桎梏中的生存明帝國

倭亂猖獗禍患無窮

戚繼光是明代傑出的軍事家、著名的民族英雄。他不但在軍事理論和軍事實踐方麵作出了突出的貢獻，而且在抗擊倭寇入侵的戰爭中取得了非凡的戰績，鞏固了明代的海防。雖然其晚年遭受排擠和冷遇，但他在抗倭過程中所建立的卓越功勳將永遠銘刻在人們心中，將永垂青史。

中國與日本是一衣帶水的鄰邦，兩國的交往可謂源遠流長。隨著地理知識的豐富和航海技術的提高，彼此間的往來越來越便捷。戚繼光特別是中國東南沿海至日本航線的開通，為中日兩國民間交往與海上貿易的發展提供了非常便利的條件。應該指出的是，海上航路的便利也給中央王朝的海防建設帶來了新的考驗。長期以來，日本群島處於分裂割據狀態，南部諸島的武士與商人開始進入中國沿海，進行走私及燒殺搶劫等海盜活動。日本在中國古代文獻記載中稱為“倭國”，因而中國朝野便將入侵騷擾沿海的日本海盜稱為“倭寇”。中國海岸線漫長，沿海抗拒官府的綠林人士也大多以海上諸島為根據地，與倭寇勢力內外聯手，共同向中央王朝的邊區發動劫掠。這種嚴重的態勢在明朝初年就已露端倪。但當時明朝國力強盛，海防鞏固，朱元璋先後派湯和、周德興等將領在山東至福建的沿海各地修築城堡，控製要害，巡視海道，嚴加防衛，所以未釀成大患。

倭患在嘉靖年間特別猖獗，這和當時中國的政治、經濟情況有密切的關係。明世宗的昏憒腐朽以及嚴嵩的奸貪狠毒，前麵已經述及，而尤其可惡的是嚴嵩竟然庇護、縱容通倭官僚，打擊、陷害抗倭將領。如福建巡撫阮鶚通倭，案發後，以重金賄賂嚴嵩，得免治罪。相反的，抗倭將領張經在嘉靖三十四年（1555）浙江王江涇大敗倭寇，擒斬一千九百餘人，取得禦倭戰爭以來最大的一次勝利，但卻因嚴嵩奸黨趙文華的誣陷，功罪顛倒，張經被逮捕處死。抗倭名將俞大猷不會阿諛奉承，也遭到嚴嵩父子的陷害。嚴黨的倒行逆施，使倭寇有機可乘，侵擾活動日益猖獗。

麵對嚴重的倭亂，明王朝的千裏海防卻是衰敝無力，殘破空虛。當時軍屯製度遭到破壞，明人繪倭寇圖卷軍官虐待士卒，士卒紛紛逃亡。地處海防前線的遼東、山東、浙江、福建、廣東諸衛所平均每衛隻有一千七百九十七人，僅占原額五千六百人的百分之三十二左右，而其中有些還是虛額，還有不少是新入伍的和老弱病殘之輩。海防軍備器械也是非常落後，沿海戰船，十存一二，遇警隻好募漁船充數。“兵非素練，船非專業”，官兵畏敵如虎，望風逃竄。東南沿海遼闊的海防線上，幾乎沒有什麽防衛力量可言。難怪倭寇大舉進犯，如入無人之境，人民的生命財產慘遭屠殺和掠奪。

嘉靖年間，由於商品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對外貿易相當發達。除了明朝政府控製的官方對外的“朝貢”貿易之外，沿海一帶私人經營的海上貿易也相當活躍。這些商人不顧朝廷海禁的命令，和“番舶夷商”相互販賣貨物，“私相貿易”，牟取暴利，形成了人數眾多、規模巨大、成群結夥的海上走私集團，來往於日本、南洋一帶。其中勢力較大的海上走私集團，甚至亡命海外，勾結日本各島的倭寇，“於沿海兼行劫掠”，如徽州（今安徽歙縣）人王直，就是當時著名的海盜商人頭目。他以日本平戶為據點，自稱“五峰大舶主”，勾結倭寇，“組織艦隊，誘導日本、中國西海之賊，洗劫江浙沿海”。當明朝厲行海禁時，沿海一些商人豪富，因商業利益受到打擊，便和這些流竄海上的海盜商人以及倭寇相互交結聯絡，“倭人借華人為耳目，華人以倭奴為爪牙，彼此相附，出沒海島”，裏應外合，進行擄掠搶劫，使得倭寇的禍患更為嚴重。

嘉靖二年（1523）五月，日本封建主大內氏遣使者宗設來寧波通貢，另一封建主細川氏也遣貢使瑞佐、宋素卿前來。按寧波市舶司的規定，貨物的驗發以貢使所帶的勘合號數為序，否則，就以船隻入港的先後為準。當時宗設持的是正德朝的勘合，瑞佐、宋素卿持的是弘治朝的勘合。勘合不同，本應以入港先後為準。宗設的船先到，但宋素卿等賄賂市舶司太監，反得優先驗發。後來在宴會時，瑞佐和宋素卿又位列上座，宗設居次。宗設不甘心受歧視，十分惱火，就施展出海盜凶殺的慣技，當場與瑞佐格鬥。瑞佐被殺，宋素卿逃走。宗設追至紹興，再從紹興折回寧波，奪船入海。沿途焚殺劫掠，明朝軍官戰死多人，浙中大震。這就是所謂“爭貢之役”。爭貢之役是因市舶太監受賄枉法而觸發的，也暴露了明朝海防的廢弛和軍隊的懦弱。事後，明政府看不到政治和軍事的弊端，錯誤地以為“倭患起於市舶”，遂撤銷市舶司，停止對日的貿易。這種消極措施使正當的對外貿易和友好往來受阻礙，而走私活動卻更加劇烈起來。從此，公開的交易轉為暗中的走私，斷絕了官方的大批收入，使奸商從中牟取暴利。並由這種私下交易引起的爭端，釀成更為嚴重的“倭患”。

麵對嚴重的“倭患”，明政府於嘉靖二十六年（1547）派朱紈為浙江巡撫，兼提督福建沿海軍務，負責抗倭事務。朱紈上任後，攻下倭寇巢穴——雙嶼港，擒殺通倭的海盜商人頭目李光頭，並追倭入福建沿海，擒殺了另一名頭目許棟，在沿海一帶布下防線，頗有成效。同時，朱紈又搜捕處死一批通倭的商民，嚴申通倭禁令。他的這些措施，引起了在朝的閩浙官僚的強烈反對。因為他們和通倭的沿海勢家豪族有聯係，並通過勢家的通倭而獲利，因而，他們群起而攻之，誣陷朱紈捕殺通倭商民是“擅殺”良民。朱紈勢孤力單，慨歎“去外國盜易，去中國盜難，去中國瀕海之盜尤易，去中國衣冠之盜尤難”。最後，朱紈被罷官，並被逮捕辦罪。他憤恨不過，服藥自殺。“倭患”的出現使明朝官府內部相互傾軋的醜惡暴露無遺。

朱紈死後，浙閩防線被撤除，負責抗倭的巡撫官也罷設。自此，“中外搖手，不敢言海禁事”，倭寇的禍害愈演愈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