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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轉學西安
日軍侵占東三省後，就將侵略魔掌伸向中國最大的都市上海。據史載：1932年1月18日，日本有5個和尚在上海馬玉山路向中國工人義勇軍的成員挑釁，發生衝突。日本便以此為借口擴大事態。20日淩晨2時，數十名日本浪人焚燒中國三友實業社工廠，並殺死中國警察，搗毀商品。24日，日本又自焚公使重光葵公館，誣為中國人所為。27日，日領事向國民黨上海市政府提出最後通牒，要求道歉、懲凶、賠償及解散抗日團體等項無理條件，並聲言24小時內不見滿意答複，即采取自由行動。在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下，28日，上海市長吳鐵城完全接受這些條件。但日本又節外生枝，提出了閘北保僑問題，聲稱日本對閘北情況極為憂慮，決定出兵保護該處日僑（事實上該處的日僑已遷移一空），當晚就開始進攻北站、江灣、吳淞等地，上海戰爭便爆發了。
當時在上海駐防的十九路軍在愛國將領蔡廷鍇、蔣光鼐的領導下，在上海和全國人民的抗日高潮的深刻影響和上海市工人、學生、工商業者、婦女、藝人、車夫等各界人民的大力支持下，奮起抵抗，打退日軍多次進攻，使日軍連遭失敗，三換指揮官。最後，由於國民黨政府的可恥出賣，中國抗戰部隊才主動撤退下來。
我親眼目睹了上海“一·二八”抗戰的情景：我們建國中學校址在閘北沈家花園，“一·二八”日軍發起戰爭正當炮火之衝，我和難民們好像流水一樣地跑到了法租界哥哥所住的法政學院。十九路軍英勇抵抗住了日本侵略軍，連打了幾次勝仗。外國巡捕阿三和許多外國人見了中國人也伸出大拇指。工人和學生們組織了募捐隊，我和哥哥都參加了。上海市各界人民，一聽為抗日募捐的消息，爭先恐後擁上街頭，拿出了鈔票和小銀元，商店裏拿出了衣服和食品。我和同學抬著個大竹簍，沿街商店和市民把罐頭、點心、銀幣等踴躍扔進簍裏，不一會兒就滿了。當我看到裝滿了捐來的東西，高興得流出了眼淚。
十九路軍內有地下黨，有北大、清華學生，軍紀嚴明，英勇抗戰，我們把捐獻的慰勞品送上，他們熱情接待了我們，並讓我們參觀陣地。日本侵略軍衝上來，戰鬥打響時，讓我們避開，說有危險。這是我第一次見真槍實彈地與日本侵略軍打仗，雖然年紀小，並不害怕，我沒有走，認真地看著。隻見日軍一隊一隊進攻，被我軍猛烈反擊打得退回去。日軍再進攻，十九路軍勇士上前與敵人拚刺刀，又把日軍打退了，日軍傷亡很大。十九路軍守上海之戰，對我的愛國主義思想鼓舞很大。
十九路軍孤軍抗敵，日軍源源增至10萬人。蔣介石不但不派兵增援，反而派了他的禦林軍教導總隊堵十九路軍的後路，監督他們。1月18日，蔣介石、汪精衛等舉行秘密會議，蔣介石重返中央主政。1月23日，國民黨緊急會議改組政府，林森出任沒有實權的國民政府主席，並將主張抗日的外交部長陳友仁撤職。1月28日，蔣介石指示上海市長吳鐵城派警察查封上海各界抗日救國委員會。1月30日，南京政府決定遷都洛陽。目睹和耳聞發生在日軍侵占上海的一樁樁一件件事情，以及旅滬的陝西學生的議論，使我們對蔣介石和國民黨政府愈來愈憎恨。
2月13日，蔣介石親自到了上海，不給英勇抵抗日軍的十九路軍任何支援，並阻止十九路軍抗日。十九路軍被迫於2月下旬從上海撤退，日本侵略軍占領了淞滬。
由於爆發了上海戰爭，陝西與上海之間郵路不通，我們的生活無法維持下去了。陝西旅滬學生尋找本省在滬的幫會頭子徐朗西支援，他不認賬，就向各方借了些錢。我隨哥哥和一大群陝西籍的學生，從黃浦江乘坐英國輪船，經過吳淞口進長江，折西航行到南京下關下船。我又看到了獅子山，此時內心的悲憤是難以用語言形容的，心情十分沉重。在南京找於右任處籌集了一些錢，乘難民火車北上到徐州。我父親已不在徐州，我到我父親的一位朋友（他姓黨，在徐州南關開了個藥材行）那兒，在那裏住了幾天，等我父親寄來路費返回西安。途中輾轉流浪，直到3月中旬，才到達西安。到西安後，我哥哥不再上學，到了趙壽山部隊（此時趙壽山為五十一旅旅長）工作。我在西安考上了西安中山中學三年級插班生（春21乙班），又在西安上學了。
