範明回憶錄：1914~1950

第二節 反特除奸，應付受訓

1941年7月，派去省委匯報工作的張西鼎同誌回到部隊。他經陝西省委去延安向中央匯報了三十八軍的情況，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見，葉劍英同誌和汪鋒同誌也參加並聽取了匯報。毛主席肯定了三十八軍工委的工作，並指示：“要繼續大量培養幹部，擴大充實部隊，整頓、健全黨的組織，清理內部，要蔭蔽精幹、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反對急性和暴露。要進一步擴大統一戰線，防止蔣介石要消滅三十八軍的陰謀和日偽的軍事突然襲擊。同頑固派鬥爭應盡量利用國民黨內一切可以利用的矛盾和關係，在必要時要征得趙壽山的同意和合作的情況下，才能起義”等。並且，中央交給張西鼎同誌一種特別機密的譯電本帶回了部隊。工委根據毛主席的指示，認真總結了工作中的經驗教訓，進一步擴大了教導隊，加強了幹部訓練工作，嚴密了黨內紀律，停止了一些動搖分子的黨籍，清除了部隊中的內奸，擠走了蔣介石、胡宗南等派來的特務、反動軍官、學生和指導員，撤換了部隊中個別墮落腐化和反對新作風的頑固派舊軍官，初步做好了各種應急準備。

張西鼎同時傳達了省軍委負責人汪鋒同誌的指示，說汪要他參加三十八軍工委，管理組織工作，要我隻負責統戰工作，讓我將原分管的組織工作交他來管理。這一指示，當時在我的思想上引起了波動，認為統戰工作沒有組織工作重要，並懷疑張西鼎同誌在省委和汪鋒同誌處說了我的壞話，才使汪鋒對我有了什麽看法和意見。因此，我一時產生了委屈情緒，想離開部隊回邊區學習。工委蒙定軍書記認為汪鋒同誌的這個決定是與部隊當時的實際情況不夠適合的，張西鼎的匯報可能是與實際有出入的。因此，他當即找省委聯絡員楊信（小劉）一起研究，提出了不同意見，並報告省委：按照省委指示加強工委工作，增加張西鼎同誌為工委委員，但仍由我負責組織工作，隻把一部分組織工作交張西鼎同誌管理，並且張西鼎同誌的工作由我直接領導。此事，使張西鼎同誌對工委，尤其是對蒙定軍同誌和我不滿，以後他又在這個問題上做了很多不該做的事，影響了省委和工委以及蒙和我與上級的團結，這是後話。

9月，三十八軍黨組織為了對付特務的破壞活動，聽從崔仲遠的建議，成立了黨的保衛隊，羅曼中（羅殿芳）同誌任隊長。同時，專門設立了工委的秘密電台，與陝西省委、西北局、八路軍前總等建立了經常聯係，並收抄新華電訊，作為教育黨員的學習材料。電台負責人是薛高濤（薛宗厚），譯電員是鄧元溫（溫偉）。

這段時間，我們對部隊黨員和教導隊的教材，除了上述一些文件外，集中以毛澤東寫的《改造我們的學習》為中心，學習和樹立毛澤東倡導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態度。毛澤東說：“這種態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態度。‘的’就是中國革命，‘矢’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我們中國共產黨人所以要找這根‘矢’，就是為了要射中國革命和東方革命這個‘的’的。這種態度，就是實事求是的態度。‘實事’就是客觀存在著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觀事物的內部聯係，即規律性，‘求’就是我們去研究。”毛澤東主席的這些教導，對教導隊學生中、特別是大批的黨員中所存在的那種單純為學理論而學理論的不良風氣，進行了有力的批判和肅清，對“蔭蔽精幹”方針的貫徹，起了很好的作用。

