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禍國殃民不得善終

嚴嵩在執掌權柄期間,與其子嚴世蕃狼狽為奸,結黨固權,陷害異己,貪汙納賄,魚肉百姓,從而造成吏治腐敗、國庫空虛、邊備廢弛,其禍國殃民的危害罄竹難書。

嚴氏父子的專權擅政,首先使明朝的吏治更加腐敗。明朝發展到嘉靖年間,封建社會的痼疾已日益顯露出來,吏治日趨腐敗。嚴嵩專權,而且貪婪無比,這就使得吏治更加腐敗,出現了“政以賄成,官以賄薦”的醜惡現象。從中央到地方的官員,誰還肯盡力盡職,他們想的隻是如何搜刮百姓,賄賂嚴嵩。當整個官僚隊伍都沉浸在貪的毒汁中時,老百姓也就遭殃了。如前述舉人潘鴻業欲得山東臨清知州,為了向嚴嵩行賄,向人借貸了二千二百兩銀子。時人估算,當時京師借貸,利息為本錢之半,即使潘鴻業上任後立即償還,也不下三千兩銀子。這筆銀兩不取之於民又取之於誰呢?就在嚴嵩專權期間,百姓中曾流傳這樣的諺語:“嘉靖,嘉靖,家家皆淨。”這與嚴嵩的貪婪影響一代吏治有很大的關係。

嚴嵩的奸貪和專權,還直接削弱了明朝的邊防力量,造成了東南倭寇和北方韃靼對明朝的嚴重威脅。東南倭寇是指活動於東南沿海地區的海盜,主要是由中國武裝走私商人和日本浪人組成。早在明初,倭寇已經在中國東南沿海出現。但當時明朝國力強盛,海防鞏固,所以尚未釀成大患。到了嘉靖年間(1522-1566),由於世宗朱厚熜的昏憒,嚴嵩的奸貪,明王朝的沿海防務已經十分空虛。如地處海防前線的遼東、山東、浙江、福建、廣東諸衛所的士卒僅有原額的三分之一;沿海戰船十存一二,遇警隻好募漁船充數。倭寇大舉進犯時,因無抵禦能力,人民的生命與財產慘遭倭寇屠殺和掠奪。嘉靖三十一年(1552)以後的三四年間,江浙軍民被倭寇殺害的就有數十萬人。所以,倭寇是明代嘉靖年間東南方麵最嚴重的禍害。但是操縱內閣大權的嚴嵩卻包庇、縱容通倭官僚,打擊、陷害抗倭將領。福建巡撫阮鶚,麵臨倭寇進犯福州,不但不率兵抗擊,反而賂以羅綺銀子數萬兩,又給倭寇巨艦六艘,讓他們滿載而去。抗倭無策,斂財有計。這樣的人被逮下刑部後,由於以重金賄賂嚴嵩,嚴嵩竟囑法司從輕發落,僅將其罷黜為民。相反,抗倭將領張經曾在嘉靖三十四年(1555)於浙江大敗倭寇,俘斬倭寇約二千人,取得了抗倭戰爭以來最大的一次勝利。但由於沒有賄賂當時任東南督軍的嚴嵩義子趙文華,竟被嚴嵩和趙文華以冒功罪陷害致死。抗倭名將俞大猷,為人耿直,不會逢迎拍馬。嚴嵩惱怒他不奉承自己,就製造事端把他逮捕入獄。朝中許多官員愛惜俞大猷的將才,湊以巨金賄賂嚴嵩,才保住了俞大猷的性命,改為發配大同戍邊。由於嚴嵩及其黨羽顛倒功罪,倒行逆施,東南海防將吏離心,紀律大壞,以致倭寇愈加猖獗。

