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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參加赴寧請願團

1931年3月,學校開學後,我又搬回學校繼續上學。所學的課程除了數學和英文需要費工夫預備練習外,其他課程,特別是國文、地理、曆史之類對我來說,基本上是一種複習性質的課程,所以每天都有時間閱讀課外讀物,學校的圖書館幾乎成了我的第二學校。一部《萬有文庫》與我成了親密的朋友。這個期間寫有十幾本讀書劄記,其中最多的是關於《紅樓夢》、《水滸》和《史記》的劄記,主要的內容是評述。可惜這些讀書劄記已全部遺失。同時,每天都寫有日記,日記內容是些不滿現狀以及對蔣介石的政治評述。

在這半年中,我除了專心致誌地學習外,仍同過去一樣每星期六拿著一周的作文和日記到哥哥處,請哥哥和張警軒等對我日記作批改,並且吃一天北方飯。到了暑假,哥哥回陝探親,叫我同張警軒、田璞住在一起補習英文課。每天早晨同田璞到公園去鍛煉身體和讀書,學習生活很愉快。

這一年7月,國民黨調集了30萬兵力,由蔣介石親任總司令,對紅軍中央革命根據地發動第三次“圍剿”,9月被紅軍粉碎。

8月16日,蔣介石密電張學良:“無論日本軍隊此後在東北如何挑釁,我方應予不抵抗,力避衝突。吾兄乃勿逞一時之憤,置國家於不顧。”張學良被迫以蔣介石此電為宗旨,對日本入侵東北采取不抵抗政策。

就在九一八事變的當天,蔣介石置國難於不顧,親自從南京赴江西指揮對中央紅軍的“圍剿”。9月21日召開的國民黨中央常委會,發表《中央告全國同胞書》,“要求全國絕對服從中央,嚴守秩序,埋頭工作,勿問國事。”9月23日,蔣介石在國民黨黨員大會發表講話:“此刻必須全國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對強權,和平對野蠻,忍辱含憤,暫取逆來順受態度,以待國際公理之裁決。”同日,南京政府頒發《告全國軍民書》:“現在政府既以此案訴之國聯行政院,以待公理之裁決,故希望中國軍隊對日軍避免衝突,對於國民亦一致告誡,務須維持嚴肅鎮靜之態度。”

日本帝國主義的侵入和蔣介石不抵抗政策激起全國人民的義憤。1931年9月22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發表宣言:提出了“發動群眾鬥爭,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組織東北遊擊戰爭,直接給日本帝國主義以打擊”的號召,全國各地工人、學生及城市人民起來參加抗日反蔣運動。上海、南京、北平、天津、廣州、武漢等大城市的學生率先發動抗戰熱潮,從大專學校到中小學,成千上萬的學生紛紛罷課、抗議、遊行、宣傳。各地學生紛紛成立抗日救國會、救國義勇軍、抗日救國十人團、日貨調查團、抗日講演隊、國際宣傳隊、軍事訓練班等各式各樣抗日組織。各地學生絡繹不絕到南京請願。

1931年開學已是9月了,我哥哥回到上海,我回到學校繼續上學。九一八事變發生第二天,就是9月19日淩晨,我從哥哥的法政大學趕頭班電車返回學校。下車走到四馬路時看見那裏有很多人圍著報童。報童高舉倒印紅字“日軍占領沈陽”的《申報》、《時報》,並大喊:“日軍占領沈陽了!”人們搶著買報,堵得電車開不動了。我上前搶了一張報紙。我一看這張印著“日軍占領沈陽”的報紙,情不自禁潸然淚下,看著看著放聲大哭,許多人都哭了,並用上海話罵日本人,罵張學良。

買了報紙,身上沒錢了,一口氣跑到學校。學生們還都睡著沒起床,我不顧一切,把學校的鍾拉響,鐺、鐺、鐺,拉個不停,一邊拉,一邊大喊:“日軍侵占沈陽了!”學生紛紛驚起,把我團團圍住,一聽到日軍侵占沈陽的消息都哭了,接著個個摩拳擦掌,情緒激昂。九一八事變的消息是我第一個傳到建國中學的。從此我便和同學們一起投入了火熱的抗日救亡運動之中。

為了領導抗日救亡學生運動,建國中學改選了學生會,由校長陳德征的弟弟陳德馥任會長,他是地下黨員(1932年進入蘇區)。我和沈金榮都當選為委員。分工我任糾察隊長。接著成立童子軍,一律穿童子軍服。誰要不穿這種服裝,就被罵為“冷血動物”。有些少爺上學時穿,一進校門就脫了,大家就高喊“冷血動物來了!”

