範明回憶錄：1914~1950

第一節 巧鬥蔣頑，擴大教導隊

由於起義準備工作的暴露以及叛徒的告密（尤其是被開除黨籍的崔新義的密報），當第四集團軍三十八軍全部南渡集結於廣、滎、鞏地區後，1940年11月中旬，蔣介石給第四集團軍總司令孫蔚如發來一封絕密電報說：據報三十八軍有孟鼎君（蒙定軍）、賀克用（郝克勇）、張西鼎等46人係中共分子，著送洛陽勞動營（即管押共產黨和進步青年的集中營）審訊。這40多人的名單中，實際上包括了三十八軍中的大部分主要負責黨員。所幸這個絕密電報送到孫蔚如辦公廳主任姚警塵和情報處長成子慎同誌手裏，他們壓了下來在給孫閱前，即刻抄給我、蒙定軍同誌和趙壽山。經研究後認為名單中隻有我在總部幹訓班學生大隊，安全沒有可靠保證。於是當即決定，要我以急病去洛陽治療的名義，教我和梁楓坐了架子車，由學生大隊劉俠僧派了幾位黨員班長，連夜把我送回三十八軍教育連（即教導隊第三期）隱蔽起來，繼續負責黨的工作和趙壽山的聯係工作。之後，工委經過研究決定，對國民黨這一反動措施，必須進行非法與合法相結合，原則性與靈活性相結合，黨內與黨外相結合的堅決鬥爭。而鬥爭策略的首要任務是首先把處理這一案件的主動權，從孫蔚如手中奪到趙壽山手中。於是，一方麵動員有影響的黨員宋綺雲、姚警塵等和黨外高級人士杜斌丞、鍾興哉等向孫蔚如做說服工作；一方麵請趙壽山親自出馬，攜帶了大批的大煙土和兩個連的空名額送禮，以保存西北楊虎城部隊實力的共同利益為理由，說明國民黨所要的這些幹部都是部隊中老人手，並不是什麽共產黨，而是國民黨利用殺共產黨人之名，行瓦解吞並部隊之實。要求孫不要直接管這件事，而是用“等因奉此”“仰該軍長遵照執行”的慣例手續批轉給趙壽山查辦執行。孫答應了，並且很快地下達了這個批文。從此把對付國民黨的鬥爭權牢牢地掌握在趙壽山實際上也就是工委手裏。於是展開了一場“賴頂”、“假送”、“硬保”、“換送”等鬥智、鬥勇、鬥武、鬥文的激烈鬥爭。

賴頂：賴，就是由趙出麵複電，把電報中所指名的“孟鼎君”（蒙定軍）“賀克用”（郝克勇）賴成“查無此人”，一筆勾銷。頂，就是說明名單中所指名的其他40餘人，均係追隨趙多年的老袍澤（老幹部），不但不是共產黨，而且過去是剿“匪”有功，現在是抗戰有功的中堅軍官，請求免予送審。再加上第一戰區司令長官衛立煌（與趙關係頗密）從中斡旋，蔣介石無可奈何，隻得暫緩。這是第一個回合。

硬保：由於蔣介石賊心不死，一計不成，又生一計。1941年3月給衛立煌發電舊案重提，中心意思是前案所要的人員，確係中共黨員，如該軍長確信各該員非隱藏在該部的共產黨，而是忠誠官佐，即應責詢該軍長是否敢以身家性命為擔保，出具甘結（甘心情願的具結）。在這一嚴重壓力下，趙壽山起初情緒有些波動，深夜打電話叫我到他的住地商量。他流著淚對我說：娃呀！你看蔣介石這個大流氓給我來了這一手，你看咋辦？我也按私人關係稱呼他叔，並說：別著急，難題總會得到答案的，不知你的意見如何？趙說：這個事情難呀！不光是左右為難，而且是上下為難。如果不寫，無法保全黨員和部隊；寫了，明知這是一個殺頭、抄家的保證書，萬一再出一個叛徒，就會真的家破人亡，家裏對我的壓力也很大。我說：敵人這一套是在探咱們的虛實，他們所以不敢采取斷然硬手段的根本原因，就是由於咱們有一個鐵的三十八軍武裝在手，既瓦解不了，吞並不了，也不敢打，更不敢殺，所以隻好采取這套陰謀手段，探咱們的虛實，試咱們的軟硬，抓咱們的把柄。我們對付國民黨的這一套，最好方案還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以實對虛”，“以硬對軟”，“以正對邪”，大大方方地拍著胸脯，堂堂正正地給他寫一個硬的甘結頂回去，看他怎麽辦。我們則用這一手，爭取時間，提高警惕，鞏固部隊，增強團結，增強戰鬥力，準備應付一切突然事變，這樣才可能真正地站在進可以攻，退可以守，守不住了就走——“此處不養爺，去找毛澤東”的主動位置。趙聽了後，站起來說：娃啊！你把三韜大略，三十六計學活了，不說了，明天把天合（趙的獨生子，官名元介）叫來，就簽字吧。等到天明，把參議崔仲遠，軍法處長常漢山叫來，以及我和他的獨生子趙元介一起，在他的臥室裏唱了一折“揮淚簽甘結”的好戲——當他抖著顫動的手，把印向甘結上覆蓋時，忽然老淚橫流地對他兒子說：“天合，我把咱們的身家性命全交給了共產黨、毛主席，如果今後有個三長兩短，你就引著你媽到延安去！”說罷把印一摔，舉舉手說：好了！把天合交給你們，拜托了。同時十七師師長耿誌介（景惠）也出具了書麵甘結。趙又親到洛陽和西安，向衛立煌和胡宗南的周圍進行了大量的賄賂，才把這一案頂住了。甘結上報後，又經衛立煌從中斡旋和大量行賄打點，形勢緩和了一段。

