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邦顯

在父親的言傳身教中成長

劉忠澤

父親離開我們已經大半年了。作為他一生中接觸最多、交談也最多的兒子，這半年中，許多往事常常湧現在我的腦中。他離開那天的清晨，身邊就我一人，彌留之時，最後握緊我的手，一直看著我，直至心髒完全停止跳動。當時的情景，我無法抹去，總覺得他還有什麽再說說、再交代。我的弟兄姐妹較多，在三個大孩子中，父親在世時，我一直認為他對兩個兄長親切、愛護，唯獨對我嚴厲；而對幾個弟弟他又要求我多關照他們。在我19歲之前，我一直很敬畏他、害怕他。後來，尤其是十年動亂以後，因我是經常在他身邊最大的孩子，接觸、交談、處理家中事相對較多，逐漸覺得他開始變得慈祥、能夠交談一些問題了。在他的晚年，我一直在他的身旁，不知不覺中父子倆又成為能夠深層次交談、一塊探討問題的朋友。這大半年，我經常回憶他對我的教誨。和母親多次一塊回憶他這一生；和弟兄們一塊交換對他的看法；和他生前的同事、下級、秘書、司機等談論他的工作、性格、特點、品德等。他的完整形象在我的心中逐漸清晰、真切。

嚴師

俗話說，一個家庭中的結構往往是“嚴父、慈母”。我們家也不例外。兄弟姐妹及親朋好友對父親在家中的地位認識幾乎完全一致：在對待子女的教育中，父親是嚴厲的、嚴肅的。在子女的成長中，他更像一個嚴師。他的嚴格教育，不局限在孩子的學習成績上，而是牢牢把握在人品上、綜合素質全麵發展上。

1960年，國家進入三年困難時期。在家的孩子中，我是年齡最大的一個。一天，時任省委常委兼秘書長的父親把我叫到他的房中對我說：“在家中數你最大。從今往後，你們弟兄的衣服由你來洗，破了，自己學著縫補。長大了要學會這些生存的必需技能。姑奶（我母親的姑母，一直隨我們住在一起）年齡大了，又給你們做飯，不能再讓她幹這些事了。咱家是幹部家庭，不自己幹活，將來就會變成盧公子（一出秦腔戲中的人物，是品質惡劣的紈絝子弟）”。那時，既無洗衣機，又無洗衣粉，全憑肥皂加兩隻手。每個周末或假期，我的任務最主要就是洗衣服。最令人頭疼的是洗絨衣，絨衣厚，一到水中又重又難搓。那時，我才剛滿15周歲呀。同時，在姑奶的指導下，我又開始了縫補衣服。不久，就是褲子的P股部分的大塊補丁，也補的像模像樣了。後來，我在師大一附中的同班同學中，一些人的衣服破了，也讓我幫他們補，這在當時的同學中還傳為佳話。

這年冬季，全國人民生活空前困難，人人都感到饑餓難忍。我家也不例外。記得當時居民每月是27斤半糧，2兩油，2兩鹽，半斤醋，半斤醬油。寒假中的一天，為了設法改善生活，我與幾個同學約好，擬去翠華山打獵，當時，父親經常性的交通工具是一輛單位給配發的自行車（後邊再詳談），那天早上，得知父親外出開會，未騎自行車，我便偷偷拿了他的鳥槍，騎著他的這輛車子，與幾個同學去了翠華山，因饑餓未登上山，僅在山下打了幾隻烏鴉，下午返回到長安縣北邊的通用工具廠舅父所在單位，讓舅父幫忙煮著吃了，所以，遲至晚上8點才回到家。剛進家門，就被等我等得焦躁不安的父親伸手就是一巴掌，打得我眼冒金星，後邊的吼罵聲一句也沒聽清。從那以後，他的槍鎖入了小庫房，他的自行車隻要是他不騎時一直都是鎖著的。從那以後，隻要是看他回來了，我就從後門溜出去，或是把自己鎖在房中，不敢出來。一天，他突然早早趕回來，把我堵在家裏，讓我到他的房中去，我以為又要挨揍了，非常害怕。沒想到他平靜地對我說：怎麽，還想不通？他先批評我私自拿槍的危險和危害，明確規定不得私自動用後，又為騎自行車的事耐心地說：一個人基本品德之一，就是把公家和私人的物品分清。凡是公家物品，是為工作需要而配備的，別人不能私自享用。凡是養成占公家便宜、揩公家油的壞習氣，必然要犯錯誤。騎幾次公家自行車事不算大，但養成這個壞習慣就可怕了。如養成把公家的物品占為私有的心理占了上風，那就是量變到質變。接著他給我約法三章，要求我今後堅決分清公私，不得沾公家的光，揩公家的油，給幾個弟弟當個好榜樣。還說，做到這一點不容易，但養成習慣，對一個人的終生都受益無窮。1962年，父親下到渭南任兼職地委書記，這輛自行車仍伴隨著他。後來，他調到省人委，在清理東西時，第一件事就是把這輛自行車交了公。而我從那件事以後，再也沒有騎過他的這輛自行車。