1941年11月，處決了一個特務聶伯林。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聶伯林是潛伏在三十八軍軍部機要室裏的一個軍統大特務，受洛陽長官公署第二廳軍統室的直接領導並與當時的三十八軍國民黨政治部也有關係。在軍部黨的負責人王安仁（王靜先）等人的長期偵察下，發現聶向洛陽和重慶特務機關的告密材料以及洛陽特務機關給聶的指示信件等。工委得悉情況研究後，決定由崔仲遠同誌去告知趙壽山，由趙下令，以違犯軍法的罪名，將聶逮捕，關押在特務連（連長是尤繼賢同誌），準備公開處決。但由於管押不嚴，在政治部特務的接應下，聶伯林逃出特務連，藏到了政治部內。此後，趙壽山和崔仲遠給我打電話，要我在鞏縣一帶捉捕（此時軍部駐廣武縣的蘇岩村，距我處約百十裏）。我當即布置執行，在嵩山通往洛陽的小道上將其捕獲。趙壽山、崔仲遠、蒙定軍等幾人通知我，教我將其就地秘密處決。一天晚上，我與張西鼎對聶審訊後，由教導隊的一個區隊長楊培才（楊鎮魁）同誌帶人將聶活埋了。

蔣介石自向三十八軍發電要所謂“共黨分子”之後，對孫蔚如向他寫的保證和趙壽山、耿誌介出具的甘結並不滿意，仍賊心不死，變化手法，一再重提舊案。他命令衛立煌給趙壽山直接下達命令，繼續查辦這一案件，但在名義上不再公開指名說這些人是共產黨嫌疑犯，不再提送洛陽勞動營審訊，而隻是開具了一個30多人的名單，其中有李森、齊振鸞、張西鼎、魏洪濤、李登弟等黨員同誌。與上次來電名單比，去掉了蒙和我等。說這些人“思想不純正”，著送洛陽幹訓團“政訓班”受訓。趙壽山接到命令後和我們以及黨外民主人士，做了認真的研究和商討。認為這次“調訓”的名義和方法與前雖有所不同，但在實質上還是換湯不換藥，把貓叫個咪。但由於他們這次打的是思想不純，調去學習的幌子，所以對待這個不但不能再由趙出麵頂、保、抗或讓他公開出麵做什麽周旋，應按上級指示應付受訓。因此決定隻能以合法與非法相結合的策略來進行鬥爭，經中央和省委批準，結果演出了一場“送而不進，進而不訓”的“金蟬脫殼”戲。其具體步驟和方法如下。

首先在調訓名單中選送三種人：一是黨內久經考驗，最堅定的黨員李森、張西鼎、李登弟等6人；二是魚目混珠的人——忠於部隊的老行伍軍官蘆黑子、邵青山和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劉允臣的女婿陳居莘等6人；三是曾在八路軍東路軍（彭德懷部）受過“遊擊戰術訓練”的進步非黨官佐數人。挑選好的十八人，由李森同誌帶隊前去應卯。行前由趙軍長親自出麵，和工委同誌分別對以上黨外官佐談了話，做好思想工作，並給每人發了500元，又特別給在延安住過抗日軍政大學的李森、張西鼎等人，發了準備逃回邊區的護照。要他們到洛陽後，先住在三十八軍駐洛陽辦事處，不要去幹訓團政訓處報到，每天以準備入學事務為理由，一清早便到街上去遊遊逛逛，拖到晚上再回辦事處待命（事前已給洛陽辦事處竇金如做了安排）。待以上人員安全到達洛陽辦事處按計劃行事後，工委即按預定計劃，在黃河橋和鴻溝前線，向日軍發起進攻，造成激烈戰爭氣氛。然後由胡振家同誌又動員十七師師長耿誌介不斷給趙壽山軍長打電話，報告戰況吃緊，要求將派往洛陽受訓的連隊主官速速調回作戰，待作戰完畢後再去受訓。在完成了這一部署和計劃後，由我和崔仲遠同誌出麵請趙據此轉打電話給戰區司令長官衛立煌，報告前線戰況緊急，傷亡很大，連隊主官傷亡過重，請求將送訓人員迅速調回參戰，待戰事平息後再來受訓。趙聞訊後，起初雖然有些猶豫，但當我們說明了其中奧妙後，他拿起電話，當著我們的麵慷慨陳述，要求火速先將送受訓官佐送回前線參戰，衛起初還有些支吾，經趙再三懇求，終於達成協議。同時，又經洛陽辦事處給衛的下屬用金條行了賄賂，終於在舊曆年後兩日，將受訓人員集合到司令長官府門前的石階前，由政訓處某處長，代表衛立煌訓話。講了一些不關痛癢的冠冕堂皇的話。要他們信仰三民主義，叫他們速回前線參戰，而後再來報到等。這批人在舊曆年前兩天到洛陽，到陰曆正月初五就安全地回到了部隊。一場嚴重的政治鬥爭風波，就這樣巧妙地得到了化解。