1941年1月，發生皖南事變後，蔣介石對三十八軍施加了更大的壓力，部隊環境日趨緊張，特務活動也日趨猖狂。蔣屢次電令要三十八軍上校以上軍官去重慶中央訓練團受訓，中校以下者去洛陽勞動營受訓。趙壽山此時的心情也很緊張，怕蔣介石對他和部隊突然下手。他經常夜間叫他的衛隊接我到他的住處（距我住處2華裏多路），同當時給他當參議的崔仲遠同誌一起，看新華通訊社的秘密電訊稿，研究時局和如何加強部隊力量，提高警惕，準備隨時抵抗襲擊等問題。我們探討準備了應付各種可能情況的方法和軍事預案。此時，省委派來的楊信（小劉）也常住在我處，白天和我研究趙壽山所提出的各種問題，作出腹案，到了晚上我又去與趙壽山交談。這在當時對穩定趙壽山的情緒，堅定革命一定會勝利的信心，起到了很大作用。此時，黨組織為了應付這一局勢，在楊信和蒙定軍同誌的領導下，由我具體負責進行部隊黨的教育工作。

三十八軍黨組織在部隊中所進行的黨的宣傳教育工作，分為公開教育和秘密教育兩種形式。公開教育，即利用部隊提倡的新作風，三大禁令、四大口號的形式，結合《新華日報》、《群眾》、《大公報》以及三十八軍自己出的《新軍人》、《大眾哲學》、《中日問題》等進步報刊，通過個人閱讀和小組討論等形式進行。秘密教育，除了用電台抄收新華社發出的消息、社論、文件匯集傳閱外，由工委針對當時部隊黨員中所發生的腐化墮落、自由主義、個人主義等不良傾向，以《〈共產黨人〉發刊詞》、《新民主主義論》、《季米特洛夫論幹部政策》以及有關整風文件等，寫出《黨的建設和三大法寶》（黨訓班教材）、《新中國走向何處去》（封麵為“慈航普度”）、《蓮出於汙泥而不染》（封麵為“步兵操典”）、《共產黨員須知》（封麵是“內務守則”）以及保衛工作教材等，對黨員進行了持久的不間斷的教育和培訓。

此時，我根據中共中央和毛澤東關於《為皖南事變發表的命令和談話》、《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後的時局》，以及新華社電訊的精神，結合部隊當時的具體情況，起草了一份文件，封麵仍以“慈航普度”為題，號召部隊黨員“蔭蔽精幹，健全組織，加強團結，掌握武裝，提高警惕，隨時準備戰鬥，防止突然事變”。另外，還寫了有“交朋友，同流不合汙”，“向上爬，抓兵權”等內容的文件。這時還成立了保衛訓練班，由我進行訓練和授課，這就是之後成立的保衛隊的前身。

同時，工委和楊信經與趙壽山商議後派出張西鼎赴省委匯報情況，趙提出想起義，請中央定奪。

1941年5月，形勢稍有緩和，我由隱蔽轉為公開。一則，為了掩護和便於工作，一則因張西鼎同誌久離未歸，趙壽山即任命我為三十八軍教育連（即教導隊第三期）連長，此時教育連駐柏廟村。我同朱曼青、張孝堂等同誌團結全體學員，勝利完成了教導隊的培訓計劃。6月，本期學員畢業。本期畢業學生共90餘人，發展新黨員40餘人。本期畢業學生的分配，除留足下期的骨幹和班長外，大部分分配到軍部人事、參謀、訓練等部門，大大充實了軍部八大處各重要部門黨的力量。

與此同時，第四集團軍幹訓班的學生大隊，實為三十八軍教導隊第三期之第二隊與第三隊，亦於1941年1月畢業，共200餘人，其中共產黨員共50餘人，黨員培養對象60餘人，亦按工委計劃，大部分配到第四集團軍總部教導團，九十六軍的一七七師和四十七旅任見習軍官或司務長等，從而把黨的力量擴大到第四集團軍各師、旅之中。分配到四十七旅的著名共產黨員張炳山同誌，因不幸暴露被該旅反動旅長李振西殺害。當他臨刑時，高呼共產黨萬歲！從容就義，英勇犧牲，為我地下共產黨員樹立了光輝的榜樣。

