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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十年地下工作

張好智

我從1938年3月參加黨的地下工作,到1948年3月黃陵縣解放,整整為黨作了10年地下工作。在殘酷的白色恐怖下,為了掩護身份、保護同誌、便利工作,許多共產黨員經組織同意加入了國民黨。我也因地下工作的需要,經黨組織同意加入了國民黨。正是由於這種特殊環境造成的“雙重”身份,使我在解放後幾十年間的曆次政治運動中,特別是“文革”期間,遭受打擊和迫害,荒廢了繼續為黨作貢獻的大好年華。所幸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以後,摒棄了“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政治路線,使我和所有地下黨員曾經終生為之奮鬥的事業再展輝煌。今年,我已八十有八。回憶10年地下工作,我問心無愧,毫不後悔,並為我一生能有此經曆倍感驕傲、自豪。

從學生到中共地下黨員

我出生於1919年,黃陵縣太賢鄉四聖村人,祖祖輩輩務農為生,自小家境貧寒。家裏供我讀完初小後,就再供不起我上學了。這時,我已考上了黃陵縣城中山街模範小學。但家裏覺得“雀兒變不成母雞”,窮人家的孩子怎麽讀書也不會有多大出息,便要我回家勞動種地。然而,我卻想人窮誌不短,硬是來到中小報了名。家裏沒有錢,隻好賣糧食給一點,母親給別人奶孩子掙一點,自己利用假期趕牲口店頭馱炭,再販賣到洛川換一點。為了多掙一點錢,馱炭時就多裝一點,放一大塊在馱子上麵,上坡時自己背上,到平地再放到馱子上。當天從黃陵到店頭,從店頭到黃陵,往返120多華裏路程;第二天再到洛川賣炭,賣完炭後當天再返回,又是120多華裏路程。每次趕一頭毛驢,馱一馱炭,也隻能掙到五六毛錢,自己不能隨便吃喝,全靠開水泡饃支撐著。“滿麵塵灰煙火色,兩鬢蒼蒼十指黑。賣炭得錢何所營,身上衣裳口中食。可憐身上衣正單,心憂炭賤願天寒。”唐朝大詩人白居易寫的情景我是完全可以體會到的,隻是我還未成年就當上了“賣炭翁”,而且不是為了“身上衣裳口中食”,而是為了掙得幾個上學的錢。這樣堅持了一年多,還是堅持不下來了,停了兩年學,還是不甘心,又考上了橋山高級小學。

1938年3月的一天,在黃陵橋山高小讀書的同班同學李士弼,約我一起出去轉轉。他也是我的好朋友。我們一起來到學校後麵山坡溜達著,李士弼說:“現在從南方大城市到關中、西安一帶,每天有大幾百青年到延安參加革命。國民黨消極抗日,積極反共,貪汙腐化,禍害得老百姓沒辦法活下去了,大家都想推翻它。咱這裏也有很多人參加了革命,你參加不?”我說:“參加麽,為什麽不參加!窮得連個完小都上不起了,在家停了兩年,這次補錄才錄了我、韋明海、韋振中3個人。”李士弼看我態度堅決,就說這事先不要告訴別人,等組織批準以後他再通知我。

李士弼同我談話後,我一直急切地等待著組織批準的消息。過了一段時間,李士弼給我通知說:經組織研究同意我加入中國共產黨,參加組織活動。他就是我的入黨介紹人。

積極參加抗日救亡運動

那時,我剛剛19歲。開始,他給我讀一些進步書籍,如《二萬五千裏長征》《新華日報》《大眾哲學》及魯迅和巴金的書。當時,學校黨支部是隱蔽的,以進步青年的身份公開活動。黨支部按共產黨員要在抗日民族戰爭中起先鋒模範作用的要求,以黨員為骨幹在學生中成立了抗敵後援隊,由李士弼、劉樹仁等同學參與負責,組織學生學唱抗日歌曲,排演抗日戲劇,如《民族魂》《張家店》《閔巷鎮》《雞大王》《放下你的鞭子》等,編寫宣傳提綱、練演講、擬寫宣傳標語等。我也作為骨幹參加各種活動,除擔任書寫標語等工作外,也演出抗日戲劇,並先後在話劇《張家店》中扮演了一名在反抗日軍暴行慘遭槍殺的農民,在另一話劇中扮演日軍佐藤司令。經一係列準備後,我們由老師晁清芳、鄭誌健(均係黨支部成員)帶隊百餘人,深入到田莊、侯莊原、北穀塬和隆坊、太賢塬進行演出,宣傳抗日,曆時40多天。每到各地逢集過會,我們都會趕去宣傳,動員群眾抗日救國。