中山中學校址在西安市北大街。這所學校共產黨的地下力量很強，是當時有名的紅色中學。校長李林初，教務長雷玉齋，還有史直哉、焦益堂、袁美軒、李登霄等都是共產黨員。在國民黨黨義課上，公開講共產黨的理論和主張；圖書館裏大部分是共產黨的書籍，閱報室裏有公開的紅軍戰報和陝北蘇區的形勢圖。國文教員李登霄在課堂公開講唯物辯證法和共產黨革命詩歌。還有雷玉齋公開講國民黨是資產階級性質和它的賣國曆史。袁美軒、史直哉、焦益堂等則在紀念周會上公開講共產黨的主張。這個學校的學生，很少去上數學、物理、化學、英文之類課程，一個個的眼睛好像要出血了，作文簿上寫滿殺、殺、殺！紅、紅、紅的字句。
中山中學學生統一穿黑色校服，我從上海回來，因來不及做製服就身穿棉袍，被誤認為是闊少爺。加上上海的右翼學生名聲很壞，大家用疑忌的眼光看待我，不願與我接近。有一天雷玉齋來上黨義課，突然把目光射向了我，叫我站起來問道：“上海來的學生，你說說國民黨是布爾喬亞的黨還是什麽黨？”那時大家習慣把外語譯音資產階級叫“布爾喬亞”，把無產階級叫“普羅列塔利亞”。我說：“國民黨是資產階級的政黨。你們說的布爾喬亞就是資產階級，那是外來語的譯音。”他又問：“共產主義和三民主義有什麽區別？”我說：“三民主義是折中主義，共產主義是社會主義的高級階段。”雷玉齋先生連連點頭說：“好，好，坐下。”
在中山中學，我住在北齋大宿舍，同一宿舍十幾個人，大部分是藍田學生，其中有方毅民、方培欽、李滿乾等，有兩個黨員，四個共青團員。起初對我戒備得很。後來，聽了我在課堂答老師的問話，看了我的作文裏引用和運用社會科學特別是政治經濟學方麵的知識，在交談中，聽了我對社會科學以及革命主張的見解後，他們很快和我打成一片了。正是這個時候，我的小學同學劉養沛（劉旭初）也從上海回來了，到了一個學校（不是同班）。於是，方毅民、方培欽、李滿乾、劉養沛和我就經常在一起搞起抗日救亡運動了。
西安的紅色運動，震動了南京的蔣介石，於1932年4月，派來了反動政客戴季陶，打著“視察西北”的幌子，來西安進行反共賣國活動。在共產黨領導下，西安學生展開了一場反戴季陶的鬥爭。
這個時候，楊虎城是陝西省主席，楊虎城早就與共產黨關係密切，而且共產黨人南漢宸是陝西省政府秘書長，因此共產黨活動很活躍。學校首先響應，像中山中學就成了有名的紅色學校。陝西省教育廳長李百齡是個反動家夥，把情況上報給蔣介石，蔣就派戴季陶來陝“訓話”。陝西地下黨得知戴季陶要來，就發動學生反對戴季陶。對進步學生，就以戴季陶為蔣介石的賣國媚外政策辯護，主張鎮壓抗日運動來號召學生激起愛國義憤；對一般和思想偏右的學生，就講戴季陶侮辱陝西人，說他在福建講的“閩”是一條蟲，認為陝西人野蠻，要把“陝”字換成“犬”旁，以激起陝西人的憤怒。所以戴季陶來陝，引起公憤，大家都反對。那麽侮辱陝西人的話，是怎樣傳出來的呢？國民二軍軍長胡笠僧的老師和謀士劉鳳學，是國民黨左派，與於右任齊名。他聽到戴季陶來陝，一麵向陝西通信息，一麵就親自草擬了說戴如何說了上麵那番話的傳單，派了他的門客、共產黨員任啟明一路散發出來。這一來，對一般群眾起了很大作用，左派、右派一下子擰到一塊兒來反對戴季陶了。
蔣介石的死黨、謀士戴季陶為了鎮壓西安學生的抗日救亡運動，親自來到西安，逼著楊虎城對學生下毒手，但楊的態度仍然不積極。他要親自給學生“訓話”。4月24日，陝西省教育廳通知各學校學生於25日在民樂園開會，聽戴季陶“訓話”。中共陝西省委決定組織學生進行針鋒相對的鬥爭。事前，我們中山中學方毅民、邢崇道、方培欽、李滿乾等就組織我們，將30個銅元用紙包成一個個筒筒，用麻線紮緊，讓每個人身上揣上10個、8個，準備著。25日那天，學生集合在民樂園，戴季陶走上講台開始“訓話”，沒講兩句，學生們就當場質問：蔣介石為什麽不抵抗日寇，丟了東北三省和上海？他竭力歪曲日本帝國主義占領東北三省和上海，帝國主義瓜分中國及蔣介石反動集團出賣中國，使中國日益殖民地化等事實，而無恥地說什麽“外交順利”，“東北與東南毫無問題”。還胡說“東北失了不要緊”等等。他的無恥讕言激怒了學生。學生們把事前準備好的用紙包的“銅元封”，像雨點一樣一齊打向這個賣國賊。接著，石頭、磚頭、瓦片和“銅元封”，亂紛紛地投擲到戴季陶臉上、身上和台上，戴季陶戴的眼鏡被打壞了。這時，楊虎城的憲兵做做樣子，假意地把戴季陶保護溜走，並沒有製止學生反戴的行動。中山中學的學生帶頭把戴季陶的汽車燒掉了。最後，軍警憲兵將人群驅散了，在這個運動裏，我僅是一個積極參加者。
