範明回憶錄：1914~1950

第三節 從沙家店戰役到荔北戰役

1947年8月，我隨軍參加了殲滅胡宗南部整編第三十六師一二三旅全部及一六五旅大部共6000餘人，並俘虜一二三旅旅長劉子奇的沙家店戰役。21日，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到西北野戰軍司令部駐地——前東原村，向參加野戰軍高幹會議的全體同誌祝賀勝利。在這次戰役中，我親眼目睹了毛主席在大雨中行軍。在大雨中毛主席站在路旁給部隊讓路，讓部隊先通過。他那種革命樂觀主義和指引部隊走向勝利的偉大氣概使我深受感動。我們看著偉大領袖的堅強樂觀的形象，激動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靜。每當遇到困難時，每每想起毛主席這種艱苦樸素關心群眾和無所畏懼的形象，便增加了巨大的力量。

10月，參加了清澗戰役，活捉了胡宗南整編七十六師中將師長廖昂。在審訊中第一次知道並了解了偵察用電台的存在和性能，這對以後我軍對付敵人的偵察起到了作用。

12月，部隊在米脂大休整。進行了著名的新式整軍運動，即進行訴苦和“三查”（查階級、查工作、查鬥誌）運動。這使我受到了很大的教育和啟發，用階級和階級鬥爭的觀點對自己的非無產階級思想，特別是個人英雄主義思想，做了堅決的鬥爭和自我批評，使自己的政治覺悟大大提高了一步。

12月25日、26日，西野旅以上幹部列席了中共中央在米脂縣楊家溝舉行的著名的楊家溝會議（或稱米脂會議），親耳聆聽了毛主席作的《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的報告，我們進行了學習和討論。這是具有偉大曆史意義的重要文件，在討論到毛主席說的：“從表麵上看來，現在時期，比較抗日時期，我們的革命的民族統一戰線，似乎是縮小了。但是實際上，隻是在現時期，隻是在蔣介石出賣民族利益給美帝國主義，發動反人民的全國規模的國內戰爭之後，隻是在美帝國主義和蔣介石反動統治集團的罪惡已經在中國人民麵前暴露無遺之後，我們的民族統一戰線才是真正的擴大了”這一段時，我在發言中認為毛主席這一論斷是完全英明正確的。我還以大關中群眾對共產黨和人民解放軍擁護的事實，證明了民族統一戰線在實際上才是真正的擴大了。聯係到我軍進入蔣管區的政策時，我認為大關中地區敵偽保甲長多係輪流擔任的，不可一概當做地富分子和土頑對待。在解放初期我新政權尚未建立之前，可以利用他們為我軍進行籌糧和支前工作等。彭總、張宗遜等對我的這種看法認為是錯誤的，並在會上對我進行了批評。當時的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勸我承認錯誤了事，我經過慎重考慮，認為我的這種看法是符合毛主席報告精神的，因此一直堅持，並與人爭論。之後，他們也隻好允許我保留意見作罷。此後，說我“有朝氣，敢說話，堅持意見不怕鬥”的說法在西野軍中傳開。不久，部隊在進入關中地區的實踐中證明我的意見是對的，因此又受到彭總和張德生的稱讚。彭總對張德生說：我喜歡範明這個人，不怕鬥，敢說話，有思想水平。不久，周恩來副主席也找我談話，這是我第一次和周副主席談話，他除詢問了我1942年見毛主席時的情況及趙壽山入黨問題的有關情況外，對我學習毛主席的報告能夠聯係實際做了表揚。這在我思想深處又潛伏了“有思想、有政策水平”的自我感覺，雖然如此，由於領導上的批評教育，特別是在殘酷的戰爭環境裏，使我得到了更多的鍛煉。我親眼看到許多親愛的同誌們，今天還歡笑言談，明天便英勇犧牲變為烈士，親眼看到敵人對人民的燒殺擄奪，在內心裏更加燃起了對蔣介石匪幫的仇恨。因此時刻注意克服個人英雄主義思想，進行嚴格的自我批評和自我教育。我當時在內心中充滿希望、充滿信心，勢將革命進行到底，消滅蔣胡匪幫，建立一個新中國。在第二次打榆林時，我登上長城，吟詩一首：

高坐長城坎，南望大關中。

獵日滅胡寇，揮戈向隴東。

豹狼消滅盡，革命偉業成。

願作孺子牛，笑慶東方紅。

1948年3月1日，我參加了著名的瓦子街戰役。是役殲滅胡宗南整編二十九軍軍部，整編二十七師、九十師師部及其所轄之三十一、四十七、五十三、六十一旅，共計2.3萬餘人，擊斃中將軍長劉勘、中將師長嚴明、少將旅長周冉之、少將旅長李達等，俘虜李奇亭、曾文思、吳也魯、李秀玲等國民黨軍高級將領。此次戰役，使我從實踐中真正認識到新式整軍運動（階級教育）的威力之大。緊跟著進行了圍攻洛川的戰役，組織上叫我親自到洛川前線的石家莊村，對敵人進行喊話瓦解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成績。事後，我以西野聯絡部的名義（這時由於有延安時的批評會，我特別注意不要突出個人）寫了一篇《瓦解敵軍的政治工作》的文章，在西野小報上發表了，並很快被全國各戰區的報紙和其他材料上轉載了。彭總看到後，曾在一次會議上對我說：“你既然能寫這樣有用的文章，為什不多寫一些呢？一個能寫東西的人，若不把廣大群眾和革命英雄們所創造的光輝事跡和成功經驗，用文字表達和總結出來，本質上就是沒有群眾觀點，也當然是沒有階級觀點。”彭總這次的教誨，對我以後試圖搞文藝創作是有較大影響的。

4月下旬到5月上旬，參加了寶雞戰役，4月26日攻下寶雞後，由於指揮上的失誤，致使我軍被胡宗南等40多萬軍隊包圍，受到一些不應有的損失。當時敵人的一個師部進入彭總所住的陳村，而彭總手頭隻有一個警衛班，情況萬分危急。我帶著政治部及部分直屬部隊從寶雞趕回陳村，和參謀長張文舟一起，掩護彭總深夜悄悄撤出，經過了五個晝夜的輪番掩護和不間斷行軍，安全撤回邊區。其間，在寶雞外圍，又找回了跑散了的彭總夫人浦安修。這本來是在大軍掩護下完成行軍轉移任務的，卻得到彭總等人大加稱讚，說我勇敢、能幹等，使我一時有些飄飄然。在此次戰役總結時，我曾對彭總在這次戰役中的失誤作過批評，但誰也不敢把這個批評轉告彭總。直到1954年時，在北京我見到彭總，又一次當麵向彭總提出批評，並得到時居黨政軍領導高位的彭總的真誠表揚。我之所以說這些並不是要表現我個人，而是要讓後人知道，彭總雖然性格剛烈、脾氣暴躁，但卻胸懷廣闊，聞錯必改，對部下對同誌從不居高卑下，而是真正的平等對待，愛護有加。後來，彭總在廬山會議的小組發言中雖承受著難以想像的壓力，但仍為我被打成“右派”而鳴不平，再次表現了這位偉大的真正的共產黨人的磊落胸懷和光輝形象，這使我時常感念、激動不已，常常夢中見到彭總。同時也使後人知道，當時黨內風氣之正，同誌關係之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