範明回憶錄：1914~1950

第二節 轉戰陝北

西野成立後，彭總設伏首戰青化砭，殲滅胡宗南部二十七師三十一旅旅部和一個加強團，俘虜旅長李紀雲、副旅長周貴昌、參謀長熊宗繼以下官兵3000餘人。除了俘虜士兵由各旅自行吸收補充部隊外，所有軍官和政工人員一律送到西野司令部，由聯絡部審查處理。政治部動員了保衛部、工作隊和隨軍民眾劇團全部人員到聯絡部幫助收容、審查、管理、教育、改造俘虜和搜集情報工作。除為部隊補充了數十名無線電、炮兵等軍工科技官佐外，還發現了該部上校副參謀長、原馮玉祥五原幹校的學生，和我於1945年所派出的胡宗南部軍事據點五原幹校的邊重光同誌有關係。經多方驗證查實後，我當即大膽地向徐立清、張德生和彭總建議，吸收此人參加我軍工作。彭總經過研究，任命他為參謀處副處長。這是我西北人民解放軍第一次和第一個任用敵軍高級俘虜軍官來擔任我軍較高職務的軍官。實踐證明，這個同誌從1947年參加我軍到1987年的整整40年中，不僅忠誠出色地為完成我軍參謀工作規範化作出了積極的貢獻，而且在蘭州解放後，他在第一野戰軍後勤司令部的房建期間，在我所領導的共和公司下屬建築公司工程師陳應龍的協助下，建成了全軍第一個現代化的陸軍醫院，至今還巍然屹立在黃河之濱。

民眾劇團除了演出宣傳工作之外，在整個解放戰爭中，實際上也是做聯絡工作和俘虜工作的主力軍之一。加上西北局隨軍工作團、統戰部、城工部200多名幹部所組成的工作隊伍，表麵看是新組建的聯絡部門的專職幹部，實際上都是地方上的老聯絡、老統戰幹部。這就是表麵看西野及之後的第一野戰軍聯絡部，規模小、人數少，實際上則活動範圍廣、成績大的特點的由來。

1947年3月上旬，為了牽製敵人於關中，彭總命四縱司令員王世泰率部打入關中。王世泰因我對關中地理、人事、地下據點情況較熟悉，提議要我隨行，協助開展聯絡統戰工作。聯絡部長一職暫由李啟明同誌代理。我隨王部由黃龍東關突入關中，出其不意解放了黃河之濱之重鎮——韓城縣城，殲滅守軍1000餘人，補充我軍600餘人。在地下黨和武裝據點人員的幫助下，為部隊補充了大批軍用物資和急需的糧食。之後，揮師關中赤水一帶邊區休整。乘機又全殲了胡宗南一個美軍裝備的王牌加強營，給部隊補充了大批新式武器——卡賓步槍和特種擲彈筒及通訊設備。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那個營的營長被俘後，我們查獲了他的隨軍日記。經我仔細查詢後，發現這個人不僅文化水平和軍事素養相當高，而且對胡軍之失與我軍之長的分析和評論都十分客觀精辟。特別值得重視的是他在日記中處處流露出憂國憂民的愛國主義思想火花，也沒有罵共產黨和解放軍的一句話，也沒有特別忠於胡宗南和國民黨軍隊的言論。他隻是作為一個單純的軍人，可謂服從命令忠於職守來打仗。他以克勞塞維茨軍事理論“軍事是政治的繼續”和《孫子兵法》“攻心為上”的原理來推斷胡軍在戰略戰術上的雙重錯誤，斷定“國軍”猶如劉基《賣柑者言》中所寫那種“金玉其外，而敗絮其中”的空殼子，勢難維持下去，憂心忡忡。他對我軍的評論，很少有輕蔑謾罵之詞，而是警告國民黨對我軍不應以大順皇帝李自成、太平天國洪秀全等來估量，而應把我軍看成是吸取了這些失敗教訓紮根於人民之中的金剛體。他在結論中寫道：楚有三戶，亡秦必楚，殷鑒不遠，可不慎乎。我把這份日記摘要梳理，給彭總寫了一份報告，建議把此材料和受傷的俘虜營長送回總部，作為一個“知己知彼，百戰不殆”的活教材，研究敵人，教育自己。總部電示我即日護送該營長和材料回政治部。十分可憾的是，當我準備出發前夕，該營長因傷重而死亡。我回總部將材料呈送彭總，彭總指示印發各軍、師首長和聯絡部閱讀，以資借鑒。

