範明回憶錄：1914~1950

第七節 淞江鹽務稅警官

1936年春，我進入了淞江鹽務稅警官佐訓練班。這個短期學校，是國民政府財政部鹽務總署專門訓練緝私鹽的官佐而開辦的，每期隻招收學員100-120名。學校地址設在淞江東鄭火藥局內。雖然距離上海和南京很近，但國民黨和蔣介石對它的統治和影響幾乎沒有。這個短期學校，既不掛孫中山像，也不掛蔣介石像，不開國民黨的紀念周，沒有任何三民主義即所謂黨義課程。教學內容，分為學、術兩科，學業每周除了講兩小時鹽務曆史和緝私條例外，80%-90%以上都是軍事學科和術科。這個訓練班的組織設有主任1人，教務長和副官長各1人，教務長兼任總隊長，下設1個中隊，中隊長、中隊副各1人，中隊下有3個區隊，每區隊編製為40人，另外還有五六個教官。訓練班裏還設有一個規模不小的讀書館，除有一部分軍事參考書外，部分是比較進步的社會科學書籍。我就是在這裏利用課外時間第一次讀馬克思《資本論》的。當教官和隊長們發現學員在讀這些書時，誰也不去過問。

主任姓張，是個美國陸軍大學畢業生，是張家鼇的弟弟，從開學到畢業沒有見過幾麵。教務長名字叫王正，河南人，原來是馮玉祥五原誓師時的幹部學校的學員，以後由馮玉祥送到美國某軍事大學學習畢業。他的政治背景雖然不得而知，但這個人抗日的情緒非常強烈。他不僅公開反對蔣介石的不抵抗主義，而且也公開擁護馮玉祥抗日。他對美國式的所謂自由和強盛也很崇拜。他每天都和學員們一起出操打野外，在軍事動作上要求特別嚴格和周密。他講課從來不講課本，隻宣傳應當如何學好軍事，在日寇侵入國土時隨時隨地拉起隊伍來拚一場。他經常領導學員搞軍事演習，在每次演習完畢講評時，他都毫無例外地提到他這樣嚴格地要求學員們學好軍事本領，為的是將來抗日的時候，能領導著自己的鄉親和日本鬼子拚命。他在課堂裏除了講些戰術原則外，大部分時間都在講抗日救國問題和宣傳馮玉祥如何帶頭打仗。他公開宣稱中國隻有一個半軍人，一個軍人是馮玉祥，另半個軍人是白崇禧。他也公開責罵蔣介石，但不提名，也不叫什麽委員長，張口閉口隻說“那小子”，學員們都懂得指誰。他特別愛叫學生們打拳，說這可以鍛煉勇敢精神。據說就因為這些原因，在快畢業前把他撤換了。來了一個姓曾的教務主任，也是河南人，馮玉祥送到美國的留學生。不像王正那樣激烈，但也沒有過什麽反動措施。因為時間很短，印象很淺。

副官長姓名忘記了，他是個東北軍的軍官，隻管訓練班的事務，圖書館就是他開辦的，和學員們的交往不多。

中隊長孫毅，是河北人，保定軍官學校畢業的，曾在馮玉祥部當過營長。最注意所謂軍事操練和跳木馬、翻杠架。另外有兩個教官，都是東北軍軍官，是由張學良所辦的東北講武堂畢業的。我們那個區隊長叫張啟秀，也是東北軍軍官，聽說他原來是個大學生。他們都是有強烈的抗日思想的人。他們當時不準學生聽見了“蔣委員長”就立正，不準唱“三民主義，吾黨所宗”的黨歌。讓學生唱當時在別處被禁止的《滿江紅·北望滿洲》：“北望滿洲，渤海中風濤大作……長白山前設藩籬，鬆花江畔設城郭……”和嶽飛的《滿江紅》兩首歌子。這兩首歌子都是張啟秀親自教唱的，每當唱到北望滿洲，長白山前設藩籬和九一八的時候，他痛哭失聲。

