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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不安分”的關中愣娃
1933年春，我父親在西安東關搞了一個匯通汽車公司，是軍牌車，通行無阻。這時，我向父親提出再赴上海去求學，取得了父親的同意，讓我又到上海去繼續讀高中，他向我講錢是禍害，不要貪財，說著給我拿出了現洋。我與一位上海大夏大學學生盧子毅同行。到了上海後，因為上海無春季始業招生的學校，所以我就在大夏大學附近鄉村私人出租的小亭子間自修。盧子毅也住在這所房子前樓上，有時請他幫助我複習英文，直到暑假，經考試考上了上海中學，一看我的畢業證是西安中山中學，取消了我的入學資格，理由是中山中學是紅的。我又回到母校建國中學高中部一年級學習了。
在這一學期裏，我是安心的埋頭讀書，因為我刻苦，功課好，特別是國文最好，教員和同學們都特別讚賞。
這期間，我在校內的同學有沈金榮、霍一俠、虞子祥、錢紹東等，我同沈金榮、霍一俠同住在一個寢室裏，關係特別好。
這時，我又見到在法政學院上學的朝邑學生田璞，他是我大哥郝克俊的同學。他當時在陝西旅滬大學生中，是生活樸素、努力學習、思想進步的一個青年。他當時在進步的社會科學方麵的學習是特別努力的，並有很深造詣。每逢星期日，他都帶著我到四馬路一帶小書店裏選購社會科學新書和秘密書報等。他對國民黨是深惡痛絕的，常常勸我將來不要給國民黨做事，對我抱有最大希望，但不是跟著共產黨，而是另外創一個新的國家。他也勸過我棄文就武，先去國民黨的中央軍校，學些軍事本領，然後再鬧武裝活動。他又是支持我反抗封建婚姻，爭取自由戀愛的鼓勵者。在寒假和暑假裏，我常常住在他那裏，除了複習一些課程外，幾乎大部分時間，都在閱讀他那裏的社會科學書籍和新小說。如《屠場》、《西線無戰事》、《莎士比亞戲劇集》、《魯迅小說選》、《高爾基小說集》等等。
1934年，我繼續在建國中學上學。下半年，劉旭初由西安中學畢業後，也來到上海建國中學高中一年級學習，我們又到一起了，經常聯係。
此外，我和大夏大學高中部的尚兆甲（即王直），蒲城中學來上海讀書的李仲西，世界語學習班的張光天等人關係較好，來往密切。
當時，陝西旅滬學生在政治上和生活上分成了兩派，更準確地說分成了兩種類型。一種類型以王丙、王國楨、李麟經、張兆瑞等為代表的，他們以後成為陝西教育界C.C.骨幹和國民黨黨部特務骨幹。當時他們大部分拜徐朗西（陝西人，法租界的流氓頭子）為師父，參加了青紅幫和法西斯組織，很快都變成了一群流氓和特務。生活上他們每日吃喝嫖賭，油頭粉麵，西裝革履，無所不為。他們崇拜希特勒、墨索裏尼和蔣介石，擁護蔣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內政策，反對抗日救亡運動。
另一種類型或者另一派是以我、王直、劉旭初、霍一俠、李仲西（起初還有田璞，因他不久畢業和離開了上海），還有大夏大學的李作人等為代表的。這一派在生活上艱苦樸素，從來不嫖賭，沒有穿過西裝，學習努力，成績優良。在政治上，我與劉旭初已參加了共青團，沒有參加共青團的也思想進步，堅決主張和參加抗日救亡運動，打擊那些在學校中進行搗亂和反對抗日救亡運動的流氓法西斯學生。我們這群要好的同學，時常在一起學習和討論，誌同道合，親如手足。我們為了表示誌同道合起見，經商議都從“若”字上各起一個表字，我叫若庸，王直叫若愚，霍一俠叫若虛，劉旭初叫若魯。本來還有李仲西和沈金榮也以若字起了表字，沈金榮雖不是陝西人，但因與我關係好，在學習和生活上愛與我們陝西人在一起，所以他也以若字起表字。我們四人的表字叫出去，也出了名。因此，在陝西學生中，有些人把我、王直、霍一俠、劉旭初稱為“若氏四傑”了。