1964年，父親時任省委常委兼常務副省長。這年夏，我高中畢業擬報考大學。一個周末，父親把我叫到他的辦公室，和我商量，可否晚一年再考大學。他說，我一直在上學，很少了解社會，非常需要到社會中鍛煉。在中國，農村是最廣闊的天地，不了解農村，就不懂得中國的國情，就不可能了解中國的革命。他還說，擬安排我到北郊馬旗寨公社勞動一年。說心裏話，我當時一心想上大學，而且還知道學校已內部政治保送我，所以，我回答父親說，學校已教育我們：一顆紅心，兩種準備。當前國家更需要有知識有文化的新型勞動者。我覺得應按程序，先參加高考，如未錄取，一定到農村全麵鍛煉自己。高考後，我被一所國家重點軍事學院錄取了。父親看到錄取通知書後，一方麵是歡愉的，另一方麵又告誡我，一定要補上對農村的了解這一課，否則，是很難了解中國社會的。接著話題一轉，給我提出：從明天開始，你要和機關的幹部子女一起參加義務勞動，主要是清理新城大院的垃圾，打掃衛生。你必須帶好頭，起模範作用。第二天，辦公廳的一位同誌帶著約20幾位機關領導上中學的子女，開始了義務勞動。在勞動中我的一位中學校友，也是一位副秘書長的兒子對我說，為教育好下一代，我父親在機關黨委會上提出要求，讓領導帶頭動員自己的子女參加義務勞動。知情後的我，隻能每次都積極參加，冒著酷暑和髒臭，以汗水來洗禮自己。

1966年春，作為一名軍事院校的學員，我在寶雞縣甘峪公社胡家山大隊參加了陝西省第三期農村社教運動。我牢記著父親的話：不了解農村，就不了解中國的國情，所以在這個半山區貧窮的生產隊中，一頭紮了下去。第一次工作隊集中整訓時，我被作為好的典型進行了宣揚。但是，隨著運動的深入，特別是當時極“左”的政策，令我實在難以理解：一些表現很好的年輕人，因家中成分偏高，被打入另冊；隻要在三年困難時期任生產隊幹部，在隊裏挪用公糧過千斤、錢過百元、哪怕是為廣大社員活命，都一律作為敵我矛盾，批判退賠，退不出的，拆房賣瓦賣房梁。我實在看不下去，提出了不同意見。沒有想到，招來工作隊二次集中時，大字報鋪天蓋地被批判。我當時真想不通，利用一個機會回到西安，欲詢問父親“為什麽”，當時，我並不知道父親在省委內部已被批判。見到當時住院的父親，我把自己在農村的體會和社教中兩次截然不同的遭遇講了出來。沉思了好一會，父親開口說：“你終於補上了農村的這一課，非常好。記住，做任何事情都要與人為善，都要實事求是。別人再怎麽胡來，你不能上手，不能胡說。回去，下一步的任務，是多參加勞動，多學習《毛選》，全麵鍛煉自己。至於過去的事，就讓它過去吧。”多年以後，我才明白，父親對當時的極“左”是既反感，又無奈，他隻能讓我錘煉勞動人民的情感、立場。他看似嚴肅，又嚴厲，有誰又能理解當時的他獨具匠心呢？

