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邦顯

知足心常樂　無欲品自高

——深切懷念劉邦顯同誌

牟玲生　劉雲嶽　王一士

劉邦顯同誌，曾任中共陝西省委常委、副省長，是陝西地區德高望重的一位老幹部、老黨員，也是同我們朝夕相處，對我們教育幫助至深的一位好領導、好師長。我們長期在他的領導下工作，他的言傳身教，使我們終生受益。特別是他清廉寬厚的高尚品德和求真務實的敬業精神，給我們留下了深刻印象，是我們學習的典範。

劉邦顯同誌，陝西臨潼人。自幼聰穎，勤奮好學。在私塾和村小受啟蒙教育時，由於刻苦用功，學習成績優秀，即受到老師的表彰和鼓勵，也深得同學們的尊敬和愛護。他生在農村，長在農村，親身經曆了舊中國廣大農民飽受封建剝削壓迫的苦難，青年時期就投身革命，一心為普通百姓的翻身和解放，竭盡綿薄之力。1934年春，他以優異成績考入陝西省西安師範學校。這個學校是一所具有光榮革命傳統的學校。早在1926年和1927年就建立有共青團支部和共產黨支部。邦顯同誌在西師上學期間，就閱讀了《共產主義與共產黨》、《社會進化簡史》以及李大釗、魯迅、郭沫若的著作，思想進步很快。先後參加了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和中國共產黨，毅然投身到反帝、反封建、反國民黨獨裁統治的鬥爭。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變當天，當聽到“蔣介石被抓了”的號外後，西師的學生頓時沸騰起來了，他們紛紛湧上街頭，揮舞捉蔣“號外”、宣傳張學良、楊虎城將軍“停止一切內戰”、“釋放一切政治犯”、“保障人民集會結社的一切政治自由”等八項救國主張，西安街頭到處充滿著愛國激情與團結救亡的動人景象。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受中共陝西省委指派，由劉邦顯任團長，率西師學生農村工作團赴華縣農村和鹹林中學開展抗日救亡宣傳活動。所到之處，農民和學生群情激昂，確實起到了“一石激起千層浪”的動員和鼓舞作用，受到省委的表彰。

1939年劉邦顯同誌在延安中央黨校和馬列學院學習後，被分配到中共陝西省委工作。1940年10月任臨潼渭河南縣委書記，負責全縣黨的工作和對敵鬥爭。當時陝西國統區地下黨的工作重點，主要是落實中共中央關於“蔭蔽精幹，積蓄力量，長期埋伏，以待時機”的十六字方針。劉邦顯同縣委的同誌一起，采取表麵不動實際行動的“鴨子浮水”方式，更加縝密地進行黨的活動。一般是盡量少開或不開黨的會議，不搞公開的大規模的群眾活動，有意識地中斷同一些黨員的聯係，把一些易於暴露的黨員調離隱蔽起來。黨組織同黨員之間，實行“單線聯係，異地領導”。即一個地方的黨員隻發生垂直關係，不發生橫的關係；一個地方有兩個以上黨組織的，也不發生橫的關係，即使這個組織被破壞了，另一個組織還可以繼續堅持鬥爭。這樣縮小了暴露目標，達到了長期埋伏的目的。1947年3月至1949年3月，劉邦顯先後任中共華（陰）潼（關）工委書記和東路工委書記，管轄渭南、華縣、華陰、潼關、大荔等縣黨的工作。這時隨著解放戰爭形勢的迅猛發展，黨的活動方式，已由隱蔽精幹轉變為積極開展活動，采取多種鬥爭的形式，廣泛聯係，廣交朋友，做好一切準備工作，迎接關中解放。特別是對農村的鄉鎮長和縣城的武裝力量，采取“德威並重”，攻心為主的方針，積極做好爭取工作，盡量化敵為友，為我所用。一種是“打進去”，派共產黨員去掌握實權；一種是“拉出來”，讓他們與共產黨合作，名為國民黨，實為共產黨辦事。這樣經過教育爭取，分化瓦解，變不利因素為有利因素，在當地縣城解放時，沒有經過激烈戰鬥，敵人縣城的武裝人員一般都起到了“開城門”的裏應外合作用，收到了好的效果。