5月初，回到政治部。這時正值隴東戰役前夕，彭總命我起草一份部隊進入回族地區後應如何尊重回民風俗習慣和宗教信仰的守則。這個突如其來的任務，對我來說確實是一個難題。解放戰爭時期的西北地區，陝、甘、寧、青、疆五省區，麵積320多萬平方公裏，約占全國麵積的三分之一。在這片廣闊的土地上，居住著漢、回、蒙、藏、維吾爾、哈薩克等18個民族。由於曆代反動統治者壓迫和歧視少數民族的政策，曆史上曾多次發生大規模的民族仇殺，民族矛盾複雜而尖銳。西北解放戰爭就是在這樣一個多民族地區複雜的條件下進行的。因此，這不僅是一場軍事鬥爭，而且更是一場政策性很強的政治鬥爭。運籌上若稍有失誤，就會招致少數民族衝突，帶來十分複雜的社會問題。中共中央和毛澤東主席對民族問題特別重視，及時製定了進入少數民族地區作戰必須掌握的基本方針和政策。彭總在西北解放戰爭中堅決執行黨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尊重少數民族的風俗習慣，善於處理同少數民族的關係。對於民族問題和黨的民族政策，我雖然在延安中央黨校學習過一些，但都是一些理論知識，而在實踐知識方麵，可謂一片空白。但這是命令，必須服從，是任務，必須執行，隻得發揮主觀能動性，千方百計地去完成。在當時戎馬倥傯之際，一時又無參考材料，隻能深入群眾進行調查了解。但是，由於我把回民在生活習慣上的忌諱傳聞，也作為我軍應當注意避免觸及的注意事項寫進了《守則》的草稿中，並呈彭總審閱。彭總閱後對我進行了嚴厲的批評：這是無知的漢民對回族的汙蔑之詞，你不加分辨地引用是錯誤的，必須予以更正。並且語重心長地對我說：你身為西北野戰軍的聯絡部長，不懂得民族工作行嗎？要學會做民族工作。吃一塹，長一智，從此，在彭總親自教導下，我開始認真學習和研究民族問題，特別是回族問題。請教回族幹部和群眾，了解回族的宗教信仰和風俗習慣，閱讀《古蘭經》。經幾次修改後，總算勉強完成了《西北野戰軍進入回族地區工作守則》（簡稱《回民工作守則》）的規定任務，並按這個守則開始做起民族工作。守則發至全軍執行。這也是我開始做民族工作的起點。

1947年5月4日晚發起蟠龍戰役，消滅胡宗南一六七旅約6000人，俘旅長李昆崗，繳獲軍服4萬套，麵粉1萬餘袋，子彈上百萬發，藥品無數。這基本上解決了我軍當時短缺的糧食、被服、醫藥等問題，士氣大振。休整四天，胡宗南率部匆匆趕來蟠龍，我軍轉移集結在安塞地區真武洞一帶休整。聯絡部對李昆崗等俘虜進行了教育改造工作。周恩來副主席代表黨中央、毛主席、任弼時，率邊區政府秘書長曹力如等前來慰問和祝賀。

5月14日，總部決定在真武洞開一個萬人慶祝大會。彭總命我與曹力如負責籌備大會會場事宜，並特別叮囑要搞得宏偉肅穆，不怕暴露。我遲疑地看了一下彭總，還沒發問，彭總便把手一揮說：“你還不理解這是幹什麽？快去幹呀！”我和曹力如這才心領神會，轉身就走。