1938年暑假(7月初),組織上派李士弼、宋伯橋、郭誌強、劉生齡、劉樹仁、梁邦棟和我7人去洛特工委(駐洛川後子頭)短訓了一星期。短訓期間,主要由高克林書記、強自修組織部長講課。通過學習,我們初步掌握了黨的基本綱領,黨的組織生活原則,抗日救國十大綱領,共產黨員在國民黨統治區的工作方法等。我們的活動引起了敵人對橋山高小的注意,他們便不時地來到學校盤查,看是不是有共產黨支持學生們。1938年9月的一天,鄭誌健、宋伯喬、劉生齡和我等六七人在橋小後麵的北城牆下一個窪地開會,不料偽縣長蘆仁山突然走到麵前,查看了我們的課本,冷冷地說:“可不要搞歪門邪道,走上歧途。如有越軌行為,那是很危險的。”不久,敵黨部的楊幹事等3人,來校檢查了師生的書籍,並帶走了50多本進步書刊。

把學校建成地下交通站

1939年暑期我從橋山高小畢業,縣上辦了個教師訓練班講習會,全班20多名同學經過學習,大部分到鄜延師範上學去了,隻剩四五個學生沒錢去不了。我因為家裏沒有錢,還欠了人家200多銀元的債,生活都沒有辦法過,更不要說是再外出上學了,隻能留在縣上教書。縣上安排教師時,經過組織活動,將我安排在距黃陵縣城5華裏路的肖家川山岔梁初小教書,擔任地下交通員工作。當時,洛特工委已經遷到黃陵縣店頭鎮,對外稱特委店頭辦事處,我接觸的是特委店頭辦事處的楊西林(洛特委宣傳部長)和白秉章同誌。他們到宜君、去黃陵時,就住在我這裏,有時我也護送他們進城。平時,我主要是給黃陵地下組織送書報、雜誌和信件(密報、情報)等。每次都是靠當地熟悉的老百姓當掩護,他們有賣菜的、賣柴的、賣炭的……我就將要送的東西偽裝好,放進老百姓的貨物裏,秘密帶進城裏,再轉給晁清芳或鄭誌健。我進城送情報至少每星期一次。如果來了人要進城,那就在送他們進城時,隨時將組織要轉送的東西帶進去。當時,晁清芳是黃陵地下組織負責人,擔任黨支部書記,正式身份是偽縣政府保甲指導員,住在橋山小學教師鄭誌健家院子的東窯裏。有時楊西林與晁清芳談工作,我就在另外的窯裏等著,觀察著外麵的動靜,然後再護送出城。楊西林或白秉章從辦事處去宜君,往返時也住在我這裏。山岔梁初小在肖家川、陽溝、北坡底、王莊科、張寨子、老虎尾巴、三河口、周家窪、康崖底等十幾個村子中間的一條不大的山梁上,有這些村子的20多名學生上學,除了這所小學校外,附近不住人家,不容易引起人們的注意,卻視野開闊,容易觀察瞭望,便於疏散撤離。可見當時選擇這個地方,是下了一番工夫的。盡管學校比較安全,但為保密起見,我自己在校起灶做飯,不在學生家裏吃飯。在此期間,這裏也成為組織上接頭、召開秘密會議的地方,張好信(胞弟)、張世明、鄭誌健都曾多次來這裏開會。他們大多是晚上來白天走,有時候白天也來,人們即使知道了,隻當是我的同學朋友來了,從沒有人懷疑過這個紅色交通站。

