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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悔的追求

寇雪樓

在凝結了我搞婦女工作多年心血和汗水的《軌跡》即將出版麵世之際,我百感交集的心情久久難以平靜,這大半生的坎坷、追求、奮鬥,曆曆在目,回首往事,雖然多遭坎坷,但我並沒有屈服;雖然經曆平淡,但我感到很充實;雖然沒有成就什麽大的事業,取得什麽大的成就,但我卻為之苦苦地追求了,奮鬥了,盡心盡力地努力了,我無憾、無怨、無悔。

母親

1945年,我出生在黃陵縣侯莊鄉寇家灣村的一個極度貧寒的農民家庭。由於貧窮,父母養活不了這七八個孩子,就把一個姐姐和一個妹妹都送人抱養了。聽母親說,我8個月大的時候,也曾送給城裏一戶姓楊的人家。但送人還沒3天,終因母女難舍,哥哥姐姐的哭訴,又把我抱了回來。為此,我常常暗暗慶幸,我沒有離開我可敬可親的母親,使我從那知書達理、勤勞善良的母親那裏學到了做人的道理。

母親是合陽縣喬家巷人,她七八歲時就跟隨外婆及小舅走到了澄城縣,外婆去世後舅舅過繼給了他人,母親當做童養媳被人收養。聽母親說,這人對她還好,但有一天走後,再也沒有回來,後來才聽說,他參加了什麽革命黨,在磚瓦窯議事時,被官府燒死了。民國18年(1929年)母親被人販子從澄城賣到了陝北,嫁給了比她大20多歲的父親。父親也是一個窮苦的農民,由於父親長年給較富裕的本家人幹活,因而母親也隨之給人家喂牲口,做雜活。聽母親講,她寒冬臘月半夜起來去上房給牲口拌草,又冷又怕渾身哆嗦,整夜難眠。

在我兒時的印象裏,我總喜歡跟在母親的後麵。她去哪裏,我跟到那裏,為這個還常挨打。常言道,窮人的孩子早當家,我六七歲時就跟著母親一塊忙碌起來,跑跑腿、帶孩子。十來歲時打豬草、拾莊稼,砍柴就是經常的事情,而且從來不要母親指派。一個夏收時節,我和妹妹就可拾到八九鬥麥子。每天一大早,我就領著妹妹同村子裏的其他孩子在田間、地頭、路旁歡快地爭搶收割時掉了的麥子。到較遠的地方拾麥,就一整天都不回家。那天,天剛亮我們每人帶兩個冷饃就出發,去離家10裏地的東閻塬塌溝拾麥,這地方人們常都不去,掉在地裏的麥子特別多,麥穗還大,不到半個時辰我就拾了三大把子,但我隻覺得幾天來連續疼痛的喉嚨好像越發厲害了。雖然,收麥天的太陽火紅火紅、曬得大地滾燙滾燙,我卻冷得發抖、舌幹口燥,突然,眼前一黑就栽倒在地,妹妹和其他孩子都過來扶起我讓我張開嘴,看兩邊還各有一塊白色的什麽東西。當時,我隻知道肚子疼是病,所以也就把這沒當回事,根本不懂這就是扁桃體發炎化膿。塌溝裏的野黃杏子很多,摘幾個拌著冷饃吃,雖然咽喉疼痛難咽,卻很香甜。吃了幾個黃杏子和冷饃,頓時覺得好多了,繼續拾麥子。趕到天黑回家,我背了一大捆,手中還抱了幾大把子,真是滿載而歸。母親邊誇獎我,邊聽妹妹講我喉嚨的病,她堅決不讓我第二天去拾麥子。我不顧母親的阻攔,第二天仍然上路拾麥。就這樣,沒吃一片藥,沒打一支針不知怎麽也就好了,也可能是勞動的汗水趕走了高燒和病毒。不過這樣反複的喉嚨疼痛給我留了終生的咽炎疾患。

打豬草是最有意思的活兒。下午一放學,三五成群的孩子提著筐子、拿著鐮刀,去田野挖野菜,什麽薺薺菜、圪能台、斜蒿、白蒿芽等都是豬的好飼料,但挖起來很慢,半個下午最多能挖一筐。若碰上像龔莊生產隊(臨村生產隊)苜蓿地那樣嫩綠嫩綠的二茬苜蓿,那隻需幾分鍾就能摘滿實實在在的一大筐子。一次,我們幾個孩子還有纏小腳的大嫂正興高采烈地邊誇讚苜蓿的長勢邊采摘苜蓿時,隻聽得一聲吼叫,一個大小夥子朝我們走來,我看勢頭不妙,拔腿就跑,在剛犁過、虛土掩過腳背的耕地裏要跑快還真不容易。跑出“危險”區後,我停下來扭頭一看,大嫂不但被人家截住了而且還倒去了全部苜蓿,她提了個空筐子過來了,我坐在地上笑得前仰後合。我將自己滿筐子苜蓿給大嫂分了一半,大嫂笑著說:我再也不跟著你們這些猴兒子們一塊拾菜了。

砍柴是我10歲時學會的,村子裏還有幾個女孩學著砍柴。大一點的男孩子常常欺負這些女娃,不讓在他們“號”了的勢力範圍內砍。我常和這些欺負女娃的男孩子吵架:“這柴不是長在你們家的鍋台上,為什麽就是你們的!”我是不怕他們的,我理直氣壯地和他們講理,他們若要打,我就拿起砍柴的鐮刀準備和他們拚,他們也就讓步了。我每次挑著一小擔油胡龍好柴回到家,母親都要誇讚一番。孩子多,布料缺,母親做不出來那麽多的鞋子,光著腳丫子在滾燙的麥茬地裏和泥濘冰滑的山窪裏行走那是常有的事。因為沒有大家畜,碾米、磨麵全靠姐姐和母親用人力去推。哥哥10歲時就去龍首、寇家河村給富裕人家放牛放羊。聽哥哥說:一次一隻羊丟了,他一個人摸黑去深溝裏找。一次他趕著羊群往回走,一隻狼跟在他後邊,他用鐮刀勾著一捆棗刺抵擋著狼前進,硬是堅持走到村邊,狼才棄他而走。