中共陝西省委決定第二天舉行反對賣國政府、驅逐反共政客戴季陶遊行示威大會，並印了大批宣傳品。當時楊虎城是支持抗日的，對戴季陶也要裝成給點麵子，不得不抓幾個學生，並派憲兵、警察包圍各校，不準出去遊行。4月26日的大遊行，我被選為糾察隊員。憲兵把所有的學校門都把守住，不讓學生出去。原計劃由我們學校組織衝鋒隊，把女師、第一師範等校同學接出來，匯合成大隊，順東、西大街遊行。我的個子高，由我和另一個大個子同學李文輝打著橫幅，一左一右。我們中山中學同學擠到一起，大家一擁而上，把憲警衝散，遊行的學生隊伍像潮水一樣衝出了大門。經過北大街到梁府街接女師的學生們出來一道遊行。到了女師門口，看見女師的一部分學生手執木棒正向外闖，其中有張鳳仙同學。我們來到後，連喊帶鬧，把女師同學接了出來。遊行的學生隊伍喊著口號，剛走到王家巷，憲兵乘卡車架著機槍開來堵住了學生。大家喊：“不許開槍！”他們先是對空鳴槍，後來就真打了。李文輝肩上中彈，打了個洞，倒了下去，遊行隊伍亂了。學生被趕得跳牆上房。我學過撐竿跳，急迫之下，把打旗的杆子一撐，就跳過一家的高牆裏。我的一位同學，共產黨員李宏謀，他用童子軍棍撐著跳了過去。進到了那一家，一位老太太把我們藏了起來。這時街上戒嚴，不能回學校。一直等到黃昏，我翻了十幾道牆，才回到了學校。之後，學生們的活動被限製在學校的圈子裏。學校停課了。
共產黨人宋綺雲任主筆的《西北文化日報》連日報道了這次反戴季陶事件。
4月27日，該報以《西安各中等學校昨晨開會遊行未果》為題報道：“省城中等學校學生，前晨在總理紀念周時（即4月25日星期一，戴季陶‘訓話’發生反戴事件），因事發生誤會，致將戴院長所乘汽車搗毀，旋經軍警彈壓平息，但當晚複在學生抗日會開會。議決於次日進行示威，事為軍警控悉，為維持地方治安計，遂於昨晨（26日）一麵將學生抗日會查封，並收獲違法文件多種，一麵派軍警在各學校門首警戒，勸阻學生出校，以免滋事。9時許中中（中山中學），一中，一師等校學生手攜標訊，間有持木棍者，成群衝出，並高呼口號。遂致與軍警衝突，受傷數人，乃將為首學生當場捕獲30餘人，一場風波，始告平息。”
又訊：前晚軍警據密報，各校學生恐於昨晚仍有所行動，當於即晚派隊分別戒備矣。
又訊：教育廳以各校發生此種事件，頗為不幸，遂於昨日上午十時，招集各校校長舉行談話會，並當場決定重要議案四條：（1）各校校長迅速回校，維持學校秩序；（2）各校重要教職員，須一律住校；（3）各校校長須剴切勸慰學生，安心上課，再勿滋事；（4）嚴謹各校門禁，以防其他分子混入搗亂。決議後，即令各校校長返校執行，務促風潮趕速結束雲。
4月28日該報又以《各校秩序已漸恢複》報道：“西安各中級學校，昨日自晨至晚，秩序均極安謐，軍警當局為預防萬一計，仍派隊在各處守望，當日情形，各省立中學，尚未能按期上課，因各校日前肇事後，學生出外者頗多。昨均未能趕及歸校，致礙授課，後經商榷，始令各校校長負責分頭召集，俟學生到齊，即可照常上課。”
又訊：省府及教廳昨日召集各校長，麵諭本日起必須照常上課，因青年光陰，異常寶貴，不容虛拋。聞各校長奉令後，即通知校內外教職員及學生，於本日起即照常上課雲。
又訊：目前被捕學生，據昨日審訊結果，大部分均因青年，一時感情衝動，致越軌範，聞當局以青年學生，均係社會有用之材，一時無知，情殊可憫，除確係有作用分子依法懲辦外，其餘均得一律釋放。至受傷人等，已送醫院醫治，據醫生雲，人概係輕傷，不久即可痊愈雲。
又訊：教育廳長李百齡，以目前發生不幸事件，致將戴季陶先生乘車搗毀，個人為教育長官，未能盡防護之責，故於昨日電呈行政院引咎辭職雲。
