範明回憶錄：1914~1950

第二節 建國中學

我到上海已是9月了，學校已經開學。本來我考上的是上海中學，因為學費太高沒有上成。當時，上海中學的畢業生，多半是上複旦大學、交通大學的，這就走上搞科技、搞工程這條道路，想起來還頗感遺憾。那時，上海市的教育局長陳德征，是蔣介石的紅人，曾經是蔣介石的一個筆杆子，相當於後來陳布雷的地位。他自己辦了個學校叫建國中學。這所學校設有半費生和免費生的名額，我就上了這所學校。

和我大哥住在一起的一個好朋友，叫張警軒，也是個有進步思想的人。張警軒同大哥的關係，除了思想一致之外，另一層原因，是他的舅舅是我父親的朋友。此人姓韓，蒲城人，和我父親同在楊虎城部隊，綽號“韓剝皮”。張警軒是大學本科生，毛筆字寫得好。我大哥上的是預科，打算上預科把基礎打好，以後去日本。為了使我能當免費生，張警軒把我領到陝西旅滬同學會，由同學會出麵，通過陳德征的弟弟陳德馥介紹給陳德征。那個建國中學陝西籍的學生很少，他們本來就看不起北方。尤其是對西北來的學生，稱古長安來的“北方侉子”。見到陳德征，他說要考一下。當時我雖學了一點英文，但底子很差，心裏想著，要是考我寫一篇文章那就最理想。果然，張警軒向陳德征介紹著我的情況，陳德征真的就要考我的文章，出的題目是《負笈求學記》，而且要當場麵試。張警軒一聽當場考愣了一下，因為他與我初識，尚不知我古文根底紮實。我卻能沉住氣，我說請題，陳德征是蘇北鹽城人。用蘇北話說了題目，問我懂不懂？我回答懂！這就坐下開始寫作文。我寫了祖居哪裏，世代書香，還有什麽軍閥混戰……什麽的。接下來，我寫了人不學不如物，以及為什麽到上海求學，赴上海沿途見聞等，寫了一大套，三張卷子紙寫滿了。寫後看了一遍，一字未改，交給陳德征。他一看很驚訝，說：“哎呀！陝西教育能有這樣高的程度呀！”又問我：“你是高小畢業嗎？有家館吧。”我說：“是高小畢業，也上過私塾。”他問：“你在私塾讀了些什麽？”我一氣把我讀過的書連《三國演義》等古典小說都講了。他說，這篇文章寫得好，如果在清朝科舉應考，就當上舉人了。接著他說：“好！免費，明天上學！”我就這樣上了建國中學。

第二天，我開始到建國中學上學。到上海後，我住在大哥的宿舍裏，兩人一張床，按農村的習慣“打腳頭”睡。現在考上建國中學，學校距我哥住的法政大學遠，就搬到學校去住校。建國中學在法租界金神甫路。從我哥哥的學校經過八仙橋到英租界再到閘北，再坐黃包車就到了。建國中學的校園原來叫沈家花園，環境優美，家具全是紅木的，古香古色。據說學生的宿舍都是什麽小姐的大繡房改建的。

教員當中，一位叫查猛鏑，浙江金華人，是個國學大師，在浙江人稱國學泰鬥。他原來是個共產黨員，坐過監獄。陳德征把他保釋出獄，聘請來建國中學任教。大概是為了避免當局的繼續迫害吧，這個人實際不瘋卻裝瘋。有時正講著課，會突然大吼一聲。他除了研究國學，著書立說外，還搞了個木魚，每天敲打念佛，研究佛學。國學造詣的確很深。與校長陳德征關係甚密。

我們的化學教員，也是先進分子，從龍華監獄放出來的。這個人是留美博士，僑居國外，英文很好，漢文比較差，講化學常用英語。上課點名時，常把我的名字“郝克勇”念成“赤克勇”，逗得學生滿堂大笑。他不知道大家為什麽笑，下次上課點名還是那樣念。

教國民黨黨義的先生叫袁陰愚，是《國民日報》總編輯。此人信仰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從頭至尾不按當時國民黨的教本和蔣介石的那套東西講，而是大講“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亦即孫先生後來的新三民主義。顯然他是個國民黨的左派，是反對蔣介石的。