解放後,雖然家裏的生活依然清苦,但母親的心情卻很暢快。她天性聰穎,又樂於接受新事物,村裏開辦掃盲班,她總是積極參加,一次不落,直到嫂子有了孩子,她依然抱著孫子在掃盲教室外的石台上聽課。最後,她不但能念出牆上所有的標語,晚上看著戲本還能唱出幾段來。六一二年困難時期,家裏人好幾個月甭想吃上一頓白麵,但隻要是給村裏來的工作組管飯,她就千方百計到鄰居家借來白麵給工作組的同誌擀麵吃。抗美援朝戰爭爆發,母親多次給哥哥報名去參軍,最終還是因哥哥不滿18歲而沒去成。母親常給我們講,新社會好、共產黨好、毛主席好,她這種樸素的階級感情深深地影響和熏陶了我的一生。

母親樂於助人,心靈手巧,在村子裏威信極高,是人人稱道的好人。誰家的孩子沒奶吃,她就給自己孩子省點吃,給人家的孩子喂。凡是到家門口討飯的,寧肯自己不吃,也得給討飯的吃。記得我用工作後第一個月的工資給母親縫製了一床新鋪蓋,她一次還沒蓋過就主動借給村裏人家娶媳婦用,兒女們有點不願意,她卻說:“娃呀!你媽窮得一輩子經常借別人的東西,今天,我有東西借給人家,我心裏很是高興。”

母親生性靈巧,很有些無師自通的小本領,她會給村上大人、小孩裁衣服,經她手剪的鞋樣子,做成後,穿在腳上既好看又舒服。村子裏誰家的孩子、大人病了,不論白天還是黑夜凡是叫她,她都給予幫助。母親的土方子多,比如,拔火罐、用針刺、用酒洗,不知怎麽折騰一番,病就好了。母親善解人意、辦事公道,她還是村裏調解委員會成員,經常給人家平息婆媳矛盾和妯娌糾紛。

母親在十分清貧的日子裏愛著我們,善待著周圍的人,雖然她和我們常常陷入無衣無食的境地,生計的艱難使她在夾縫中做出不得已的選擇(孩子抱送別人),但她從不消沉,從不流露悲傷之情,她為了讓我上學千辛萬苦,為了讓我好好工作,托著病體給我帶孩子。1970年5月12日,隻有56歲的母親,就永遠離開了我們。送靈的那天,全村人都哭了。

求學

我的求學之路可以說是一波三折。上學、輟學、上學、輟學、上學。1952年母親將小妹抱養給人後,我便在本村的小學上學。由於家境貧寒,父親早逝,注定了我求學之路的艱辛和坎坷。

每天天剛亮我就第一個到學校,早讀、上課。沒有錢買筆和紙,我就用柴棍在學校院子的土地上寫,柴棍成了我手中的筆,土地成了我永遠用不完的紙。寫滿了院子,用腳一擦,就什麽也沒有了,重新還能寫,寫了擦、擦了寫,樂在其中。要學寫毛筆字,怎麽辦,母親不知從哪裏給我弄來些黃本貢紙,小同桌寇乾坤常把他的紅杆毛筆借給我用,我刷寫的大字最好!老師常常給我吃滿圈。後來,乾坤一直在家務農,如今白發已經上了頭,前幾年我回家,順路總要看看他。1957年秋季,我考上了離家15裏路的田莊完小,上了一學期,就因家裏的生活困難而停學。一回到村裏,生產隊就兩次派我這個12歲的女孩子頂名額去幾十裏以外的馬山、北張寨去當民工,但都因年齡太小而被退回。從此每天同其他成年婦女參加生產隊勞動。其他婦女每天記8分工,而我隻記6分工。當時我很不服氣,雖我年齡小,但我幹活很賣力。記得1958年夏季收麥時節,我和成年婦女一樣每人攬割三行麥子,因為是按定額記分,隻要割麥子快慢一樣就記同樣多的工分,13歲的我揮舞著鐮刀毫不示弱,雖然烈日炎炎我汗流浹背,但割麥子的速度並不比她們慢。爭強好勝的我沒想到隨著“砰”的一聲,我手上的鮮血直往下淌。由於太快,一塊石子使鐮刀飄了起來,削在了我的左手指上,七爺、九嫂過來給我用刺棘水止血包紮。現在我看到左手指上的疤痕,就回想起來在蒸籠似的麥子地裏拚命割麥子的場景。就這樣春種、秋收、耙耘、碾打、砍柴、挑水、挖藥材、打樹籽,一天也不閑著,雖然腳上腫泡,手上有老繭,可我一點也沒覺得,隻想盡快改變家裏的貧窮麵貌。艱辛的勞動鍛煉了我頑強的意誌,我從不叫苦叫累。但是,每當看到其他同齡的孩子背著書包去城裏上學時,我就禁不住眼淚往下流,有時我怕自己哭出聲來就躲開人群去地邊小聲哭一陣,待擦幹眼淚,又掄起鋤頭、钁頭繼續幹。“大躍進”的1958年提倡婦女和男人一樣學習犁地、釤麥(一種很講技術和力量的收割方式)等農活。我除了不會薅草,其他的犁地、揚場等都還學得不錯。在以後學校的勤工儉學中,我帶領學生套牛犁地、收麥子揚場,全不需要其他男社員來幫忙,社員們投來了驚訝而異樣的目光。

就在我回生產隊勞動的第二年,家裏為了給哥哥娶媳婦、度春荒,就將我許配給距我們村子100多裏以外極偏僻的安河村一戶安徽人家。因為是經表哥介紹、由哥哥去和人家當麵定親的,所以我和母親都不知道實情。後來當母親得知這戶人家的兒子是矮個子、禿頂頭、紅粘眼時,就後悔當初不該讓哥哥一個人去給我看對象定親。母親狠狠地罵走了介紹對象的表哥,數落了不負責任的哥哥。可是又有什麽辦法呢?因為把人家的錢也花了,糧也吃了。不過,從此家裏再窮母親也不要人家的東西。兩年後,人家來逼婚,哥哥叫了幾位能說會道的家族長者,在打麥場裏勸我出嫁,我堅決不從,哥哥掄起了棍棒追打我,我就朝著侯莊公社的方向邊跑邊喊著要去公社告他們。這是母親暗地裏給我教的,其實當時我隻知道堅決不服從,其他怎麽辦,心裏根本沒底。