慈父

對子女們來講，父親又是一個慈父，但是，他的表達方式往往是那樣的含蓄，那樣不易被子女察覺。而且表達出來後往往又是那麽嚴肅和難於接受。

1959年，國家開始進入困難時期，因為吃不飽等原因，這一年10月，我得了肝炎，被迫休學，住到了省醫院。一個十四歲的男孩，無論如何是很難被病床束縛住。我經常偷跑出醫院，到處看，到處轉。沒想到，在我眼中嚴厲的父親和母親每周都到醫院來看我。開始，父親聽醫院人員說我愛胡跑，就瞪眼訓我。後來幾次，他不訓我了，每次來，雖然話不多，卻總坐在我旁邊，與其他病友聊天。再後來，我發現醫護人員老愛叫我到他們那兒給他們畫畫，有的讓我畫馬、有的讓我素描、畫速寫。漸漸地，我跑出去的次數越來越少了。出院時，我才知道，父親專門給醫護人員講，男孩心野，愛動愛跑。要讓他遵守院規，得有方法。這個孩子愛畫畫，讓他畫畫、畫馬、畫人物，他就能靜下來。醫護人員按父親的叮嚀做了，果然有效。

1960年冬，我家住在省委八號院。因為饑餓難忍，人已浮腫，得了當時俗稱的“71號病”，所以經常從學校跑回來設法填飽肚子。換言之，就是多吃多占別人的那一份，造成家中的糧荒。父親看在眼裏，又毫無辦法。那時，全家為了保證父親的身體，一直讓他上灶吃飯，小灶的供應相對好一些。有一次，我把家裏的糧吃了，造成姑奶沒有飯吃。一個老人就這樣餓著肚子。父親急了，把我叫去，嚴厲地說：你總是吃別人的那一份。放了假，把你的糧票交到大灶，你每天自己上灶去！放了寒假，我提心吊膽，怕父親讓我上大灶。奇怪的是，父親再也沒有提起這事，而是改變了以往的習慣：每天早上不去小灶，而是讓管理員每日把早餐送到家裏來。那時，小灶給他的早餐是兩個二兩的饅頭（十六兩秤），一碗小米稀飯，兩到三個小菜。每天他吃完飯後，我都發現他隻吃一個饅頭，喝了那碗稀飯，就叫我把剩下的端到灶房去。到第三天早上，我看到他出了門，饑餓的我忍不住把那個小饅頭一口塞進口裏。第四天早上，他前腳剛走，我後腳就到，抓起饅頭，就往嘴裏塞，一抬頭，看見父親到了門口又扭回頭看著我，然後低頭，轉身出房，拉上門。我這才回過神來，回味到當時父親的眼神似有淚珠滾動……這個寒假的以後日子裏，正處在成長發育關鍵期的我每天早上都可以單獨享受到一個小灶的饅頭了。但父親眼中的淚珠卻讓我銘刻終生。

1965年夏，越南抗美戰爭正酣。我作為一名軍事院校的學員，被下放到東南沿海某空軍戰鬥部隊去鍛煉。軍列在6月18日深夜一點左右到達西安兵站，帶隊的領導突然把熟睡中的我搖醒，說：“車要在這裏停留三個小時，給家裏打個電話，看老人能不能來看看你。”我在兵站辦公室給家中打了電話，父親接的電話，說：“馬上來。”半個小時後，父親乘車來到地處西安西站西邊的兵站。父母把我拉到車裏。母親問寒問暖，問東問西，父親隻是慈祥地看著我，一言不發。就這樣，兩個小時後，我必須返回到列車上，父親突然給母親說：給娃拿的好東西咋不拿出來？母親恍然大悟，從一個手帕包中拿出一包葡萄幹說：你爸讓把這個給你拿上，路上慢慢吃，到了那兒自己注意，常來信。淩晨四點鍾，軍列開了。我看到父親和母親仍然站在涼風中向列車揮手……