在此期間，田璞已經畢業回家住閑，我成為當時上述我們那些人的核心。這時上海學校中到處在鬧抗日與反法西斯的運動。國民黨特務機關在所有大中學校裏都發展了法西斯組織。帶槍的法西斯學生，到處橫行霸道，學生們的進步愛國組織經常遭到破壞，學生們抗日請願示威遊行隊伍，常常被這些匪徒在夜裏暗中打人或阻攔而失敗。我們學校裏高三級的一些學生也參加了法西斯組織。當時，建國中學的學生會是掌握在進步學生手裏的，學生會主席是校長的弟弟陳德馥（共產黨員），以後到了蘇區，聽說當過宣傳部長。我是高二年級參加學生會的代表，並且擔負了糾察股的責任。當時學生會每周都組織一兩次抗日救國報告會和社會科學講座。有位姓金的老師，常在社會科學講座上講課，講得很好。金老師以後被捕，出獄後聽說到美國去了。
金老師講抗日，因為有法西斯學生搗亂，金老師就按不同觀點，把學生分成了主張即刻抗日與長期準備的兩組，讓進行辯論。主張長期準備的，重複當時國民黨當局的主張，說什麽中國弱，沒有準備好，一戰必亡，還說什麽攘外必先安內的一套謬論等等。我代表即刻抗日方麵發言反駁。一方麵認為日本帝國主義是一條毒蛇，已經咬住了中國的手，我們就應該以壯士斷腕的精神，即刻把中了毒的手砍掉，奮起抗日救國才有希望，否則會逐漸滅亡；一方麵認為在日本帝國主義捏著中國的脖子和束縛住中國的手腳的情況下，又要進行反對日本的準備，那是癡人說夢。聽講的人有的在笑，在鼓掌讚成；有的在謾罵，發出噓聲和喊打聲。很多同學擁著我出了會場。學生會的這些愛國進步活動，受到了校內高三級一小撮法西斯分子的仇視。他們鼓動改選學生會，但改選大會開的結果，使他們奪取學生會的陰謀完全失敗了。他們便在大會場上公開出醜打架，打傷了幾個同學，學校叫來了警察，把他們送到了公安局，但是到了晚間，他們不僅被放了出來，而且成為原告，帶領著特務來捉陳德馥等，但陳德馥早已逃跑了，沒有捉到任何人。
1934年，原在西安中山中學學習的張光天也來到上海，他是共產黨員，在上海以學世界語作掩護進行革命工作。我與他取得了聯係。受他指示，曾先後派我到龍華監獄給陝籍複旦大學著名黨員鄧君傳送文件和參加營救工作。鄧君是西安市東關中藥店鄧掌櫃的兒子，複旦大學共產黨的負責人，1932年被捕入上海龍華監獄。我奉命給他送秘密信件和書籍，並將我的一部精裝達爾文進化論和鄧演達中國文學史送給他。通過組織把鄧君營救出來，我參加了營救工作。
1933年占領東北三省的日軍，於1月3日占領山海關，接著進攻熱河和河北許多縣，把戰火直燒到平津一帶。這時，蔣介石派何應欽任北平軍分會委員長，黃郛任北平政務委員會委員長。漢奸黃郛遵照蔣介石、汪精衛的指示，派熊斌與日本關東軍代表，於5月31日簽訂賣國的《塘沽協定》。其主要內容是：（一）中國軍隊即撤退至延慶、昌平高麗營、順義、通州、香河、寶坻、林亭口、寧河、蘆台所連之線以西以南地區，不再前進，及不作一切抗戰之行動；（二）日本為確悉第一項協定實行之情形，可用飛機或其他方法施行觀察，中國方麵應行保護並予以便利；（三）日軍確認中國已撤至第一項協定之線時，不超越該線續行追擊，且自動退至長城之線；（四）長城線以南，第一項協定之線以北及以東地域內之治安維持，由中國警察機關任之。
1935年6月4日，親日分子何應欽與日本華北駐屯軍司令官梅津美治郎進行秘密談判，於7月6日簽訂了另一個喪權辱國的《何梅協定》。主要內容規定：（一）取消河北境內一切黨部，包括鐵路黨部在內；（二）撤退駐河北的東北軍第五十一軍、國民黨中央軍及憲兵第三團；（三）解散國民黨軍分會政訓處及藍衣社、顧誌社等機關；（四）撤免河北省主席於學忠及日本指定的其他官吏；（五）取締全國一切反日團體及活動。
這些賣國協定再次激起全國人民的憤怒，上海學生的抗日救亡運動，一浪接一浪，到1935年又高漲起來。各學校進步學生舉行抗日救亡運動，遊行示威。法西斯學生反對抗日運動，進行搗亂和破壞，所以在各校也就大都發生了打倒法西斯的運動。1935年4月前後，霍一俠已轉到藝專去學習，劉旭初也轉到大夏中學學習。我和沈金榮組織建國中學的進步學生，把一小撮法西斯學生（大部分是四川籍學生）從學生會中清洗出去，再一次打破了他們利用學生會反對抗日救亡運動的陰謀活動。與此同時，王直、劉旭初、李作人等在大夏中學，也同樣地把一批搗亂的法西斯學生打了一頓，法西斯學生去叫警察捉他們。王直和劉旭初跑到我處躲避了好幾天。