1959年秋,我又向母親哭著要上學,母親讓我到大奶家借了2元錢,我便裝著給豬拾草溜出了院子,直奔田莊完小(因為窮,哥哥堅決反對我上學)。我找到學校教導處的主任,他個子特別低,像個孩子(後來才知他叫裴誌民,當了縣衛生局副局長)。一隻腳下踩個籃球,態度很和藹,我對他哭著、訴說著我如何從這所學校輟學回家和想複學的理由。也可能是我的訴說感動了他,好心的老師收下了我。我如魚得水,那個高興勁、學習的努力和認真是可想而知的。假期、星期天我挖藥材、打樹籽,千方百計積攢學費。學校離家遠,同學們大都上灶,而我沒錢上灶,能給家裏要上5角錢的“水灶”費都是不常有的事。每周從家裏背上一袋子糜子饃、一瓦罐鹹菜。一個周六回家背饃,晚上下起了鵝毛大雪,直到第二天中午,還沒有停住的意思,星期一是要上課的,我沒有絲毫的猶豫冒著大雪往學校趕,路上的積雪幾乎埋過膝蓋,田野全是白茫茫的一片,根本分不清天上地下,雪花打得眼睛都睜不開,全憑著十分熟悉的感覺辨別路向。我剛走到龔莊村背後的地塄小路上,就一個跟頭翻到了丈八高的地塄下,原來我將路旁枯草上的積雪誤為路,腳一踩下去就踏空,多虧厚厚的積雪,一點也沒跌疼,鹹菜瓦罐也沒摔破,由於罐口用紗布蒙著,鹹菜也沒倒出來。隻是眼前雪地上多了許多小黑窟窿,原來是饃袋子的口沒紮住,饃被倒出掉到雪中了。我把手伸進小窟窿一摸,便能取出一個黑糜子饃來,待饃從雪中全部摸出,又急急地往學校趕,天沒黑就到了學校,一看衣服全濕透了,鞋子就像從水中撈出的,到宿舍一看,除我之外,凡是回家的學生沒有一個到校的。被雪水浸了的糜子饃很難吃,但我一塊都沒扔,全部派上了用場。還有一次,我從家背饃剛走出店子灣胡同,快要過巨頭橋時,猛然發現,從橋頭坡上來了一隻狼,盡管我以前拾野菜時碰見過狼,但當時,我仍然覺得全身的毛孔都張開了,刹那間,腦子一片空白,希望前邊可能是一隻狗,但又知道在這荒郊野外,連接兩條深胡同、荒蒿白草、土石倒塌破爛不堪的崾嶮土橋地帶哪能有狗。崾嶮土橋的兩邊盡是深溝,怎麽辦!返回?身後的胡同又深又長,狼追上來,可就完了,我隻十三四歲,肯定鬥不過狼。肩上挑著饃和菜的燒火棍被攥的更緊了,如果狼過來了,我隻能和它拚了。我屏住氣盯著狼的一舉一動,狼上了小坡後,在稍停一下的同時,頭朝我這邊望了望,又大搖大擺地向著左側的荒草坎塄走去。狼沒有直接向我撲來,使我稍鬆了口氣,但仍不敢前進和後退,更不能繼續站著。要想使狼看不見,盡快從土橋過去,就得從右側匍匐著爬過去,可是剛爬兩步,鹹菜瓦罐就差點被碎石碰破,我幹脆站起來跑,又怕狼看見追過來,你能跑過狼嗎?至今都記不清,我是如何連滾帶爬越過那個讓人魂飛魄散的巨頭橋。隻記得過了橋,我一口氣爬上了地塄上唯一的一棵杜梨樹,尋找剛才那隻狼的蹤跡,我一眼便看見它悠然自得地臥在對麵那個荒草坎上,看樣子狼根本就沒理會我過橋與否。盡管樹上的杜梨刺劃得我手腳出血,但我終究脫離了危險,看見兩邊塬上將要成熟的麥子柳黃一片,心情一下子舒坦了許多。從此,每周一個人回家走到這裏,我就先上樹看看橋上的動靜,才敢放心地走。生活的艱辛和求學的不易,使我深深感到能坐在教室裏聽課是非常幸福而難得的。因此,在學習上,我異常地勤奮和努力,每門功課成績都是第一。我又是學生幹部,不管是學習還是集體活動,經常受到老師的表揚和學校的獎勵。

1960年我被保送到黃陵中學上學,分到唯一的一個試驗班,還是班裏的學習幹事。這時,母親帶著小弟去新疆給姐姐看孩子。我和妹妹、大弟跟著哥嫂過。大弟在城關二小上學,當時正是自然災害和困難時期,生產隊的社員已不在食堂吃飯,給每戶每人按兩分米或麵,一家五六口人隻能稱得一斤多一點糧,哪裏有糧給我和大弟往學校送。學校也組織學生拾紅薯、白菜葉充饑。要上學多少也得有點糧呀!不知有多少個人餓得皮膚黃腫。為了保證大弟在校學習,我又一次退學了。

我又回到了生產隊,同社員們一起參加勞動,而更重要的任務是拾野菜充饑。1961年春季,母親拖著沉重的病體從新疆回來,看到母親回來,我們高興起來。但她一雙眼睛看不見了,渾身腫得怕人,大夫說是肝腹水了,哥哥千方百計給母親買藥,我精心侍候著母親,經過兩個月的精心護理和治療,母親竟奇跡般地好起來,眼睛也複明了。我要複學和解除家裏包辦婚約的事又有希望了。母親暗地裏是支持我的。

1961年秋季,我為了再次複學,在一個星期天,去縣城找到了黃陵中學教導主任孫宏圖死纏著不願離去,他上街我跟到街上,他回家,我站在他家門口,孫主任的妻子解榮珍老師給我帶過地理課,我給解老師說,我是原來六三級試驗班的學習幹事,給她交過作業,請過她上課,解老師好像能記得,連聲說,是的、是的。天都快黑了,我聽到孫主任說:“回去吧!明天你就來報名上學。”聽到這話,我幾乎興奮地快要暈過去,連一聲謝謝的話都沒有說,就直奔距城還有20裏地的家,在伸手不見五指的夜晚,我一個人行路還是頭一回,害怕起來就跑,跑不動了就走。趕到家時早已過了掌燈時分,母親已等得焦急萬分。我顧不得給母親報喜,拿了我僅有的一身沒打過補丁的衣服摸黑到澇池去洗。第二天我穿著幹幹淨淨的衣服,背著簡單的鋪蓋卷,回到我朝思暮想的學校。我如饑似渴地學習,成績一直名列前茅,多次獲優秀學生、三好學生、品學兼優生獎;多次獲勞動模範、模範團員、學習雷鋒積極分子獎,擔任學習幹事、班長、團支部書記,黃陵中學學生會學習部長、生活部長。這些都使我受到了一定的鍛煉。學校設立助學金後每月還給我七八塊錢的助學金。