6月22日到達廣東東北部興寧縣的空軍某師，始知當時台灣海峽戰事吃緊。8月6日，突然一級戰備，我和戰友們進入戰鬥崗位。白天似乎相安無事，晚上，又一次進入臨戰狀態……第二天淩晨才知道8月6日晚，我海軍和台灣軍隊在東山島和南澳島之間的海域發生了激戰，我方一舉打沉敵方軍艦“劍門號”，擊傷“章江號”。因為我方空軍準備充分，敵方空軍未敢出動。其後兩個多月，我們幾乎一直是在戰備狀態下生活，我也忘了給家中寫信。10月底，一封從西安來的家書到了我的手中。打開一看，是母親的手跡，上麵寫道“一直未見到你的來信。你爸給我說，台灣海峽一直很緊張，他不放心，讓我給你寫信。娃呀，你不懂，兒行千裏母擔憂……”這封信，深深震撼了我。我忘了給家裏寫信，父親是高級幹部，他知道台海的情況，他和母親共同擔心這個遠在幾千裏外台灣海峽這邊的軍人兒子。我立即回了信，報了平安。11月14日夜，又是一級戰備，我們再次進入臨戰狀態。這一次，雖然多架戰機升空，與敵人空軍空中對峙，但都未開炮。而海軍又取得擊傷敵方“永昌”號軍艦的勝利。我想起了遠在西安的慈祥的父母，立即給他們寫信報了平安，報了戰況。

1968年夏，我大學畢業，因父親當時被列為“黑幫”，我被劃入“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行列，經群眾評議後，方取得可以分配工作的資格。為了不與別人爭好地方，我主動報名去當時條件最差的新疆。當時，父母已被掃地出門，家臨時安插在省政府東院兩間破房中。兩位老人都處在被關押的前夜。我回家告別時，父親深情地講：走前回來吃頓飯吧，想吃什麽？我毫不猶豫地說：麵條，最好有辣子。臨行前一天，我回家告別，父母親給我準備了麵條，特別弄了一盤睜眼辣子（把芝麻炒熱和油潑紅辣麵相拌而成）給我拌麵。父親還特意把家中僅存的一點好食品——半斤粉絲涼拌成菜，讓我吃。我掩蓋著內心的苦楚，盡量裝出笑臉，忙說“好吃！好吃！”而父親一口不動，還是慈祥的看著我，連聲說：“再吃點，再吃點。”那一頓飯，確有生死離別的感覺，那一頓飯，父親和我心中都很苦。但是，那頓飯時，是我一生中感到父親最慈祥、父愛最真摯的時刻。臨別時，父母和我眼中都充滿淚花。第二天，我乘車去了那遙遠的西部邊陲。一個半月後，父母先後被隔離、關押……

1984年秋，西安的對外開放剛剛起步。我作為西安第一個對外合作項目中美合作西安金花飯店的中方籌備經營的主要負責人，帶著二十多名年青人到菲律賓首都馬尼拉進行培訓。那時菲律賓的局勢很不穩定，幾乎天天都有遊行示威。當時的總統馬科斯的反對者和擁護者經常你遊行完了我再遊。不時還發生對峙。我們在當地幾乎天天能見到這種情況，已經熟視無睹。沒有想到在國內的父母親再次為我這個兒子揪心掛念。父親從各種內參和文件中得知這個國家政局動蕩，再次讓母親給我寫信，關心，提醒，字裏行間充滿擔憂、關愛。

在我的記憶中，父親對其他兒子也同樣如此。2003年海南島遇到台風，發了大水。病臥在床的父親把我叫到他的床前，讓我無論如何給海南島工作的小弟弟打個電話，問一下情況。我給他講了，沒事！他不依，還是讓我打了電話，詢問了情況。他仍不放心，叫去海南島出差的兄長劉仰民一定去看看這個孩子，掌握第一手情況，受災否。劉仰民返回後，詳細給他進行了匯報，他這才放心。2003年，北京“非典”流行，父親在病床上又一次呼喚我，讓我了解在北京的兄長等人的情況，並告誡他們一定要注意預防。我給在北京的兄長打通電話，告知了父親的關切和擔心，讓他一定注意，並將情況及時反饋給老人。

父親生命的最後兩年多，我每一次陪他聊天時，他都要把孩子們一個一個問一遍。有時，對他較長時間不見麵的子女問得尤其詳細。我知道，父親是想他們了。每一次詢問時，關切之情溢於臉龐，慈祥的神情流露在眼光中。可憐天下父母心啊！

