範明回憶錄：1914~1950

第四節 移防與第一次起義行動

三十八軍1938年8月從晉東南轉入中條山，在黃河北岸的平陸、夏縣、武陟地區堅持抗日作戰兩年多，始終確保陣地，阻敵南犯，使蔣介石蓄意分化、瓦解、吞並這支曾參與西安事變的主力部隊的陰謀未能得逞。但由於這支部隊曾編入彭德懷所指揮的十八集團軍序列，參加了“百團大戰”，和八路軍的關係密切，更加引起了蔣等對這支部隊的疑慮和敵視。蔣介石為割斷這支部隊與彭總部隊的聯係，防止部隊“赤化”，於1940年8月上旬，下達命令，調第四集團軍離開中條山，到黃河南岸洛陽到鄭州一線守衛黃河陣地。部隊黨內同誌都是憂心忡忡，向工委提議，要求趁此有利條件下，及早起義，北上與八路軍會合。蒙定軍、胡振家和我還有崔仲遠對這一問題進行了研究和討論，認為蔣介石這一舉動是借調防整頓之名，以達到吞並瓦解這支革命部隊之實。當即由我給中共陝西省委起草了一份轉中共中央要求起義北上與八路軍會合的電報，待命行動。當時，三十八軍在黃河北岸山西省平陸縣的中條山地區與日軍阪垣師團對峙。軍部駐淹底村，十七師師部駐寺頭村，第四集團軍總部駐娘娘廟一帶，學生大隊（教導隊三期）駐姚家坡。

1940年8月25日清晨，正當我帶領學生隊上早操時，忽然蒙定軍同誌來到操場找我說：省委已同意按所報計劃舉行起義，要我立即到淹底與趙壽山商談起義準備事宜。我倆來到淹底河灘，詳細地研究了起義計劃和擁戴趙壽山領導起義的各種策略問題後，我前去找趙商談，蒙留在河灘聽候商談結果（蒙從未與趙直接接觸過）。趙見我前來，如釋重負地說：“來得正好，蔣介石侍從室給我下了指令，調我軍於9月上旬渡河到廣武、滎陽、鞏縣一帶集中整訓，實際上是要乘機吞並瓦解我軍。”“娃啊！你得好好想想，千萬不能把楊先生（部隊對楊虎城的尊稱）創下的這個攤攤（指十七路軍）葬送到我們手裏。”我貿然答道：“我正是為此事而來。”趙問道：“計將安出？”我於是開誠布公地提出了隻有北上太行與彭總八路軍會合，不打八路軍紅旗，不倒抗日大旗，高舉西北抗日民主聯軍大旗這條出路。趙壽山為民主聯軍總司令，以反對蔣介石排除異己，吞並瓦解抗日有功部隊，以“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進步，反對倒退，堅持抗戰，反對投降”為動員口號；以戰備行軍為行動計劃。經反複研究同意後，決定1940年9月1日淩晨起義，並於當場由趙下達了部隊每人帶足五個彈藥基數，十天幹糧的戰備行軍密令，並指定我起草通電宣言。商妥之後，我到河灘，將結果告知了蒙定軍同誌。決定由蒙負責動員十七師和下轄四十九旅、五十一旅；由我負責動員三十五師和幹訓班、教導團，按計劃如期遵照執行。各級部隊中的黨員負責同誌在接到這一通知後，欣喜若狂，不顧秘密工作規定，公開集合部隊，逐級傳達起義決定，公開進行鼓動宣傳。直到8月30日晚，大部分連隊都已經做好了一切行軍準備，整裝待命。我所直接指揮的學生大隊和駐在薑樹凹的三十八軍教育連（教導隊第三期），都已將機槍公開部署在孫蔚如的特務營周圍，準備午夜時刻一到，一聲令下，先繳該營的槍，然後與教導團會師，接應三十五師的起義部隊。對這種軍事和政治形態評價，正如當時某些同誌所說的那樣，是“弓上弦、刀出鞘，一觸即發之勢”。就連我們工委的幾個同誌在思想上也認為這次起義是瓜熟蒂落，手到擒來，一定可以馬到成功，旗開得勝！

可是誰知就在這個勝利與失敗，生存與死亡的節骨眼上，蒙定軍深夜騎了匹馬滿頭大汗來到我的住處，告知當天上午接到了三十八軍駐西安辦事處處長楊曉初（中共黨員）從黃河南岸會興鎮打來的電話說：“彭德懷副總司令電告八路軍西安辦事處伍雲甫，轉告中共三十八軍工委，要顧全大局，不可起義。”一時，兩個人都像撒了氣的皮球，一下軟成一團，不知所措。但當經過冷靜地加以思考和論證後，我們認為上有趙壽山高層統戰人士，下有黨的雄厚基層力量。“挽狂瀾於既倒”的可能性還是很大的。據此，我們當機立斷，決定一方麵由我連夜給趙通知，爭取趙在軍部辦公會上，下達命令，停止9月1日戰備行軍；另一方麵，由蒙定軍迅速通知十七師參謀處長胡振家同誌，以先斬後奏的辦法下達奉軍長命令停止9月1日戰備行軍命令。首先把大局穩定下來，然後再由黨內發緊急通知，緊急刹車。

我當即帶了警衛人員，以急行軍的速度，於淩晨二時許到達軍部，以我私人的特殊身份，不通過副官、門衛的通報，闖進趙的房內，叫醒了趙，備述種切。趙聽後不動聲色，低頭不語，默默良久。我非常著急地說：時間緊迫，快點定奪吧！他抬起頭來，嫣然一笑說：著什麽急，叫清翰（副官雷清翰）把酒拿來，壓壓驚再說。他叫我陪他喝了幾杯酒後說：事出意外，不怪你，也不怪彭老總。這是顧大局，顧大節，不管付出多麽大的代價和犧牲，也要服從。你年紀輕輕的，遇見這樣的大事，不但不驚慌失措，或者一意孤行，蠻幹到底，而且還能多謀善斷，提出了轉危為安的辦法來，這是十分難得的。好了，就照這樣辦。你趕快回去穩住局麵，千萬不要發生盲動意外情況。我說：請軍座放心，不會出什麽亂子。然後告別回部，使部隊迅速平靜下來，恢複了正常秩序，好像什麽事都沒有發生似的。

實踐證明，由8月30日晚，到9月1日6時止共30個小時的短促時間內，竟然能順利地將已經燃燒起來的這場熊熊烈火撲滅而未發生重大事故，這固然由於三十八軍黨組織的力量是強大的，是能夠拿得起放得下的，是經得起考驗的“模範黨組織”（毛澤東語）。但更重要的則是由於有上層“統戰工作的典範”（毛澤東語），起到了決定性作用。雖然如此，這一事件的發生還是對三十八軍黨的力量是一個大暴露，加上五十一旅參謀龍英烈叛變，逃往重慶告密，使這一暴露不僅加大了危險性，而且也種下了更大的危機禍根。

事後，經過黨組織的大量工作，部隊全部渡過黃河，集中在洛陽以東、開封以西一線。三十八軍軍部駐鞏縣油坊溝一帶，教育連駐在軍部旁的柏廟村，第四集團軍幹訓班和學生大隊駐在偃師縣杜樓村。部隊黨組織這時集中力量貫徹執行“蔭蔽精幹”方針，改變了組織形式，更進一步地實行嚴格的單線關係，盡量調任黨員掌握連隊武裝力量，防止蔣介石對部隊的突然襲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