母親為了尋求別人供養我繼續上學而讓我早早出嫁結婚。然而早婚並沒有使我艱難的求學之路有多少轉機,反倒增添了無盡的煩惱。學校知道我結婚了,將我的助學金從每月9元降到7元。由於我結婚是為了上學,所以,心中就沒有丈夫,根本就沒心思進那個“家”,而丈夫根本就不理解我要上學的那種饑渴心情。他心懷猜忌,認為我在學校“紅得發紫”,將來可能是人財兩空。所以,錢、糧都不願意供給,使我的飯票常常陷入吃了上頓沒下頓的困境。更因為結了婚,娘家生產隊是不可能給我分口糧的。記得,為了回“家”尋糧,一個星期天的一大清早,我回到離校10裏地的喬溝村家中(當時丈夫和他二哥一家一塊生活),人家剛吃完早飯,包括丈夫在內沒有一個人,讓一讓我這個不進家門、不守“規矩”的媳婦吃飯。我也沒在意這些,待屋子裏的人散去,我拿了一個簸箕,搬了個板凳,趁人不備,將屋梁上掛著的還未徹底幹透的玉米棒子卸了一大堆。幾簸箕就將這些玉米棒子倒在了我結婚時的小房炕上,插上小房門,錐子、剪刀全用上,飛也似的剝了起來,一會兒,一大袋子玉米剝好了。我扛著約50多斤玉米,神不知鬼不覺地走了。一路上走走歇歇,肚子餓得咕咕叫,直到下午時分才走到離學校幾百米遠的沮河邊。河邊的幾個同學也剛從家裏來,正準備過河,他們都搶著要替我扛糧袋,我也確實已乏困無力,在將糧袋給李金民同學手中時,他還沒握住糧袋口,我就鬆了手,“刷”的一聲,半袋子玉米全倒在河灘的亂石子地上,哎呀!太可惜了,我不由得撲下身去,說不出的傷心和沮喪,河邊認識的不認識的同學看到了,都過來幫我撿玉米粒。因為糧沒曬幹,灶上是不收的,所以我還得在教室前的石台上曬兩天,才能交給灶上。班上給每人分的5斤勞動粗糧票,家庭富裕的好心同學全都送給我。雖然我生活有些困難,但我心情愉快,因為我不僅在班級而且在學校也是品學兼優的尖子學生。老師和同學們都非常看得起我。一次,教導處李亮老師在大禮堂全校師生集合講話時點名表揚我十幾門功課中期考試成績平均97.3分的好成績時,千餘名學生都注視著我這個其貌不揚的農村女子。學校每次頒獎,我的名字總在每個獎項中出現,領獎台上,我總是留下待繼續領獎的唯一一個。我在學校非常勤奮愉快。沒料想1964年在黃陵、宜君兩縣升學考試成績中名列第二的我卻因早婚而不予錄取。由於學校不舍得我這個家庭貧寒而品學兼優的學生再度失學,孫宏圖、梁宏玉老師專門為我整理了優秀生的單型材料,四處尋求援助,希望組織照顧,讓我得以繼續升學深造,但終未成功,僅9年的學業就此了結,這可能正中丈夫的下懷。後來我被縣教育局推薦為民辦教師。從此,教中學,學中教。誰也沒想到畢業後的20年,1984年我快40歲時,老天又給了我上學的機會,使我圓了大學夢。

1984年3月,我在地區婦聯開完會去延安師範看望多年未見麵的孫宏圖、解榮珍老師時得知延安電大要招收成人學生並憑考分錄取,雖然當時我已進入不惑之年,但“上大學”這個小時候認為高不可攀、夢中才能實現的理想使我忘卻了年齡,忘卻了我已是三個孩子的母親。周圍人的風涼話、丈夫的冷言冷語我全都不在乎,我一心要圓大學夢!我利用一個多月的時間夜以繼日的複習準備迎考,在黃陵300多名考生中我分數排名第3被錄取。當時有人說:“不可能吧,說不定是事先拿到了試題。”我沒有理會,電大的學習任務很重,我仿佛又回到了少年時代,學習興趣和求知的熱情絲毫未減。我全身心地投入,將一切能利用的時間全部用來完成學業,我的苦心也得到了回報。電大的四個學期,十八九門功課考試成績在黃陵設的這個30名學員的分班中分別獲得第一學期第二名、第二學期第五名、第三四學期均是第一名的好成績,兩年的各科學業成績以平均82.3分名列全班第一。曾多次獲得成績優秀獎,1986年元月獲電大延安分校三好學生獎,1986年9月在縣上舉辦的畢業典禮上,獲縣委組織部、縣教育局等部門頒發的電大優秀畢業生獎。就這樣,我用大半生的時間走過了我的求學之路。

