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邦顯

深情懷念老同學、老戰友劉邦顯同誌

楊克

邦顯同誌是我的老同學、老戰友，1936年在西安師範學校相識，長達70年。在西師三年中，我們一起參加各種抗日救國活動，反對國民黨黑暗專製鬥爭，走上了革命道路。1938年秋，我們一同離開西安，調到中共陝西省委機關（先後駐雲陽鎮、照金鎮、馬欄鎮）學習、工作約六七年時間。抗戰勝利後，解放戰爭時期，邦顯同誌被派往關中東部地區國統區做地下黨工作，我被調往陝南同中原突圍部隊創建根據地鬥爭，長期未能會麵，直到1983年他到北京參加會議時相見。我們暢談了半天，有說不完的話。上世紀80年代後期，我們離休後，參與陝西扶貧活動，我被聘為陝西省人民政府扶貧顧問，同他常有接觸，商談扶貧事宜。

從長期相識和相處中，邦顯同誌是大家公認的合格的、優秀共產黨員，傑出的領導幹部，有堅定的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堅強的共產主義黨性，實事求是的思想作風，一生勤奮學習、認真工作、兩袖清風、公正廉潔、艱苦樸素、不驕不躁、平易近人、無私奉獻的人民勤務員。我們懷念他，就要繼承弘揚他的優良思想作風，為黨和人民的事業永做孺子牛。

由於時間長久，年事高，有許多往事記憶不清。但是，同邦顯同誌相識相處中，有些情況迄今仍記憶猶新。

在西安師範學校時期

1936年我到西安師範學校讀書，和邦顯同誌相識。他比我高兩個年級，大三歲，是我的學長。

當時，西安師範是學生抗日救國活動的重點學校之一，西安學生救國聯合會（簡稱學聯）、省抗敵後援會西安學生分會、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簡稱民先隊）西安分隊部等青年團體的主要負責人，多由西師學生擔任。邦顯同誌和我都參加各種救國活動，在抗日救國活動中，我們得到了鍛煉，提高了覺悟，先後參加了民先隊和中國共產黨。

我同邦顯同誌直接接觸較多的有兩個時期。一是1937年上半年，西師學校開辦民眾夜校，吸收附近碑林、書院門地區市民參加學習。邦顯同誌被推薦擔任校長。我被推薦擔任夜校拉丁化新文字教員，以加速掃除文盲。從此，同邦顯同誌經常商談，如何辦好夜校。夜校七八十名學員中，有十歲左右的少年兒童，也有二三十歲的成年人；有的粗識文字，有的是文盲。男女青少年聚集在一個教室裏教學，相當不便，秩序也比較混亂。我同邦顯校長反複商量，確定采用複式教學，分組學習，學生教學生，充分發揮年歲大粗識字的學生作用，讓他們在教學和管理中當“教員”，使教學得以逐漸正常進行。夜校既教文化，識字掃盲，又結合進行時事形勢教育，使學生知道抗日救國的一些道理。

這裏順便說一下，我為何學習新文字和被推薦到夜校教書的。

當時，在西安要找到進步書報是很困難的，也是有風險的。我學習新文字後，能看到蘇聯印發的《工人之路》等新文字書報，有助提高認識。1937年夏，我同張茂棟同學一起去雲陽鎮紅軍總部，給已參加紅軍的同學成黎（任秉璋）帶了幾本新文字書，出北城門時，被軍警特檢查盤問，我發現他們不認識新文字，就說：這是英文書，才應付過去。出了北城門，張茂棟連聲說：你應付得好。