1935年下學期，為反對《塘沽協定》、《何梅協定》，滬市學生抗日救亡運動衝破了法西斯的反對、搗亂、破壞，聲勢更大了。各校組織示威團再次向南京進發。我們建國中學，以我和安徽籍大麻子為首，組織了數百人，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強占閘北火車站，而後上海各校學生相繼趕到，前來者達數千人。乃由同濟大學學生開動火車向南京進發。行至無錫，被憲兵用石灰及水龍驅散，並分別裝入火車押解送回上海。這次學生抗日救亡運動遭到鎮壓。
我結識了王直之後，經過深談，使我得知，王直原在北平求學，思想進步，曾於1933年在北平參加過抗日同盟軍。我與他誌同道合，關係更加密切了。1935年暑假期間，我同王直在大夏中學的草地上，曾談及準備組織一個獨樹一幟的抗日救國的學術團體。一方麵對抗旅滬陝籍的王丙等在陝西學生中所搞的法西斯學生組織，一方麵作為團結我們這些人的組織。這就是以後組織夏藝學會的萌芽和最初設想。
1935年秋，我已經在高中三年級學習了。國民黨上海市黨部為了籠絡高中學生，挑選一批合乎他們標準的高中學生加入國民黨。在表麵上發起了上海市高中優秀生選拔的運動。指定學校負責挑選高中學生中前幾名學生為優秀生。我們學校選我和沈金榮為優秀生。學校裏的國民黨區分部曾經通知沈金榮加入國民黨，我勸告沈金榮不要加入國民黨。起初，沈金榮還有些動搖，認為加入了國民黨後將來容易找工作。我告訴沈金榮，若是加入了國民黨，就會很快地把心變成上海大馬路上常見的流氓、癟三，就會變成沒有靈魂的漢奸，沈也終於沒有加入國民黨。
不久，上海市黨部為高中優秀生舉辦了一次“名人”講演會，邀請了當時國民政府駐意大利的大使劉文島講演。我和沈金榮也去了。劉文島講演的主要內容有兩點：一點是重彈攘外必先安內的老調；一點是宣揚意大利的民眾如何守紀律，絕對服從，所以意大利強盛起來了。中國所以這樣弱，就是因為中國的民眾是一盤散沙，不守紀律等等。總之，是在散播法西斯的毒素，鼓吹法西斯頭子墨索裏尼的法西斯獨裁和奴隸紀律，希望參加會的學生參加國民黨。我和沈金榮在講演中途借故退出了會場回到了學校。學校已經開過飯，我們耽誤了吃飯，挨了一頓餓。為此，我寫了一篇《餓了一頓飯和聽洋大人放屁》的日記。這時又有人活動沈金榮，要他參加國民黨。沈征求我的意見，我叫沈不要參加，沈金榮聽了我的話，沒有參加國民黨。於此期間，我寫了一篇《墨子研究》的論文，主要內容是說明墨子在當時社會的進步性。文章寫好後交國文教員查猛鏑，他寄到《金華日報》發表了。
我與梁楓自由戀愛結了婚，受到伯父、父親的反對，我的父親、大哥和伯父等，完全斷絕了對我的學費和生活費的供給。我的生活除了依靠當賣一點破爛維持外，偶爾也向霍一俠等借幾塊錢或幾張飯票過生活。正在這走投無路饑寒交迫的時候，國民黨航空學校秘密招考飛行員的通知來到了。我和沈金榮即刻前去投考。我的學科和身體檢查都合格，有錄取的希望，最後口試，問我為什麽投考？我說是為了抗日救國才來投考航空學校，而不是為了什麽國民黨和領袖。口試人員又問我為什麽沒有加入國民黨？我答因為年齡尚小，對國民黨還沒有什麽認識，所以沒有加入。我見口試人員互相交頭接耳，鬼眉鬼眼了一陣，在我的那張考試表上畫了一個大叉叉，就這樣把我的名額取消了。
