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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從敵工部到聯絡部
國民黨軍向各解放區發動全麵進攻失敗後，不得不改為在其他戰場上采取守勢，對陝甘寧解放區和山東解放區發動重點進攻，以挽救它在軍事上的失利和在政治、經濟上的危機。而其重中之重又是對陝甘寧解放區的進攻。1947年初，蔣介石集結第一戰區胡宗南集團20個旅17萬餘人，西北行轅副主任馬步芳、馬鴻逵集團12個旅7萬餘人、晉陝綏邊區總司令鄧寶珊集團2個旅等共43個旅、32萬餘人實施其進攻以延安為中心的陝甘寧解放區的計劃。蔣介石的企圖是：以裝備精良的胡宗南集團為主力，從南線正麵突破，迅速占領延安，二馬及鄧三個集團從西、北兩麵發動進攻，配合胡宗南集團尋找西北解放軍主力決戰。如不能消滅解放軍主力，則驅趕中共中央及解放軍東渡黃河，之後將胡宗南部投入華北等其他戰區，以挽回其在全國的軍事失利。
針對國民黨軍作戰方針的變化，中央確定全軍繼續執行積極防禦的戰略方針，在內線作戰。為了統一作戰指揮，中央軍委主席毛澤東、人民解放軍總司令朱德、總政治部主任劉少奇於2月10日下令，以第一縱隊（轄獨立第一旅和第三五八旅）、教導旅、新編第四旅、警備第一旅等共2.8萬餘人，組成陝甘寧人民解放軍野戰集團軍（簡稱陝甘寧野戰集團軍）。任命張宗遜為司令員，習仲勳為政治委員，王世泰為副司令員，廖漢生為副政治委員，閻揆要為參謀長，徐立清為政治部主任，冼恒漢為政治部副主任。
1947年3月2日，中共西北局書記習仲勳和西北城工部部長李維漢通知我，中央決定調我到陝甘寧野戰集團軍敵工部工作，即日到政治部主任徐立清處報到。我即飛馬去徐處，徐見到我很高興，握著我的手說，歡迎你這個秀才來和我們一起工作，並急切地說：“馬上去棗園見毛主席。”毛主席見到我，有力地握著我的手說：“你見到張宗遜同誌了吧？”我說：“沒有。”徐立清說：“張已出發了。”主席“噢”了一聲，叫我們坐下，主席對我說：“這次你們兩個關中大漢（因我和張個子都較高）出征，人地兩熟，天時、地利、人和都好，你有什麽意見嗎？”我急忙立正回答：“沒有。”主席笑笑示意我坐下。之後，他就如何搞好敵軍工作做了重要指示。大意是：這次組織上調你這個老統戰去搞敵軍工作，是戰略上的一個大轉變的需要。過去把敵工部叫“破壞部”，結果沒有破壞敵人而是破壞了我們在敵軍中的隱蔽力量，自己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徐立清同誌是紅四方麵軍的老人手，這方麵的情況較熟悉。這次調你去做敵軍工作，除了做好優待俘虜、改造俘虜、爭取將俘虜補充到我軍外，更重要的是把過去做敵軍工作的那一套轉化成聯絡工作、統戰工作，化敵為友，化友為我。但是還要牢記一條，沒有強大的武裝力量做後盾，這個統戰也是統不起來的。由此可見，槍杆子不僅可以創造政權，創造地下黨，也可以創造統戰工作。毛主席問我是否明白這個道理，我回答說：“明白。沒有強大的武裝力量戰勝敵人，單純的統戰工作是難以奏效的。”主席聽後高興地站起身來笑著說：“好的，好的，祝你馬到成功！”毛主席把我和徐立清送出門外，握手告別。
3月3日，我即帶著騎六師政治部組織科長王直，副科長、三十八軍教導隊一期學員傅生和警衛員孫應芳，加上徐立清帶來的兩個青年幹事，組成敵工部，與組織部部長張國聲、宣傳部部長魯直、保衛部部長郭步嶽、民運部部長李宗貴等同誌一起，組成了以徐立清為主任的政治部，並開始工作。
