桎梏中的生存明帝國

西洋悲歌啟後人

在為鄭和下西洋引以為自豪的同時，也毋庸諱言，它亦有著相當大的負麵影響。

從鄭和的出身來看，他是內官監的太監，而內官監是負責采辦宮廷所需器用的一個機構，皇室所需的各種奇珍異物，大都要向海外尋求。而這些，正是鄭和的職責所在。鄭和船隊有寶船六十餘艘。寶船，又名“取寶船”或“寶石船”。顧名思義，下西洋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獵取寶貨（如珍珠瑪瑙、奇禽異獸等），以供皇帝及其家族享用，故鄭和每次出海，裝載大量金銀、銅錢、瓷器、絲綢、棉布、銅器、鐵農具、鐵鍋等，除了部分賞賜給當地統治者外，其餘換來的隻是專供皇室和貴族官僚享用的奇珍異寶、珍禽異獸、香料、補藥和各種奢侈品。《明史》上記載鄭和下西洋“所取無名寶物，不可勝計”。

據有的學者研究，正是出於對麒麟（即長頸鹿）的搜尋，驅使鄭和的船隊到達非洲。在中國古代，麒麟被視為是聖天子出而王道興的太平之征的聖獸，是祥瑞之物，僅在盛世出現，極具神秘色彩。盡管此時明成祖當上皇帝已有十多年之久，但對他以武力奪取政權仍然耿耿於懷。為了標榜自己正統繼承人的地位，希圖以天降麒麟為其篡位提供合法性證明和輿論，於是他派鄭和下西洋時順便尋找麒麟，所以鄭和曾率船隊到達非洲。盡管他曾假惺惺地表示：“麟之有無，何所損益？”但那顯然口是心非，當麻林國使者貢上麒麟，百官朝賀時，他不禁大喜過望地說，“此皇考厚德所致，亦卿等翊讚，故遠人畢來”，一派躊躇滿誌的樣子。因為麒麟這種異獸的出現，不僅說明明朝國勢鼎盛，堯舜再生，同時也肯定了他皇位的合法，證明他所做的一切都是順應天意的。

鄭和率船隊每次遠航耗資巨大，遠征的開銷除了來自皇帝的私囊及其代理機構外，不少也由沿海各布政司負擔。據《廣誌繹》記載，明初府庫充溢，鄭和下西洋時，賚銀七百餘萬，十載後僅剩百餘萬，所費計六百萬兩白銀。這些開銷除用以海外貿易者外，大多用於賞賜。龐大的船隊需要巨額的開支，但換回的物品卻大多是珠寶、象牙、香料和犀角等奢侈品，這就大大加重了一般百姓的經濟負擔。對此，羅懋登的《三寶太監下西洋演義》曾形象地描繪了明成祖的心態。他指出朱棣對鄭和船隊下西洋，也是“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喜的自然是明朝的聲威遠被，而懼的則是“這個船數又多，製作又細，費用又大，須是支動天下一十三省錢糧來，方才夠用”。這樣長期浩繁支費，問題已經非常嚴重，大臣們不顧被殺、被囚的危險，紛紛上書直言“外國取寶之非”，建議“罷西洋取寶船”。更有甚者，將鄭和下西洋指責為“弊政”。

其次，當時明代政府沒有平等的國家觀念，以“天朝上國”自居，隻有“天下”觀而無“世界”觀，喜歡施行一種叫做“懷柔”的政策，付之以重賞，讓一些國家前來“朝貢”，表示對大明王朝的臣服，以滿足大明天子“天下共主”的虛名。

宣宗無論是明成祖朱棣，還是明宣宗朱瞻基，他們之所以派遣鄭和下西洋都是基於“諸蕃久缺貢”，或者是“遠者猶未賓服”、“猶未朝貢”。按明成祖的旨意，鄭和每到一處，即對賓服“四夷”給予厚賜，以“柔遠人”。誠如馬歡所言，鄭和每到一地，“齎詔敕賜其國王誥命、銀印。給賜升賞各頭目品級冠帶”。對“四夷”進貢之物，除按值付款外，還照例給予豐厚禮品回報。貢品之外附帶的商品，允許其免稅貿易。這便是明朝初期製定的對外關係的總方針——“厚往薄來”。

