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邦顯

懷念父親

劉少懷

父親是一位職業革命者，為了黨的事業和人民的利益奔波一生。除了工作他幾乎沒有任何業餘愛好，除了革命工作他從來無暇顧及子女和家庭。兒時我心中的父親是高不可攀的山，深不可知的海，親而難近的爸，心存敬畏，難有親近和交流的機會，心目中的“家”實際上就是母親。乃至長大後，我才逐漸認識到父親對子女和家庭自有他的愛和表達親情的方式。正是父親這種特有的愛感染著、影響著、激勵著、引導著我的成長和發展。

1960年7月我入伍到甘肅臨洮縣。不久，解放軍總政治部號召全軍指戰員，像雷鋒同誌那樣刻苦學習毛主席著作。一天，指導員給我說：“部隊‘平叛’後剛進營房，咱們連幾乎沒有什麽書籍，更沒有《毛澤東選集》，想買還買不到。你能不能讓家裏給你寄一套《毛選》來？你能學連裏也能用。”我猶豫了一下說：“那我寫封信吧。”答應指導員時我心裏一點底都沒有。因為我從來沒有向父母要過什麽東西。出乎我的意料，《毛選》很快寄過來了。包裹皮是父親親筆寫的。算時間，信件往來好像沒有間隔時間。自然，這一套書成了連隊的公用品。這件事使我第一次體味到父親的舐犢之情，體味到父親的良苦用心和期望，感到了父親的愛。

後來，在一些看起來不經意的小事中，我對父親的愛的方式又有了進一步的了解。

上世紀“三年自然災害”時期，我們部隊所在的甘肅省是個“重災區”，部隊的糧食定量由45斤減到42斤，又沒有其他副食品。由於吃不飽，缺乏營養，許多人患上了浮腫、肝炎。我在家信中訴說了這些情況。看到我的信，很少給我寫信的父親，親自執筆以他和母親的署名回信說：“眼下的災荒是暫時的困難，國家正在各方調劑，設法解決，很快就會好轉起來。部隊減定量支援地方，正說明軍隊要和老百姓同甘共苦。你要正確認識這些事情。”父親在來信中認真應答我說到的問題，不但解開我的思想疙瘩，而且還給我平添了精神食糧。後來我才知道這時家裏人同樣吃不飽，也有人患了浮腫病，但父親在信中從來不給我說這些。多年後說起這些事，母親說：“你爸不讓給你說，就是不想讓你思想有負擔，有波動。”

還有一件事，1961年到62年我給師首長當警衛員。師部從臨夏移防到平涼後，師裏領導常有機會到西安開會或看病，師長杜紹山和政委肖潮曾多次與父親見麵，都對父親說我能吃苦，工作踏實，沒有幹部子弟優越感的表現，在部隊是會有前途的。而我在部隊期間，父親從沒有對我提起過這方麵的一個字。多年後，母親對我說，你爸怕你知道了會驕傲，不讓給你說。我理解這是一種父親對兒子深切而又細微的愛啊！

修築605鐵路專線，對我來說，是一次嚴峻的考驗和鍛煉。這是由蘭新線上的河西堡通往鎳礦山的一條長28公裏的專用線。在當時對國家有著特殊的重要意義。在父親的教育鼓勵下，我順利地通過了這一關。

1960年9月下旬，部隊領受任務後全師便迅速進入了工地。大家克服了戈壁缺水，山石堅硬，工具簡陋，工期緊，勞動強度大，生活條件差等諸多困難，用了兩個多月高質量地完成了路基修築和鋪渣任務。那真是一場肉體與石頭的廝殺，意誌與困難的較量，至今戰友們還津津樂道這軍史上支援地方建設光輝的一頁。在這次築路中我多次受到連、營嘉獎，年終被評為“五好戰士”。入伍八個月被批準加入中國共產黨。我向父親匯報了自己的成績和進步。父親很快又鄭重地親筆給我回信。來信雖然寫得很短，但卻語重心長，句句都說到我的心窩裏。父親說“十八歲入黨是件好事，未來的路還很長，不要驕傲自滿。部隊是個特殊群體，隻有更好地學習，尊敬領導，團結同誌，依靠集體的力量才能戰勝和克服一道道難關，作出新的貢獻。”看到父親的信，我意識到這是父親對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讓我在成績和進步麵前一下子冷靜、沉穩了許多。