還有一個總務主任，也是東北大學的畢業生。每期訓練班畢業時，由他編輯《同學錄》。

總之，在這個被人不注意的小小訓練班裏，抗日救國的空氣是十分濃厚的。快到畢業前，訓練班組織了一次長途行軍。全副武裝，身背帳篷和行裝，由淞江出發，步行到浙江嘉興平湖一帶，路過金山衛戚家堰，避雨於戚繼光滅倭寇的紀念亭內。當時海嘯和風雨交加，我在避雨亭內有所感，吟詩一首：

瀟瀟風雨戚家堰，滅倭功績留人間。

方今倭寇複來犯，竟無一人敢當前。

堂堂華胄男兒漢，緬懷先賢實赧顏。

何日痛飲黃龍酒，完成古人未竟功。

詩寫好送總務主任過目，這位總務主任看了後，非常激奮，認為很好。並為此在當天晚飯時，還給我們班上送了一瓶酒慶賀。

長途行軍學習回來後，將教務長王正撤換了，另外來了一位新教務長，也是馮玉祥係統的軍官。這個人來後，從來也沒有反對過或取消過前教務長製定的任何教學內容和課程，也沒有講過任何抗日的話以及任何政治問題，隻是對軍事技術和操作要求得特別嚴格，每一個製式教練的動作和射擊姿勢，他都要親自示範給學員看。

畢業前，組織了編委會，編印12期訓練班同學錄，編委會由總務主任負責。區隊同學們推選我寫了一篇紀念文章，主要內容是：勉勵同學們畢業後，要抗日救國愛國愛民，不要營私舞弊，阿諛奉承，貪汙受賄，特別提到，今日當道的營私舞弊、奢侈淫逸、禍國殃民的諸公，何嚐不是昔日離校前發誓那種慷慨激昂，義憤填膺、憂國憂民的學子。這位總務主任看後，認為是12期以來紀念冊中最好的一篇文章，但因為環境所迫，他不得不把文中有“抗日”的字句刪掉。他為此還給我做了解釋。

1936年7月，訓練班第12期畢業了，訓練班采取抓紙殼的辦法來分配工作。

我同一個上海學生叫謝振玄的抓了貴州黔岸鹽務局地區。這個期間，因為家庭已經與我完全斷絕了來往，同時梁楓也因為繳不起學費，隻好回陝西去當教員，留下我一個人無牽無掛，我便和謝振玄還有分配到四川的一批學生一個姓唐的，一個姓曾的，還有幾位，名字都忘記了，我們一起到上海，乘民生公司輪船，逆長江而上，到達湖北宜昌時，因長江水大漲，停泊了一個月左右，到了10月初才到了重慶的鹽務總局報到。在重慶住了半個月，領了文憑和路費，我和謝振玄兩人乘川黔公路汽車到達貴陽貴州黔岸鹽務局報到。局長劉建德，河北人。起初，我在貴陽鹽務局做見習，月薪30元，吃用外還可剩餘10多元。見習工作很清閑，每天隻是照抄幾份公文了事。下班後人都出去了，隻剩下我們幾個見習生在機關裏住。

一個多月後，局長派我、謝振玄、王鑫銘到貴州與湖南接界的天柱縣鹽務分局。分局局長姓倪，對我們很壞，綽號“兒局長”。到了那裏派我為甕洞鹽務稅警分隊長，這是貴州天柱縣與湖南黔縣交界。王鑫銘和謝振玄分派到甕洞上遊錦江駐防。月薪仍為30元。這個分隊共有16個人，老毛瑟和10子連發步槍共十幾支，抽大煙和嫖賭就是那些組成人員的職業。這個分隊的任務是禁止湖南的淮鹽在貴州地區走私銷售，保護自流井的鹽可以合法銷售。如發現有私售淮鹽者，按罰三聯單規定，予以罰款，然後將罰款上交，其中還有給查獲人員3%的獎金。但由於他們不敢去得罪大商大販，隻找些小商小販的麻煩，又不夠罰款資格，所以一直在幾個月內，隻罰了兩三起款，共總隻有十幾元，給他們所分的資金當然就少了，加上我對他們抽大煙和嫖賭管理得又嚴，曾經關過禁閉，打過杠子，所以他們也就對我懷恨在心。這個期間，我除訂有一份《大公報》看些舊聞（都是一兩個月以後才能看到的）外，真正成了井底之蛙，在這山區，思想上和政治上的苦悶達到極點。這幾個月裏，我的唯一良伴就是《離騷》，有時我一個人到了山頂，高亢地朗誦，有時也模仿《離騷》體裁吟出自己的痛苦。這樣的生活再難過下去了，所以屢次請求辭職，但均以因服務不足一年要賠償學費相威脅而不準。當地的商人和那些鹽警們對於我既不嫖不賭不煙不酒又不會弄錢隻知用功讀書不問事情的態度，都十分稀罕，他們都在議論和譏笑我是一個書呆子。