還有一位是現在報紙上還能看得到的陶百川和他的弟弟陶百熊，另一位姓金的老師教社會科學，教英文的是個美國人，叫豪克斯。

我這個西北的鄉裏棒，出門獨闖，到了上海，首先遇到的是說話聽不懂。我找個廁所，我問廁所在哪裏，人家聽不懂，人家叫茅廁，我又聽不懂。他們叫我“北方侉子”，備受歧視，當地學生連校役都欺侮我。最初獨自一人在這學校，好像把一個人放在周圍無人的沙灘上，難以忍受，曾幾次想偷跑回家。功課中，英文、物理、化學、生理、幾何、數學、黨義等都聽講吃力。語文課那時叫國文，學的是《開明活葉文選》，內容都是我讀過的古文，再如地理、曆史、常識、修身等課程，都是讀得爛熟的內容，倒不需費力。針對我學習上的這種情形，我想出了個辦法：凡是我熟悉的國文、曆史等課，我在上課前把要上的內容先看一下。上課時，不必費神聽講，隻聽老師怎樣念就行了。這樣不到一學期，我就掌握他們的方言了。那時的文章基本上是文言文，也有白話文，互相參看，我逐漸也學會了怎樣將文言譯成白話。上課時，先生講文科的課，我就備其他的課。如英文、化學之類，以文科之餘而補理科之不足。同時，耳也兼聽，至少知道先生講到哪裏了。先生如向我提問，我也能馬上站起回答，使先生看不出我在下麵備其他的課。經過刻苦學習了兩個多星期，我把沒有學過的東西弄懂了，記住了，老師講課也能聽懂了。對於英文，凡是明天要教的新課，我在頭天晚上就把它弄懂，用一本《模範英漢字典》，我先查單詞，做到大體會讀，知道意思。到了熄燈時間，我就跑到宿舍外路燈下去背。剛到校時，初考僅能及格，到期考時，經過刻苦磨練，各門功課都考取了較好的成績。

入學時，與我同時被批準為免費生的另一位同學，是金山縣的沈金榮。沈金榮與我關係非常好，稱我小弟弟。免費生有個義務是在課餘時間管理學校的圖書館，這對我這個好學的人，倒是一個讀書的好機會。圖書館有一套商務印書館出的《萬有文庫》，我就開始一本一本地閱讀這套書。第一部讀的是《石頭記》，即《紅樓夢》。接著如《桃花扇》、《三國演義》、《東周列國》、《儒林外史》等著名的中國古典文學作品都通讀了一遍。我既然是管理圖書館的，讀書就有便利的條件了。拿出一本，一個晚上一氣讀完，第二天就還回去，還不耽誤別人借閱。除此之外，這時還開始讀了外國文藝書，例如《青鳥》、莎士比亞和易卜生的劇本，小仲馬的《茶花女》，高爾基的《母親》，以及入選《萬有文庫》的一些童話、寓言、詩歌等作品。用了五年在上海讀書的時間，我把《萬有文庫》的書幾乎讀遍了。我至今常對自己的子女們和一些年輕人說，書還是要多讀。不論你幹什麽，沒有知識是不行的。後來我在寫文章或在其他工作中起草文件和修改別人寫的東西，詞語很廣，有時連我自己也不知道是從哪裏來的，其實還是讀書讀來的。讀書和實際鍛煉是不可偏廢的。

對中國古代文化遺產的鑽研，則得益於查猛鏑先生。他看過我寫的文章，除寫了很讚賞的批語外，就給我吃小鍋飯。諸子百家的文章，以前讀的四書五經中讀不到，在建國中學讀的《活葉文選》裏也很少，查猛鏑卻是這方麵的專家。上自習時，他把我叫到他的房間裏，有步驟地教給我諸子百家的書，如老子、墨子、莊子、韓非子，及呂不韋主持編著的那部《呂氏春秋》。這部書雖然有它的局限性，但考證嚴謹，文字精練，別有風格。每次查先生把我叫去，給我指定一篇文章，我回到教室讀，下了自習，再到他房間談我的心得，不懂就問他。他能用新的觀點解釋諸子百家，使我甚受教益。

在上海建國中學上學，除了學習，對我這個從西北農村來的少年來說，怎樣能在派別嚴重的學校站穩腳跟，就是從原來受歧視的“北方侉子”上升為受尊敬的“小弟弟”。這個過程，是經曆了三個事件的。一件是學會上海方言。開始是語言不通，常遭人笑話，等到學會了上海方言，可以同他們交談了，人家也逐漸與我親近了。另兩件是打架，有人有意欺負我，打了兩次架，打贏了。起初笑我的，尤其是女同學對我另眼相看了。年齡大的女同學，親切地稱我“小弟弟”了。

建國中學辦有壁報，由老師指導，學生主辦，學生寫文章登在上麵。查老師讓我寫一篇文章，我就寫了一篇勤學之道的稿子。這稿子往壁報上一貼，許多高中學生都來抄，校長在紀念周會上也誇獎我的文章寫得很好。有位威信很高的老師，主要教高三的課，他給高三上課時，手裏拿著我那篇文章說：“你們看，這位北方學生，寫的這篇文章，講學習方法，引經據典，連董仲舒的老師如何循循善誘，設帳授徒都講到了。學習應該這樣勤奮！”這樣一來，我在建國中學不但打架出了名，學習也出了名，上海的大同學們不再叫我“北方侉子”，而親切地稱呼我為“小弟弟”了。