陝甘寧野戰集團軍於1947年3月5日拂曉前，發動了圍殲侵入隴東地區合水西華池的胡宗南部第四十八旅的戰鬥。這是保衛延安的第一仗，雖然擊斃了敵旅長何奇，但總的勝利果實不大。由於西華池周圍地勢平坦，城牆堅固，結果久攻不下，雖然攻入城內進行了激烈巷戰，但仍被反攻逼回城外，使我軍傷亡很大，把一個預期的殲滅戰打成了攻堅戰，得不償失。部隊撤到富縣休整待命。
3月10日，胡宗南集團進攻延安的15個旅共14萬餘人，在洛川、宜川地區集結完畢，並召開了作戰會議，宣布了進攻延安的作戰計劃。中共中央軍委於11日召開會議，分析了形勢和敵情，認為胡宗南集團大舉進攻延安已迫在眉睫，解放軍的外線部隊向敵側後出擊的作戰尚未展開，敵軍數倍於我，我軍正麵防禦作戰將十分不利。為了要把胡宗南部拖住，使其不能增援其他戰場，中央作出主動放棄延安的重要決策，並決定調晉綏軍區第2縱隊加入陝甘寧野戰集團。3月12日，彭德懷向毛主席報告了視察南線防務的情況，毛主席立即決定，由中央軍委副主席兼總參謀長彭德懷直接指揮西北戰場，粉碎國民黨軍對延安的瘋狂進攻。
1947年3月16日，中共中央軍委決定撤銷陝甘寧人民解放軍野戰集團軍番號，成立人民解放軍西北野戰軍（簡稱西野）。3月20日，西野指揮機關在延安梁村正式組建。任命彭德懷為中國人民解放軍副總司令兼西北人民野戰軍司令員兼政治委員。在富縣套筒塬，以陝甘寧野戰集團軍司令部、政治部為基礎，組建西野司令部和政治部。張宗遜任西野副司令員，習仲勳任副政治委員，張文舟任參謀長，王政柱任副參謀長，徐立清任政治部主任，張德生任政治部副主任，劉景範任後勤司令員，方仲如任後勤副司令員，原陝甘寧野戰集團軍政治部各部組成西北野戰軍政治部。
當日，彭總來到套筒塬並召集徐立清、張德生和我談話，這是我第一次見到彭總。談話後決定，以原西北局城工部和統戰部的大批幹部為基礎，成立隨軍工作團，並以此加強對敵軍的統戰聯絡工作。將敵工部改為聯絡部，任命我為部長，並增設聯絡科、訓練科（審查、改造戰俘）、秘書科（主要負責派遣）、情報科等，並調原城工部工作隊的負責人張光天、方晨、原任科長的王直、傅生等同誌分別任科長。實際上就是把西北局城工部、統戰部的工作轉移到戰時的聯絡部。彭總語重心長地特別叮囑：“毛主席告訴我，範明同誌在統戰聯絡工作方麵很有經驗。你在徐立清、張德生同誌的直接領導下，要和過去做過地下工作的閻揆要、張文舟等同誌多聯係多配合。”從此時起，西野在對內對外發布的布告上，就都用聯絡部的名義。
根據戰爭需要，對各級敵工部門的組織和任務做了具體規定：團設股，股長1人，幹事2人；師設科，科長1人、幹事3人；軍根據情況設部或科，部（科）長1人、幹事4-5人。任務為：軍以處理俘虜、瓦解敵軍、研究敵人為主；師以處理俘虜與瓦解敵軍為主，也應進行一些研究工作；團以初步清查俘虜官兵、打掃戰場、收集文件材料、處理敵人俘虜、組織領導喊話和政治攻勢等的具體工作為主。各級敵工幹部的來源，凡領導幹部，由部隊配備，其他幹部則從俘虜中的尉級以下青年知識分子中爭取、改造使用。為了加強接收俘虜的工作，軍成立訓練大隊，師成立訓練隊（或叫敵工隊），歸敵工部門領導，並作為敵工部門的機動力量，平時訓練俘虜班長和留下準備使用的下級軍官，根據訓練程度與部隊需要，邊訓邊補。同時利用這一力量，進行瓦解敵軍與對敵軍、敵區進行各種調查研究工作。戰時作為接收俘虜，進行政治攻勢的骨幹。