白色恐怖嚴重學生被捕

1939年冬至1940年春,國民黨對八路軍與山西新軍(決死隊)發起了大規模的軍事進攻,胡宗南也調集部隊進攻陝甘寧邊區,掀起了抗日戰爭中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國民黨的消極抗戰、積極反共愈演愈烈,白色恐怖越來越嚴重。1940年2月,我到鄜延師範師資培訓班學習。國民黨的正規軍在配合飛機攻打我軍駐防的隴東地區後,在黃陵駐防的董釗的29軍又迫不及待地攻占了洛特工委駐店頭辦事處店頭鎮,黨組織活動越來越困難。特委在敵人的圍攻下,從店頭搬到雙龍、上房峪、槐樹莊,一直後撤。遊擊隊也被敵人打得撤出了這一地區。6月間,敵人以政治嫌疑逮捕了鄜延師範的學生韋明海、晁誌林、趙彥國、孫繼業、王世俊、劉俊夫及教員張笑如等7人。當時除劉俊夫獲釋外,均送往西安勞動營。當年秋季,韋明海逃出勞動營回到黃陵,因為已經身份暴露,不久即轉到邊區工作。敵人的破壞活動,給黃陵地下黨造成了不小的損失,已入黨的部分同誌懾於白色恐怖,表現情緒低落、思想動搖、不願提革命的事了,以至回避接觸。我們幾位老黨員便想辦法和他們主動接觸,盡可能地做這些同誌的工作,使他們在挫折麵前看見光明,重新振奮起精神來。

1940年下半年,我被調整到距家隻有2華裏路的瓦屋村教書。9月間,李士弼同誌從邊區來,同我談了當前的形勢,說形勢可能進一步趨向惡化,對此要提高警惕,做好思想準備,以防萬一。因此,特委對地下黨工作的方針是“長期隱蔽,積蓄力量,等待時機”。並說地下黨員在被迫的情況下,也可以加入國民黨,但事後要報告組織,並利用合法身份積極為黨工作。同年10月,我又被調到北村小學教書——當時北村完小的校長是楊建珍,是我在鄜延師範師資訓班的同學,知道我考師訓班考了第一名,書教得好,便通過縣教育科把我調過去。這期間,原來很活躍的地下組織活動跌入低潮。

地下組織受到敵人破壞

1941年1月初,國民黨發動了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在洛川、黃陵、宜君地區的敵人先後掀起了三次反共高潮。在洛川楊舒槍殺了3名地下黨員,宜君在白色恐怖下有40多名黨員自首。1941年正月,黃陵地下黨組織遭受嚴重破壞。黨組織負責人(黨支部書記)晁清芳、中共黨員梁秀儒和非黨人士劉儒珍被敵人逮捕,押解到敵省黨部駐洛川辦事處,在敵人的刑訊逼供和威逼利誘下自首。不久,敵人又逮捕了非黨教師白毓珍,經刑訊無結果放了。白色恐怖像瘟疫一樣在全縣彌漫,到處聽到的都是抓共產黨,逮捕了這個人那個人,許多人害怕了、動搖了,再也不敢行動了。

黨的地下組織遭敵人破壞時,我正在北村小學給學生上課。那天,在縣上當教育督學的開明人士楊先春,翻山越嶺,趕了20多裏山路,氣喘籲籲地趕到北村小學,給我說晁清芳、梁秀儒等被捕了,讓我給梁秀儒家的人說:把梁藏在麥囤裏的書報資料全部銷毀。我聽到這個消息,感到非常震驚,形勢已經嚴重惡化,不能再造成任何損失了。梁秀儒就是北村人,離學校不遠,我立即跑去通知了梁家。隨後,匆匆趕回四聖村,把自己家裏糧囤裏藏的信件、資料也銷毀了。敵人破壞黨的地下組織,逮捕晁清芳事件發生後,所有黨員都失去了聯係。我在那段時間思想上也是怕得很,不知道還暴露了什麽,敵人哪天會來到學校抓人,要隨時準備躲避突然抓捕。因此,每天提心吊膽,除了給學生上課外,就到學校外麵的莊稼地裏轉悠,準備應付敵人的突然到來。後來終於打聽到,晁清芳等人被捕後,敵人用刑捆綁、吊打,甚至把磨盤壓在脊背上,叫來叛徒當麵對質,他自首後隻承認自己是共產黨員,說介紹他參加地下組織的人已經去了邊區,無法聯係了,敵人隻好不了了之。知道晁清芳被捕後雖然自首了,但沒有出賣組織和同誌,沒有暴露其他黨員,我才放下心來。這期間,黨的地下工作陷於癱瘓,組織活動完全中斷,上級不久即宣布黃陵地下組織解散。