在建國中學組織了一個籃球隊，我的個子高，常常能從中線投籃，命中率高，因此常擔任中鋒，有時是後衛，能從半空把對方截住。每次比賽我都參加。

在建國中學我還結識了一位姓詹的同學，名叫光祖，他和我不是一班，是高二學生，但住在一個樓上。有一天，我和沈金榮等同學剛打完籃球，一身汗，從樓下走過，遇上他從樓上向下潑洗臉水，一盆水正好倒在我身上。看見的同學都發慌，嚷嚷起來，因為我前幾次打架出了名，以為我一旦蠻勁上來一定要打架了。姓詹的同學也有點害怕，趕快跑下樓來向我道歉說：“對不起，我沒有看見。”我說：“啊，沒有關係，你這不是故意向我潑的。”上樓以後，我換了袍子，就算了，這件事也使上海的同學很驚奇，認為我為人豁達大度，在人們眼中的形象更好。

1930年冬天來了，家裏寄的錢來了，給我哥哥縫了一身西裝，給我縫了一身呢子中山服，還一起照了相。這張照片寄回家中，我祖母看了之後，又哭又笑。這是我頭一次穿中山服，以前是穿袍子。現在這張照片仍在，從照片上可以看到我那憨態。

我大哥郝克俊是個共產黨員，在上海法政大學上學，在他的宿舍裏給我安了一張床，每到星期天、暑假、寒假，我就在這兒度過。在他的宿舍裏，有好多書，這是另一類書，對我影響很大。有一篇文章叫做《父親的書架》，是說一個孩子從父親的書架上讀到很多書，受到豐富的教益。我這時可以說是從哥哥的書架上也受到了很多教益的。在家鄉時雖讀了不少書，但多是古文。來到上海以後，視野開闊了，學到的知識更寬廣了。建國中學圖書館的《萬有文庫》，使我從中讀到了一些中外名著。而哥哥的書架上，則多是當時出版的進步書報雜誌，有些連書邊都還沒有裁開。這裏麵，有些還是共產黨秘密發行的革命書刊。

我對世界地理和曆史很感興趣，並開始涉及社會科學方麵的學習。法政大學著名教授高一涵，當時給我哥主講政治經濟學。我接觸到的第一本社會科學書籍，就是高一涵的《政治經濟學講義》。高一涵講課發有講義，但他講課時從頭至尾不翻一下講義。他上課時，學校的學生都來聽講，窗子外麵都站滿了人，弄得隻好用買票的辦法來限製人數。我那時雖然小，也跟哥哥擠進去聽講，並從哥哥那裏弄到一本《政治經濟學講義》。初中畢業，我回陝西，弄到嚴複翻譯的亞當·斯密所著的《原富》。當我讀這本書時，被張警軒發現。他問我：“你能看得懂嗎？”我說：“能看懂！”他鼓勵我讀下去。我在哥哥那裏，又讀了鄧演達翻譯的達爾文的《進化論》，我對這部書興趣最大，接連讀了三遍。以後又讀了費爾巴哈《黑格爾哲學批判》，普列漢諾夫的《政治經濟學》。1942年我在延安，寫的自傳上，還提到這本書。那時在延安，機關和學校學的是列昂傑夫的《政治經濟學》。讀後，我不大看得起這本書。所以自傳上就隻寫了普列漢諾夫的《政治經濟學》。審閱我的自傳的歐陽欽同誌，是個留法學生，向毛主席報告了。毛主席把我叫去，問了我的學習情況，還提到普列漢諾夫和這部書。

這時，我雖然還是個中學學生，但由於學習超前，又對社會科學有興趣，所以在我哥哥的宿舍一群大學生討論一些問題時我也參加了。他們常常爭論社會科學方麵的問題，有時辯論起來還很激烈，我也參加了他們的辯論。我記得，那時候對列寧是十分尊重，對斯大林不怎麽提。

去上海之前，我一直是用毛筆寫字的。上了建國中學後，我大哥給我買了一支自來水筆，花杆的，很粗壯，我想那就是在當時很時興的“花杆派克”了。這時我才開始用鋼筆寫字，不過，學校規定寫“大字”不準用鋼筆，必須用毛筆，向學校要交“大字”，上小學時，我學的是歐體，這時他們都讓我改學魏體，所以至今我寫的毛筆字還是北魏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