事業

1964年秋,我帶著萬分的懊惱回到了母親給我找的婆家——侯莊鄉喬溝村。這就是我的新家,唯一的家當就是剛壘成的二尺半見方、長滿綠麥芽的鍋台,一個由19塊瓦片而又用麻繩鑽孔縫補的大瓦甕,一塊占了半間屋子隻鋪了一半席子的土坑。三間瓦房多年未修早已斑駁陳舊,晴天睡在坑上,從椽頭與牆的裂縫中能清楚地看到天上的星星。雨天則家中所有的碗碗、盆盆、罐罐、缸缸都能派上用場,放在坑上、地上、鍋台上,盛屋子上邊漏下來的雨水。丈夫父母早逝,當時剛從師範畢業,在村外教學,家中再無他人。也可能是我苦日子過慣了,因而對這一切我沒有惆悵,也沒有責怪抱怨母親,便很快適應了新的環境,參加生產隊勞動。每天上工回來利用空閑在地邊砍柴、拾莊稼,和三嫂合夥打柏籽時,我上樹打,她地下撿,柏樹枝還能燒火做飯。家裏沒有風箱,以一把黑扇代替,直扇的千瘡百孔,麵目全非,好在我一個人能湊合。在家勞動還沒有兩個月,l964年秋,黃渠小學的一名女教師要坐月子,黃陵縣教育局推薦我到黃渠小學做雇用教師。一學期後轉為侯莊鄉民辦教師。一幹就是8年,有這一份穩定的工作使我倍感欣慰。因而在工作中盡心盡力。1965年春季我調往故城小學,代4個年級15名學生的課,屬複式教學。四年級有兩個考完小的學生重考了幾年都沒考上,為了促其提高成績,白天我忙於各年級教學,晚上把他們叫到學校與我同住加班補課,兩個月下來他們的成績明顯進步,當年就考上了城關完小。1966年6月,一個星期六,學區通知下午開會,我不滿8個月的大女兒還沒送給我母親撫養,吃過了午飯,我就抱著孩子往10裏地以外的黃渠學校趕,還沒走到郗村,天北邊便冒出了一股烏雲,還伴隨著一陣悶悶的雷聲,看來好像要下雨。離學校還有5裏地,進村子裏避避雨又怕耽誤了開會,繼續往前走吧又怕下起雨來淋著孩子,在猶豫當中,我已不知不覺加快了腳步,連跑帶走。孩子是用紅綢子做的兜蓬裹著的,連滑帶溜抱不住,跑不動。這時,雷聲漸漸近了,已在頭頂轟鳴,好像大風也來了。我脫下自己的布衫將孩子鬆鬆地捆住,快跑起來,邊跑邊將孩子一會扛在肩上,一會背在背上,實在跑不動了,就提在手上,喉嚨眼裏堵了一塊鉛,一口氣也出不來了,一步路都走不動了,在我還沒來得及放下孩子喘口氣的時候,一道閃電從眼前劃過,一聲炸雷好像要把我的耳膜震破,幾乎在同時狂風向我們娘倆卷來。不知哪來的勁抱起孩子就往前衝,讓她的小臉緊貼著我的胸口。這時,盡管黃渠學校就在眼前,但卻好像隔著一道萬丈深淵似的不能到達,將要跑到學校大門口時,銅錢大的雨點劈裏啪啦劈麵而來,我彎腰低頭擋住孩子的臉,三步並作兩步跨進了大門。宋老師將我扶進她的房子。我一下軟癱得直往地下坐,看到沒有淋雨的孩子,我又笑了。其實雷雨前,參加會的絕大多數老師都未到。當聽到學校負責人王金幹表揚帶著孩子的女教師都能按時參加會議時,我心裏有種說不出的滋味。

時光流逝,3個孩子相繼出世使生活增添了一份忙亂,在第一個孩子出世後,丈夫就動員我回家看孩子,並許諾每月給我20塊錢。我哪裏會答應他這樣的要求,我工作就是單單為了掙錢嗎!那時丈夫並不理解我對學習對工作的熱切渴求。多年來我體驗到丈夫理想中的妻子是賢妻良母式的家庭主婦。陰差陽錯上帝卻偏偏讓他娶了我這個“三從四德”的叛逆者,視學習、工作如命的“工作狂”。年輕時候為這個沒少吵架,好的是吵了不記仇,日子過得還算可以。因為我很理解丈夫,他對妻子的要求也和一般男人對妻子的要求一樣,我在伺候丈夫和照料家庭方麵確實不及其他的妻子做得那麽周到,但我絕不可能因此而放棄我個人的人生追求。而丈夫那勤快的秉性也給我工作上很大的支持,雖然他從不做飯、洗衣,但家裏的零碎活他卻做得不停。現在我看到別人給孩子過生日就感內疚。作為母親,我對孩子少了些許關愛,我沒有給3個孩子做過一次生日。雖然他們現在都成家立業,有了自己的家庭和孩子,但沒有很好盡到母親責任的那種遺憾常常讓我難以釋懷。

1969年12月我光榮地加入中國共產黨。1973年,我轉為公辦教師後被調進黃渠中學,代初中班主任和語文及其他課程。我認真備課,全心全意教學,第一學年就被評為先進工作者,學校在我的評語材料中寫道:該同誌對工作像火一樣的熱。怎能不熱呢?這份工作來得多麽不容易啊!不認真工作能對得起黨,對得起養育自己、已經去世的母親嗎?對得起自己的良心嗎?1973年暑假,縣上舉辦7天先進黨員教師學習班,侯莊公社教育專幹寇克峰通知我參加,我很高興。但當時3個孩子都在我身邊,平時抱娃的姑娘在假期也回去了。丈夫因為孩子沒人管堅決不讓我去。多好的學習機會,別人想去也去不了,我能不去嗎?到縣城見見世麵不也是學習嗎?我決心已下,非去不可。為此,我倆大吵一架,丈夫幹脆賭氣什麽也不管,回公社上班去了。我想你不管我管,反正學習班我得去參加。我騎著一輛自行車,前邊兩個,後邊一個,帶了3個孩子趕向縣城。在剛要下喬溝坡時,不知誰大喊了一聲:“寇老師!”我往下一看,原來是店子灣村的一名北京知青,正和社員趕著牲口拉著架子車從坡根下往上走。他高聲喊著說:“好險哪!你帶著孩子不能從坡上往下騎,推著走吧!”一句話提醒了我,坡麵是石子路坑坑窪窪的,坡度大,彎道多,以往自己太膽大了,常是騎著車子下坡,自己帶3個孩子下去確實讓人後怕。就這樣,8歲的女兒和5歲的兒子手拉著手往坡下走,我推著剛過周歲的小女兒跟在後麵。我打心眼裏感激這位不知姓名的北京知青。從此以後,即便是我騎單車也再沒有敢騎著下坡。縣城裏雖有我一個妹妹,但她家七老八小,不由她做主,況且她還要看管和我小女兒同歲的兒子小強。怎麽辦!在萬般無奈之下,我硬著頭皮看著妹妹家人、特別是她婆婆的臉色將3個孩子暫且放在她那裏,因為妹妹是農村戶口,吃的黑市糧,日子過得也艱難。學習班在縣招待所舉辦,條件還不錯,3個人住一間房子。每天晚上、中午我都得將小女兒接來喂奶,然後再送回去。剛過兩天,同宿舍的姐妹特別是劉秀玲老師看到我的困難,就勸我白天將孩子都接過來放到宿舍,讓大女兒照看著,晚上讓兩個大一點的孩子去她姨家住,這樣,我可以少跑點路,集中精力多學點東西。讓我欣慰的是,3個孩子都很聽話,在宿舍不哭不鬧。但沒想到在學習班將要結束的最後一天,小女兒上吐下瀉患急性腸胃炎住進了縣醫院,我隻得拿起電話告訴丈夫,盡管他在電話上罵得我狗血噴頭,但還是很快趕到了醫院。兩天後,小女兒出院了,我們娘兒4個去照相館合了個影。至今每當拿起這張照片就想起了我參加學習班時的狼狽情景。