1942年1月，省委指示要三十八軍工委選送一批是共產黨員的下級軍官（大部分是教導隊的學生）到國民黨的中央軍校、軍需學校、步兵學校等去學習，以便取得資格，便於長期埋伏和抓兵權。當時把這種辦法稱為“鍍金政策”。工委執行了這一指示，選送了一批學生。

1942年初，衛立煌被撤去一戰區司令長官職務，蔣鼎文接任。蔣鼎文到洛陽後，形勢變得惡劣起來。他一來就給三十八軍來電，開列了一個有12個人的名單，說經“確查”這些人是共產黨員，著送西安勞改營受訓。對此，又經曆了一場鬥爭。

4月12日蔣鼎文給三十八軍直接來電，指名12個官佐是隱藏在三十八軍中的共產黨員，著送西安勞動營受訓審查。命令十分嚴厲，期限十分緊急。蔣鼎文和胡宗南為了給趙施加壓力，以其他借口，召趙回到西安參觀酷刑拷打共產黨員和其他民主人士的監獄及法西斯刑場，“殺雞給猴看”。趙在現場受到巨大的震驚，經竭力抑製，態度自若，隨聲附和，未露任何馬腳。為此，工委與趙商議決定，先以三十八軍從日軍占領的黃河鐵橋強襲切斷的鋼條所得的基金中撥出巨款，通過三十八軍駐西安辦事處主任楊曉初和他的夫人李馥清同誌（均係大革命時期黨員），給蔣鼎文的小老婆（與李為結拜姐妹）送了價值千金的白狐皮大衣一件，給胡宗南的姘頭送了20根金條，才換得趙安全返回河南前線防地。同時，在路過洛陽時，又給蔣鼎文的幾個打手送了賄賂巨款，他們向蔣鼎文為趙說情，從而使情況有所緩和。

工委與趙壽山進行了認真的研究和論證。認為這次的反動命令實是一次最後通牒，也就是最後的一個難關，必須設法闖過去。怎麽個闖法？文闖武闖，硬手軟手都不行。唯一可行的就是“以羊代牛，蒙混過關”這條路。決定從所要的12人名單中，選出了曾在內戰時已經自首有案，已被停止了黨籍，但現在表現還好的書記官魏洪濤；曾與黨有過密切聯係，又是國民黨老牌中央執行委員劉允臣的女婿陳居莘；還有行伍出身，目不識丁的大老粗，但又對部隊十分忠誠的邵青山。讓他們三個人，代替案中的其他人，送到西安勞動營頂案應付，蒙混過關。臨行前，趙壽山和他們分別談話，對他們做忠於部隊的工作，並在生活待遇上做了優厚安排。他們於1942年10月，先到洛陽東站的西安勞動營特別大隊辦了手續，然後被關在悶子車拉到西安，到西安勞動營報到了。

經過審訊和考查後，由於魏洪濤公開了他曾被捕自首的身份和策略表現，被認為思想純正，於1943年8月釋放回部隊。邵青山裝瘋賣傻，胡說八道，故意把參加青洪幫說成參加共產黨，把青洪幫的一切活動，都說成是共產黨的活動，把審訊人都逗笑了，認為他不可能是共產黨，要三十八軍西安辦事處主任楊曉初取保把他釋放了回來。陳居莘由於他嶽父的關係，並經過了行賄和社會關係的活動，也釋放回部隊。