5月1日，該報以《西安學潮發生後各中學校長辭職》報道：“省立各中級學校校長石書潤等日前會呈教廳，呈報供職無狀，致起風潮，引咎辭職，請委員接替。茲悉教廳昨已指令慰留。原令如次：會呈閱悉。此次風潮，事出意外，各該校長熱心教育，苦心孤詣，本廳早已深知，仍望勉為其難，力挽頹風，以盡天職，用副期望，至請辭職之處，可毋庸議，仰各遵照！此令。”
接著，在不受歡迎的情況下，戴季陶灰溜溜離開了陝西。《西北文化日報》於5月1日報道了西安各校複課的消息。
1932年5月初的一天，共產主義青年團（簡稱CY）的團支部書記方毅民找我談了一次話。他說：“以前不了解你，從你到校來以後，看你的思想很進步，我們就對你進行了考察，認為你已具備了入CY的條件，你願意不願意參加CY？”我說：“當然願意啊！在上海，九一八以後，我還參加過童子軍的抗日義勇軍呢！參加過請願、募捐、慰勞等抗日救亡活動。”之後，舉行了入團儀式，總支書記邢崇道還講了話。介紹人是方毅民、方培欽二人。方毅民後來到了紅四方麵軍，當了師政委，戰鬥中陣亡了。
入團後，布置我和李永壽、劉旭初（劉養沛）等幾人，晚上將打倒國民黨、打倒朱學苑等標語貼到大街上去。我和李永壽、劉旭初等鼓起了勇氣，承擔了這個任務，一直把標語由學校的門口貼到北大街，沒有碰到什麽麻煩，順利完成任務後回到學校。
不久，學生運動發生了分裂，中山中學學生宿舍的南齋和北齋兩院打起架來了，白天大家在一起吃飯，到了晚上，便以棍棒、磚塊、瓦片，互相攻打，殺聲喊成一片。打架的原因，有人說是共產黨打托派，也有人說是共產黨打投降派。我們宿舍的同學中，隻有方培欽一人去參加了打架。他沒有叫我去參加，我也沒有要求參加，他沒有給我說過打架的原因，我也沒有詢問過。他隻是叫宿舍的其他同學在聽到打架時不要跑出去。這種局麵進行了個把月，學上不成了，大部分同學紛紛跑回家去了。教育廳也趁機宣布了放暑假。我和劉旭初，劉旭初的小叔劉學鍇以及陝北幾位同學高鴻篤、蘇子通等，住在學校內南齋補習功課和自修。除了自修英文準備升學外，主要閱讀了《離騷》和郭沫若的一些考古和文藝著作。
8月1日，地下黨在中山中學禮堂召集西安各校進步學生，舉辦“八一”講演遊藝會，由新任中山中學校長袁美軒（共產黨員）講社會科學。我和劉旭初、劉學鍇參加了，梁楓、李靜也從女子師範學校來參加了。袁美軒正在講話的時候，突然軍警來包圍了會場，軍警把大會解散了，袁美軒和幾個著名的學生被逮捕了（以後聽說經過黨的營救，第三天楊虎城便讓釋放了他們）。我和劉旭初、劉學鍇等跑回自己的宿舍，脫光了衣服，赤身露體裝著睡覺。跟著軍警挨門搜查進步學生，到了我們宿舍，看見我們這種樣子，所以沒有問什麽，隻是在床底下和抽屜內看了一下，裝著鬼臉和笑臉走開了。事後我們被迫離開了學校，回到農村。
1932年9月，學校開學了，和我要好的幾位同學方毅民、方培飲、李滿乾等都沒有來。我除了和高鴻篤、蘇子通、劉旭初等人經常來往外，和其他同學很少往來。這時中山中學又換了新校長雷伍齋，他在思想上和言論上都還進步。不知因為什麽學校又鬧起要驅逐雷伍齋的學潮來，上了沒有幾天課，又停了課。接著南北齋的打架又開始了。整個一個學期裏，忽而上幾天課，忽而又打幾天架，同學中很少人在讀書，也很少人談論國事和政治，整個學校陷入了一種混亂和恐怖狀態，我對學校這種狀態產生了厭惡情緒。
由於上海軍民的奮勇抵抗，破壞了日軍企圖短期內速戰速決的戰略計劃。上海抗戰引起了日本和其他帝國主義之間的關係的複雜化，於是日本侵略者在英、美、法帝國主義的幹預下，與蔣介石的國民政府開始進行停戰談判，並於5月5日簽訂了淞滬停戰協定。雖有日軍永久停駐在吳淞、閘北、江灣等廣大土地上，但不打仗了，又可以到上海去上學了。我為了準備到上海繼續升學考試，於是就把精力主要轉移到自修方麵，這個時期，我和在女師學習的遠親梁蓮珍（即梁楓）開始了戀愛生活。在學校混完這一學期，經過考試，我初中畢業了。