我於1932年5月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之後，一直與方毅民、方培欽在組織上保持著密切的聯係。於1933年春，轉到上海上高中，我不但與二方一直保持著密切的通信聯係，而且與也到上海上學的同時入團的共青團員劉旭初，陝西省第一中學的共青團員閻誌強（閻東信），由北平轉到上海大夏中學上高中的反帝大同盟盟員、抗日義勇軍隊員王直，原中山中學黨員張光天等，均保持著密切聯係，共同多次參加抗日救亡和反法西斯學生運動，並參加對陝西籍複旦大學黨員鄧君等人營救和交通工作。直到1935年12月，由於方毅民同誌在四方麵軍犧牲，方培欽同誌轉移。當時我寄到陝西省藍田縣東街益智書局（係我與方培欽的聯係點）給方培欽同誌的信，以查無此人，原信退回，使我與組織失掉聯係。
在此期間，由於我生活的困難和環境對我的刺激，日本帝國主義入侵，占領了大片河山，對國民黨的腐敗和反動更加深惡痛絕，對當時的社會狀況更加不滿。這是一方麵。另一方麵，我與組織失掉聯係，隻能從當時報紙上看到共產黨活動（當時報紙稱朱毛活動）。我對共產黨活動雖具有十分強烈的感染、同情，想投奔到轟轟烈烈的戰鬥中，但又無門可入。因而，這個時候，我的思想陷入苦悶沉思之中。
在一個連綿大雨的星期日，閑著無事，我和沈金榮商量後，由我執筆給曾給學校教黨義的教員袁葉裕（國民日報社編輯）寫了一封信，中心內容是說國民黨已經腐化反動透頂，要指望國民黨救國救民已經完全沒有任何希望，因此主張另開爐灶，另創建一個真正能救國救民的新黨，要求他加以幫助。信寫好發出後，這位姓袁的教員，既沒有回信，也沒有找我談話，見了我和沈金榮，隻是點了點頭，笑一笑，不表示態度。這位姓袁的教員，雖然在名義上教三民主義，但在課堂上講的卻都是如何抗日救國的問題。所以同學們對他的印象還都好。他這次對我們兩個人的信，采取了這種漠然的態度，使我們兩人感到了很大的失望。但仔細一想，在那法西斯統治的時代，我們提的問題太大了，他也不好明確表態。
勉強地讀完了高三級第一學期的功課，寒假來臨了。因為我繳不起幾元錢的膳宿費，學校竟然停止了我的夥食供給，並且一日三次催我撤離學校。被迫無奈，我搬到了霍一俠所住的亭子間裏混著住，又隻得靠著當賣霍一俠的被衣過活。家中仍不給我寄錢，使我為吃飯作難。
這個時候，國民黨政府的教育部在報紙上發布了舉行大學生甄別考試的通知。其性質是對過去停辦了的大學或在社會上具有大學程度的學生，作一次甄別考試，若考取了大學哪一年級就重新發給大學哪一年級的證書，用此證書，就可以投考相應的大學插班生。當時，我和霍一俠商量，因為斷絕經濟來源，不能繼續上學，讀完高中的最後一學期，可利用這個時間做事以維持生活，並且不耽誤將來繼續能上大學的目的。依靠了我的程度和過去曾代替別人考大學的經驗和信心，於是就決定參加這次大學生甄別考試。由霍一俠刻了一個西北大學的印，他是藝專學生擅長雕刻，很容易把印刻好了，給我製造了一張西北大學國學係二年級肄業的假證明書，用郝若庸這個名字報了名。經過了嚴格考試，沒有料到，沒有上過大學，卻被錄取了，發了西北大學國學係二年級肄業的證書，這樣就使我擔憂能否繼續升大學的問題解決了。
但饑寒交迫更嚴重了，霍一俠的衣服也大部當賣光了，兩個人的生活都成了問題，飯館的老板不但不給開飯，而且每天討舊飯債，逼得我們白天出外買紅薯吃，晚間熄燈後才回去。正在這個處境極為困難的時候，沈金榮從他的家裏，也就是江蘇省金山縣朱涇鎮來到上海，約我到他家去過年。我和沈金榮乘輪船到了他家。他的父親、哥哥都在種田，是個農村的小康家庭。一家人和氣好客，對我特別款待。在他家度過舊曆年。已進入1936年，但是望眼欲穿的家中匯款，不但分文未接到，而且不斷接到寄來要與我斷絕父子關係和家庭關係的責罵威脅信，最後就連要一點回家路費的希望也斷絕了。我求學的經濟來源沒有了，心中十分焦急。
1936年2月的一天，我還在沈金榮家，為經濟發愁，拿張報紙，無目的地瀏覽。突然在報紙上看到一條消息：國民政府財政部淞江鹽務稅警官佐訓練班第12期在淞江招生，條件是高中畢業生，訓練5個月後即可擔任見習生，月薪30元。當時，我就找沈金榮商量，認為這訓練班學習時間短，隻有5個月，畢業後馬上就可以有工作，並能每月收入30元錢，這樣再不需要依靠家庭供給，可以在工作一個階段後，用積累下來的錢繼續上大學。另一方麵，也可以解決當前正發愁的生活問題。經過商量後，我和沈金榮就去淞江。淞江離金山很近，我倆同去報考，結果我又被錄取了，沈金榮同學因有門學科不及格沒有考上。好友沈金榮沒有錄取不願去上這個訓練班。經向上海相好朋友和梁楓去信征求意見，都支持我去。我又經反複考慮後，於1936年春就進入了淞江鹽務稅警官佐訓練班學習了。