再是抗戰開始後，西安學生積極開展支援抗戰活動，西安學聯經過鬥爭，改名為“陝西省抗敵後援會西安學生分會”，西師學生救國會改名為“西安學生分會西師支會”。讓步改名，取得了合法地位。1938年上半年，中共西安學委選派我到西安學生會工作，擔任黨團書記。邦顯同誌被選為西師支會的負責人之一。西師學校被選為西安學生分會常委和總務部長，處理日常工作，我幾乎每天都要到學生分會（辦公地址在西安高中）去工作。西師支會是西安學生分會的支柱單位，我經常同西師支會邦顯同誌聯係，商談工作，好些重要活動都要依靠西師支會進行。世界學聯代表團到西安訪問，我們事先已與省抗敵後援會協商好，由各界群眾團體聯合歡迎，主要由學生分會向世界學聯代表團介紹情況。但省抗敵後援會臨時違背協議，一手操縱包辦。這種情況下，經世界學聯代表團同意，由學生分會主持，再舉行歡迎座談會。我們商定：在西師中天閣（圖書館）召開歡迎座談會。學生分會介紹了學運情況，民先隊、西青救等團體代表也作了發言。世界學聯代表聽了有關支援抗日救國活動的情況後，很高興，說他們一定要給各國人民介紹，還要我們給收集一些有關照片帶過去。他們從延安返回西安時，楊克將兩集照片親自交給團長柯樂滿。柯樂滿團長再次表示要向各國青年介紹，支援中國的抗日戰爭。這次歡迎座談會能夠順利召開，西師支會邦顯等同誌出了大力，做了充分準備，維護了會議秩序，保證了會議安全。

此外，在抗議國民黨軍警特對西師支會和校長辦公室等處進行搜查、扣押西師學生、撤換西師進步教師，以及開展統一青年運動大討論等等鬥爭中，西安學生分會同西師支會的同誌，共同進行了激烈尖銳的鬥爭。邦顯同誌在鬥爭中，日夜操勞，撰寫傳單、書寫標語、組織遊行隊伍，具體部署指揮鬥爭，都起了積極作用。我們在鬥爭中建立的戰鬥友情，永遠難忘。

在陝西省委時期

我們在陝西省委（包括關中地委、省工委）先後相處六七年時間。

1938年秋，西安師範等學校搬遷到陝南。組織上決定調我和邦顯等同誌到省委工作。當時省委機關在雲陽鎮，對外以八路軍一一五師後方留守處名義作掩護。國民黨軍警特對前去雲陽鎮的人員監視檢查很嚴。我同邦顯、王天啟（西安高中黨員）三人乘坐馬車，以回家之名前往雲陽鎮。路過涇陽縣西城門外時，遇到警察盤問。我坐在車轅上，下車應對。那時我穿了一件黑呢子大衣，衣服整潔，警察沒有多問為難，即予放行。邦顯和天啟二人坐在車裏，沒有被盤問。他們笑著說：警察看衣裳行事，你穿的呢子大衣起了保護作用。

到了雲陽鎮以後，我們參加了省青委擴大會議，總結了幾年來的青年工作。接著參加了省委第五期幹訓班學習。邦顯同誌是第一次進幹訓班學習，聽省委負責同誌講課（張德生講黨的建設，趙伯平講農民運動，汪鋒講遊擊戰爭等），同大家一樣，覺得學習內容既新鮮又豐富，認真學習。我是第二次參加幹訓班學習，組織上讓我兼任教育幹事，參加支委工作。幹訓班學習生活嚴肅、緊張、活潑，強調理論聯係實際，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以增強黨性。對有的學員表現的某些不健康的小資產階級思想作風，進行批評教育。邦顯同誌是學員中的積極分子，這次學習收獲很大，政治思想水平有明顯提高。

幹訓班結業後，我和邦顯同誌被分配到省委宣傳部教育科工作。我任科長，科裏還有衛平、史玉山同誌。我們初次參加機關工作，又是年輕新黨員，不懂得業務。當時任宣傳部長的楊清同誌（歐陽欽）在西安工作，由省委書記關烽同誌（賈拓夫）代管。他在部務會議上提出，要我們寫個對幹部和黨員進行教育的計劃，從思想上鞏固黨的組織，使大批新黨員從思想上入黨。我們科裏幾個同誌反複研究後，由邦顯同誌整理成一篇文稿，送領導審閱，關烽同誌認真審閱，親自修改，具體幫助指導我們工作，受益匪淺。