我和曹力如仔細勘察地形後，將大會會場選擇在真武洞前麵的一塊四山環抱平坦開闊的盆地上，在司令部和政治部兩個警衛連和地方工作隊、民眾劇團、蘇一平的西北文工團和當地群眾協同參與下，動員群眾送來了一千多塊門板和木板，幾百捆柏樹枝，豎立起一個約兩千畝地大的八卦形寨柵，按著乾、坎、艮、震、巽、離、坤、兌方位，設有六個旁門，坐北向南為主席台（乾位），主席台對麵設有大門（坤位），大門兩旁設有耳門，形如牌坊，所有六小門、南大門和主席台，均用柏樹枝裝飾成綠色花蓋，大門兩旁耳門兩邊寫了對聯，大門上額寫有“慶祝蟠龍大捷”的橫幅，氣勢雄偉肅穆。會場分別劃有各旅和總部直屬部隊區域標示圖，以便部隊按圖入內就位。但由於目標特別顯著，敵機發現後，頻頻飛來偵察掃射。部隊隱蔽在附近樹叢中，不能按時進入會場開會。政治部副主任張德生有些生氣，批評我不該將會場搞得那樣宏偉暴露。我說彭總其所以叫我這樣大搞，有他深刻意義的。張德生問：“有什麽意義？”我說：“一則可以大張旗鼓地長我軍誌氣，滅敵人威風；二則可動員群眾，安撫人心；三則可以叫周副主席看後回去報告中央和毛主席放心；四則可以吸引敵人。”剛說到這裏，張德生同誌笑著說：“亂彈琴，這不是給胡宗南打義務報告，說咱們部隊主力在這裏。”我也笑著說：“這就是兵法上所說的‘虛虛實實，陽示陰用，聲東擊西’嘛。彭總其所以作此特別安排，必有深謀遠慮之計。”張德生不再說什麽，轉身回去向彭總報告。

正當我和曹力如等繼續查看會場布置情況時，彭總和張宗遜副司令員、張德生副主任等也來查看會場布置情況。我也就隨著彭總匯報會場布置情況，並呈送了八卦會場設置圖。彭總看後高興地說：“好呀！範部長巧設‘八卦迷魂陣’，隻待胡宗南來破陣。”說罷，用手握著我的手說：“你給張副主任說的意見正合我意，就這樣幹吧！大會由你主持，部隊調動由張副參謀長負責。”

5月14日下午4時，在民眾劇團和西北文工團敲鑼打鼓、民間銃炮隆隆聲中，邊區軍民5萬多人，有條不紊地按圖進入會場，具有偉大曆史意義的真武洞祝捷大會開始了。周副主席代表黨中央和毛主席向英勇善戰有卓著功勳的西北野戰軍指戰員致以熱情洋溢的祝賀！並宣布了黨中央和毛主席繼續留在陝北，指揮邊區軍民和全國人民與敵人戰鬥，直到取得勝利。與會的軍民欣喜若狂，歡呼著，跳躍著，把帽子拋上了半空；文工團敲起了鑼鼓，唱起了“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歌聲響徹雲霄！果不出所料，從大會的第二天起，敵人的飛機如獲至寶，連續不斷地對真武洞會場的八卦陣門板，如臨大敵地狂轟亂射，我們躲在真武洞石窯洞裏看，有位同誌喊道：胡宗南，真孝道，送了武器、白麵和軍裝，還來祝賀放鞭炮。惹得大家哄堂大笑。

彭總深夜召我和曹力如談話，說明部隊即將轉移，要求曹秘書長發動安塞地區周圍群眾和民兵，村村要濃煙高冒，四周山坳上要疑煙四起，引誘敵人到安塞來撲空。果不出彭總所料，當我軍向北轉移到隴東和瓦窯堡一帶後，胡宗南七個旅才從綏德一帶匆匆忙忙南下前來進攻安塞，撲了個大空。按毛主席的計劃，我軍開始了第一次攻打榆林戰役，雖然未能得手，但卻把敵人攪慌了手腳，忙把南下解蟠龍之圍撲了空準備向安塞進攻的鍾鬆、劉戡等部北調解救榆林。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胡宗南軍循回往返，疲憊不堪，減員過半。人們當時把這種軍事局麵叫作“毛主席牽著胡宗南的鼻子走”，有的人說“胡宗南聽毛主席的指揮”。

這期間，大約是5月20日，部隊準備北移打榆林前夕，總部突然下令，政治部主任徐立清調六縱任政治委員，甘泗淇任政治部主任，李真任直屬政治部主任，組織部部長張國聲調一縱任政治部副主任，陳竟波任組織部部長，民運部部長李宗貴調騎六師任政治部委員，惠慶祺任民運部部長，任命我為政治部秘書長兼聯絡部部長。同時，將政治部的警衛部隊和工作隊、民眾劇團、文工團和本部各部合編為一個支隊，由我負責指揮。從此，聯絡部實際上變成一野政治部的“不管部”。除本職工作外，還成了行軍、宿營、警戒、秘書和總務等無人管理事項的“都管部”。實踐證明，這一特殊的組織形式，不但沒有削弱聯絡工作，而且大大地加強和擴大了聯絡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