範明回憶錄：1914~1950

第八節 從東北大學到安吳青訓班

從鹽務稅警官佐訓練班到甕洞鹽務稅警分隊長的這一年，所過的流浪生活，挫傷了我的青年銳氣，使我發生了厭倦和恐懼情緒。這時，原在上海的陝籍同學好友王直、劉旭初、霍一俠、李作人等都相繼回到西安，並且有的已入國立東北大學（當時在西安）讀書。過去的這些朋友，都以抗戰是長期的理由勸我繼續上大學。於是我便以過去教育部甄別考試而取得的西北大學國學係二年級的證明，轉考國立東北大學政經係二年級插班生。我經過突擊複習，讀了亞當·斯密的《原富》，翻出來高一涵在政法大學講課的講義。除了筆試外，還進行了口試。社會科學方麵、經濟學方麵，我就按馬克思講的來回答，例如說“勞動創造價值”等等。隨後還問我平時愛唱什麽歌子。想到我在鹽務稅警官佐訓練班時，區隊長教的《滿江紅·北望滿洲》，我立刻回答《滿江紅·北望滿洲》和嶽飛的《滿江紅》。考官們也是東北人，隻聽他們“啊”的一聲，彼此看看，大為高興，說：“好，好，你被錄取了！”

我的學生生活又開始了。政經係二年級的課程，除了有一位教授還講一點《資本論》，主張勞動創造價值外，其他教授大部還講的是亞當·斯密的財富論一類的所謂正統經濟學。學校秩序又異常混亂。這時，我又想離開這所學校，到延安紅軍大學去學習，但又不甘心。想來想去矛盾重重，還是繼續學下去，混上一張大學畢業的文憑，作為向上爬的資本。這時，我對現狀不滿，對家也不滿，姨母對我們不高興，父親與我關係疏遠了，使我經濟又發生了困難，很難維持下去，思想上感到很苦悶。梁楓為了支持我上學，不得不離開西安東關的家，到富平女子小學任教，以微薄的收入供我上大學。

1936年2月1日，在北平成立了“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簡稱民先隊，這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以抗日民主為奮鬥目標的先進的群眾性青年組織。東北大學有民先隊組織。我考入東北大學後，於1937年4月，經李作人、劉紹東等同誌介紹，加入了民先隊，參加抗日救亡工作。

這時原在上海的陝籍同學中的朋友們回陝了，“若氏四傑”又聚在一起了。一方麵看見原來在上海就和我們作對的陝西旅滬的那批C.C.複興社法西斯學生王丙、王國楨、李麟經等這時更神氣了，居然紛紛身居要職，幹著反對、破壞學生抗日救亡的工作。一方麵，又看見了許多青年學生紛紛前赴陝北延安。在這種彷徨不安和無所適從的十字路口上，由於政治認識模糊，何去何從，一直無法下個決心。組織上早已加入了共青團的我，思想認識上還不是那麽明確。大家在一起議論，都感到需要有一個組織，把我們這一批所謂又臭又硬，艱苦樸素，努力用功的學生團結起來，以便按照自己的思想去創造自己的所謂“前途”。於是，大家便在一起醞釀著組織的宗旨、名稱和形式等問題。商討的結果，大家一致同意成立一個學術團體為好。由於我們這批人中有幾個是上海大夏中學的學生，有幾個是藝術專科學校的學生，有幾個是在中國文學方麵比較有研究的，所以就給這個學術團體選擇了“夏藝學會”這個名稱。其含義是雙關的：一重是華夏的文藝（禮、樂、射、禦、書、數）；一重是大夏大學和藝專的同學學會。宗旨是研究中華學術，互相切磋琢磨，艱苦樸素，實事求是，抗日救國等。簡章主要是我起草的。當時我在此處所用實事求是是引自成語，老老實實，踏踏實實的意思，不是，當然也不知道毛澤東主席所闡明的實事求是的偉大科學道理。

盧溝橋事變激起了全國人民的義憤，一場全民族的抗日戰爭開始了。

正是這個時候，我們緊張地籌備夏藝學會，抗日救國的口號提得更響亮了。經過了兩個多月的籌備，吸收了大約50多個會員，大部分是西安各中學的學生，另外還有梁楓（本人不在西安，由我代報名）、武玉清、李紉蕙、尚若平（王直弟）、趙雄夫、劉機生、李誌雙等。在未舉行成立大會之前，為了取得學會的合法性，經王直托人向國民黨陝西省黨部呈送了學會給省黨部寫的呈請備案報告，還得向國民黨黨部行賄請客。負責登記的官員說：“你們隻要不是CY（共青團）就批準。”他不知道這夥人正是CY。