3月下旬，張德生和我到第四縱隊蹲點。此時四縱司令員王世泰正在關中作戰。騎六師編入四縱後，曾發生了許多問題，經過改組，實行了解放軍的政治工作後，這支部隊迅速革命化，戰鬥力也日漸提高。對此，張德生、王世泰認為我過去堅持要在騎六師實行解放軍政治工作的意見是正確的。自此張德生開始對我器重起來。他對別人說，範明這個人雖然過去有些個人英雄主義，但在重大的關鍵問題上，事實證明許多意見和看法都是對的。張德生同誌同時對我要求也很嚴格，經常給我敲警鍾，要我注意不要“翹尾巴”。
針對國民黨軍作戰方針的變化，中央確定全軍繼續執行積極防禦的戰略方針，在內線作戰。為了統一作戰指揮，中央軍委主席毛澤東、人民解放軍總司令朱德、總政治部主任劉少奇於2月10日下令，以第一縱隊（轄獨立第一旅和第三五八旅）、教導旅、新編第四旅、警備第一旅等共2.8萬餘人，組成陝甘寧人民解放軍野戰集團軍（簡稱陝甘寧野戰集團軍）。任命張宗遜為司令員，習仲勳為政治委員，王世泰為副司令員，廖漢生為副政治委員，閻揆要為參謀長，徐立清為政治部主任，冼恒漢為政治部副主任。
1947年3月2日，中共西北局書記習仲勳和西北城工部部長李維漢通知我，中央決定調我到陝甘寧野戰集團軍敵工部工作，即日到政治部主任徐立清處報到。我即飛馬去徐處，徐見到我很高興，握著我的手說，歡迎你這個秀才來和我們一起工作，並急切地說：“馬上去棗園見毛主席。”毛主席見到我，有力地握著我的手說：“你見到張宗遜同誌了吧？”我說：“沒有。”徐立清說：“張已出發了。”主席“噢”了一聲，叫我們坐下，主席對我說：“這次你們兩個關中大漢（因我和張個子都較高）出征，人地兩熟，天時、地利、人和都好，你有什麽意見嗎？”我急忙立正回答：“沒有。”主席笑笑示意我坐下。之後，他就如何搞好敵軍工作做了重要指示。大意是：這次組織上調你這個老統戰去搞敵軍工作，是戰略上的一個大轉變的需要。過去把敵工部叫“破壞部”，結果沒有破壞敵人而是破壞了我們在敵軍中的隱蔽力量，自己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徐立清同誌是紅四方麵軍的老人手，這方麵的情況較熟悉。這次調你去做敵軍工作，除了做好優待俘虜、改造俘虜、爭取將俘虜補充到我軍外，更重要的是把過去做敵軍工作的那一套轉化成聯絡工作、統戰工作，化敵為友，化友為我。但是還要牢記一條，沒有強大的武裝力量做後盾，這個統戰也是統不起來的。由此可見，槍杆子不僅可以創造政權，創造地下黨，也可以創造統戰工作。毛主席問我是否明白這個道理，我回答說：“明白。沒有強大的武裝力量戰勝敵人，單純的統戰工作是難以奏效的。”主席聽後高興地站起身來笑著說：“好的，好的，祝你馬到成功！”毛主席把我和徐立清送出門外，握手告別。
3月3日，我即帶著騎六師政治部組織科長王直，副科長、三十八軍教導隊一期學員傅生和警衛員孫應芳，加上徐立清帶來的兩個青年幹事，組成敵工部，與組織部部長張國聲、宣傳部部長魯直、保衛部部長郭步嶽、民運部部長李宗貴等同誌一起，組成了以徐立清為主任的政治部，並開始工作。
陝甘寧野戰集團軍於1947年3月5日拂曉前，發動了圍殲侵入隴東地區合水西華池的胡宗南部第四十八旅的戰鬥。這是保衛延安的第一仗，雖然擊斃了敵旅長何奇，但總的勝利果實不大。由於西華池周圍地勢平坦，城牆堅固，結果久攻不下，雖然攻入城內進行了激烈巷戰，但仍被反攻逼回城外，使我軍傷亡很大，把一個預期的殲滅戰打成了攻堅戰，得不償失。部隊撤到富縣休整待命。