在這一學期裏，我是安心的埋頭讀書，因為我刻苦，功課好，特別是國文最好，教員和同學們都特別讚賞。
這期間，我在校內的同學有沈金榮、霍一俠、虞子祥、錢紹東等，我同沈金榮、霍一俠同住在一個寢室裏，關係特別好。
這時，我又見到在法政學院上學的朝邑學生田璞，他是我大哥郝克俊的同學。他當時在陝西旅滬大學生中，是生活樸素、努力學習、思想進步的一個青年。他當時在進步的社會科學方麵的學習是特別努力的，並有很深造詣。每逢星期日，他都帶著我到四馬路一帶小書店裏選購社會科學新書和秘密書報等。他對國民黨是深惡痛絕的，常常勸我將來不要給國民黨做事，對我抱有最大希望，但不是跟著共產黨，而是另外創一個新的國家。他也勸過我棄文就武，先去國民黨的中央軍校，學些軍事本領，然後再鬧武裝活動。他又是支持我反抗封建婚姻，爭取自由戀愛的鼓勵者。在寒假和暑假裏，我常常住在他那裏，除了複習一些課程外，幾乎大部分時間，都在閱讀他那裏的社會科學書籍和新小說。如《屠場》、《西線無戰事》、《莎士比亞戲劇集》、《魯迅小說選》、《高爾基小說集》等等。
1934年，我繼續在建國中學上學。下半年，劉旭初由西安中學畢業後，也來到上海建國中學高中一年級學習，我們又到一起了，經常聯係。
此外，我和大夏大學高中部的尚兆甲（即王直），蒲城中學來上海讀書的李仲西，世界語學習班的張光天等人關係較好，來往密切。
當時，陝西旅滬學生在政治上和生活上分成了兩派，更準確地說分成了兩種類型。一種類型以王丙、王國楨、李麟經、張兆瑞等為代表的，他們以後成為陝西教育界C.C.骨幹和國民黨黨部特務骨幹。當時他們大部分拜徐朗西（陝西人，法租界的流氓頭子）為師父，參加了青紅幫和法西斯組織，很快都變成了一群流氓和特務。生活上他們每日吃喝嫖賭，油頭粉麵，西裝革履，無所不為。他們崇拜希特勒、墨索裏尼和蔣介石，擁護蔣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內政策，反對抗日救亡運動。
另一種類型或者另一派是以我、王直、劉旭初、霍一俠、李仲西（起初還有田璞，因他不久畢業和離開了上海），還有大夏大學的李作人等為代表的。這一派在生活上艱苦樸素，從來不嫖賭，沒有穿過西裝，學習努力，成績優良。在政治上，我與劉旭初已參加了共青團，沒有參加共青團的也思想進步，堅決主張和參加抗日救亡運動，打擊那些在學校中進行搗亂和反對抗日救亡運動的流氓法西斯學生。我們這群要好的同學，時常在一起學習和討論，誌同道合，親如手足。我們為了表示誌同道合起見，經商議都從“若”字上各起一個表字，我叫若庸，王直叫若愚，霍一俠叫若虛，劉旭初叫若魯。本來還有李仲西和沈金榮也以若字起了表字，沈金榮雖不是陝西人，但因與我關係好，在學習和生活上愛與我們陝西人在一起，所以他也以若字起表字。我們四人的表字叫出去，也出了名。因此，在陝西學生中，有些人把我、王直、霍一俠、劉旭初稱為“若氏四傑”了。
在此期間，田璞已經畢業回家住閑，我成為當時上述我們那些人的核心。這時上海學校中到處在鬧抗日與反法西斯的運動。國民黨特務機關在所有大中學校裏都發展了法西斯組織。帶槍的法西斯學生，到處橫行霸道，學生們的進步愛國組織經常遭到破壞，學生們抗日請願示威遊行隊伍，常常被這些匪徒在夜裏暗中打人或阻攔而失敗。我們學校裏高三級的一些學生也參加了法西斯組織。當時，建國中學的學生會是掌握在進步學生手裏的，學生會主席是校長的弟弟陳德馥（共產黨員），以後到了蘇區，聽說當過宣傳部長。我是高二年級參加學生會的代表，並且擔負了糾察股的責任。當時學生會每周都組織一兩次抗日救國報告會和社會科學講座。有位姓金的老師，常在社會科學講座上講課，講得很好。金老師以後被捕，出獄後聽說到美國去了。