父親可以算作一名手握大權的“高官”了，可他從不允許子侄、親朋憑借他的地位、名義張揚，更不允許依靠他或利用他的影響走後門牟取升職、提拔等私利。哪個子女、侄男甥女如果想從父親那裏找“捷徑”的話，肯定是自討沒趣。當然，父親也不是簡單的回絕了事，而是會舉出“榜樣”的例子誠懇地對你說“張秋香靠什麽？趙夢桃靠什麽？吳桂賢靠什麽？事在人為，要靠學習和實幹，要靠自己的奮鬥和努力！組織用人也是用那些有真才實學、踏實肯幹的人，投機取巧隻會害了自己。”父親的這些話絕不是在“講”大道理。而是他的肺腑之言和切身體會。有的親戚朋友說他“不辦事”，而我們這些做兒女的，相反倒會因為父親的緣故而處處謹小慎微，生怕違反了他的戒律，甚至無形中還產生出一種難以名狀的自卑感，有些怨恨“幹部子弟”這個名分了。也許父親從沒有刻意去教育和影響他的子女們，但他卻已在不經意中，讓子女們完成了從形式到心靈的平民化，使子女們在情感上融匯到了廣大人民群眾之中。

父親自己就是一個勤於學習、勤於工作、深入實際、聯係群眾、不把事情做好不罷休的人。父親每年至少有三分之一的時間在基層搞調查研究，再加上外出開會，見不到父親的麵我們已是習以為常，以至母親有時也抱怨我們“回到家也不問問你爸！”父親一年到頭幾乎沒有休息時間，就是春節也還要抽出時間“看市場”了解供應情況和群眾的反映。以至於有的同誌隻好通過母親向父親反映“太緊張了”，其實母親何嚐不想讓父親多休息一下，但母親知道父親一輩子就是這樣一個人，所以盡管父親“文革”前從沒有與她和家人有安排地度過一個假日，也從無怨言，依然默默地做著父親的“好後勤”。母親說，父親之所以像有些人說的“提拔快”、“受到重用”，就是因為父親是頭“老黃牛”！這個看法也已為父親上上下下的同誌所公認。就是生病住院，父親也是治病辦公兩不誤，隻要身體狀況自覺稍好一些就要批閱文件甚至參加重要會議，1983年11月，父親赴京參加全國農村工作會議，在會議即將結束時突然鼻腔出血不止並伴有高燒。因病情相當危急，省政府辦公廳通知我去陪護父親。一行人當天下午就趕到了北京朝陽區醫院，這時父親發燒已到40多度，周身放的都是冰袋，鼻腔出血依然止不住，兩個鼻孔被棉紗球塞的鼓脹，呼吸困難，身體非常虛弱。由於父親的病情比較特殊，雖然301醫院、北京中醫院專家會診，依然未查出高燒原因和有效止血的辦法。在習仲勳、趙守一等同誌不斷的關懷下，經過專家和醫護人員半個月的努力，幾經反複，終於見了效果。父親的高燒退了，鼻腔也通過內外用藥將血止住了。但還很不鞏固，醫生要求要非常小心地繼續治療一段再看。就是在這一種情況下父親又開始了他的工作，一方麵和隨行人員準備“會議”的貫徹意見。一方麵準備向時任總書記的胡耀邦同誌匯報工作。在胡耀邦同誌的關照下，一天下午我和秘書黃綏生同誌還有一名主治醫生陪同父親來到了胡耀邦同誌的辦公室。他們長談結束後，胡耀邦同誌還接見了我們。要說沾過父親什麽“光”，這可能算是一次。從中南海回來，父親就待不住了，不斷要求出院。說還有許多工作在等著他去做。醫生堅持要繼續治療，否則還會出現反複和危險。最後雙方都退一步達成的意見是：父親帶上特效藥品和氧氣袋，回到西安一邊繼續治療，一邊進行工作。父親就是這樣一個拚著命幹工作的人。

