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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洋悲歌啟後人

在為鄭和下西洋引以為自豪的同時,也毋庸諱言,它亦有著相當大的負麵影響。

從鄭和的出身來看,他是內官監的太監,而內官監是負責采辦宮廷所需器用的一個機構,皇室所需的各種奇珍異物,大都要向海外尋求。而這些,正是鄭和的職責所在。鄭和船隊有寶船六十餘艘。寶船,又名“取寶船”或“寶石船”。顧名思義,下西洋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獵取寶貨(如珍珠瑪瑙、奇禽異獸等),以供皇帝及其家族享用,故鄭和每次出海,裝載大量金銀、銅錢、瓷器、絲綢、棉布、銅器、鐵農具、鐵鍋等,除了部分賞賜給當地統治者外,其餘換來的隻是專供皇室和貴族官僚享用的奇珍異寶、珍禽異獸、香料、補藥和各種奢侈品。《明史》上記載鄭和下西洋“所取無名寶物,不可勝計”。

據有的學者研究,正是出於對麒麟(即長頸鹿)的搜尋,驅使鄭和的船隊到達非洲。在中國古代,麒麟被視為是聖天子出而王道興的太平之征的聖獸,是祥瑞之物,僅在盛世出現,極具神秘色彩。盡管此時明成祖當上皇帝已有十多年之久,但對他以武力奪取政權仍然耿耿於懷。為了標榜自己正統繼承人的地位,希圖以天降麒麟為其篡位提供合法性證明和輿論,於是他派鄭和下西洋時順便尋找麒麟,所以鄭和曾率船隊到達非洲。盡管他曾假惺惺地表示:“麟之有無,何所損益?”但那顯然口是心非,當麻林國使者貢上麒麟,百官朝賀時,他不禁大喜過望地說,“此皇考厚德所致,亦卿等翊讚,故遠人畢來”,一派躊躇滿誌的樣子。因為麒麟這種異獸的出現,不僅說明明朝國勢鼎盛,堯舜再生,同時也肯定了他皇位的合法,證明他所做的一切都是順應天意的。

鄭和率船隊每次遠航耗資巨大,遠征的開銷除了來自皇帝的私囊及其代理機構外,不少也由沿海各布政司負擔。據《廣誌繹》記載,明初府庫充溢,鄭和下西洋時,賚銀七百餘萬,十載後僅剩百餘萬,所費計六百萬兩白銀。這些開銷除用以海外貿易者外,大多用於賞賜。龐大的船隊需要巨額的開支,但換回的物品卻大多是珠寶、象牙、香料和犀角等奢侈品,這就大大加重了一般百姓的經濟負擔。對此,羅懋登的《三寶太監下西洋演義》曾形象地描繪了明成祖的心態。他指出朱棣對鄭和船隊下西洋,也是“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喜的自然是明朝的聲威遠被,而懼的則是“這個船數又多,製作又細,費用又大,須是支動天下一十三省錢糧來,方才夠用”。這樣長期浩繁支費,問題已經非常嚴重,大臣們不顧被殺、被囚的危險,紛紛上書直言“外國取寶之非”,建議“罷西洋取寶船”。更有甚者,將鄭和下西洋指責為“弊政”。

其次,當時明代政府沒有平等的國家觀念,以“天朝上國”自居,隻有“天下”觀而無“世界”觀,喜歡施行一種叫做“懷柔”的政策,付之以重賞,讓一些國家前來“朝貢”,表示對大明王朝的臣服,以滿足大明天子“天下共主”的虛名。

宣宗無論是明成祖朱棣,還是明宣宗朱瞻基,他們之所以派遣鄭和下西洋都是基於“諸蕃久缺貢”,或者是“遠者猶未賓服”、“猶未朝貢”。按明成祖的旨意,鄭和每到一處,即對賓服“四夷”給予厚賜,以“柔遠人”。誠如馬歡所言,鄭和每到一地,“齎詔敕賜其國王誥命、銀印。給賜升賞各頭目品級冠帶”。對“四夷”進貢之物,除按值付款外,還照例給予豐厚禮品回報。貢品之外附帶的商品,允許其免稅貿易。這便是明朝初期製定的對外關係的總方針——“厚往薄來”。

早在洪武五年(1372)正月,朱元璋對中書省臣說:“西洋瑣裏,世稱遠番,涉海而來,難計年月,其朝貢無論疏數,厚往而薄來可也。”洪武十六年,朱元璋對禮部諸臣說:“諸蠻夷酋長來朝,涉履山海,動經數萬裏,彼既慕義來歸,則齎予之物宜厚,以示朝廷懷柔之意。”

在對外交往方麵,朱棣既繼承其父“厚往薄來”的政策,而且在具體的政策上,對海外諸國更為熱情周到,甚至讓諸國貢使“隨心所欲”。實行“厚往薄來”政策的結果,使海外諸國都樂意同中國交往。明初,海外諸國向中國派遣使節之頻繁,為曆代所未見。在永樂時期的21年中,約來使318次,平均每年約來使15次,並且每次派遣的使節人數也是驚人的。譬如,永樂二十一年九月二十日,“西洋古裏、忽魯漠(謨)斯、錫蘭、阿丹、祖法兒、剌撒、不喇哇、木骨都束、柯枝、加異勒、溜山、喃勃利、蘇門答臘、阿魯、滿剌加等十六國,遣使千二百人貢方物至京。”而且,接待極為隆重,賞賜極為優厚。總之,在鄭和下西洋的時期,亞非諸國向中國派遣使節,無論來者多少,貢品厚薄,都能得到明廷隆重接待,無不乘興而來,滿意而歸。為圖“天下共主”的虛名而破費國家巨額財富,其後果是極具災難性的。