1937年八九月間，開成立大會，到會的有30多人，選舉我為主任，王直為副主任，劉旭初、李仲西、李靜、李崇信等分任組織、宣傳、總務等股長。開大會時，國民黨省黨部還來了一個什麽人，是個大煙鬼，煙癮發了，話沒有講成，不等會開完就走了。當時的《西京日報》和《西北文化報》還報道了學會的成立。從此以後，大家就分手了，再沒有開過第二次會，留下我和王直等三五人辦公。但我們每天都在忙著找飯吃。我因父親不給學費，學校的飯吃不起，所以靠王直買辣子醬夾鍋盔吃。生活所迫，不經常回東北大學上課，想繼續求學的希望完蛋了。夏藝學會這樣一個所謂單純的抗日救亡學術研究的組織，也依然遭到了特務和反動學生的破壞和迫害。他們說夏藝學會是共產黨外圍組織，是赤化分子。聽說特務龐洪對我和王直等還進行過盯梢，搞得很緊張，這個學術團體無形中解體了。

第三條道路是幻想，是走不通的。我們家很早就接觸了共產黨，我在上海求學期間，從大哥那裏接觸了許多進步書籍，一直到加入共青團，但我思想上認識模糊一直存在著，我認為國民黨太右，共產黨太左，當時鄧演達搞了第三黨又是個空架子。自己就想另搞一個組織，單獨去闖。在這種思想指導下，創辦了夏藝學會。實踐證明，認為在超政治的情況下，企圖依靠單純的抗日救亡學術團體來做抗日和革命工作，那完全是一種小資產階級想走中間道路的幻想。我的這種思想，參加革命時仍未得到解決，經過了曲折迂回道路，經過了嚴峻的事實教育，終於認識了要真正抗日救亡，要進步，要革命，隻有在共產黨領導下，走無產階級革命的道路。

1937年7月7日抗日戰爭全麵爆發後，由於日本侵略者的野蠻進攻和到處轟炸，在中國青年中間，一方麵是沿海大城市和廣大戰區的大批青年學生向內地流亡，另一方麵是全國青年，特別是青年學生迫切要求參加抗戰，接受戰時教育。為了培養大批戰時工作青年幹部，為了滿足青年戰時教育的要求，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西北青年救國聯合會（簡稱西青救）主持開辦了中國青年幹部訓練班。黨派了馮文彬、胡喬木等去領導青訓練的工作，並由朱德擔任名譽主任。中國青年幹部訓練班，1937年10月創辦於涇陽鬥口鎮，後移雲陽，最後遷至安吳堡，通稱安吳青訓班。

正當創造個人前途的理想破滅，第三條道路走不通，投靠國民黨又絕非所願，在這種走投無路的情況下，隻有堅決地向左轉，走共產黨的道路。1937年11月，由東北大學的民先隊和李作人同誌介紹了我和王直、梁楓、劉旭初、李靜、李紉蕙、武玉清、劉紀、李仲西、趙雄夫、劉機生、李誌雙等，還有其他幾位夏藝學會的會員，到安吳青訓班第四期參加了學習。我們到安吳青訓班學習後，由我將夏藝學會組織和名單交青訓班組織，經胡喬木主任批準，由方晨、李鐵輪二同誌接收。經過了長時期迷惑彷徨，東摸西碰，走了曲折迂回之道路後，終於走上了寬闊的、光明的、正確的革命道路。到安吳青訓班，除女的外，我們都編在第三隊，隊長李鐵輪，指導員姓張，是陝西戶縣人。

1938年2月，在青訓班受訓結業後，王直、劉旭初等去延安抗大學習。青訓班了解我們家和趙壽山部隊的關係，派我到三原十七師教導大隊工作（即三十八軍教導隊前身）。這個教導大隊是我黨在三十八軍中所辦的幹部學校，學生大部分是青訓班選送的，教學內容、教學方法幾乎和抗大一樣。當時教導大隊的隊長是黎之淦，教育主任是李慕愚，我是以文書上士的員額擔任政治教官的，擔任政治常識（包括政治經濟學、哲學等）、日本侵略中國史、射擊教範等課程的講授。在同誌們和學生們中間得到了不錯的評論。黨的組織對我也很器重。我在教學的實踐中，不僅提高了自己的政治覺悟和理論水平，而且親眼見到了人與人之間真正無私親如手足的關係和人們抗日救國，建設新中國的偉大理想，使我受到了感動，澄清了腦海裏的許多糊塗觀念，認識了隻有無產階級及其先鋒隊——共產黨才能真正抗日救國，才能真正使人類永遠擺脫人剝削人和貧困悲慘的境地，從而建立起各盡所能、各取所值的社會主義社會和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共產主義社會。我下決心要做一個無產階級戰士——光榮的共產黨員，我鼓起勇氣向組織提出了入黨的申請並得到了組織的同意。同年3月，由李慕愚、李森介紹我加入了偉大的、光榮的、正確的中國共產黨，無預備期。從此，我便在黨的愛護和培養下，開始了有組織、有紀律、有偉大理想的戰鬥生活，譜寫著新的人生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