曲集成》《中國民族民間器樂曲集成》《中國曲藝音樂集成》等重大文化項目的實施，為我們留下了寶貴的音樂理論財富。然而，你並不提起自己輝煌的過去，隻是冷靜思慮著今天……

你輕輕地說著，我靜靜地聽著。

你站在我麵前，穿著一件灰色的風衣，戴一頂灰色便帽，使我怎麽也不能把你和著名音樂家的稱號聯係起來。看著眼前的你是這樣樸素平凡，這樣溫良謙和，我突然明白了海不揚波、山不顯峰的道理。我曾在書本裏讀過你，曾在歌曲裏聽過你，卻不曾想到在那激勵人心的音樂世界裏，你就是一個樸素無華的音符。

也許，在事業上轟轟烈烈，在生活中平平靜靜，這就是你的情操。

我想，生活之歌其所以這樣美妙，也許就是因為有了你這樣樸素無華的音符。

樸素，是一種美麗的極致。

1989年1月21日

以上均選自《延安報》

作者簡介：

張春生，生於1954年，黃陵太賢人。20世紀70年代開始發表作品。主要有散文集《歲月有痕》《延安你好》《聖地科技之星》等。現任《延安日報》社總編、延安作家協會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