金老師講抗日，因為有法西斯學生搗亂，金老師就按不同觀點，把學生分成了主張即刻抗日與長期準備的兩組，讓進行辯論。主張長期準備的，重複當時國民黨當局的主張，說什麽中國弱，沒有準備好，一戰必亡，還說什麽攘外必先安內的一套謬論等等。我代表即刻抗日方麵發言反駁。一方麵認為日本帝國主義是一條毒蛇，已經咬住了中國的手，我們就應該以壯士斷腕的精神，即刻把中了毒的手砍掉，奮起抗日救國才有希望，否則會逐漸滅亡；一方麵認為在日本帝國主義捏著中國的脖子和束縛住中國的手腳的情況下，又要進行反對日本的準備，那是癡人說夢。聽講的人有的在笑，在鼓掌讚成；有的在謾罵，發出噓聲和喊打聲。很多同學擁著我出了會場。學生會的這些愛國進步活動，受到了校內高三級一小撮法西斯分子的仇視。他們鼓動改選學生會，但改選大會開的結果，使他們奪取學生會的陰謀完全失敗了。他們便在大會場上公開出醜打架，打傷了幾個同學，學校叫來了警察，把他們送到了公安局，但是到了晚間，他們不僅被放了出來，而且成為原告，帶領著特務來捉陳德馥等，但陳德馥早已逃跑了，沒有捉到任何人。
1934年，原在西安中山中學學習的張光天也來到上海，他是共產黨員，在上海以學世界語作掩護進行革命工作。我與他取得了聯係。受他指示，曾先後派我到龍華監獄給陝籍複旦大學著名黨員鄧君傳送文件和參加營救工作。鄧君是西安市東關中藥店鄧掌櫃的兒子，複旦大學共產黨的負責人，1932年被捕入上海龍華監獄。我奉命給他送秘密信件和書籍，並將我的一部精裝達爾文進化論和鄧演達中國文學史送給他。通過組織把鄧君營救出來，我參加了營救工作。
1933年占領東北三省的日軍，於1月3日占領山海關，接著進攻熱河和河北許多縣，把戰火直燒到平津一帶。這時，蔣介石派何應欽任北平軍分會委員長，黃郛任北平政務委員會委員長。漢奸黃郛遵照蔣介石、汪精衛的指示，派熊斌與日本關東軍代表，於5月31日簽訂賣國的《塘沽協定》。其主要內容是：（一）中國軍隊即撤退至延慶、昌平高麗營、順義、通州、香河、寶坻、林亭口、寧河、蘆台所連之線以西以南地區，不再前進，及不作一切抗戰之行動；（二）日本為確悉第一項協定實行之情形，可用飛機或其他方法施行觀察，中國方麵應行保護並予以便利；（三）日軍確認中國已撤至第一項協定之線時，不超越該線續行追擊，且自動退至長城之線；（四）長城線以南，第一項協定之線以北及以東地域內之治安維持，由中國警察機關任之。
1935年6月4日，親日分子何應欽與日本華北駐屯軍司令官梅津美治郎進行秘密談判，於7月6日簽訂了另一個喪權辱國的《何梅協定》。主要內容規定：（一）取消河北境內一切黨部，包括鐵路黨部在內；（二）撤退駐河北的東北軍第五十一軍、國民黨中央軍及憲兵第三團；（三）解散國民黨軍分會政訓處及藍衣社、顧誌社等機關；（四）撤免河北省主席於學忠及日本指定的其他官吏；（五）取締全國一切反日團體及活動。
這些賣國協定再次激起全國人民的憤怒，上海學生的抗日救亡運動，一浪接一浪，到1935年又高漲起來。各學校進步學生舉行抗日救亡運動，遊行示威。法西斯學生反對抗日運動，進行搗亂和破壞，所以在各校也就大都發生了打倒法西斯的運動。1935年4月前後，霍一俠已轉到藝專去學習，劉旭初也轉到大夏中學學習。我和沈金榮組織建國中學的進步學生，把一小撮法西斯學生（大部分是四川籍學生）從學生會中清洗出去，再一次打破了他們利用學生會反對抗日救亡運動的陰謀活動。與此同時，王直、劉旭初、李作人等在大夏中學，也同樣地把一批搗亂的法西斯學生打了一頓，法西斯學生去叫警察捉他們。王直和劉旭初跑到我處躲避了好幾天。