冬眠狀態恢複組織關係

我在北村教書的第二年(1941年)清明節時,敵縣黨部書記鄒映寒和張學讓(我的同村)等4人來校,要我去洛川敵黨部任錄士,並要介紹加入國民黨。我不想加入國民黨,也不想離家到洛川去。但很快就發現不去不行了,頂替我的新教師也派來了,北村初小已沒有我的崗位。周圍的許多人也說:這種年代,人家說了算,你恐怕得去應付一下……他們言下之意,弄不好要出事情。地下組織已經遭到破壞,暫時無法建立聯係。我不得已到洛川,在敵黨部隻呆了40天,就無論如何也不想待下去了,便乘敵縣黨部書記鄒映寒下鄉的機會,以家庭有事情為借口,留了一封信,離開了洛川。從洛川跑回後,北村已經沒有我的崗位,我又先後在安溝初小、隆坊完小、縣聯社在黃帝廟院內辦的紙布兩廠、四聖初小教書或工作。我正在紙布兩廠期間,突然有人從鄜縣的寺仙鎮來找我,隻是見了見麵,一般的談了談,沒有怎麽說工作上的事。我提出盡快建立組織關係,恢複黨的工作,人家說現在處於隱蔽狀態,還不能公開活動,要先隱蔽下來,組織關係以後再說。不久,李士弼同誌來到黃陵,我立即把敵人破壞地下組織以及我去洛川前前後後的事情,向組織作了詳細匯報。李士弼告訴我,在敵人的白色恐怖和瘋狂破壞下,地下組織已處於冬眠狀態,停止活動,要絕對保密。經過組織暗地裏考察,認為我是一個可靠的地下黨員,可以恢複我的組織關係。並告訴我,黨的黃陵工委暫時設在邊區的寺仙鎮。可以說,在黃陵地下組織宣布解散期間,隻有我還和上級黨組織保持著聯係。

做地下工作要慎之又慎。我做地下工作時,家裏人並不知道,但最後還是被我四爸無意中發現了。一次,李士弼來我家開會,我去縣上通知人,委托我四爸招呼他吃飯。李士弼起床出去了,我四爸想整理一下炕上的被子,剛將枕頭一挪,就發現下麵壓著一把盒子槍,便將枕頭按原樣放下就出來了。等我從縣上回來後,他怪我不給他說,讓他心裏有個數。從此以後,李士弼、韋明海同誌一來,他便成了可靠的崗哨,有時還去叫人或送信。為了以防萬一,還幫我在炕底下挖了一暗室,可容六七個人,平時不怕火燒,敵人來了也不易找到。隻要我們在晚上開會,他還會蹲在窯背上半夜半夜地抽煙,幫我們瞭望放哨。

百餘裏往返邊區送情報

我主要和李士弼直接接觸或通信聯係,有時也和韋明海通過蘭寨子韋知禮到那邊“趕腳”,往返於邊區帶信聯係。主要通信的是我的親戚劉廣仁(妹夫),住在寺仙附近的半坡塬,是農民也做點小生意,許多信由他往返所帶。黃陵縣的隆坊鎮是有名的大鎮,人口眾多,生意興隆,號稱“隆半縣”,和鄜縣的南道德一帶接壤,兩縣人連畔種地,相互趕集,探親貿易,來往非常頻繁。敵人的封鎖線留的“口子”,就設在兩地之間的一座土橋上,土橋兩邊“紅”“白”分明。當時,除了李士弼同誌來我家找我布置任務外,我也多次去邊區找李士弼匯報敵情、接受任務和捎帶書報、傳單。