1980年7月我被任命為縣婦聯副主任,那時我剛到行政單位工作,還不太清楚這官的大小,覺得組織上這麽重視和信任我,我一定要把工作搞好。原縣婦聯主任、副主任都調離幾個月了,機關處於停滯狀態。我帶領縣婦聯幾名幹事從調查研究、組建基層組織入手,舉辦基層婦女幹部培訓班,狠抓殘害婦女兒童典型案件,主動配合法院懲治侵害婦女兒童罪犯,在社會上形成了一定的影響。1983年,縣城國營第二食堂一女職工夫婦將未滿月的有病女嬰扔在黃花溝的山窪裏,我們了解情況後對該夫婦進行了說服教育。沒想到,這對夫婦假裝將孩子抱回,實際不服教育,喪盡天良再次將女嬰遺棄至山溝,導致女嬰死亡。麵對無辜的生命,我們拿起了法律的武器,出庭起訴,將罪犯判刑1年。

一個星期天,我得知車站廣場有幾個人耍娃,手段很是殘忍,就立即放下手中的活去廣場。果然,從外地來的7個江湖騙子正在用“障眼法”騙人。一會兒將孩子的頭臉擰後180°,一會兒將兩隻胳膊卸下,圍觀的群眾大聲驚呼:“不要耍了,快給你錢!”我氣憤至極,這幫人公然在大庭廣眾之下摧殘兒童。我找到縣公安局請求幫助處理,這時公安局隻有一個打字員的姑娘王惠香。她聽了後也很氣憤,當即換上警服,和我一道去製止。在我們的厲聲斥責下,7個江湖騙子乖乖地跟著我們來到縣公安局接受了審訊和教育。

一日,縣城來了侯莊鄉一名被騙離婚而上告無門的婦女。我得知後協同法院同誌去侯莊鄉曹家哇村進行了入戶調查。原來,當事人曹××在銅川煤礦做臨時工時另有新歡,而以計劃生育為由騙妻離婚。我們在有關領導的支持下,從法律和道德上對曹××進行耐心地說服教育,最終做通了曹××的工作,雙方複婚。兩年後回訪這個家庭,日子過得很好。有一年夏天的一個晚上10點多,聽同事說有一名婦女帶著幾個孩子睡在縣政府門前的大廳裏,我馬上帶著兩名幹部出去察看。原來這名婦女是延安市市場溝人,帶著3個孩子在車上丟了錢,從銅川徒步走到黃陵,打算第二天再走回延安。看著囊空如洗、滿麵風塵的娘兒幾個,我豈有坐視不管之理?當即,我們趕到民政局副局長劉英家,叫起了已睡下的她,待她答應了給這位婦女解決路費和夥食費後,我們才踏著月色如釋重負地回到了家。這樣的事兒不勝枚舉,當時婦聯管“閑事”在縣上很出點名。其實我並不想圖個什麽虛名,隻是看到侵害婦女兒童的事由很氣憤,就義不容辭地履行起自己的一份責任。在開展五好家庭評比活動中,我們除以正麵引導,評優樹模外,還把那些不孝敬老人的典型作為反麵教材,以教育更多的群眾。聽田莊公社婦幹李文俠說:田莊公社月子塬村有一位70多歲的半聾啞老人,被親生兒孫關進一個半截子土窯裏,門口用石磨和棗刺堵住,全身一絲不掛,一關幾年,過著非人的生活,也沒人敢管。我當即鼓勵她:“管,咱們一定要管。”隨即我便親自下到田莊公社和李文俠一塊多次去月子塬村入戶調查、了解情況,召開群眾會、村幹部會、家族成員會,從法律和道德兩方麵進行宣傳教育。在法律的威嚴和輿論的譴責聲中,老人的兒孫把老人接回家中,縫了新被褥、新衣服,並做了保證,再也不敢虐待老人了。這件事在田莊公社引起了很大反響。一時間,尊老敬老的風氣在田莊及七裏八村蔚然成風。1982年我們在太賢公社抓“五好家庭”評比活動試點的經驗材料被延安地委宣傳部轉發至全地區各公社。1983年我寫的《關於拐騙、虐待、殘害婦女兒童、遺棄女嬰的調查報告》以黃陵縣委文件轉發到縣直機關及各公社。在1982年全區婦女工作大檢查中,我縣婦聯工作被評為第一。風風火火的幾年婦女工作使我學到了很多東西,同時也體會到要當好這個縣婦聯主任就得實實在在為婦女兒童辦實事,隻要你敢於善於工作,就會得到婦女姐妹們的擁護和愛戴,組織上也給了我很高的榮譽。1980年獲縣委模範黨員獎,1981年獲縣委、縣政府工作成績優異獎,1982、1983年獲省、地先進婦女工作者,同時也榮獲省、地“三八紅旗手”稱號。1983年9月我光榮地出席了全國婦女第五次代表大會。