1935年下學期，為反對《塘沽協定》、《何梅協定》，滬市學生抗日救亡運動衝破了法西斯的反對、搗亂、破壞，聲勢更大了。各校組織示威團再次向南京進發。我們建國中學，以我和安徽籍大麻子為首，組織了數百人，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強占閘北火車站，而後上海各校學生相繼趕到，前來者達數千人。乃由同濟大學學生開動火車向南京進發。行至無錫，被憲兵用石灰及水龍驅散，並分別裝入火車押解送回上海。這次學生抗日救亡運動遭到鎮壓。
我結識了王直之後，經過深談，使我得知，王直原在北平求學，思想進步，曾於1933年在北平參加過抗日同盟軍。我與他誌同道合，關係更加密切了。1935年暑假期間，我同王直在大夏中學的草地上，曾談及準備組織一個獨樹一幟的抗日救國的學術團體。一方麵對抗旅滬陝籍的王丙等在陝西學生中所搞的法西斯學生組織，一方麵作為團結我們這些人的組織。這就是以後組織夏藝學會的萌芽和最初設想。
1935年秋，我已經在高中三年級學習了。國民黨上海市黨部為了籠絡高中學生，挑選一批合乎他們標準的高中學生加入國民黨。在表麵上發起了上海市高中優秀生選拔的運動。指定學校負責挑選高中學生中前幾名學生為優秀生。我們學校選我和沈金榮為優秀生。學校裏的國民黨區分部曾經通知沈金榮加入國民黨，我勸告沈金榮不要加入國民黨。起初，沈金榮還有些動搖，認為加入了國民黨後將來容易找工作。我告訴沈金榮，若是加入了國民黨，就會很快地把心變成上海大馬路上常見的流氓、癟三，就會變成沒有靈魂的漢奸，沈也終於沒有加入國民黨。
不久，上海市黨部為高中優秀生舉辦了一次“名人”講演會，邀請了當時國民政府駐意大利的大使劉文島講演。我和沈金榮也去了。劉文島講演的主要內容有兩點：一點是重彈攘外必先安內的老調；一點是宣揚意大利的民眾如何守紀律，絕對服從，所以意大利強盛起來了。中國所以這樣弱，就是因為中國的民眾是一盤散沙，不守紀律等等。總之，是在散播法西斯的毒素，鼓吹法西斯頭子墨索裏尼的法西斯獨裁和奴隸紀律，希望參加會的學生參加國民黨。我和沈金榮在講演中途借故退出了會場回到了學校。學校已經開過飯，我們耽誤了吃飯，挨了一頓餓。為此，我寫了一篇《餓了一頓飯和聽洋大人放屁》的日記。這時又有人活動沈金榮，要他參加國民黨。沈征求我的意見，我叫沈不要參加，沈金榮聽了我的話，沒有參加國民黨。於此期間，我寫了一篇《墨子研究》的論文，主要內容是說明墨子在當時社會的進步性。文章寫好後交國文教員查猛鏑，他寄到《金華日報》發表了。
我與梁楓自由戀愛結了婚，受到伯父、父親的反對，我的父親、大哥和伯父等，完全斷絕了對我的學費和生活費的供給。我的生活除了依靠當賣一點破爛維持外，偶爾也向霍一俠等借幾塊錢或幾張飯票過生活。正在這走投無路饑寒交迫的時候，國民黨航空學校秘密招考飛行員的通知來到了。我和沈金榮即刻前去投考。我的學科和身體檢查都合格，有錄取的希望，最後口試，問我為什麽投考？我說是為了抗日救國才來投考航空學校，而不是為了什麽國民黨和領袖。口試人員又問我為什麽沒有加入國民黨？我答因為年齡尚小，對國民黨還沒有什麽認識，所以沒有加入。我見口試人員互相交頭接耳，鬼眉鬼眼了一陣，在我的那張考試表上畫了一個大叉叉，就這樣把我的名額取消了。
我於1932年5月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之後，一直與方毅民、方培欽在組織上保持著密切的聯係。於1933年春，轉到上海上高中，我不但與二方一直保持著密切的通信聯係，而且與也到上海上學的同時入團的共青團員劉旭初，陝西省第一中學的共青團員閻誌強（閻東信），由北平轉到上海大夏中學上高中的反帝大同盟盟員、抗日義勇軍隊員王直，原中山中學黨員張光天等，均保持著密切聯係，共同多次參加抗日救亡和反法西斯學生運動，並參加對陝西籍複旦大學黨員鄧君等人營救和交通工作。直到1935年12月，由於方毅民同誌在四方麵軍犧牲，方培欽同誌轉移。當時我寄到陝西省藍田縣東街益智書局（係我與方培欽的聯係點）給方培欽同誌的信，以查無此人，原信退回，使我與組織失掉聯係。