我要過封鎖線去寺仙時,去鎮公所去開證明信,常常是借口走訪親戚。那時,由於信息不通,有時去了也見不上人,有時還會被自己的部隊扣住。記得1942年2月,我送情報時,從黃陵到寺仙沒有見到人,又從寺仙到張村驛,還是沒有見到人,隻見到張村驛小學的校長高秀峰,他是我的同學,便給他留下話,讓他告訴李士弼說我來找過他。同年冬天,我去寺仙鎮時就被我寺仙部隊扣住,後經李士弼同誌寫條子才放了,還有一次是經郭景龍寫條子放的人。1944年7月,我去寺仙未見到士弼和景龍,傳說快打仗了,封鎖線很吃緊,適逢蘇家險李新善等趕著20多頭牲口去馱鹽,我便混在一起趁黑夜返回。從黃陵到張村驛有100多華裏路,得走兩天,第一天先到寺仙,如果見不到人,再到半坡原親戚家住下,第二天再到張村驛。有時候也走另外一條山路,翻四條溝——從四聖到北村、再到回樂堡、再到狼胡同或棗林子、再到寺仙,然後才到張村驛,這還不算繞著走的路。去時路上一天不吃不喝,急著趕路,常常是腿腳都走得腫了,來回一趟就能磨爛一雙老布鞋,所以我經常把鞋別在腰帶上趕路。那時候沒有賣鞋的,我母親經常點燈熬夜給我做鞋,央求親戚鄰裏給我做鞋,就這還趕不上穿。

家中開會親屬通知放哨

在黃陵我主要和張好信、張世明聯係,因他兩人都是1939年的地下黨員。張世明1942、1943年在敵人縣政府軍事科,1944年任橋山鎮鎮長直到1947年;張好信是我伯叔五弟,1943年在北村教書,1944至1947年在敵三青團任股員、股長。因此,他倆了解敵情較方便。1944年秋,敵人征集10萬青年準備打內戰作炮灰,反而美其名曰“培訓青年軍官”,當時轟動一時,大量青年爭先恐後地報名。經我們秘密工作,通過朋友、親戚、同學、同鄉、熟人等各種關係,互相串聯,告訴青年們這是敵人準備打內戰,讓他們去當炮灰,犧牲生命,死了也沒有人管。這樣宣傳勸阻、揭破陰謀之後,許多青年便打了“退堂鼓”,改變了參加國民黨軍隊的主意,報名者僅去了極少一部分。類似的工作,隻要我們知道了,就積極主動地去做,千方百計破壞敵人的行動計劃。

這種地下組織的冬眠狀態,一直持續到1943年。1943年下半年,我再回本村四聖教書,組織活動逐步恢複,李士弼來的次數就越來越多了。1945年正月,李士弼來了要在家裏開會,讓通知張好信、張世明、鄭誌健、寇振華(太賢鎮鎮長)、孫誌明(太賢鎮二保保長)等同誌,這些人分別住在太賢、道南村和黃陵城裏,近的5裏多路,遠的有20多華裏路。我和我四爸分別行動,他通知太賢鄉以內的,我通知道南村和縣城裏的,通知後各人分頭來到我家裏。會議開了兩天一夜,開會期間,我四爸白天在村口的拴牛角和村裏的人曬太陽、抽旱煙、諞閑傳,我四媽顛著一雙小腳在村裏轉悠,盯著到村裏來的人,防止敵人發現後突然偷襲。會議學習文件,介紹黨內各地區情況,研究國家形勢、前途,安排我們要做的工作。會議具體要求,發展地下武裝,進行武裝鬥爭。家族中有個伯叔哥(胞兄)在山西58軍當營長,很快就成為我的工作對象。1944年下半年,這位胞兄回家探親來了,我聽說後立即趕回家裏,給他做工作。他家院子和我家院子相鄰,房子背靠背而建,北頭矮牆中間有小門相通,兩家來往非常方便。提起國家多災多難的前途命運,國民黨的腐敗、貪汙、沒落,他也深有同感。但讓他棄暗投明,投靠共產黨,他卻說國民黨再不好,但勢力大、地盤多,還有美國支持,而共產黨勢力太小了……我做了好長時間工作,才做通了,說好同地下黨的負責人李士弼見一麵。但到見麵的時候,他又後悔了,堅決不願見麵,返回山西前線去了,對他的策反最終未能成功。

