範明回憶錄：1914~1950

第三節 被包圍中的活動

三十八軍被調駐黃河南岸之後，實際上一直處於國民黨湯恩伯等六個軍的包圍之中，隨時有被消滅的危險。在此期間，工委及趙壽山都曾做過一些必要的應急準備工作。

大約是1941年的秋天，我參加了由趙壽山、崔仲遠、孔祥楨（孔叔東）、溫鵬久等人策劃成立西北抗日同盟軍一事。溫鵬久有一本日記詳細記錄了當時的情況。趙任總司令，溫任政治部主任，搞了個起義案，並由我和溫一起起草了一個起義宣言。當時好像有三個方案，第一方案北上與八路軍匯合，第三方案進入陝南地區，第二方案具體是什麽記不起來了。於是，派當時在機槍連守電台的張西鼎仍回省委請示。此時的張西鼎對工委未讓他全麵接管組織工作和趙壽山下令由我代替了他的教育連連長職務不滿，因此回省委匯報嚴重失實，致使省委很長一段時間不再派人來與工委聯係，他本人也留在省委不歸，我們的請示也得不到答複。這也就是之後我去延安匯報工作的原因之一，這是後話。

1942年2月春節期間，趙的家屬黃菊人及其子女趙明錦、趙元介均來前方與趙團聚，隨行前來的還有參議楊明軒、常漢三以及郭則臣等，向趙壽山建議以“團結中間階級力量，鞏固第四集團軍為目的，發起組織‘新中國大同盟’”。趙猶豫不決，深夜召楊明軒、崔仲遠和我商議。崔仲遠持異議，認為這是走鄧演達第三黨的路線的小組織。我和楊則力主這是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好形式。經過反複論證後，趙同意成立以他為首的“新中國大同盟”，並委托楊明軒、崔仲遠、郭則臣和我負責起草大同盟綱領。不料在起草過程中又發生了兩個重大爭論：第一個爭論是崔仲遠同誌不同意引進實行孫總理“三大政策”條款，認為這是右傾。我們則據理力爭，認為這是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已經明確講過的最低綱領，這和綱領中以團結中間力量為目的是符合的，但崔則仍持反對意見；第二個問題則是趙力主大同盟要實行首領製：“本盟首領有最後決定權”和“本綱領由首領決定施行”。對最後這一條，則認為關係重大，必須說服趙予以改動。商談結果，要我找趙私下說服改為“民主集中製”為好。我當即拿著綱領全文於深夜到趙臥室找趙密談，詳談應改為民主集中製為好的理由，甚至於放肆地說若果實行首領製，豈不是成了法西斯製？趙聽了後，久久沉默不語，狠狠地吸了幾口他家特製的黑卷煙（土雪茄），把煙吹出了幾個大圓圈說：叔不是想當什麽領袖，你看！這是圈套。什麽圈套？我疑慮地問。趙笑著說：是圈套，並且是個連環套。按一般道理說，你們的意見是對的，但這批“紅套褲”（指陝西原係大革命時期的一批脫了黨的高級知識人士，黨內把這批同誌叫成“紅套褲”），大多都是一些胡說亂諞，隻圖嘴上快活，不顧實際效果的清談家，若不用首領這個圈圈把他們套起來，那就會出大亂子，羊肉沒吃上，還會惹一身膻。機事不密，禍必及身，你是知道的。在這種情況下，我隻好說我們研究一下再說。實際上則是將綱領全文和意見，報告毛澤東主席裁決，請示電是由楊明軒函請八路軍西安辦事處伍雲甫主任報中央的，原電見《丹心素裹》（由中共中央原十七路軍黨史領導小組編寫、中國文史出版社出版，共四冊。以下未注明出處的已發表電報均可參見此書）第二冊載1942年3月11日“伍雲甫致中央書記處電”。綱領全文如下：

三十八軍一部分進步人士，最近發起一秘密組織名為“新中國大同盟”，其目的在團結中間階級的力量，鞏固第四集團軍，該盟擬定綱領十六條：

（一）本盟定名為新中國大同盟。（二）本盟以收複失地，複興民族，扶植各殖民地獨立、自由為宗旨。（三）以實現民主政治，實行總理三大政策，保障言論出版集會結社之自由為政治目標。（四）以實行征兵製補充抗戰隊伍，充實民眾武力為軍事目標。（五）以計劃經濟改善民生為經濟目標。（六）以聯蘇和美獨立自主，保障世界和平正義，反對帝國主義侵略為外交政策。（七）以實現革命教育，保障學習自由為教育目標。（八）以中華自由聯合與自治分立為民族政策。（九）保障婦女在政治經濟教育職業各方麵之平等。（十）主張土地國有，大企業國有。（十一）徹底懲治貪官汙吏、漢奸，並沒收其財產。（十二）徹底救濟失業難民、失學，優待抗屬，安置殘廢。（十三）以工農市民小商人為社會基礎。（十四）各階級采取民主集中製。（十五）本盟首領有最後決定權。（十六）本綱領由首領決定施行。