畢業後正是學校放寒假，我沒有回農村，住在西安東廳門我二哥郝伯雄所經營的一個小畜力磨坊裏，複習準備考高中的功課，尚有空閑時間，我開始寫文章向《西北文化日報》投稿了。曾用“誌均”的筆名寫了《高跟皮鞋》、《！？》、《慘》、《衣服救國》……數篇短小文藝作品。這些作品曾在《西北文化日報》上，於1932年12月13日至1933年1月20日期間陸續刊登發表了。主要內容是反映當時農民和西安市下層貧民的疾苦，揭露批判蔣介石不抵抗和賣國的行徑。當時刊登這些文稿，《西北文化日報》報館為此還給我贈送了兩個月報紙作為報酬，以後，直到1940年，我才知道這時的《西北文化日報》的主筆是中共西北特支的宋綺雲。宋綺雲與楊虎城將軍同時於1949年重慶臨解放前夕，被國民黨特務秘密殺害。
當時在上海駐防的十九路軍在愛國將領蔡廷鍇、蔣光鼐的領導下，在上海和全國人民的抗日高潮的深刻影響和上海市工人、學生、工商業者、婦女、藝人、車夫等各界人民的大力支持下，奮起抵抗，打退日軍多次進攻，使日軍連遭失敗，三換指揮官。最後，由於國民黨政府的可恥出賣，中國抗戰部隊才主動撤退下來。
我親眼目睹了上海“一·二八”抗戰的情景：我們建國中學校址在閘北沈家花園，“一·二八”日軍發起戰爭正當炮火之衝，我和難民們好像流水一樣地跑到了法租界哥哥所住的法政學院。十九路軍英勇抵抗住了日本侵略軍，連打了幾次勝仗。外國巡捕阿三和許多外國人見了中國人也伸出大拇指。工人和學生們組織了募捐隊，我和哥哥都參加了。上海市各界人民，一聽為抗日募捐的消息，爭先恐後擁上街頭，拿出了鈔票和小銀元，商店裏拿出了衣服和食品。我和同學抬著個大竹簍，沿街商店和市民把罐頭、點心、銀幣等踴躍扔進簍裏，不一會兒就滿了。當我看到裝滿了捐來的東西，高興得流出了眼淚。
十九路軍內有地下黨，有北大、清華學生，軍紀嚴明，英勇抗戰，我們把捐獻的慰勞品送上，他們熱情接待了我們，並讓我們參觀陣地。日本侵略軍衝上來，戰鬥打響時，讓我們避開，說有危險。這是我第一次見真槍實彈地與日本侵略軍打仗，雖然年紀小，並不害怕，我沒有走，認真地看著。隻見日軍一隊一隊進攻，被我軍猛烈反擊打得退回去。日軍再進攻，十九路軍勇士上前與敵人拚刺刀，又把日軍打退了，日軍傷亡很大。十九路軍守上海之戰，對我的愛國主義思想鼓舞很大。
十九路軍孤軍抗敵，日軍源源增至10萬人。蔣介石不但不派兵增援，反而派了他的禦林軍教導總隊堵十九路軍的後路，監督他們。1月18日，蔣介石、汪精衛等舉行秘密會議，蔣介石重返中央主政。1月23日，國民黨緊急會議改組政府，林森出任沒有實權的國民政府主席，並將主張抗日的外交部長陳友仁撤職。1月28日，蔣介石指示上海市長吳鐵城派警察查封上海各界抗日救國委員會。1月30日，南京政府決定遷都洛陽。目睹和耳聞發生在日軍侵占上海的一樁樁一件件事情，以及旅滬的陝西學生的議論，使我們對蔣介石和國民黨政府愈來愈憎恨。
2月13日，蔣介石親自到了上海，不給英勇抵抗日軍的十九路軍任何支援，並阻止十九路軍抗日。十九路軍被迫於2月下旬從上海撤退，日本侵略軍占領了淞滬。
由於爆發了上海戰爭，陝西與上海之間郵路不通，我們的生活無法維持下去了。陝西旅滬學生尋找本省在滬的幫會頭子徐朗西支援，他不認賬，就向各方借了些錢。我隨哥哥和一大群陝西籍的學生，從黃浦江乘坐英國輪船，經過吳淞口進長江，折西航行到南京下關下船。我又看到了獅子山，此時內心的悲憤是難以用語言形容的，心情十分沉重。在南京找於右任處籌集了一些錢，乘難民火車北上到徐州。我父親已不在徐州，我到我父親的一位朋友（他姓黨，在徐州南關開了個藥材行）那兒，在那裏住了幾天，等我父親寄來路費返回西安。途中輾轉流浪，直到3月中旬，才到達西安。到西安後，我哥哥不再上學，到了趙壽山部隊（此時趙壽山為五十一旅旅長）工作。我在西安考上了西安中山中學三年級插班生（春21乙班），又在西安上學了。
中山中學校址在西安市北大街。這所學校共產黨的地下力量很強，是當時有名的紅色中學。校長李林初，教務長雷玉齋，還有史直哉、焦益堂、袁美軒、李登霄等都是共產黨員。在國民黨黨義課上，公開講共產黨的理論和主張；圖書館裏大部分是共產黨的書籍，閱報室裏有公開的紅軍戰報和陝北蘇區的形勢圖。國文教員李登霄在課堂公開講唯物辯證法和共產黨革命詩歌。還有雷玉齋公開講國民黨是資產階級性質和它的賣國曆史。袁美軒、史直哉、焦益堂等則在紀念周會上公開講共產黨的主張。這個學校的學生，很少去上數學、物理、化學、英文之類課程，一個個的眼睛好像要出血了，作文簿上寫滿殺、殺、殺！紅、紅、紅的字句。