父親的生活一貫簡樸，從不特殊化，兩袖清風。在父親的言傳身教和家庭的熏陶下，幾十年來，艱苦樸素、勤儉節約的美德在家庭和子女中已代代相傳蔚然成風。

父親生長在農村一個勤儉的勞動家庭。他常對子女說祖父直到70多歲還是家裏的主要勞力。還能推土車墊牲口圈。他上學就是靠自己背饃或祖父推獨輪車為他送饃，常年以開水泡饃為餐完成學業，最終走上革命道路的。父親經常告誡子女們說：“怕吃苦，貪圖享受的人最沒出息”。所以他要求子女們從小就要樹立熱愛勞動，不怕髒累，積極參加家務勞動和公益活動的觀念和習慣。我上小學時父親在渭南工作，放了寒暑假就要給家裏挑水、剁柴，幫姑奶燒火拉風箱。父親還常常直接指示我清掃家屬區的院子和道路。由於父親的嚴格要求和參加實際的勞動鍛煉，我們都較早地掌握了生活上自立的本領。1969年我複員回來，看到幾個剛上初中和小學的弟弟從和麵、揉麵到擀麵、切麵、蠡麵的過程十分麻利，真是讓我刮目相看，簡直就是“專業”水平！“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可見他們平日參加家務勞動決不是蜻蜓點水式或偶爾為之了。

父親一輩子都不講究吃穿，更對奢侈浪費，特殊化深惡痛絕。他始終保持著家鄉農村的飲食習慣和口味，主食就是麵條，蒸饃或鍋盔，菜就是涼調蘿卜絲，油潑蔥花。要變花樣就是打攪團或蕎麵餄餎之類，吃頓羊肉泡饃、素餃子或煎餅就是改善夥食了。父親的飲食習慣常受到家人和醫生的批評，而他卻是頗為自得其樂，而且說這是他下基層去農村和群眾打成一片的有利條件之一。子女們雖然沒有完全沿襲父親的飲食習慣，但也都保持了他老人家留傳下的節儉傳統，非常愛惜糧食，從不暴殄天物。

父親衣著樸素，平時總是布衣布履，僅有的皮鞋和毛料衣服也隻是在因工作需要、有要求時才穿著。他常說“穿得像個新女婿，自己把作，也脫離群眾”。上世紀80年代初，有一次他到勝利飯店參加會議，就因為穿著太普通，竟然被門衛擋在門口不讓進，還是別的參會同誌認識他才解了圍。回到家父親還把這事當笑話說。在父親的影響下，子女們對穿著也都從不挑剔，有什麽穿什麽，新舊無所謂，有補丁也不嫌棄。也可能由於父母工作太忙，子女太多，也有實在顧不過來的時候。1966年夏天，我休假回來，到長安路小學去看望住校的少明、少民和少林，三個弟弟蹦跳著跑出來，讓我詫異的是沒有一個人的鞋子是完好的，六隻腳全都是“前看見大蒜，後看見雞蛋”。我趕忙帶他們每人買了一雙布鞋。我問他們，鞋都成這樣了也不給家裏說？他們笑著說“涼鞋穿著舒服。”