上海市成立了學生救國總聯合會,以同濟大學、交通大學為主,同濟大學地下黨力量很強。學聯一成立就與當局和保皇派的阻撓開展了激烈的鬥爭,我們學校的學生會要參加學聯,受到四川籍一夥保皇派學生搗亂,在會場上打起架來。我和沈金榮等是糾察隊員,上前幹涉並打敗這夥人,學生會通過了參加上海學聯的決定。在上海學聯的領導下,決定罷課,進行抗日救亡宣傳和軍事訓練外,上海學聯從9月至12月組織學生多次赴南京要求蔣介石和國民黨中央黨部進行抗日大請願。我親自參加的是11月底上海學生到南京要求蔣介石抗日的那次大請願。

那時,北平學聯南下示威,中途受阻,由上海學聯接班,組織了赴京請願團。凡參加者一律穿軍服,我去找哥哥商量,他同意我去,但縫軍服需5塊錢,花這麽多錢縫一套軍服似無必要。張警軒一聽,說:“錢不方便的話,我來拿。”他給了我五塊錢,做了軍服。我們學校編了一個大隊,陳德馥為大隊長,我是中隊長。我們到了上海火車站,國民黨把交通斷了,隻見火車停著沒有人開。我們在車站等著,堅持等了三天,群眾紛紛給我們送來吃的。到了12月1日,天還沒有亮,上海學聯決定火車由交通大學和同濟大學學生開,把這批有組織、有秩序的請願學生送往南京,雖中途幾次受阻,終於到達南京的下關車站。

我們到達下關時天已黑了,下著毛毛雨,學生們下了車,被官兵包圍不讓走。派代表前去交涉,當局不許進城,說在下關談,學生不願意繼續交涉,大家在車站的廣場上一直等到天明。雨後初晴,旭日東升,太陽特別鮮豔奪目,再看陽光照在南京的清涼山(人們俗稱獅子山),隻見獅子山頂,頓時在叢林中徐徐升起雲煙霧雨。這時的景致活像一隻雄獅在酣睡著,我當時感慨地寫下一首五言絕句和一首七言絕句:

紅日照錦城,雄獅睡猶酣,

朱洪若有靈,九泉淚不幹。

瀟瀟風雨灑下關,十萬學生不勝寒。

虎踞龍盤逢國難,請諒雄獅睡猶酣。

經過了總學聯的堅決鬥爭,12月2日下午3點鍾,經交涉,我們終於整隊進入了南京城,但不許遊行,由憲兵維持秩序,實際上是押著我們手無寸鐵的學生。蔣介石把我們放在中央軍校裏包圍起來,由軍校學生站崗,不許出去。名曰等接見,實際是關起來,不給飯吃,也不給水喝。市民們給我們送來了很多餅幹,起初還可以吃點,以後因沒有水喝,誰也吃不下去了。