中山中學學生統一穿黑色校服，我從上海回來，因來不及做製服就身穿棉袍，被誤認為是闊少爺。加上上海的右翼學生名聲很壞，大家用疑忌的眼光看待我，不願與我接近。有一天雷玉齋來上黨義課，突然把目光射向了我，叫我站起來問道：“上海來的學生，你說說國民黨是布爾喬亞的黨還是什麽黨？”那時大家習慣把外語譯音資產階級叫“布爾喬亞”，把無產階級叫“普羅列塔利亞”。我說：“國民黨是資產階級的政黨。你們說的布爾喬亞就是資產階級，那是外來語的譯音。”他又問：“共產主義和三民主義有什麽區別？”我說：“三民主義是折中主義，共產主義是社會主義的高級階段。”雷玉齋先生連連點頭說：“好，好，坐下。”
在中山中學，我住在北齋大宿舍，同一宿舍十幾個人，大部分是藍田學生，其中有方毅民、方培欽、李滿乾等，有兩個黨員，四個共青團員。起初對我戒備得很。後來，聽了我在課堂答老師的問話，看了我的作文裏引用和運用社會科學特別是政治經濟學方麵的知識，在交談中，聽了我對社會科學以及革命主張的見解後，他們很快和我打成一片了。正是這個時候，我的小學同學劉養沛（劉旭初）也從上海回來了，到了一個學校（不是同班）。於是，方毅民、方培欽、李滿乾、劉養沛和我就經常在一起搞起抗日救亡運動了。
西安的紅色運動，震動了南京的蔣介石，於1932年4月，派來了反動政客戴季陶，打著“視察西北”的幌子，來西安進行反共賣國活動。在共產黨領導下，西安學生展開了一場反戴季陶的鬥爭。
這個時候，楊虎城是陝西省主席，楊虎城早就與共產黨關係密切，而且共產黨人南漢宸是陝西省政府秘書長，因此共產黨活動很活躍。學校首先響應，像中山中學就成了有名的紅色學校。陝西省教育廳長李百齡是個反動家夥，把情況上報給蔣介石，蔣就派戴季陶來陝“訓話”。陝西地下黨得知戴季陶要來，就發動學生反對戴季陶。對進步學生，就以戴季陶為蔣介石的賣國媚外政策辯護，主張鎮壓抗日運動來號召學生激起愛國義憤；對一般和思想偏右的學生，就講戴季陶侮辱陝西人，說他在福建講的“閩”是一條蟲，認為陝西人野蠻，要把“陝”字換成“犬”旁，以激起陝西人的憤怒。所以戴季陶來陝，引起公憤，大家都反對。那麽侮辱陝西人的話，是怎樣傳出來的呢？國民二軍軍長胡笠僧的老師和謀士劉鳳學，是國民黨左派，與於右任齊名。他聽到戴季陶來陝，一麵向陝西通信息，一麵就親自草擬了說戴如何說了上麵那番話的傳單，派了他的門客、共產黨員任啟明一路散發出來。這一來，對一般群眾起了很大作用，左派、右派一下子擰到一塊兒來反對戴季陶了。
蔣介石的死黨、謀士戴季陶為了鎮壓西安學生的抗日救亡運動，親自來到西安，逼著楊虎城對學生下毒手，但楊的態度仍然不積極。他要親自給學生“訓話”。4月24日，陝西省教育廳通知各學校學生於25日在民樂園開會，聽戴季陶“訓話”。中共陝西省委決定組織學生進行針鋒相對的鬥爭。事前，我們中山中學方毅民、邢崇道、方培欽、李滿乾等就組織我們，將30個銅元用紙包成一個個筒筒，用麻線紮緊，讓每個人身上揣上10個、8個，準備著。25日那天，學生集合在民樂園，戴季陶走上講台開始“訓話”，沒講兩句，學生們就當場質問：蔣介石為什麽不抵抗日寇，丟了東北三省和上海？他竭力歪曲日本帝國主義占領東北三省和上海，帝國主義瓜分中國及蔣介石反動集團出賣中國，使中國日益殖民地化等事實，而無恥地說什麽“外交順利”，“東北與東南毫無問題”。還胡說“東北失了不要緊”等等。他的無恥讕言激怒了學生。學生們把事前準備好的用紙包的“銅元封”，像雨點一樣一齊打向這個賣國賊。接著，石頭、磚頭、瓦片和“銅元封”，亂紛紛地投擲到戴季陶臉上、身上和台上，戴季陶戴的眼鏡被打壞了。這時，楊虎城的憲兵做做樣子，假意地把戴季陶保護溜走，並沒有製止學生反戴的行動。中山中學的學生帶頭把戴季陶的汽車燒掉了。最後，軍警憲兵將人群驅散了，在這個運動裏，我僅是一個積極參加者。