幾十年來，父親的房間一直懸掛著毛主席“站在最大多數勞動人民的一麵”的題詞，這是父親一生所努力遵循的“座右銘”。時時處處身體力行。他雖身居高位，卻自覺地把自己置身於普通群眾之中。我印象特別深的是“三年自然災害”時期的幾件事。1961年冬我出差路過西安在家住了幾天，發現家裏生活也非常困難，大家都處在吃不飽的狀態。上高中的大弟少英因缺乏營養得了浮腫和肝炎，學校給患病同學每人補助了一斤黃豆，少英竟然生嚼著吃完了。小弟少林才5歲，身體比較虛弱，吃飯時想吃點糖都讓姑奶非常為難。還是我看到家裏有一小堆甜菜，就熬了兩罐頭瓶糖稀，暫時應了急。在省委幹部學校任副校長的母親，最大的努力就是每天下班回來，用小手帕兜一手帕豆腐渣回來補貼家裏。雖然人民大廈和八號院內都設有特供小賣部，可以有限製地買點生活必需品，但是父親堅決不讓去那裏買東西，就是要遠離“特供”二字。組織上決定給常委以上領導每人補助一袋麵粉，公務員都扛回家了，父親敏感地問哪來的麵？公務員說明情況後父親讓退回去！公務員說常委每人都有，別人都拿了！不願往回退。一向和善的父親這次竟然大發脾氣，厲聲說道：“退回去！我不管別人，群眾的饑荒沒有解決，我有什麽理由搞特殊？”公務員隻好委屈地含著淚把麵粉退了回去。我看到家裏放著一輛舊自行車，就對母親說我想用一下去找同學。母親說，這是你爸上班用的，秘書長們每人一輛，為了節省汽油，從8號院到建國路去都騎自行車，你不能用。母親說的我能理解，長期以來，不能影響父親的工作和休息，不能翻動父親案頭的書籍文件，哪怕是一張參考消息，更不能以順便為由搭乘父親的汽車，早就成了家庭成員必須遵守的規矩。

作為一名共產黨員，父親是一個政治信仰非常堅定的人。他把自己的一生都無私的貢獻給了他為之奮鬥的事業。父親在青年求學時期就毅然投身革命，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繼而成為當時地下工作的地方領導者。為了國家和人民的解放，他一身浩然正氣，長年累月，不避艱險，不畏困難，拋家舍業，出生入死出色地完成了組織交給的工作任務，為共和國的建立立下了豐功偉績。新中國成立後，父親無論是在渭南地委，還是到省委、省人委、省政府工作，都是以實幹的成績贏得了領導和群眾的讚譽，稱他和張鐵民等領導同誌為“陝西的實幹家”。

父親在幾十年的革命生涯中，雖曆經磨難，曆經坎坷，多次遭受政治運動的不公平待遇，被錯誤打擊甚至迫害，尤其是父親最器重、認為從小聰明上進、勤奮好學、有思想、善鑽研、下鄉後被評為“學毛選積極分子”的二弟劉少雄，因為對“文革”不理解，研讀“毛選”和馬列著作找答案，在同學間的通訊和筆記中既進行理論探討，也表示了對“文革”許多做法的懷疑和對社會動亂的不滿，而被打成“現行反革命”直至迫害致死（1978年西安市中級人民法院在為少雄平反時，稱少雄是張誌新式反“四人幫”的英雄），極大地打擊了父親的身心。但父親忠誠於黨的信念從未動搖。他不但在“文革”的逆境中堅守自己的信念，在複出重新工作後和離休後的歲月裏，他依然是保持老作風，緊跟新形勢，學習、研究新問題，以全新的理念繼續為黨工作，為人民作貢獻，始終如一地保持著一個真正共產黨員的風範。