在此期間，由於我生活的困難和環境對我的刺激，日本帝國主義入侵，占領了大片河山，對國民黨的腐敗和反動更加深惡痛絕，對當時的社會狀況更加不滿。這是一方麵。另一方麵，我與組織失掉聯係，隻能從當時報紙上看到共產黨活動（當時報紙稱朱毛活動）。我對共產黨活動雖具有十分強烈的感染、同情，想投奔到轟轟烈烈的戰鬥中，但又無門可入。因而，這個時候，我的思想陷入苦悶沉思之中。
在一個連綿大雨的星期日，閑著無事，我和沈金榮商量後，由我執筆給曾給學校教黨義的教員袁葉裕（國民日報社編輯）寫了一封信，中心內容是說國民黨已經腐化反動透頂，要指望國民黨救國救民已經完全沒有任何希望，因此主張另開爐灶，另創建一個真正能救國救民的新黨，要求他加以幫助。信寫好發出後，這位姓袁的教員，既沒有回信，也沒有找我談話，見了我和沈金榮，隻是點了點頭，笑一笑，不表示態度。這位姓袁的教員，雖然在名義上教三民主義，但在課堂上講的卻都是如何抗日救國的問題。所以同學們對他的印象還都好。他這次對我們兩個人的信，采取了這種漠然的態度，使我們兩人感到了很大的失望。但仔細一想，在那法西斯統治的時代，我們提的問題太大了，他也不好明確表態。
勉強地讀完了高三級第一學期的功課，寒假來臨了。因為我繳不起幾元錢的膳宿費，學校竟然停止了我的夥食供給，並且一日三次催我撤離學校。被迫無奈，我搬到了霍一俠所住的亭子間裏混著住，又隻得靠著當賣霍一俠的被衣過活。家中仍不給我寄錢，使我為吃飯作難。
這個時候，國民黨政府的教育部在報紙上發布了舉行大學生甄別考試的通知。其性質是對過去停辦了的大學或在社會上具有大學程度的學生，作一次甄別考試，若考取了大學哪一年級就重新發給大學哪一年級的證書，用此證書，就可以投考相應的大學插班生。當時，我和霍一俠商量，因為斷絕經濟來源，不能繼續上學，讀完高中的最後一學期，可利用這個時間做事以維持生活，並且不耽誤將來繼續能上大學的目的。依靠了我的程度和過去曾代替別人考大學的經驗和信心，於是就決定參加這次大學生甄別考試。由霍一俠刻了一個西北大學的印，他是藝專學生擅長雕刻，很容易把印刻好了，給我製造了一張西北大學國學係二年級肄業的假證明書，用郝若庸這個名字報了名。經過了嚴格考試，沒有料到，沒有上過大學，卻被錄取了，發了西北大學國學係二年級肄業的證書，這樣就使我擔憂能否繼續升大學的問題解決了。
但饑寒交迫更嚴重了，霍一俠的衣服也大部當賣光了，兩個人的生活都成了問題，飯館的老板不但不給開飯，而且每天討舊飯債，逼得我們白天出外買紅薯吃，晚間熄燈後才回去。正在這個處境極為困難的時候，沈金榮從他的家裏，也就是江蘇省金山縣朱涇鎮來到上海，約我到他家去過年。我和沈金榮乘輪船到了他家。他的父親、哥哥都在種田，是個農村的小康家庭。一家人和氣好客，對我特別款待。在他家度過舊曆年。已進入1936年，但是望眼欲穿的家中匯款，不但分文未接到，而且不斷接到寄來要與我斷絕父子關係和家庭關係的責罵威脅信，最後就連要一點回家路費的希望也斷絕了。我求學的經濟來源沒有了，心中十分焦急。
1936年2月的一天，我還在沈金榮家，為經濟發愁，拿張報紙，無目的地瀏覽。突然在報紙上看到一條消息：國民政府財政部淞江鹽務稅警官佐訓練班第12期在淞江招生，條件是高中畢業生，訓練5個月後即可擔任見習生，月薪30元。當時，我就找沈金榮商量，認為這訓練班學習時間短，隻有5個月，畢業後馬上就可以有工作，並能每月收入30元錢，這樣再不需要依靠家庭供給，可以在工作一個階段後，用積累下來的錢繼續上大學。另一方麵，也可以解決當前正發愁的生活問題。經過商量後，我和沈金榮就去淞江。淞江離金山很近，我倆同去報考，結果我又被錄取了，沈金榮同學因有門學科不及格沒有考上。好友沈金榮沒有錄取不願去上這個訓練班。經向上海相好朋友和梁楓去信征求意見，都支持我去。我又經反複考慮後，於1936年春就進入了淞江鹽務稅警官佐訓練班學習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