在陝西黨內的長期爭論的“渭華問題”中，邦顯同誌忍辱負重，顧全大局，是人所共知的，也是令人景仰的。1951年開展“三反”運動時，渭華地區的一些黨員和幹部，對當時渭南地委、專署兩個主要領導幹部特殊化作風問題，提了一些批評和意見，這本來是正常的。但領導上卻認為是當地幹部“反黨反領導”的問題，對提意見的同誌進行打擊報複，甚至錯誤地逮捕和處分了一些幹部。時任地委副書記劉邦顯和他的夫人田穎以及渭南縣委書記等，也因此受到懷疑，甚至把他們也列入30名被偵查的幹部黑名單中。當時省委在處理所謂的渭南華縣問題時，沒有傾聽多方麵意見，偏聽偏信，因而有不少同誌多次向黨中央反映，認為省委的處理結論不妥，要求複查。1956年中共八大會議閉幕後，中央委托習仲勳、賈拓夫同誌召集有關同誌座談，集思廣益，取得共識，形成了《座談會紀要》。明確指出渭華問題的錯誤“是屬於地委領導上壓製民主、壓製批評的性質，而不是渭華幹部反黨反領導的問題，省委的《結論》上沒有明確指出這一點，是不妥的。”1957年9月12日中共中央指示“同意”這個《座談會紀要》，並派賈拓夫同誌到陝西傳達這個紀要。在省委常委會議上，劉邦顯聽了傳達報告後發言說：中央指出渭華問題錯誤的性質是完全正確的。所謂的渭南華縣問題，就不應當叫渭南華縣問題，而應當叫原地委、專署兩個主要領導人的問題，是他們壓製民主、壓製批評的問題。而不是渭華幹部反黨反領導的問題。這就把真實還給了曆史，是真正對幹部對曆史負責的。渭華地區的黨組織和黨員幹部，對中央專門召開座談會，傾聽不同意見，作出了客觀公正的結論，是非常感激的。並願接受曆史的經驗教訓，“前輩不忘，後事之師”使前車之覆成為後車之鑒。

劉邦顯同誌新中國成立後長期在渭南地區工作。他對農業和農村工作很熟悉，也很有經驗。在上個世紀的50年代中和60年代初，他曾兩次擔任中共渭南地委書記，當選為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並在八大會上作了關於加強農村工作的發言，對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傾注了全部心血。用自己的話說：“我把一生最寶貴的年華都獻給了渭南人民。”在工作中，他全麵貫徹執行黨的農村工作政策，胸中有全局，手中有典型，帶領渭南地區的廣大幹部和群眾，集中力量以發展生產為中心，為完成渭南地區發展國民經濟第一個五年計劃和農業社會主義改造，嘔心瀝血，運籌決策，作出了顯著成績，使渭南地區成為全省提供商品糧棉最多的地區。同時他根據省委指示，為了促進農業生產，改變“秋倒夏，夏倒秋，兩料不如一料收”，盲目擴大複種指數的惡性循環，對渭北旱原地區的農作物配置和輪作倒茬，實行以種糧為主，糧食以小麥為主，小麥以正茬麥為主的“三為主”方針，並根據耕作粗放情況，采取“深耕、保墑、施底肥”的主要技術措施，使渭北旱原地區迅速扭轉了盲目擴大複種指數的局麵，促進了糧食全麵增產。