綜觀鄭和下西洋的整個過程,其主要目的在於擴大政治影響,重義輕利,經濟活動服從於政治需要。為了招徠遠人,達到海外各國對大明宗主國的認同,明廷在購買外國商品時往往高出市價許多倍。例如明初在蘇門達剌與柯枝等地胡椒每百斤價銀一兩左右。而明政府本著賞賜宜厚的原則,在製定《給賜番夷通例》中規定每百斤胡椒需付貢使銀二十兩。對於朝貢者“悉以品極賜賚,雖加厚不為過也”。由於明廷大力推行“厚往薄來”的政策,忽視經濟利益,長此以往,必然會導致國庫枯竭、財政短絀。很明顯,這種隻算政治賬不算經濟賬的作法,一旦國力衰落,便難以為繼。

其實,對於下西洋,朝廷中一直存在著反對意見。明仁宗永樂晚年,當年曾支持下西洋的袁忠徹就曾麵諫“取寶之非”。永樂十九年(1421)四月,明成祖鑒於大臣們的強烈反對和財政的窘迫,又適逢北京皇宮三大殿失火,被迫下旨暫罷西洋取寶船。成祖死後,新繼位的明仁宗聽取戶部尚書夏原吉之言,於洪熙元年(1425年)下詔:“下西洋諸番國寶船,悉皆停止。”但是,仁宗在位不足一年便辭世了。新皇帝向往其祖在位時“萬國鹹賓”的盛況,經過幾年的籌備,於宣德五年派鄭和第七次下西洋。但此時對於明廷來說,舉辦如此重大的活動,已經力不從心了。後來,明朝還有幾位皇帝想仿照永樂、宣宗下西洋的壯舉,可是,一個也沒有實現。其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庫藏空虛,難以支撐。

最後,鄭和船隊無論在船舶的數量、船隻的噸位、航海的人數,或者造船技術與航海技術、船隊的組織管理、影響之巨,在當時都是舉世無雙的。是後來哥倫布、達·伽馬和麥哲倫的遠洋航行無以匹敵的。然而,我們應當看到,鄭和遠航與西方人開辟新航路的結局,卻有著截然不同的結果。

鄭和下西洋的航海活動雖然聲勢浩大,但明成祖和鄭和死後不久,中國船隊便絕跡於印度洋和阿拉伯海,中國的航海事業突然中斷了,這使得中國與西洋各國業已建立起來的貿易戛然而止。從此,中國人傳統的海外貿易市場逐漸被歐洲人所占據,並最終退出了正在醞釀形成中的世界性市場。相反,哥倫布和達·伽馬開辟新航路後,在西歐激起了遠洋航海的熱潮。在中國,作為國家的政治任務,鄭和下西洋對於中國經濟的刺激作用微乎其微。而西方航海冒險家和他們的讚助國在航海活動的目的上,與鄭和下西洋的活動是迥然不同的。恩格斯曾說: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地理上的發現——純粹是為了贏利”。他們不擇手段地謀取利益,在滾雪球般的財富的支撐下,他們的船隊愈來愈大,在廣闊的海洋上橫行無阻,把的亞、非、拉美的許多地區淪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加速了資本主義的原始積累。從這一點上看,哥倫布等人的航海活動,對於西歐乃至世界曆史的發展,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這是鄭和下西洋所無法比擬的。

鄭和下西洋雖為破天荒的壯舉,但由於缺乏經濟動因,此後遠航活動戛然而止,使中國政府將自己與當時正在形成中的世界市場隔絕開來。而新航路的開辟,為西歐新興的資產階級開辟了新的活動場所,使歐洲商路和貿易中心從地中海區域轉移到大西洋沿岸。眾多殖民地的建立,大量黃金、白銀的流入,引起了“價格革命”,為資本主義的原始積累創造了條件,加速了西歐封建製度的解體和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發展,可謂影響深遠。

對此,梁啟超反思道:“鄭君之初航海,哥倫布發現亞美利加以前六十餘年,當達·伽馬發現印度新航路以前七十餘年。顧何以哥氏……能使全世界劃然開一新紀元。而鄭君之烈,隨鄭君之沒以俱逝……則哥倫布以後,有無量數之哥倫布,達·伽馬以後,有無量數之達·伽馬。而我則鄭和之後,竟無第二之鄭和,噫嘻,豈鄭君之罪也”;“哥氏之航海,為覓印度也,印度不得達而開新大陸,是過其希望者也……若我國馳騁域外者,其希望之性質安在!則雄主之野心,欲博懷柔遠人,萬國來同等虛譽,聊以自娛耳!故其所成就者,亦適應於此希望而止,何也?其性質則然也。故鄭和之所成就,有明成祖既已躊躇滿誌者,然則以後雖有無量數之鄭和亦若是則已耳!嗚呼!此我族之所以久為人下也。”他深刻地指出,即使以後出現無數個鄭和,其結局也逃脫不了與鄭和一樣的曆史命運。這就是我中華民族近數百年來積弱的根本原因。梁啟超在《祖國大航海家鄭和傳》中發出的這種感歎,確實值得我們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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