總之，他們都做到了沒有暴露部隊中有關我黨的任何情況，也沒有做過對部隊不利的事情。這裏有必要說一下魏洪濤同誌。該同誌原為三十八軍軍部黨的負責人，被停止黨籍後卻一直仍配合黨的工作，從未做過破壞黨的工作的事，這是很可貴的。一場“以羊代牛蒙混過關”的鬧劇才算謝幕了。這樣使敵人企圖通過勞動營審訊破壞三十八軍地下黨的陰謀遭到了破產。毛澤東主席對三十八軍地下黨善於利用合法與非法相結合的鬥爭藝術，也曾給予高度評價。

1942年3月，又處決了兩個特務。一個是十七師師部的司書周某。蒙定軍同誌決定，叫當時十七師師部通訊連連長劉振高（劉協，十七師電台台長）去執行。劉奉命後，把周某引誘到陝西興平一帶，途中開槍處決周某時，因劉無軍事經驗，第一槍未擊中要害，周將劉抱住廝打，而劉的手槍這時又卡了殼，結果隻得扔掉手槍而跑回邊區去了。周某跑到西安，在大街上大喊大叫，說三十八軍的共產黨殺人了。雖然萬幸被三十八軍辦事處處長楊曉初同誌碰上，即時把周安置下來，未釀成大禍，但對部隊黨組織的暴露，起了不好的作用。事後，我們曾對蒙定軍同誌事前準備不周做了批評，定軍也做了自我批評。另一個是十七師師部的參謀王叔德。王原是教導隊一期學生，1940年十七師渡河到廣武黃河口一帶駐防時，參加了十七師國民黨政治部內的特務組織。他除對地下黨進行刺探告密等破壞活動外，還在敵占區走私販毒，與日偽也發生了關係。蒙定軍以此情況曾與崔仲遠和我研究過，我們決定繼續偵察。一天，崔仲遠和胡振家打電話告訴我說，王叔德從十七師政治部出來後，攜帶重要秘密材料正向洛陽逃跑，要我攔截，就地處決。我接到通知後，發現王叔德已通過了我們的防地。我即與朱曼青一起向羅曼中做了布置，要他選拔得力人手，連夜向洛陽追殺。羅曼中和王福傑、李俊英等同誌追到黑石關，奪取了偽警察的服裝，進行查店，將王叔德從一個妓女的被窩裏抓獲，帶到一個山溝裏處決了。羅曼中等繳來的這批材料，其中最重要的有軍部秘密空白代電紙和十七師政治部特務組織與洛陽特務機關通報的密電本。我即將此密碼交工委並抄報中央。

由於地下黨處於秘密條件下，在保衛工作中，也曾出現過因誤會而錯殺的事件。例如，錯殺了甘肅省委隴南地區的一個共產黨負責人黃芟刈。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1942年春，崔仲遠、王安仁同誌在軍部發現了一個可疑的商人，秘密地到三十八軍軍部找反動軍官、軍法處長張雨田進行活動。於是對其進行了嚴密的盯梢和偵察。當時聽到黃要張進行活動，把十七師張複振的五十團拉出去當皇協軍。因此，工委決定將其予以處決。在征得趙壽山的同意後，於1942年春天，趁黃到十七師進行活動之機，命令十七師便衣隊陳光舜將黃處決。這一事件，先後都向陝西省委和中央匯報過，都認為是應該的。但直到1949年蘭州解放後，原甘肅地下省委的同誌，向工委的同誌打聽說：他們曾派隴南黨負責人黃芟刈到三十八軍去做兵運工作，一直不知下落。至此才知道是一個大誤會。這個誤會雖然是由於甘肅省委因不了解情況，同時將黃派出後，又未與陝西省委或中央聯係所造成的，但三十八軍地下黨工委在處理這個事件中，過於簡單從事——本可以將其先行逮捕，進行秘密訊問後再殺不遲，這是有一定教訓的。

6月，在三十八軍黨組織內和教導隊內部，開展了以毛澤東的《整頓黨的作風》、《反對黨八股》等著作為主的學習，並結合具體情況，對黨員中發生的某些腐化墮落的不良現象進行了批評和教育。我起草了《蓮出於汙泥而不染》、《外灰內紅》等黨內指示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