3月10日，胡宗南集團進攻延安的15個旅共14萬餘人，在洛川、宜川地區集結完畢，並召開了作戰會議，宣布了進攻延安的作戰計劃。中共中央軍委於11日召開會議，分析了形勢和敵情，認為胡宗南集團大舉進攻延安已迫在眉睫，解放軍的外線部隊向敵側後出擊的作戰尚未展開，敵軍數倍於我，我軍正麵防禦作戰將十分不利。為了要把胡宗南部拖住，使其不能增援其他戰場，中央作出主動放棄延安的重要決策，並決定調晉綏軍區第2縱隊加入陝甘寧野戰集團。3月12日，彭德懷向毛主席報告了視察南線防務的情況，毛主席立即決定，由中央軍委副主席兼總參謀長彭德懷直接指揮西北戰場，粉碎國民黨軍對延安的瘋狂進攻。
1947年3月16日，中共中央軍委決定撤銷陝甘寧人民解放軍野戰集團軍番號，成立人民解放軍西北野戰軍（簡稱西野）。3月20日，西野指揮機關在延安梁村正式組建。任命彭德懷為中國人民解放軍副總司令兼西北人民野戰軍司令員兼政治委員。在富縣套筒塬，以陝甘寧野戰集團軍司令部、政治部為基礎，組建西野司令部和政治部。張宗遜任西野副司令員，習仲勳任副政治委員，張文舟任參謀長，王政柱任副參謀長，徐立清任政治部主任，張德生任政治部副主任，劉景範任後勤司令員，方仲如任後勤副司令員，原陝甘寧野戰集團軍政治部各部組成西北野戰軍政治部。
當日，彭總來到套筒塬並召集徐立清、張德生和我談話，這是我第一次見到彭總。談話後決定，以原西北局城工部和統戰部的大批幹部為基礎，成立隨軍工作團，並以此加強對敵軍的統戰聯絡工作。將敵工部改為聯絡部，任命我為部長，並增設聯絡科、訓練科（審查、改造戰俘）、秘書科（主要負責派遣）、情報科等，並調原城工部工作隊的負責人張光天、方晨、原任科長的王直、傅生等同誌分別任科長。實際上就是把西北局城工部、統戰部的工作轉移到戰時的聯絡部。彭總語重心長地特別叮囑：“毛主席告訴我，範明同誌在統戰聯絡工作方麵很有經驗。你在徐立清、張德生同誌的直接領導下，要和過去做過地下工作的閻揆要、張文舟等同誌多聯係多配合。”從此時起，西野在對內對外發布的布告上，就都用聯絡部的名義。
根據戰爭需要，對各級敵工部門的組織和任務做了具體規定：團設股，股長1人，幹事2人；師設科，科長1人、幹事3人；軍根據情況設部或科，部（科）長1人、幹事4-5人。任務為：軍以處理俘虜、瓦解敵軍、研究敵人為主；師以處理俘虜與瓦解敵軍為主，也應進行一些研究工作；團以初步清查俘虜官兵、打掃戰場、收集文件材料、處理敵人俘虜、組織領導喊話和政治攻勢等的具體工作為主。各級敵工幹部的來源，凡領導幹部，由部隊配備，其他幹部則從俘虜中的尉級以下青年知識分子中爭取、改造使用。為了加強接收俘虜的工作，軍成立訓練大隊，師成立訓練隊（或叫敵工隊），歸敵工部門領導，並作為敵工部門的機動力量，平時訓練俘虜班長和留下準備使用的下級軍官，根據訓練程度與部隊需要，邊訓邊補。同時利用這一力量，進行瓦解敵軍與對敵軍、敵區進行各種調查研究工作。戰時作為接收俘虜，進行政治攻勢的骨幹。
3月下旬，張德生和我到第四縱隊蹲點。此時四縱司令員王世泰正在關中作戰。騎六師編入四縱後，曾發生了許多問題，經過改組，實行了解放軍的政治工作後，這支部隊迅速革命化，戰鬥力也日漸提高。對此，張德生、王世泰認為我過去堅持要在騎六師實行解放軍政治工作的意見是正確的。自此張德生開始對我器重起來。他對別人說，範明這個人雖然過去有些個人英雄主義，但在重大的關鍵問題上，事實證明許多意見和看法都是對的。張德生同誌同時對我要求也很嚴格，經常給我敲警鍾，要我注意不要“翹尾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