在甕洞，我寫有一個條幅：“鵬程萬裏，燕雀安知鴻鵠之誌。”被附近一位開雜貨鋪的青年發現。此人讀過貴陽中學，有進步思想。有一天，我正讀楚辭時，他攜酒和炒雞蛋來，要和我坐坐。說看了我寫的字非常佩服，認為我不應是幹稅務的。他還說，紅軍曾路過此地，很多人跟著走了。紅軍並不像報紙上宣傳得那樣壞。未深談下去就走了。

12月初，當時湖南省主席何健的鹽號突然由湖南黔陽一帶運來了幾隻船的淮鹽，擬經過甕洞運往綿屏。那個運鹽經理上岸來要求通過，態度很傲慢，我很生氣，所以不準他們通過。他說，這是湖南省主席的，不準過也得過。愛抱打不平、不避權貴的倔強性格，使我忍不下這口氣，把這個經理打了耳光，親自帶著那些鹽警把這批船扣留了。那個運鹽經理一看硬的不行即刻又來軟的。他央求一個老奸巨猾的稅務官帶來了120元鈔票找我說情。這個人勸我要學走江湖人的義氣，一個眼睛睜，一個眼睛閉，勸我把那些錢收下，賞給弟兄們吃茶。我拒絕了他的調解，並將他所拿來的那批款，當著全隊的麵作為賄賂證據而兌回了貴陽局。那個老奸巨猾的稅務官晃著頭說：“真是初生牛犢不畏虎。”

當時，我這樣做一方麵是出於單純的正義感，一方麵也是為了發泄我對國民黨隻找蒼蠅不打老虎的憤恨。但在思想上根本沒有意識到或者認識到在那樣黑暗的社會裏，這樣做不僅沒有什麽意義，而且是沒有好結果的。鹽警們看到我把已經到口的賄賂款兌回到局裏，又看見我這樣幹下去沒有好結果，所以他們就私下裏和當地的商人勾結，利用晚間，把船上的鹽偷賣了幾百斤。湖南省主席何健乘此機會給南京財政部打了電報，誣告我偷賣他的鹽。於是支持我的劉局長也顯得有些膽怯，反而來責備我失職。這就使我對國民黨的黑暗統治更加清楚了。

就在這個時候，1936年12月12日，在西安發生了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趙壽山和我父親都是西安事變的參加者，趙壽山任西安市公安局局長，我父親為東關分局局長。我秘密地到了湖南黔陽住了一晚，找尋回陝西的機會，結果因無證件而不準通行，被迫又回到甕洞。這個鹽船的經理經過何健，把我告到上邊，說我是楊虎城的人，扣留了他們的鹽船。1937年1月下旬，天柱縣鹽務局分局倪局長和一個四川特派員親自到甕洞，把分隊的槍收了，把我和王鑫銘調到天柱縣禁閉起來。經過打官司，貴陽鹽務局派了一個叫鄧長盛的任天柱分局局長，把倪撤換了。鄧長盛是河北人，江湖派頭，愛講江湖義氣，與王鑫銘是同鄉，他對我們的事情很幫忙，經過公文往返，結果把我們革職回家了事。

1937年3月，我回到西安東關景龍池家中，這時，由於蔣介石勢力已進入西安，趙壽山部已經開赴抗日前線，公安局長幹不成了，我父親的公安分局長也被撤換了，再加上姨母所生的幾個兒子都已死亡，所以父親對我歸來倒有些父子之間溫暖，關係有所緩和，又把在戶縣教小學的梁楓叫回來一起住在家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