1991年2月,我被調任地區婦聯任副主任。從此又開始了為婦女兒童事業奔波的工作。在任副主任近兩年的時間裏,我嚴格要求自己,回家從不主動要車,大多數坐班車回家(黃陵)。盡心盡力地配合井生娥主任搞好工作,努力做到鞍前不越位,馬後不掉隊。多調查、勤思考,多幹具體工作,先後完成了《關於培養選拔女幹部工作的調查報告》《婦女幹部參政率低的原因初深》《學習馬克思主義婦女觀,將我區婦女解放事業引向深入》等多篇調研文章。在1992年7月的婦女權益保障法宣傳月活動中,首次組織了鼓號隊、花束隊、秧歌隊、彩旗隊等12個方陣,共計千餘名婦女的大型上街宣傳活動,規模場麵之大、氣氛之熱烈在延安尚屬首次。1993年1月,井主任退休,我被任命為婦聯黨組副書記並主持工作,1994年2月任主任。10多年來,在各級婦聯組織和全體婦聯幹部、廣大婦女群眾的共同努力下,基本圓滿完成了各項工作任務。除了日常業務工作外,為完成延安婦女兒童培訓中心的建設,我帶領同誌們上北京、下西安,籌措資金100餘萬元。那時婦聯很窮,連外出爭取資金的差費都沒有,常常出去住的是檔次最低、價格最低的房間,吃的是最簡單、最便宜的飯菜。1994年9月參加全國農村基層組織建設會,一個人住一個大套,會一開完我就和同誌們一同住到全國婦聯招待所的地下室,一個床位9元錢。有時為了及時聯係到要找的人,連飯也顧不得吃,一包方便麵充饑就打發了一頓飯。這樣長途出差吃不好、住不好,日夜奔波勞累,身體又一次拖垮了。一回到延安,醫生就讓我住院治療,我撂不下工作,因為這個病的療期一般都是三兩個月,而不是三天兩天。在縣文化文物局我已經養成不離開工作崗位而堅持治療的習慣。下了班在家裏吊針,上了班就在單位吊針,左手吊針,右手寫字辦公,對我來說早已不是新鮮事。我又和醫院徐光華主任反複商量,說服他,讓我在醫院掛床位,不離開工作崗位,下了班在家治療。治療中,請人打肌肉針,紮靜脈針實在是太麻煩,太費時間,因為家裏隻有我一個人(那時丈夫還在黃陵工作)。為了節約時間,方便工作,在治療的實踐中,我學會了自己打針,自己給自己紮靜脈針輸液。一次西安出差,跑完一天的事情,回到招待所,用電熱杯煮沸吊管、針管,嚴格消毒(因為那幾年我們這裏還沒有一次性的吊管、針管),在賓館房間自己給自己打吊針,連服務員看得都驚訝不已。這樣就保證了出差治療不中斷。自己給自己紮吊針而且要堅持數月,任務也是很艱巨的。因為用藥時間長又怕破壞了血管,我就用兒童型的五號半針頭滴注。在左右手腳上依次輪流紮針,有利於血管休息。不論在那隻腳上紮針,有兩隻手工作、寫字很方便。可是,上廁所又不方便,怎麽辦!家裏帶滑輪的椅子可幫了大忙,坐在滑輪椅上,舉著掛吊針的衣架往前移動,到衛生間再將藥瓶掛到事先釘好釘子的牆上,再如此返回。長此以往,我也得心應手,家裏較醫院幹淨衛生得多,方便得多,我總覺得自己給自己打針、紮針還不疼。就這樣在市婦聯工作的10多年間,除了子宮切除動手術外,我沒有因病在醫院住過一個晚上,沒有因住院耽誤過一天工作,這都得益於自己學會了紮針的技術。為了工作,為了活命,與病魔作鬥爭也樂在其中。

1993年在有關領導的重視支持下,爭取財政10萬元資金支持,恢複創辦了具有曆史意義的洛杉磯保育院,填補了延安沒有寄宿製幼兒園的空白,也完成了“各級婦聯創辦幼兒園”的要求。洛杉磯保育院的前身是黨中央在延安時期的中央托兒所,它始建於1940年。1942年,黨中央為了感謝和紀念美國洛杉磯人民和愛國華僑在抗戰最困難的時候為延安兒童捐資捐物的友誼和愛國行動,將中央托兒所更名為延安洛杉磯托兒所。洛杉磯保育院的恢複創辦,既實現了國際友人和老一輩革命家的心願,又為繼承和發揚當年托兒所的光榮革命傳統創造了條件,還解決了城區幹部職工的後顧之憂,具有深遠的曆史和現實意義。在地委、行署的重視支持下,洛杉磯保育院和延安婦女兒童培訓中心這兩個單位陸續被列為事業單位科級建製的正式機構編製,培訓中心還被列入了全國、省婦聯的培訓基地。延安婦女兒童培訓中心的建成和洛杉磯保育院的恢複創辦得到了各級領導的廣泛關注和支持。陳慕華、馬文瑞、何載、艾丕善、黃啟璪、黃甘英、田淑蘭、華福周、範肖梅及張秀絨、曹莉莉、高宜新、張誌清、劉孝文、王俠、張社年等省、市領導都親臨中心和保育院視察過。2001年9月延安洛杉磯保育院新校舍在征購的近8畝土地上開工建設。

為了壯大婦聯實力,改變窮婦聯的形象,1993年遵照全國婦聯等12個單位下發的《關於婦聯發展第三產業,興辦經濟實體有關問題的通知》精神,我提出了“辦實體、強實力、增活力”的工作思路,組織大家討論、統一認識,大膽探索。我先後帶領婦聯幹部五上子長、安定、吳起考察打油井,派人下河南考察藥材。最終在洛川創辦了果園、在黃陵投資了煤礦,獲利35萬餘元;1993年在全國婦聯王雲大姐的支持協調下,用1萬元購回中直機關碰壞閑置多年已跑19萬公裏的德國進口桑塔納,經維修以7.05萬元出售後,以6萬餘元購回華西麵包車一輛出租客運。幾年來獲8.9萬元承包費。1997年10月,在培訓中心主樓兩側築建商品房7間並租賃承包,已收回租金7萬餘元。此外還興辦了“巾幗實業公司”批發零售小百貨等,獲利5000餘元。同時,要求縣(區)、鄉、村婦聯也要興辦實體增強實力,13個縣(區)婦聯中有11個興辦了實體。其中延長、吳起縣婦聯辦得最好。延長以蠶桑為龍頭,建設平板房15間,建成山、川地300畝的栽桑養蠶基地,帶領11個鄉鎮婦聯、200多戶婦女栽桑養蠶,並開設油米茶、加工蠶糞枕等生產項目,固定資產達20餘萬元,年收入2萬餘元。全市有44個鄉鎮婦聯創辦了實體,496個村婦代會落實了經費田,從而增強了婦聯工作活力。

在維護婦女權益方麵,我帶領婦聯一班人突出抓婦女參政議政工作。1992年以來,市上召開大型培養選拔婦女幹部座談會、工作會共計六次之多。市、縣人大女代表、政協女委員比例分別占到23.4%、14%。除市直、縣直單位女領導還沒達標外,鄉鎮女領導幹部達76.6%。13個縣區除子長外,縣縣都有女縣長。成立了女領導幹部協會、女企業家聯誼會、女科技工作者協會、拓展了婦女工作領域。為了加大婦女權益保障法的宣傳力度,迎接“三八”婦女節,宣傳貫徹實施婦女兒童發展綱要,我們分別於1992年7月、1993年3月、1995年3月、1997年6月四次組織由數千名婦女參加的大規模的婦女宣傳隊上街宣傳,營造了濃厚的宣傳輿論氛圍。