明中葉,蒙古瓦剌部漸衰,韃靼部乘勢興起。不久,韃靼部達延汗統一了蒙古各部。嘉靖二十三年(1544)達延汗死,其孫俺答汗勢力獨盛。在此期間,蒙古俺答汗屢次率軍騷擾內地。但是自嚴嵩柄政以來,邊將為了保官升職,把諸邊軍糧大半賄賂了嚴嵩,致使軍士饑疲,邊防大壞,無力抵禦蒙古韃靼貴族統治者軍隊的騷擾。特別是嘉靖二十九年(1550),韃靼部俺答汗率軍長驅直入北京郊區,北京城已處於萬分緊急的狀態。但嚴嵩不顧軍情緊急,隻考慮如果京郊戰事失利難以瞞住皇上,自己作為內閣首輔難脫幹係,便千方百計阻止抗戰。兵部尚書丁汝夔問計嚴嵩,嚴嵩卻說:“京郊不比邊塞,在邊塞戰敗還可掩飾,而京郊戰敗人所共知。俺答軍搶掠夠了就會離去,我們唯有堅壁是上策。”於是,兵部發令,不得輕易出戰。各路勤王軍到京,嚴嵩又薦舉其黨羽仇鑾為大將軍,節製諸路勤王兵馬。在嚴嵩、仇鑾的節製下,各路勤王軍隊隻是坐觀俺答軍殺掠人口、搶奪財物。仇鑾所率軍隊甚至尾隨俺答軍後趁火打劫,燒殺搶掠,比俺答軍還凶狠。一直到俺答軍在北京城郊燒殺搶掠數日,押運著大批男女、金帛、財物誌得意滿地離去,仇鑾才率軍佯作追擊,砍了幾十個百姓的頭來冒功。世宗朱厚熜不加核實,竟加封仇鑾為太保,並賜金幣。不過,對於俺答兵臨城下,世宗朱厚熜還是感到有失皇帝的麵子,為了泄憤,他便把兵部尚書丁汝夔下獄。嚴嵩怕丁汝夔在這個時候揭發自己曾經授意他不出戰的罪行,便寬慰丁汝夔說:“有我在,一定不會讓你去死。”可是當世宗朱厚熜發怒要處死丁汝夔時,嚴嵩又噤若寒蟬,一言不發。丁汝夔臨刑時方知受騙,大呼“嚴嵩誤我!”結果,丁汝夔被斬。

當京師告急時,巡撫楊守謙日夜兼程趕來勤王,皇帝怒其不能破敵,殺之,嚴嵩又坐視不救。右中允趙貞吉堅決反對城下之盟,主張皇帝下詔引咎,宣諭諸將,監督力戰。嘉靖帝立擢其官,令其宣諭諸將,並撥五萬兩銀子聽其隨意犒賞。但僅僅因為趙貞吉上門拜謁嚴嵩時不夠恭順,嚴嵩便推辭不見。趙貞吉又怒斥嚴府守門人和趙文華,從而得罪嚴嵩,嚴嵩便處處掣肘,擬旨時,故意不提令其督戰之事,且不給一兵一卒護行。就在敵騎充斥的情況下,趙貞吉隻身馳入軍營,散金犒師,鼓舞士氣。第二天複命時,嚴嵩竟在皇帝麵前挑撥,激起帝怒,將趙貞吉下獄,並杖於廷,後又貶謫荒徼。嚴嵩就是這樣,哪怕國難當頭,仍不忘挾私報複。

嚴嵩長期專權,結黨營私。他極力培植死黨,並安插親信掌握機要部門,以固權勢。他以其子嚴世蕃為爪牙,聚類養惡,僅幹兒子就有三十餘人,尚書關鵬、歐陽必進、高耀、許熗等都是嚴嵩黨羽。通政司是負責呈送奏章的重要部門,嚴嵩為了控製這個部門,便任其義子趙文華為通政使,凡上疏奏章,必由趙文華將副本先送嚴嵩閱看,然後才上奏。徐階吏部文選和兵部職方是兩個低微的官職,但由於吏部文選負責辦理官吏的升遷、改調,兵部職方負責軍製等具體事宜,都比較機要。因此,嚴嵩也牢牢將其控製在手中,將親信萬寀和方祥分別任命為文選郎和職方郎。他二人經常拿上文簿由嚴嵩任意填發,時人稱二人為嚴嵩的“文武二管家”。