榜樣

父親對我們的教育，既是嚴師，又是慈父，更可貴的是他總是以身作則，給我們起到榜樣作用。

1960年冬，父親當時任省委常委兼秘書長。為了工作需要，當時給他配了一輛相對固定的小汽車。一段時間，因省委組織部未有正部長，他以常委的身份兼管組織工作。那時，家住雁塔路八號，書記處和常委會議室也在這裏，但是，省委辦公廳和組織部都在城內建國路。兩處相距約八裏路。當時，國家正處在相當困難的階段，各項物資都很緊張，汽油更是稀缺之物。為了給國家節約，父親主動領了一輛舊自行車作為代步工具，往來於城裏建國路和城外雁塔路八號之間。他的司機姓徐，徐師傅經常給我說：“你爸這人，放著汽車不坐，自己騎自行車，其他常委幾乎沒有這種情況。”

在生活中，他更是我們的榜樣。我們家這麽多年，幾乎是一直住在機關大院內，不是省委，就是省政府，水、電等都是包幹製，即交了一定數量的錢後，使用數量不限。但是，父親在日常生活中，嚴格製度，例行節約，每日洗漱或吃飯後，他都立即關好水管，隻要是人離開，他都立即關斷電源。對電視機開著、人去幹別的事的現象，他不止一次批評、教育，這些年，糧食和副食相對寬裕了，但他仍然勤儉節約，不浪費，每次吃飯，吃多少就盛多少。盛到碗中，絕對不剩下。有時，饅頭渣或菜葉掉到桌子上，也一點一點撿幹淨吃進嘴。

在執行規章製度中，他以身作則，從自己和家人嚴格要求開始。1961年，是國家經濟最困難的時期，他為了給國家節約汽油，曾給司機訂了很嚴格的製度。一次，司機老徐空車從外放回，便自作主張，順道把母親和兩個上幼兒園的小弟弟拉了回來。恰被父親看見，他對母親大發脾氣，又狠狠地批評老徐。這是我第一次見他對母親厲害，嚇得躲到房間不敢出來。這年冬，我和幾個同學在周末的傍晚去小寨工人俱樂部看電影“奪印”，途經市保育小學（現育才學校）的門前時，見有七八輛小汽車在門前接放學的孩子。同行的幾個同學都很有意見，說：國家這麽困難，沒有汽油，公共車都頂著大包（據說是沼氣）跑。這些當官的還用小臥車接小姐、公子，也太不像話了。其中一個對我說：你爸也是大官，給你爸說去，看他管不管！我當時很不好受，晚上回家，壯著膽子進到父親辦公室，給他反映了這件事，他當時就表態說：這個意見提得很好，給你的同學們說，我一定解決這事。隨後，他給省委書記張德生反映了這件事，並在省委常委會通報了這個情況，形成了正式文件，下發到全省各機關單位。此後，市保育小學門前較長時間內基本消除了小車接子女的現象。那幾個同學後來對我說：這才像個共產黨的大官樣！

在工作中，父親也是堅持原則，注意方法。“文化大革命”前，《參考消息》僅發到縣團級，具有一定的保密性。“大參考”保密等級就更高了。出於好奇，我那時特別想看這些。但父親非常注意，使我無機可乘。當時一位同學的父親是省委組織部的領導之一，資格非常老，對子女也很寬容。我經常到他家去，不但能看到《參考消息》，偶爾還能看到“大參考”。所以時不時就把上邊的一些消息在家中或學校講。這事被父親知道了，他單獨約見了這位老同誌，既嚴肅又認真地對這位老同誌進行了批評，提出了要求，並在省委的會議上重申了保密原則。這位老同誌訓斥了他的兒子，他的兒子事後告訴了我這情況。從那以後，我們就再也看不到《參考消息》了。

晚年，父親擔任省扶貧顧問組組長後，去的地方不是陝北黃土高原幹旱貧瘠之地，就是秦巴山區環境惡劣之處。由於不正之風的蔓延，這些地方的領導也經常是對省上來的領導請吃請喝，甚至安排歌舞廳娛樂。父親對這些醜惡現象不但抵製，而且嚴厲批評。