中共陝西省委決定第二天舉行反對賣國政府、驅逐反共政客戴季陶遊行示威大會，並印了大批宣傳品。當時楊虎城是支持抗日的，對戴季陶也要裝成給點麵子，不得不抓幾個學生，並派憲兵、警察包圍各校，不準出去遊行。4月26日的大遊行，我被選為糾察隊員。憲兵把所有的學校門都把守住，不讓學生出去。原計劃由我們學校組織衝鋒隊，把女師、第一師範等校同學接出來，匯合成大隊，順東、西大街遊行。我的個子高，由我和另一個大個子同學李文輝打著橫幅，一左一右。我們中山中學同學擠到一起，大家一擁而上，把憲警衝散，遊行的學生隊伍像潮水一樣衝出了大門。經過北大街到梁府街接女師的學生們出來一道遊行。到了女師門口，看見女師的一部分學生手執木棒正向外闖，其中有張鳳仙同學。我們來到後，連喊帶鬧，把女師同學接了出來。遊行的學生隊伍喊著口號，剛走到王家巷，憲兵乘卡車架著機槍開來堵住了學生。大家喊：“不許開槍！”他們先是對空鳴槍，後來就真打了。李文輝肩上中彈，打了個洞，倒了下去，遊行隊伍亂了。學生被趕得跳牆上房。我學過撐竿跳，急迫之下，把打旗的杆子一撐，就跳過一家的高牆裏。我的一位同學，共產黨員李宏謀，他用童子軍棍撐著跳了過去。進到了那一家，一位老太太把我們藏了起來。這時街上戒嚴，不能回學校。一直等到黃昏，我翻了十幾道牆，才回到了學校。之後，學生們的活動被限製在學校的圈子裏。學校停課了。
共產黨人宋綺雲任主筆的《西北文化日報》連日報道了這次反戴季陶事件。
4月27日，該報以《西安各中等學校昨晨開會遊行未果》為題報道：“省城中等學校學生，前晨在總理紀念周時（即4月25日星期一，戴季陶‘訓話’發生反戴事件），因事發生誤會，致將戴院長所乘汽車搗毀，旋經軍警彈壓平息，但當晚複在學生抗日會開會。議決於次日進行示威，事為軍警控悉，為維持地方治安計，遂於昨晨（26日）一麵將學生抗日會查封，並收獲違法文件多種，一麵派軍警在各學校門首警戒，勸阻學生出校，以免滋事。9時許中中（中山中學），一中，一師等校學生手攜標訊，間有持木棍者，成群衝出，並高呼口號。遂致與軍警衝突，受傷數人，乃將為首學生當場捕獲30餘人，一場風波，始告平息。”
又訊：前晚軍警據密報，各校學生恐於昨晚仍有所行動，當於即晚派隊分別戒備矣。
又訊：教育廳以各校發生此種事件，頗為不幸，遂於昨日上午十時，招集各校校長舉行談話會，並當場決定重要議案四條：（1）各校校長迅速回校，維持學校秩序；（2）各校重要教職員，須一律住校；（3）各校校長須剴切勸慰學生，安心上課，再勿滋事；（4）嚴謹各校門禁，以防其他分子混入搗亂。決議後，即令各校校長返校執行，務促風潮趕速結束雲。
4月28日該報又以《各校秩序已漸恢複》報道：“西安各中級學校，昨日自晨至晚，秩序均極安謐，軍警當局為預防萬一計，仍派隊在各處守望，當日情形，各省立中學，尚未能按期上課，因各校日前肇事後，學生出外者頗多。昨均未能趕及歸校，致礙授課，後經商榷，始令各校校長負責分頭召集，俟學生到齊，即可照常上課。”
又訊：省府及教廳昨日召集各校長，麵諭本日起必須照常上課，因青年光陰，異常寶貴，不容虛拋。聞各校長奉令後，即通知校內外教職員及學生，於本日起即照常上課雲。
又訊：目前被捕學生，據昨日審訊結果，大部分均因青年，一時感情衝動，致越軌範，聞當局以青年學生，均係社會有用之材，一時無知，情殊可憫，除確係有作用分子依法懲辦外，其餘均得一律釋放。至受傷人等，已送醫院醫治，據醫生雲，人概係輕傷，不久即可痊愈雲。
又訊：教育廳長李百齡，以目前發生不幸事件，致將戴季陶先生乘車搗毀，個人為教育長官，未能盡防護之責，故於昨日電呈行政院引咎辭職雲。
5月1日，該報以《西安學潮發生後各中學校長辭職》報道：“省立各中級學校校長石書潤等日前會呈教廳，呈報供職無狀，致起風潮，引咎辭職，請委員接替。茲悉教廳昨已指令慰留。原令如次：會呈閱悉。此次風潮，事出意外，各該校長熱心教育，苦心孤詣，本廳早已深知，仍望勉為其難，力挽頹風，以盡天職，用副期望，至請辭職之處，可毋庸議，仰各遵照！此令。”
接著，在不受歡迎的情況下，戴季陶灰溜溜離開了陝西。《西北文化日報》於5月1日報道了西安各校複課的消息。