擔任區委書記積極工作

1945年至1946年間,我在道南村教書並兼任校長。1945年10月間,我到寺仙黃陵工委給李士弼匯報工作。當天晚上,李士弼在他住的一孔土窯洞裏召開了會議,有劉樹信、賈光健、郭景龍和我參加,會上士弼同誌談了當前形勢及黃陵情況,並說張好信、張世明的組織關係為了工作方便,已由雙龍轉到黃陵工委。會上確定成立黃陵城關區工委,由我任區委書記,張好信、張世明任委員,區內有我們和新發展的十幾名黨員。會議要求認真總結近年來的工作經驗,在新情況下積極而又謹慎地發展組織和建立地下武裝,準備今後進行城市內應。第二天上午,李士弼同誌又和我談了一些工作。當時,黃陵全縣僅3萬餘人,經常住敵人一個師,還有名目繁多的敵人地方武裝(保安團5個連、保警大隊2個中隊、警察局約100人)、各鎮公所的自衛隊等,遍布城鄉的武裝便衣隊(大一些的村鎮皆有,我教書二年的道南村就住有敵人一個便衣隊)、情報組織、中統特務等等。加上敵人與貪官汙吏、豪紳、地主狼狽為奸,壓榨人民、經常要糧要款,要草要料,拉兵當差,強迫人民修城、修墩、修碉堡、挖戰壕等,使人民處於水深火熱之中。我回黃陵後,即進城找張好信、張世明在敵三青團後院的樓上,傳達了黃陵工委的指示精神,並結合黃陵的情況部署了工作。在組織方麵,張好信先後發展的黨員有楊書生(不久病故)、王長榮、張好德(均係教師)。我和張世明先後發展的有張俊傑(敵機槍連連長)、劉生珍(道南鄉第五保保長)、張毓珍、劉相柏、劉建堂(後3人係張俊傑機槍連的班排長)、張榮昌(道北農民)、張過繼(道南農民)、劉振邦(堂妹夫,城關區二保保長)。當時連同區委3人共計19名黨員,除中途兩人去了邊區、一人病故外,實有16名黨員。工作上按嚴格保密的原則,采取按人分工單線聯係,不準發生橫的聯係。

當時,有知識、有文化的人非常少,在農村上過學的人更少。我在道南村教書,很受人尊敬,是當地文化程度高、有知識、有影響的人。1945年下半年開學時,張俊傑正在道南村成立治安聯隊,住在學校的院子裏。張俊傑是韓原村人,距道南村不到2華裏路,兩村連畔種地,互相都很熟悉。治安聯隊成立之初,張俊傑沒槍、沒人、沒衣服,想給縣上要,就和他妻哥一塊來找我給他寫報告。我寫好後他一看,高興得不得了,連誇寫得好、寫得好,弄酒弄菜請我吃飯,又領到瓜地裏吃西瓜,叫到他家裏去坐。相互來往得多了,關係更親密了,也就什麽話都說。有一天,張俊傑突然對我說你恐怕是共產黨哩!你說的許多話很有道理,就像共產黨說的話。你看我能不能參加共產黨?我開玩笑說,你把我看高了,我可沒那號本事。你要參加共產黨還不容易,過了封鎖線到陝北就能參加,你自己去!後來,我把此事反映給黨組織負責人李士弼,這時韋明海也到了黃陵工委,他們商量後認為可以發展,便派韋明海來和我一起做張俊傑的工作。1946年正月,我在家裏過年,李士弼同誌來說經特委批準,張俊傑、劉生珍為正式黨員,並讓我找縣上的幾個人來開了會。沒有多長時間,張俊傑升任了敵保安團機槍連連長,進駐縣城進行治安防務。8月間,張俊傑機槍連後備三中隊在道南村駐紮,我和張世明又抓緊時機,在三中隊發展了排長張毓珍、劉建堂、班長劉相柏為地下黨員。

這時,黃陵區工委接上級指示,為策應李先念司令員等中原突圍的同誌從陝南到延安,確定韋明海、賈光健等帶領遊擊隊,在田莊一帶公開策動民變,吸引敵人地方武裝,減輕李先念等同誌過境的壓力。我武裝鬥爭展開後,吸引敵人從洛川調來一個連,從黃陵調了一個連,在田莊廟上進行瘋狂圍堵。在這次武裝鬥爭中,我遊擊隊和群眾傷亡和被捕10多人,其中4人被捕後在黃陵槍斃,壯烈犧牲。敵人氣焰十分囂張,造謠說繳獲了我地下黨員名單。對此,有些黨員和群眾驚慌不安,我們及時指出這是謊言,如真有其事,敵人會不動風聲地抓人。這次行動雖然有較大傷亡,應該說還是達到了吸引敵人部隊的目的。