12月3日,把我們集合到軍校禮堂,蔣介石接見,四周圍密密麻麻布滿持槍軍人,還架起了機關槍,如臨大敵,蔣介石穿軍裝和宋子文還有戴季陶走上講台。我校排在後樓上,正對講台。學生們看見蔣介石走上講台,一陣鼓掌,我旁邊的沈金榮要鼓掌,我忙拉住他的手不要他鼓掌。這是因為我從小學寫的作文《刺賣國賊》時起,就一直痛恨蔣介石,九一八事變後,不讓抗日,就更加深了對他的痛恨。今天一看這種怪樣子,就更加惡心了。學生代表正步走向講台,向蔣呈遞了請願書。蔣介石開腔了,隻見他開口一個本主席什麽“守土有責”(責字讀成咋),閉口一個本主席什麽“決心北上”,趕走倭寇,收複領土。講著講著就發起脾氣了,罵學生不好好讀書,罵來南京向政府胡鬧請願。攘外必先安內,赤匪在搗亂,廣東方麵(指國民黨反蔣派於5月28日在廣州召開國民政府成立大會,汪精衛任國民政府主席,李宗仁、孫科、陳濟棠、林森等15人為委員,通電要蔣介石下野)不聽中央命令,還要我下野。他責備學生為什麽不去廣東請願。他尖聲地說:“本主席已經下了決心北上,誓必收回我國的整個領土,但是廣東那些賣國賊,他們逼著要我下野。諸位想想,哪裏還能北上哩,所以本主席也同時下了一個決心,就是誓不下野……”對蔣介石的這次講話,我於1931年12月16日的日記中做了評論。蔣介石講話時,學生們又一陣陣鼓掌。我又拉住了沈金榮的手,悄悄向他說:“這是騙人的。”他再沒有鼓掌。自從這次親眼看到蔣介石和親耳聽了他的講話,他那副流氓癟三的樣子,更加加深了我對這個賣國賊的認識,也更加堅定了我反對蔣介石和國民黨的意誌和信心。

蔣介石講完話,警憲們把我們押到火車站,逼迫我們上了一列悶罐車,把我們送回上海,同學們一個個憋了一肚子氣。車上不給吃喝,學生們喊著罵著。就在車上,某些油頭粉麵的上海學生,他們不關心國家大事,本來他們來南京是湊熱鬧的,現在在悶罐車上,他們就挨近女同學,摸摸揣揣耍流氓,欺侮女同學。一位同學叫王子厚,為人正直,父親是杭州警察局長。他找我商量,我也很看不慣上海學生的流氓行為,就上前幹涉。他們嚷著:“為什麽打人!”我們說:“我們糾察隊就是要維持秩序!”打了一下,他們老實了。

回校後,就實行軍訓,教官多是東北講武堂出身的軍官。我們那位教官姓張,名秀夫,很進步,講日本怎樣侵略東北和日軍暴行,痛哭流涕。但那些西裝革履的少爺們不願意,把軍訓反掉了。每當我看見附近工人參加軍訓很認真,覺得他們才是真正愛國的,對此我曾專門寫了一篇日記。

同我哥哥郝克俊住在一起的張警軒,也是可以求教的一位老師。那時我每天都寫日記,到了周末將日記全部帶到哥哥處請哥哥修改並加批語。後來他把這個批改日記的工作交給張警軒,請他幫助。張警軒思想進步,學識淵博,批改日記很認真。他看了我的日記高興地說:“你的日記和有些陝西籍大學生所寫的日記相比,他們還寫不到這樣高水平。”他批改日記時,除了批上鼓勵我的一些話之外,對字的結構和修辭要求都很嚴格,而且對日記的思想內容更為重視。他看到我寫的日記並不像有些學生那樣,隻寫些什麽花呀,草呀之類東西,而是常常寫到對世事的不平,對公子哥兒們的鄙視和批判,以及有時自己意誌不夠堅定等的反省,很是讚賞。通過對日記的批改,既提高了我的寫作水平,也提高了我的思想修養和認識水平。實際上,他已成為我的一位很好的校外老師。遺憾得很,我寫的大量日記已經遺失了。

這個期間,我常去法租界哥哥處,除了聽到他們講共產黨和紅軍如何英勇反擊蔣介石的“圍剿”,陝西嶽西峰如何被俘的情況外,還看到許多關於反對蔣介石的秘密小報。這些對我的政治見解和認識都起了很大的啟發作用。

12月16日的日記,對蔣介石下野有這樣評述:“行不顧言,言不顧行的蔣介石,忽然今日正式通電下野,令人看了以後,著實有些蹊蹺……(主要是分析蔣介石下野的原因)總之,我可以斷定他不是出於真誠下野的,他是有很大的陰謀在內的。”當時看到罷課後的學生運動,五分鍾熱度過去了,一天一天地消沉下來了,特別是對那些借著罷課機會而玩樂的少爺公子學生們深惡痛絕,又由於看見工人們在上工之餘,還不斷地在進行愛國活動,這就使得我在思想上逐漸地樹立起工人是可敬而偉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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