1995年為了迎接第四次世界婦女大會在北京勝利召開,在全區範圍內除了開展“心向北京萬米跑”活動外,我們從1994年3月至1995年9月在全區範圍內開展了“迎世婦會,做一件好事,搞一項活動”的獻禮活動,得到全區婦女的熱烈響應。延安風土淳厚,民俗文化源遠流長。延安婦女心靈手巧,穿針引線、手起剪落,皆是一件精巧的手工藝品。最為突出的是洛川婦女的繡花鞋墊、安塞婦女的剪紙、延川婦女的布堆畫。1995年8月30日我們將最能代表延安婦女心聲的、反映延安革命曆史和延安人民生產生活風貌的長2.7米、寬1.5米的大型剪紙和反映世界各族婦女辛勤勞作、爭取解放的長3.9米、寬1.2米大型布堆畫和500雙鞋墊、還有由我主編反映延安時期和改革開放以來湧現出的各界婦女典型的《延安女性》書籍200冊帶到北京,獻給了世婦會。為此,全國婦聯向延安地區婦聯頒發了榮譽證書,第四次世界婦女大會中國組委會向延安婦聯授予嘉獎;全國婦聯副主席、書記處第一書記黃啟燥在1995年8月31日的《中國婦女報》第一版記者采訪時的講話中點名表揚了延安婦聯和我。

在提高婦女素質方麵,堅持以“雙學雙比”為載體,以學文化為基礎,采取多種形式突出農村婦女的實用技術培訓。近10年來,使全市80%婦女掌握了兩門以上的實用技術。掃除婦女文盲半文盲17.5萬人,這一工作有力地推動了經濟建設的發展,得到了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2000年3月,在科技大篷車送科技下鄉活動中,市委書記高宜新、市長王俠、人大主任張誌清、政協主席姚代明等六套班子領導10多人參加了延安婦女科技大篷車啟動儀式,高宜新、王俠為大篷車剪彩,形成了空前的轟動效應。科技宣講團所到之處,受到農民群眾的熱烈歡迎。

1998年,在江總書記作出“再造一個山川秀美的大西北”重要批示之後,朱鎔基總理親臨延安提出了“退田還林(草)、封山禁牧、個體綠化、以糧代賑”的十六字方針,根據市委、市政府的總體要求,盡快調整思路,深入調研,寫出了《抓住機遇,迎接挑戰,團結帶領全市婦女為建設山川秀美的新延安作貢獻》的調查報告,並製定了《延安市“三八”秀美工程建設五年規劃》,動員廣大婦女投入山川秀美建設的主戰場。為此,《中國婦運》2000年第8期刊登了“西部開發中的延安婦女”,充分肯定了延安婦女在西部大開發中所作的貢獻和發揮的作用。在短短兩年半的時間裏,全市婦女整地52.1萬畝,造林40.7萬畝,種草41.9萬畝,修“四田”3.6萬畝,退耕54.8萬畝。

10多年間,我同延安的各級婦聯一道做了一點工作,但上級卻給了我們很高的榮譽。我和我領導的市婦聯受到了上級多次獎勵。延安地委授予地區婦聯工作目標責任管理先進單位;授予計劃生育工作先進集體;獲全國、省“雙學雙比”活動先進單位獎;被省婦聯授予年度工作先進集體獎;“中華女子愛國儲蓄競賽”先進單位獎;迎1995世婦會“紅鳳千花帳”活動優秀組織獎和迎1995世婦會“心向北京萬米跑”活動組織獎;被市委、市政府評為小康村工作先進單位獎;省人事廳、省婦聯授予延安市婦聯全省婦聯係統先進集體;省婦聯、省水利廳授予省水利農建工程競賽先進集體和目標考核先進獎;被市政府授予綜合治理先進單位獎。我的《提高婦女素質,促進社會快速發展》一文獲中國社科院二等獎,參加了中科院在重慶召開的西部大開發研討會。

為了進一步宣傳延安婦女,弘揚延安精神,總結、記載延安婦女運動的經驗和曆程,我帶頭並發動大家籌措資金主編出版了反映延安婦女運動風貌的《延安巾幗風采》畫冊和《延安市婦女運動誌》。畫冊圖文並茂,生動真實;誌書通達凝練,客觀翔實。從事這兩件富有挑戰意義的人文工程,我才深諳此中之難。我親自編輯、擬文、設計和審定統稿,在籌備完成畫冊的一年多時間中,我沒有過一個節假日和禮拜天。春節、國慶,即使大年初一也是集中精力完成畫冊書稿的好時間。當然如果沒有全市各級婦聯組織的積極配合,特別是婦運誌沒有老婦女工作者嚴肅認真的指導,沒有具體編寫同誌不畏艱難、任勞任怨的參與,這兩項工程就不可能如期竣工。沒有各級領導的大力支持,也不會取得如此良好的社會效果。全國婦聯副主席顧秀蓮和延安市委副書記忽培元為誌書撰寫了序言,省委副書記賈治邦為誌書題寫了書名,市委書記王俠為畫冊作序,原市委書記高宜新為畫冊題寫了書名,為兩部書增色添輝。經過無數夜以繼日的勞動,《延安巾幗風采》畫冊和《延安市婦女運動誌》終於如期在2001年3月8日這個具有特別紀念意義的日子舉行了首發式。

時光飛逝,光陰荏苒,轉眼間我到市婦聯已是10多年了。人類已進入一個新的千年,這10年多的光陰在曆史的長河中隻是短暫的一瞬間,而在我人生的曆程中卻是難以忘懷的重要階段。這10多年,我與婦女工作結緣,使我獲益良多,其間有值得記取的人生感悟,也有終生難以釋懷的缺憾和不足。

瑣瑣碎碎、雜亂無章地寫了一大通,在我的這篇文章將要畫上句號之際,掩卷沉思,在我的人生曆程中,有蹉跎坎坷的山道,也有不懈努力的成功。諸番滋味,能生出多少感慨!但無論何時何地、順境逆境,我從未放棄過自強不息的追求,雖然我沒有成就什麽大事業,但由農村貧寒之家出身的窮困女孩到能為婦女姐妹做點事情,我感到欣慰。再多的坎坷,再多的磨難,我都無怨、無悔。

節選自《軌跡》陝西旅遊出版社出版

作者簡介:

寇雪樓,女,1945年2月生,陝西省黃陵縣人。中共黨員,大專文化程度。原延安市婦聯主席、黨組書記。曾獲全市老年文化藝術書法作品展三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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