推舉開明人士、劫持彈藥

在此期間,敵縣黨部在橋山鎮(現康崖底)組建區分部,來到道南村指定我擔任了區分部書記。1946年9月間,敵黨部召開敵縣黨代會,我以敵橋山鎮二保區分部書記的身份參加。那時,晁清芳被迫自首後已擔任敵縣黨部的執行委員。他雖然已不是共產黨員,但仍然為共產黨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我經過晁清芳了解到這次會議要選敵黨部執行委員,其中有已圈定敵特王國權、劉俊夫兩人,即在代表中進行活動,揭露其醜惡行徑,使兩人在選舉中落選,而選上他們未圈定的開明人士楊先春。

1947年7月間,敵軍洛川運輸隊趕18頭騾子,給敵人部隊上運輸槍支彈藥,晚上住在道南村。我和張世明、劉生珍見這是送上門的“禮物”,一商量即去找常去雙龍的馬家塬張生春、康崖底的朱子超、麥洛安的高栓,這3人平時重義氣,愛耍槍弄棒、打抱不平,均係傾向共產黨的社會義士。我們把事情一說,3人毫不含糊,當即拍胸響應。我們給了一支套筒槍和一把三號盒子,並配備了子彈。當天深夜,他們放了一陣槍,趁混亂將敵人的騾子趕到雙龍,交給了我宜君工委。

我從加入敵黨到黃陵解放共10年時間,無論在上翟莊村還是在道南村任黨區分部書記,都從未召開過敵黨員會,也未發展過一個國民黨黨員,以至告訴過敵人什麽情況。加入敵黨和任職,均向組織作過匯報,並得到了組織的認可。

兩次泄密事件有驚無險

地下工作是在敵人統治區做工作,最擔心的是發生失密事件。我在10年地下工作中,也曾遇到過兩次失密的情況,但都有驚無險,沒有造成任何損失。

一次是1946年至1947年間。有一天深夜,韋明海帶了幾個人到我家。他們每次來了,先在牆外往院子裏扔土疙瘩,家裏人一聽見動靜,就知道有人來了,便起來開門迎進來。這一次,卻驚動了門上鄰居的幾條狗,這幾條狗一叫,不一陣全村的狗都狂吠起來。院子南邊鄰居張學讓、東邊張學智家的人上窯背來看。這一看不得了,發現背著長槍、短槍的人都進了我家院子,村頭、門口布了崗哨,家裏半夜燈火不熄,燒火做飯,人來人往,知道我家來了八路軍。因為都是一個村裏的人,大家心裏明白,誰也不往外說。有一天,村裏給張學讓家做活的張有理在端飯時,無意中聽到人家在炕上說話:隔壁張好智家和八路軍通著哩,你隻要聽見狗咬,肯定就是八路軍來了。張有理悄悄把這話告訴了弟弟張知禮,張知禮又悄悄地告訴了我。這事在村裏悄悄流傳,大家都知道,不對外麵說,所以也沒出什麽事。

還有一次是1947年春。國民黨在西北地區集結重兵20餘萬,氣勢洶洶,直撲延安。我當時已經在縣教育會工作,和縣三青團住在一個院子裏。張俊傑在閑聊中把我和他的關係以及身份告訴了他舅梁學孔。梁學孔是個紳士,在敵縣財政科當科長,又把此事告訴了剛從西安回來的張學讓。張學讓和我是同村,家庭比較富裕,是黃陵的頭號大紳士,那時已在偽省黨部三青團當秘書。張學讓給敵縣黨部執行委員晁清芳說:這個問題不得了,好智是教育會的幹事,住在三青團,萬一出了問題,黃陵教育界、三青團,跳到黃河裏也洗不清。問題一旦發生,誰也沒有辦法,是不得了的問題,要人頭落地的。晁清芳立即叫劉九齡把我找去,給我談這個事情。我說:你也知道,韋明海是我的同學、熟人,人家帶著長的短的(長槍短槍)來咧,我能擋住麽,要住我敢不讓住麽?我隻能謹慎就是了。晁清芳心知肚明,誰也不敢惹,也無可奈何。1947年下半年,張學讓被黃陵選區選為“國大”代表,每次從西安回來時,總要把我叫上一同回家,坐在他家或到我家喝茶、聊天、拉家常。那時候,許多人雖然在國民黨、三青團裏邊,也並非其死黨,不願死心塌地為國民黨賣命,害怕形勢一變,共產黨、八路軍秋後算賬。所以,那時形勢雖然極為緊張,但他們為保全自己,也要千方百計給自己留下後路。