1941年夏，三十八軍教育連即教導隊第三期與第四期集團軍總部幹訓班學生大隊共300餘人，畢業分配後，使整個第四集團軍得到了一批以共產黨員為核心和進步青年知識分子為骨幹的新幹部的補充與擴大，這對鞏固和增強這支抗日部隊的實力，以及抵製國民黨派遣軍校學生溶化吞並這支部隊的陰謀等方麵都起到了有益的作用。當時正處在皖南事變後，國民黨發動反共高潮，白色恐怖嚴重時期。陝西地方和學校的地下黨大批“紅”（暴露）了的青年知識分子和各級黨的負責同誌，也都處在一種隨時遭到破壞和被捕的危急情況下，中共陝西省委本擬將這一大批地下黨員、負責同誌調回邊區保護起來，進行培養訓練，但又考慮到這樣辦的結果，不但會使這批黨員喪失了廣泛聯係群眾活動的有利作用，同時又會遇到重新派遣他們回到白區找職業和占領陣地的困難。因此，中共陝西省委兩相比較權衡輕重，認為把這批黨員與其這樣調回邊區，倒不如送到三十八軍教導隊學習，保護起來，既能學習軍事、政治，提高幹部水平，又能充實擴大三十八軍黨的力量，一舉兩得。於是省委指示要三十八軍工委擴大成立教導隊第四期。將陝西主要地區如潼關、華陰、華縣、渭南、韓城、臨潼、鹹陽、周至、戶縣、長安、商縣、藍田、高陵、涇陽、三原、淳化、漢中、洋縣、安康以及鹹林中學、竟存中學、三中、同州師範等學校的大批青年知識分子黨員和一部分地區黨的負責同誌共100餘人送到教導隊保護起來，進行培養學習。另加接收部隊和社會上的進步知識青年共200餘人。工委研究後，決定用補充團一個營的名義成立教導大隊第四期。於是，以三十八軍補充團二營四連和五連的對外名義，於1941年7月間在鞏縣周家墊、新溝、油坊溝，成立了教導大隊第四期。由周傑邦任大隊長，我和徐又彬分別任第四連（教導隊四期一隊）、五連（教導隊四期二隊）連長，朱曼青、韓增友、楊鎮魁、楊蔭東、劉宏、羅曼中等同誌分別任區隊長、司務長，由三期教導隊畢業的共產黨員任班長，並成立了軍官支部和學生支部，大力開展了黨的訓練和發展工作，仍按照以往抗大分校的教材和方式、方法，進行了嚴格的政治、軍事訓練培養，勝利地完成了教學計劃和任務。

在本期教導隊中，在黨組織工作方麵，曾發生了一個短暫的混亂矛盾情況。原因是中共陝西省委決定凡是由省委送到教導隊學習的地方和學校的90餘名黨員，隻將其名單告知蒙和我掌握外，一律不轉交黨的關係，仍由中共陝西省委和原組織保持關係，部隊黨組織一律不和他們發生組織關係，但對他們的學習培養教育又要一律按照黨員對待。在此情況下，教導隊的原有黨員（主要是班長、副班長）和組織，因不明情況，理所當然地要向這批地方來的黨員學生進行黨的活動和發展黨員工作，但這些黨員又因受原來組織之命，不能和部隊黨的組織發生關係，抵製部隊黨員對他們所進行的考核和發展。於是彼此之間便發生了互相猜疑，互相防備，互相監視的混亂局麵，而教導隊黨的組織又無法對雙方進行解釋和說服。因此，工委將這一情況向省委匯報請示。同年9月間，省委派聯絡員楊信同誌，傳達了省委決定：將上述同誌的組織關係全部轉到部隊黨組織，但和地方黨組織仍保持雙重領導的關係。這樣才解決了這個矛盾，使教導隊黨組織步入了團結統一、步調一致的正常局麵。這對保證這期教育計劃的完成和學生的質量起了重要作用。此時，四連駐鞏縣新溝，五連駐新溝對麵的油坊溝，大隊部（營部）在周家碾。

與此並行的第四期第四集團軍幹訓班學生大隊第二期也在劉俠僧、雷寒柏、劉夫宏同誌領導下，繼續按教導隊的模式進行訓練，並發展了20餘名黨員，培養了200餘名青年知識分子幹部。故按實際意義來說，這期的學生隊應作為三十八軍教導隊第四期的第三隊、四隊看待。

這期教導隊包括學生隊於1942年夏畢業，共400餘人，其中黨員120餘人，在工委統一計劃下，分配到全軍任下級軍官和五期教導隊的骨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