1932年5月初的一天，共產主義青年團（簡稱CY）的團支部書記方毅民找我談了一次話。他說：“以前不了解你，從你到校來以後，看你的思想很進步，我們就對你進行了考察，認為你已具備了入CY的條件，你願意不願意參加CY？”我說：“當然願意啊！在上海，九一八以後，我還參加過童子軍的抗日義勇軍呢！參加過請願、募捐、慰勞等抗日救亡活動。”之後，舉行了入團儀式，總支書記邢崇道還講了話。介紹人是方毅民、方培欽二人。方毅民後來到了紅四方麵軍，當了師政委，戰鬥中陣亡了。
入團後，布置我和李永壽、劉旭初（劉養沛）等幾人，晚上將打倒國民黨、打倒朱學苑等標語貼到大街上去。我和李永壽、劉旭初等鼓起了勇氣，承擔了這個任務，一直把標語由學校的門口貼到北大街，沒有碰到什麽麻煩，順利完成任務後回到學校。
不久，學生運動發生了分裂，中山中學學生宿舍的南齋和北齋兩院打起架來了，白天大家在一起吃飯，到了晚上，便以棍棒、磚塊、瓦片，互相攻打，殺聲喊成一片。打架的原因，有人說是共產黨打托派，也有人說是共產黨打投降派。我們宿舍的同學中，隻有方培欽一人去參加了打架。他沒有叫我去參加，我也沒有要求參加，他沒有給我說過打架的原因，我也沒有詢問過。他隻是叫宿舍的其他同學在聽到打架時不要跑出去。這種局麵進行了個把月，學上不成了，大部分同學紛紛跑回家去了。教育廳也趁機宣布了放暑假。我和劉旭初，劉旭初的小叔劉學鍇以及陝北幾位同學高鴻篤、蘇子通等，住在學校內南齋補習功課和自修。除了自修英文準備升學外，主要閱讀了《離騷》和郭沫若的一些考古和文藝著作。
8月1日，地下黨在中山中學禮堂召集西安各校進步學生，舉辦“八一”講演遊藝會，由新任中山中學校長袁美軒（共產黨員）講社會科學。我和劉旭初、劉學鍇參加了，梁楓、李靜也從女子師範學校來參加了。袁美軒正在講話的時候，突然軍警來包圍了會場，軍警把大會解散了，袁美軒和幾個著名的學生被逮捕了（以後聽說經過黨的營救，第三天楊虎城便讓釋放了他們）。我和劉旭初、劉學鍇等跑回自己的宿舍，脫光了衣服，赤身露體裝著睡覺。跟著軍警挨門搜查進步學生，到了我們宿舍，看見我們這種樣子，所以沒有問什麽，隻是在床底下和抽屜內看了一下，裝著鬼臉和笑臉走開了。事後我們被迫離開了學校，回到農村。
1932年9月，學校開學了，和我要好的幾位同學方毅民、方培飲、李滿乾等都沒有來。我除了和高鴻篤、蘇子通、劉旭初等人經常來往外，和其他同學很少往來。這時中山中學又換了新校長雷伍齋，他在思想上和言論上都還進步。不知因為什麽學校又鬧起要驅逐雷伍齋的學潮來，上了沒有幾天課，又停了課。接著南北齋的打架又開始了。整個一個學期裏，忽而上幾天課，忽而又打幾天架，同學中很少人在讀書，也很少人談論國事和政治，整個學校陷入了一種混亂和恐怖狀態，我對學校這種狀態產生了厭惡情緒。
由於上海軍民的奮勇抵抗，破壞了日軍企圖短期內速戰速決的戰略計劃。上海抗戰引起了日本和其他帝國主義之間的關係的複雜化，於是日本侵略者在英、美、法帝國主義的幹預下，與蔣介石的國民政府開始進行停戰談判，並於5月5日簽訂了淞滬停戰協定。雖有日軍永久停駐在吳淞、閘北、江灣等廣大土地上，但不打仗了，又可以到上海去上學了。我為了準備到上海繼續升學考試，於是就把精力主要轉移到自修方麵，這個時期，我和在女師學習的遠親梁蓮珍（即梁楓）開始了戀愛生活。在學校混完這一學期，經過考試，我初中畢業了。
畢業後正是學校放寒假，我沒有回農村，住在西安東廳門我二哥郝伯雄所經營的一個小畜力磨坊裏，複習準備考高中的功課，尚有空閑時間，我開始寫文章向《西北文化日報》投稿了。曾用“誌均”的筆名寫了《高跟皮鞋》、《！？》、《慘》、《衣服救國》……數篇短小文藝作品。這些作品曾在《西北文化日報》上，於1932年12月13日至1933年1月20日期間陸續刊登發表了。主要內容是反映當時農民和西安市下層貧民的疾苦，揭露批判蔣介石不抵抗和賣國的行徑。當時刊登這些文稿，《西北文化日報》報館為此還給我贈送了兩個月報紙作為報酬，以後，直到1940年，我才知道這時的《西北文化日報》的主筆是中共西北特支的宋綺雲。宋綺雲與楊虎城將軍同時於1949年重慶臨解放前夕，被國民黨特務秘密殺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