武裝起義、黃陵和平解放

果然,剛剛過了幾個月時間,整個西北戰場的形勢就發生逆轉。1948年2月底、3月初,我西北野戰軍在宜瓦戰役中殲滅胡宗南部隊29000餘人,擊斃敵整編29軍軍長劉戡,順利向南推進。1948年3月6日(正月二十六,即黃陵解放前兩天)下午三四點鍾,韋明海匆匆來到我家,讓我把張俊傑叫來。第二天,張俊傑帶一個班來到四聖村,部隊在村口麥場駐紮,僅帶一個親信來到我家,見了韋明海同誌。當時黃陵僅有地方武裝保警隊兩個中隊、保安團兩個連和警察局等共約300多人。明海同誌講了宜瓦戰役鼓舞人心的形勢和黃陵工委關於解放黃陵的決定,並部署了由張俊傑機槍連,並爭取保安團三連連長李建邦、保警大隊一中隊隊長張懷德打內應,我遊擊隊打外圍,活捉偽縣長許評之,殲滅保警大隊大隊長寇佐坤。張俊傑返回孟塬後,為了將他在馬家山執行任務的機槍連二排調回孟原,即在當晚以遊擊隊襲擊為由,打了一陣槍,調回了機槍連二排,做好了起義的準備。

3月8日,黃陵工委和遊擊隊進駐太賢周圍。當晚,工委馮力生、劉克榮等同誌在瓦屋村向我談了9日晚活捉許評之、殲滅寇佐坤等殘敵的決定。第2天,我去機槍連連部所在的孟家塬大碉堡通知張俊傑,並準備於當晚(即9日)10點多同張俊傑在馬家塬溝灣見麵,確定具體行動。我清早出發到孟家塬張俊傑連部一問,連部的人說張俊傑進了城,到城裏找不到,我又找到郭岱海(地下黨員、橋山鎮長)、張世明問,他們也分頭找,都找不上。這時已到下午4點左右,正著急時碰上張毓珍,說張上了孟家塬。我到了孟家塬,又說他剛回家去了,我又趕到韓家塬張俊傑家裏才見了麵。這時天已黑了,張俊傑約定當晚會見的口令是俊傑——明海。我立即加快腳步回到瓦屋村,給馮力生、韋明海、劉克榮等同誌匯報了情況。當時工委即集合隊伍出發,向馬家原前進,行至泥駒河北岸半山坡時,聽見對麵山坡上有人聲。我要喊話,馮力生說:“你不要閃麵(露麵),說不定今後還要隱蔽下來。”於是,我和曹誌謙等蹲在黑暗的草叢中,沒有再出麵。隻聽這邊喊道:“喂,溝那邊是誰?”那邊回道:“張俊傑和我們把隊伍帶過來了!”知道是張俊傑、李建邦等人把起義隊伍帶過來了,我們就放心了。接著,韋明海讓人告訴他們,讓部隊下來在河灘休息,由張俊傑、李建邦等負責的上來談情況。張俊傑等人一上來,韋明海就問許評之帶來了沒有,寇佐坤打死了沒有?張俊傑說寇佐坤對他有所覺察,準備對他們下手,已無法久待,所以把機槍連和李建邦的三連拉過來了,其中三連郭占順帶一個排逃跑了。並說明保警隊張懷德已做好工作,因出發時未聯係上,晚上來不了。兩邊會合後,大家非常高興,當晚便進駐馬家原。第二天早晨,張懷德也如約率部起義前來。這次起義兩個連(缺一個排)和一個中隊,共計200餘人及全部武裝。因張俊傑、李建邦、張懷德等將部隊拉了過來,許評之、寇佐坤即帶殘敵逃跑了。

第二天(即1948年3月10日),黃陵工委率部隊進城,沒有費一槍一彈,黃陵縣和平解放。

黃陵解放後一個多月,解放軍於4月22日收複了延安。

作者簡介:

張好智,1919年出生於陝西省黃陵縣太賢鄉四聖村。中共黨員。解放前一直從事我黨地下工作、教育工作,1945年10月擔任黃陵縣城關區工委書記。1981年離休前任中共黃陵縣委信訪辦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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