毛澤東主席複電說：趙的“新中國同盟綱領”以及最後決定權尚好，可試行之。但須以此綱領為基礎，把西北民盟建立起來為好。此後經過楊明軒、杜斌丞等聯絡，組成了以杜斌丞、楊明軒、原正庭等為首的西北民盟。毛澤東主席的深謀遠慮，不僅令人感佩，同時對促進趙壽山更進一步向黨靠攏，也起到很大的作用。

1942年7月，教導大隊第四期畢業。本期教導隊共約400餘人，其中黨員有120餘人，在工委統一計劃下，分配到全軍任下級軍官和第五期教導隊的骨幹。這時，部隊開始整編。工委趁此人事變動的機會，將胡振家同誌由十七師調到軍部任軍務處處長，由崔仲遠同誌任軍法處處長，由張複振、劉威誠等同誌任各主力團團長，十七師和軍直以及三十五師的營連長，大部分由共產黨員擔任。同時，工委決定集中黨內骨幹力量，在軍部成立新的搜索連，作為工委的保衛隊，並將我從教導隊調出，任搜索連連長。連內設有保衛隊和與中央、省委通報的秘密電台。朱曼青、韓增友等同誌任排長。徐又彬等原教導隊其他黨的負責人調十七師基層任連長，充實部隊基本力量。

這裏，順便說一下之後教導隊的情況。

1943年春，在原教導隊總支領導下，將本期教導隊工作交由李旭東、張孝堂、劉宏等同誌負責，在汜水縣南下窩村以輜重團的連隊名義，繼續成立了第五期教導隊，共300餘人，分為兩個中隊，按原教導隊的傳統教育方針和教育計劃進行訓練。1944年4月間，由於國民黨反動頭子張耀明接任了三十八軍軍長後，將教導隊下令解散，將學生補充到部隊做見習班長。從此，三十八軍教導隊才最後結束。三十八軍黨組織從1938年2月起，到1944年5月止，共辦了五期教導隊（包括學生隊一、二期），為黨為革命培養了2000餘名幹部，其中共有黨員500餘名，加上起義後入黨的黨員600餘人，共有1100餘名。這批革命幹部，對改造舊的三十八軍成為革命的新三十八軍起到了重要作用。對之後十七師、三十五師的起義起到了骨幹作用。

8月，發生黎之淦（共產黨員）事件。黎之淦時任十七師一零一團團長，他利用職務走私販毒，腐化墮落，任用私人馬弁充當連排長，排擠打擊工委安排的教導隊學生幹部黨員，經蒙定軍等多次批評教育，他不但不糾正，反而對黨的指示不執行。因此，整編中，將其團長一職撤掉了，黎表現出極為不滿和動搖。定軍通知我準備力量，若黎叛黨時將其除掉。我當即叫朱曼青和保衛隊長羅曼中做了準備，並派人進行偵察。過了幾天，定軍又通知我說，黎的問題是思想意識問題和組織紀律問題，不是政治問題，批評教育而不再做別的處理，因此作罷。

10月，我率領搜索連到前方軍部（時軍部駐蘇岩，距搜索連駐地新溝百餘裏）去點名，留羅曼中、薛高濤（薛宗厚、電台台長）等幾個人留守，保護電台和文件。駐在新溝附近王溝的國民黨督導團，乘夜間對電台突然襲擊，結果被羅、薛等人擊退，敵未得逞且傷多人。如此重要的搜索連為何距軍部這麽遠呢？這是因為在新的搜索連成立之際，因其任務特殊，為了保密和避開特務們的監視，經與趙壽山商議，將該連駐紮到遠離軍部的新溝柏廟村，獨立部署，獨立完成保衛、反特、通訊等重大任務。這一部署事實證明是完全正確的。特別是在迷惑國民黨特務機關監測我們與延安的通訊鬥爭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直到全國解放後，我們繳獲的國民黨特務機關關於這個電台的歸屬、性質、任務等多次給蔣介石侍從室的密報中證明，直到蔣逃離大陸，對這個台的諸多事宜仍然是個未解之謎。對我們與毛澤東主席等來往電報的密碼，他們也始終未能破譯。在保衛工作方麵，搜索連以合法掩護非法。一方麵利用非法手段處決了一些證據確鑿的敵特分子，保衛了電台和工委及部隊黨組織的安全；另一方麵利用合法形式，以走私販毒和違犯軍法之名處決了一些叛徒和特務。這對鞏固部隊、保衛黨的工作，起到了特殊重要的作用。

1942年，三十八軍不僅被國民黨軍包圍著，而且在衛立煌調走，蔣鼎文到洛陽後，也一再對三十八軍挑釁，蔣介石於秋冬之際又要調趙壽山到重慶去受訓，企圖借機吞並部隊。工委與趙壽山的壓力都很大。工委曾與趙商量，準備於1942年農曆九月十五日起義，渡過黃河到太行山一帶與八路軍匯合，為此曾給前總發報，請求接應。彭總給趙複電，仍認為不宜於起義。趙壽山深陷苦惱之中，隻得一麵拖延應付蔣介石，一麵另謀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