一次，在一個國家級貧困縣，為了給父親一行四人接風，竟有近四十個陪吃陪喝的當地領導。父親一怒之下，罷飯不吃，當場對這些在座的領導進行了嚴肅的批評。最後考慮到不能浪費，父親主動交了100元，並要求在座的每一位現場繳了50元後，這一頓接風飯才在嚴肅的氣氛中進行下去。父親隨行司機曾給我說：老爺子太正統了，經常把當地的領導搞得下不了台！我清楚，這不是正統不正統的問題，是還要不要發揚我黨優良傳統的大問題！是還讓不讓廣大人民繼續信賴、擁護共產黨的大問題。在這方麵，父親無疑是正確的，是偉大的。無愧是我們的榜樣。

摯友

離休後的父親，逐漸變得慈祥、豁達，既是一個長者，又像一個摯友，許多事都願和人交談，許多看法都能一吐心聲。他一生的經曆、波折，在回味的同時，更喜歡與人探討，而且，能認真的聽取對方的意見、看法。這一方麵，我是深有體會。

上個世紀90年代初的一天，父親突然對我說：“白清江回來了，住在人民大廈，提出要見我，你說去不去？”白清江同誌從1949年到1952年是渭南地委第一任書記（當時父親是副書記），因渭華問題父親和白清江同誌之間形成了很深的思想溝壑。當時，我對父親說：“你應該去！”父親反問：“為什麽應該去。”我說：“你忘了1983年11月在北京胡耀邦辦公室中，耀邦是怎樣給你講應如何正確、全麵的對待同誌嗎？你忘了在如何正確對待你的那個‘文革’前的老秘書的事上你是如何教育、說服我的嗎？你當時引用毛澤東在《學習和時局》一文中的觀點，要求我‘處理曆史問題，不應著重於一些個別同誌的責任方麵，而應著重於當時環境的分析，當時錯誤的內容，當時錯誤的社會根源、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實行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借以達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團結同誌這樣兩個目的’。白清江是個老同誌，幾十年來給黨也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現在，他已從遼寧省人大的領導崗位上退了下來，況且，渭華問題早就有了組織結論，他也受到了批評教育。四十年過去了，這次他回來，又主動提出要見你，如果不見，你覺得合適嗎？”

父親沉思了好一陣子，回答我：“你說的對，應該見。但怎麽見，讓我考慮一下。記住，這件事先不能告訴你母親，她心中疙瘩還沒有全解開”。約十天後，父親將我又叫到辦公室，對我說：我去看了白清江，是和劉庚同誌一塊去的。我問：“怎麽樣？”父親顯然心情較愉快，感慨道：“他的頭發全白了。”又不無傷感地講：“我們都老了。但交談的很愉快，共同回憶了許多當年的老人。四十年後重逢暢談，不容易呀……”我出門準備上班時，父親跟到門口對我笑著說：“這次，你出了個好主意！這才像我的兒子！”

這件事後，我和父親開始了在許多方麵都較深刻的交談、交換意見。我們談論對外開放後國家的變化，交換對社會現象的不同認識，談論對黨的領導、領袖、方針、路線的各自認識和理解，有時甚至爭論黨在曆史不同時期失誤的原因及當時領袖的作用。其中，關心、交換意見最多的是扶貧，反腐敗，完善法製和台灣回歸這四個方麵的內容。在交談中，我能深刻地感覺到，在這四個方麵，作為一個即將走完人生道路的老共產黨員的父親，充滿不能為黨再盡心出力而流露出的深深遺憾。

父親走了，至今，我和全家每一個成員仍然沉浸在對他的深深懷念之中。作為一個人，他並不完備；作為一個領導者，他也有這樣那樣的失誤和缺點；作為我們的親人，他也確實留下了一些不足和遺憾；但是，做為一個人民真誠的公仆，他的品質是優秀的，他的人格是崇高的，他的“站在最大多數勞動人民的一麵”的立場是堅定不移的，他一輩子“為人民服務”的實踐活動是偉大的。這些，使我為我的嚴師、我的慈父、我的榜樣、我的摯友而自豪！而驕傲！

2007年9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