嚴嵩的擅權妄為和結黨納權,漸漸引起嘉靖帝的不滿。嘉靖三十七年(1558),刑科給事中吳時來、刑部主事張羽中、董傳策三人同日分別彈劾嚴嵩。嚴嵩以為這是受輔臣徐階指使,因此企圖追究三人,以便借此擠走徐階。但嘉靖卻無意窮追。不久,吏部尚書空缺,嚴嵩力推內親歐陽必進,但僅隔幾個月即被嘉靖罷斥。嚴嵩義子趙文華忤旨獲罪,嚴嵩也不能救。尤其是嚴嵩此時已年逾八十,難以勝任本職。嘉靖帝所下的手詔,語句多難以理解。過去隻有嚴世蕃能夠一覽了然,所擬答語也合嘉靖帝的心意。但嘉靖四十年嚴嵩之妻死去,在嚴嵩的請求下,嘉靖雖同意嚴世蕃不必護喪南歸而留侍京邸,但由於重孝在身,嚴世蕃不能入內閣代父票擬。嚴嵩無法答對嘉靖帝的手詔,便派人拿去問嚴世蕃,而世蕃在家日夜放縱淫樂,沉溺於女色之中,又不能及時作答。嚴嵩隻好勉力為之,卻往往言詞不清,甚至前言後語相互矛盾,經常不合世宗的心意。這樣,嚴嵩便漸漸失去了世宗的寵眷。

這時,又有方士蘭道行以扶乩得到世宗朱厚熜的信任。一次,世宗問蘭道行朝中大臣的奸賢,蘭道行便假借乩仙之意說:嚴嵩是最大的奸臣。世宗朱厚熜又問:上仙為何不降災除奸。蘭道行又借乩仙之意說:留待皇帝正法。之後,當禦史鄒應龍上疏揭發嚴嵩父子罪行時,世宗便把嚴嵩罷職,其子嚴世蕃與其門客羅龍文謫戍邊地雷州。這件事發生在嘉靖四十一年(1562)五月。可是,目無王法的嚴世蕃在去戍地的半途逃回了原籍。羅龍文也從戍所逃回徽州,往來江西徽州之間,與世蕃密謀策劃。嚴世蕃逍遙法外,仍在家鄉大治園亭,氣焰十分囂張。連他的監工奴見到地方官也趾高氣揚。嚴世蕃還假借建房之名,召集亡命之徒四千餘人充當衛士,出沒無常,劫掠士民,甚至昏夜殺人,奪人子女金錢。羅龍文又與海盜頭目汪直相勾結,圖謀不軌。後來,禦史林潤掌握了以上材料,就將嚴世蕃逃回原籍、誹謗朝政、專橫鄉裏、圖謀不軌等罪行上疏給皇上,世宗見到奏章後大為震怒,立即把嚴世蕃逮捕入京,並於嘉靖四十四年(1565)將嚴世蕃斬首。當惡貫滿盈的嚴世蕃臨刑時,市民們紛紛持酒觀看,無不拍手稱快。嚴世蕃被斬後,嚴府被抄,次年,嚴嵩也在一片淒涼、萬人詛咒中死去。

嚴氏父子專權,禍國殃民,流毒天下。他們是集奸詐、貪婪、專橫於一身的封建官員的典型,是封建社會肌體上的大毒瘤。嚴嵩之所以能專權,首先得力於他的權術。正如時人徐學詩所指出的:“嚴嵩權力足以假手下石,機械足以先發製人,勢利足以廣交自固,文詞足以掩罪飾非。而精悍警敏,揣摩巧中,足以趨利避害。彌縫缺失,私交密惠,令色脂言,又足以結人歡心,鉗人口舌。”憑借這一套嫻熟的權術,嚴嵩真乃左右逢源。

造成嚴氏父子專權的根本原因還是封建專製製度。嘉靖帝昏庸、好諂、護短等心理特征為嚴嵩專權提供了極好的機會,使他一步步得到皇帝的寵信。而皇帝的寵信又為嚴嵩立於不敗之地提供了護身符。所以盡管嚴嵩的奸猾貪詐為人所共知,而且不斷受到揭發彈劾,但由於皇帝的庇護,人們隻能望之興歎,徒喚奈何。曆史上禍國殃民的大奸臣、大貪官曆代不絕,其根源就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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