省委機關也是一個大學校，對機關工作人員學習抓得很緊，專門成立學委會，領導學習。按文化程度分高、中、初三個小組，分別學習中國革命問題、馬列主義、聯共（布）簡史等。我和邦顯同誌先參加學習中國革命問題組，後學習聯共簡史。以自學為主，定期進行小組討論。大家發言熱烈，暢所欲言，各種不同觀點激烈爭論。自行參與討論的人不少，省委領導同誌也經常參加，同大家一起討論，但又不輕易作結論。邦顯同誌發言踴躍，敢於提出不同意見，與同誌們爭論。這種好的學風，在幹部中留下深刻的良好印象。

整風時期，邦顯同誌在延安中央黨校參加整風學習和審幹。我在關中地委工作（省委與關中特委合並，改為關中地委），仍從事地下黨組織具體管理。整風審幹後，原省委送到延安學習的一些幹部陸續調回關中，參與國統區地下黨的恢複重建工作。邦顯同誌調回關中後，組織上即考慮派他外出工作。德生、汪鋒等領導同誌經過反複研究，征求邦顯同誌意見，認為他可以外出到東府地區工作，先恢複華陰和潼關兩縣地下黨組織聯係，並設法找到合適職業作掩護，站住腳，隱蔽下來，進行領導工作。邦顯同誌識大體，顧大局，以黨的需要為前提，服從組織分配，接受外出任務。我當時具體管理地下黨的組織工作，向他介紹了國統區的有關情況，以及華陰、潼關兩縣地下黨組織的具體情況。邦顯同誌於1945年秋離開邊區——關中分區馬欄，通過封鎖線，安全到達目的地。邦顯同誌社會經驗較多，知識麵廣，師範學校畢業，懂得教學有關知識。他外出後，很快考察恢複了大部分失掉聯係的黨員，傳達了黨的方針政策，安排部署了工作。而且找到了社會職業作掩護。先到澄城縣一所中學教書，對華陰、華縣、潼關實行異地領導。以後又在華陰地下黨員辦的一個工廠做事，就近指導工作，並使該工廠作為領導機關掩護地。而後，成立東府地工委，邦顯同誌任書記，領導華陰、華縣、潼關、渭南等縣工作。發展壯大了黨的組織，開展統戰工作，爭取一批地方武裝，為迎接解放做了大量準備工作，對東府地區解放有重要貢獻，功不可沒。邦顯同誌在陝西地下黨的工作中，多次衝過敵人封鎖線，曆經艱險，戰勝重重困難，積累了比較豐富的寶貴經驗，取得了巨大成效。新中國成立後，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中有些人對渭華地下黨和邦顯同誌的一些非議、指責，都是莫須有的不實之詞。李先念同誌曾說過，“陝西地下黨是個真黨，是個好黨，我走過陝西的那條路，說是白區，實際是紅區，很安全。”“沒有陝西黨就沒有我李先念。”

我和在京的一些老同誌參與陝西扶貧活動後，同邦顯同誌接觸不少，商談有關問題。我每次到西安都要同他聯係，得到他的支持協助，他向我們講了不少有益的意見。去年，我應邀到西安參加紀念西安事變70周年活動時，抽時間前去看望他，他已患病臥床，但仍能清醒交談，有說有笑，非常高興，還說了他的養生經驗。我囑他早日康複。兩個月後，驚悉他因病久治不愈離開了我們，極為沉痛，立即發去唁電，務希雷田穎同誌節哀保重；期望孩子們繼承父輩優良思想作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以告慰老人。同時，又委托我在西安工作的弟弟楊文富去三兆向邦顯同誌遺體送別和敬獻花圈，以表達對他的深情懷念。

2007年夏於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