1963年和1982年，在陝西省第三屆和第五屆人民代表大會上，劉邦顯曾兩次當選為陝西省副省長，主管農業和財貿工作，積極推行各項改革富民政策，為陝西國民經濟的繁榮發展和改革開放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發揮了重要作用。他勤政愛民，作風紮實，一貫堅持每年以不少於三分之一的時間深入基層，深入農村，調查研究，傾聽群眾呼聲，掌握第一手資料，及時發現問題和解決問題。他無論在哪個地區、哪個單位、也無論做什麽工作，始終保持著同人民群眾的密切聯係，始終相信和依靠群眾做好工作。他平易近民，深知農民疾苦，又善於做農民工作，深得農民群眾信任。1965年冬至1966年春，他遵照省委指示，帶領一個工作組赴榆林鎮川葛家村大隊蹲點搞社教工作。他住在農家窯洞，吃著農戶百家飯，挨家挨戶走訪談心，同農民拉家常。無論農夫農婦，都把“老劉”當成自己人，貼心人，給他講實情，說真心話。通過深入地調查了解，他胸有成竹地說：“這個大隊的絕大多數幹部是好的和比較好的，為群眾辦了許多實事好事，要正確對待他們。”從這個實際出發，他力排“左”的幹擾，總結出一套比較切合農村實際的思想政治工作經驗，對幹部解放比較快。這個大隊到社教結束時，除充實和加強領導班子外，沒有處分一個幹部，也沒有撤換一個幹部，隻是用和風細雨的方法讓幹部洗了個“溫水澡”，受到了深刻教育。同時他反複強調社教與生產緊密結合，生產搞不好，社教就失敗。當時全國正在突出政治，批判“業務掛帥”。邦顯同誌語重心長地對工作組幹部說：“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政治掛帥如果不掛在生產上，政治掛帥也掛不好。”這個大隊新中國成立後20年隻修了100多畝水地，社教五個月就修了水地200多畝，而且把一個百畝不平的五裏坪，社教一個月就全部修成了水平梯田，讓農民得到了實惠。

劉邦顯同誌離開領導崗位後，人老心不老，官休誌不休。他受省政府重托，擔任陝西省扶貧顧問組組長，並主動聯絡幾位副省級離退休老同誌，組建了陝西省扶貧基金會，集眾人之力資助一些地區改變貧困麵貌。“身為野老已無責，路有流民總動心。”心存百姓的人，總是心憂百姓。邦顯同誌雖然不是在職領導，仍然心係貧困地區人民，關心人民疾苦。耄耋之年，他不顧體弱多病，不避嚴寒酷暑，還多次深入到陝南、陝北一些貧困地區，走村串戶，調查研究，或訪貧問苦，或靠諸葛亮會，了解實際情況，反映人民呼聲，為改變陝西貧困地區落後麵貌，給省委、省政府決策一些重大問題，提出了切實可行的建議，起到了重要的參謀作用。

“政聲人去後，民意閑談時。”邦顯同誌在陝西工作了70個春秋，足跡踏遍了三秦大地，廣大幹部和群眾對他的政績和人品，早有好的口碑。他一生為政清廉，秉公無私，忘我工作，任勞任怨，堪稱勤政敬業的典範。他平時起草文件或審閱修改文件，字斟句酌，嚴謹縝密，非常認真。有時為了一個詞、一句話，反複推敲，一絲不苟，務求恰當貼切，切中肯綮。有時送他審閱的文件，如果字跡潦草，塗改不清，他即退回，要求重新書寫工整。這種工書善文的筆耕精神，我們深有體會，也深受啟迪。他在生活上甘受清貧，儉樸成習。身上穿著補了又補的補丁襯衣，床上鋪著普通農家的粗布單，一日三餐，嗜糲如精。他戲稱：“五穀雜糧豆稀飯，油潑辣子饅頭麵，紅白蘿卜加大蒜，一杯清茶喝一天。”始終保持著一顆貼近人民的“平常心”，摯愛勞苦大眾，不忘勞動人民本色。他身邊的工作人員和家屬子女，在他的教育影響下，大都養成了戒奢崇儉，清約守樸的良好作風。及至在他病榻彌留之際，還諄諄告誡家屬子女：由儉入奢易，由奢返儉難，千萬不要忘記艱苦奮鬥的延安精神。一句淳樸的叮嚀，濃濃深情無限。他的人生感悟，就是“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他認為隻有經常存有知足心的人，才能在物質利益麵前經常感到滿足，避免貪欲的災禍。他對黨對人民鞠躬盡瘁，對自己則淡泊名利，從來不做非分之事，不取非分之財。為人處世，先公後私，公私分明，沒有任何特殊，沒有任何非分的要求。他常說：“事因知足心常樂，人到無求品自高。”這是他一生做人做事的基本準則和養生信條，也是他人格魅力和高尚情操的真實寫照。哲人其萎，風範猶存。我們懷念邦顯同誌，就要學習他一心為公，勤政敬業的堅強黨性；學習他清正廉潔，淡泊自律的高尚情操；學習他以民為本，親民愛民的公仆本色；學習他艱苦樸素，求真務實的優良作風；學習他好學深思，精心調查研究的科學態度，全麵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為建設和諧陝西的美好明天而不懈努力。

2007年7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