這期間父親對我的一次談話使我終生難忘，也影響著我的一生。1967年冬，我從部隊駐地寧夏休探親假回來，這時父親的處境已經非常困難。一天晚上我和父母圍坐在爐子旁，父親問起我在部隊的情況，我說部隊是奉中央軍委命令由平涼移防銀川“支左”的。寧夏幾派鬥得非常激烈，武鬥規模比較大，已發生了解放軍奉命開槍的事件，情況很複雜。黨政軍領導不是“靠邊站”就是被關“牛棚”，自治區黨委書記楊靜仁、主席馬玉槐就是我們連一個班管著，戰士們對他們還比較關照，……父親沉思了好久沒有說話。沉默良久，父親說：“群眾運動總難免有過激的行為，渾水摸魚，借機報私仇的事情也會發生，但要相信運動最終是要回歸正確道路的。作為個人還是要按照毛主席說的辦，要相信群眾相信黨。你搞‘支左’工作，一定要依靠組織，團結同誌，一定要注意政策和策略，要遵守紀律。處理問題一定要調查研究，搞清真相，萬不可有過激的行為。凡是政治運動，最後都會有一個甄別、評價、總結階段的，把握不住自己就會犯大錯誤……”父親突然話題一轉說“我和你媽參加革命幾十年，工作中的缺點錯誤肯定是會有的，讓我們做檢討，接受批評都是能理解的。但是有一點我可以明確地告訴你，雖然我們長期從事地下工作，但在我們身上根本不存在叛徒、特務的問題，也不存在道德品質和生活作風方麵的問題，我們始終是忠於黨的事業的，既不會給黨丟臉，也不會給子女丟臉，至於運動結束後，就是做不成領導工作了，我們還是共產黨員，還可以做別的一般性工作。你就不要多操心。”父親坦然地接著說：“我們這個家庭靠的就是黨和國家，你可以看到我們沒有私產，我們唯一能做的就是為黨工作，為人民服務。要相信黨是不會讓老實人吃虧的。再說，共產黨還是應該按照劉少奇同誌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裏說的去做。隻要是革命事業和黨的利益的需要，哪怕個人受點委屈、冤枉，甚至更大的犧牲也都要能承受，絕不能為了個人的私利損害黨和群眾的利益。”

一番談話更增進了我對父親的了解和崇敬。在以後的年月裏，父親的教誨常常會浮現在我的腦海中。特別是1969年6月我受家庭株連複員回到西安，一夜之間便從寧夏回族自治區黨校的軍代表，革委會的主任成了一名沒有單位願意接受的“社會棄兒”和“黑幫子女”。三個月後，總算當上了一名車工。可是樹欲靜而風不止，家庭“變故”不斷，送母親下放農村勞動；三弟少明因收轉親友信件，被以“政治問題”關進監獄，除了經受“鍛煉”沒有任何片言隻字的結論，感染傷寒後被放回來，因身體虛弱煤氣中毒險些喪命，卻被說成是“畏罪服毒自殺”；空空如也的房子裏，最顯眼的財產就是父親的一大箱書籍、資料，還被多次抄家、搜查；在不到兩年的時間裏被逼搬了四次家，最後一次竟然采取的是不打招呼就拆房的手段。為了應付突如其來的變故，我常常隻能采取和工友換班的辦法，多上夜班，白天處理各種難題。那時我碰到的是側目、冷眼、歧視、刁難；感覺的是困惑、失落、孤單、無助。把一輩子沒有想過的事，不知道想過了多少遍！一段時間連車間的工友都說“看你都撐不下去了，還是挺過來了！”這不能不歸功於父親對我的教誨。我複員回來就無法見到父親的麵，常想念著父親，也常回味著父親的教誨。可以說那次談話是父親給我注入的一劑政治“強心針”和“預防針”，使我沒有在逆境中沉淪頹廢，苟且偷生，沒有做出給父母丟臉和有悖於共產黨員的稱號的事，為後來能緊跟時代的發展奠定了一個良好的基礎。

2007年2月27日，父親因病不幸去世了。父親的逝去，不僅僅留給我們的是無盡的思念，還給我們留下了最寶貴的精神財富。正如組織所評價的“毛澤東同誌‘站在最大多數勞動人民的一麵’的題詞，這正是劉邦顯同誌一生的追求與寫照。”“劉邦顯同誌襟懷寬闊，光明磊落，任勞任怨，廉潔奉公，淡泊名利，公道正派，作風務實，謙虛謹慎，嚴於律己，顧全大局，兢兢業業，處處表現出人民公仆的本色和共產黨員的操守”。黨和群眾對父親的評價中肯、公正、準確，使我們感到欣慰，作為兒子我感到無比光榮。父親就是我們的榜樣。父親的優秀品德，人民公仆的本色和共產黨員的操守，就是父親留給子女、留給社會、留給黨的最寶貴的財富。

父親，我們永遠懷念您！

2007年9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