早在洪武五年（1372）正月，朱元璋對中書省臣說：“西洋瑣裏，世稱遠番，涉海而來，難計年月，其朝貢無論疏數，厚往而薄來可也。”洪武十六年，朱元璋對禮部諸臣說：“諸蠻夷酋長來朝，涉履山海，動經數萬裏，彼既慕義來歸，則齎予之物宜厚，以示朝廷懷柔之意。”

在對外交往方麵，朱棣既繼承其父“厚往薄來”的政策，而且在具體的政策上，對海外諸國更為熱情周到，甚至讓諸國貢使“隨心所欲”。實行“厚往薄來”政策的結果，使海外諸國都樂意同中國交往。明初，海外諸國向中國派遣使節之頻繁，為曆代所未見。在永樂時期的21年中，約來使318次，平均每年約來使15次，並且每次派遣的使節人數也是驚人的。譬如，永樂二十一年九月二十日，“西洋古裏、忽魯漠（謨）斯、錫蘭、阿丹、祖法兒、剌撒、不喇哇、木骨都束、柯枝、加異勒、溜山、喃勃利、蘇門答臘、阿魯、滿剌加等十六國，遣使千二百人貢方物至京。”而且，接待極為隆重，賞賜極為優厚。總之，在鄭和下西洋的時期，亞非諸國向中國派遣使節，無論來者多少，貢品厚薄，都能得到明廷隆重接待，無不乘興而來，滿意而歸。為圖“天下共主”的虛名而破費國家巨額財富，其後果是極具災難性的。

綜觀鄭和下西洋的整個過程，其主要目的在於擴大政治影響，重義輕利，經濟活動服從於政治需要。為了招徠遠人，達到海外各國對大明宗主國的認同，明廷在購買外國商品時往往高出市價許多倍。例如明初在蘇門達剌與柯枝等地胡椒每百斤價銀一兩左右。而明政府本著賞賜宜厚的原則，在製定《給賜番夷通例》中規定每百斤胡椒需付貢使銀二十兩。對於朝貢者“悉以品極賜賚，雖加厚不為過也”。由於明廷大力推行“厚往薄來”的政策，忽視經濟利益，長此以往，必然會導致國庫枯竭、財政短絀。很明顯，這種隻算政治賬不算經濟賬的作法，一旦國力衰落，便難以為繼。

其實，對於下西洋，朝廷中一直存在著反對意見。明仁宗永樂晚年，當年曾支持下西洋的袁忠徹就曾麵諫“取寶之非”。永樂十九年（1421）四月，明成祖鑒於大臣們的強烈反對和財政的窘迫，又適逢北京皇宮三大殿失火，被迫下旨暫罷西洋取寶船。成祖死後，新繼位的明仁宗聽取戶部尚書夏原吉之言，於洪熙元年（1425年）下詔：“下西洋諸番國寶船，悉皆停止。”但是，仁宗在位不足一年便辭世了。新皇帝向往其祖在位時“萬國鹹賓”的盛況，經過幾年的籌備，於宣德五年派鄭和第七次下西洋。但此時對於明廷來說，舉辦如此重大的活動，已經力不從心了。後來，明朝還有幾位皇帝想仿照永樂、宣宗下西洋的壯舉，可是，一個也沒有實現。其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庫藏空虛，難以支撐。

最後，鄭和船隊無論在船舶的數量、船隻的噸位、航海的人數，或者造船技術與航海技術、船隊的組織管理、影響之巨，在當時都是舉世無雙的。是後來哥倫布、達·伽馬和麥哲倫的遠洋航行無以匹敵的。然而，我們應當看到，鄭和遠航與西方人開辟新航路的結局，卻有著截然不同的結果。

鄭和下西洋的航海活動雖然聲勢浩大，但明成祖和鄭和死後不久，中國船隊便絕跡於印度洋和阿拉伯海，中國的航海事業突然中斷了，這使得中國與西洋各國業已建立起來的貿易戛然而止。從此，中國人傳統的海外貿易市場逐漸被歐洲人所占據，並最終退出了正在醞釀形成中的世界性市場。相反，哥倫布和達·伽馬開辟新航路後，在西歐激起了遠洋航海的熱潮。在中國，作為國家的政治任務，鄭和下西洋對於中國經濟的刺激作用微乎其微。而西方航海冒險家和他們的讚助國在航海活動的目的上，與鄭和下西洋的活動是迥然不同的。恩格斯曾說：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地理上的發現——純粹是為了贏利”。他們不擇手段地謀取利益，在滾雪球般的財富的支撐下，他們的船隊愈來愈大，在廣闊的海洋上橫行無阻，把的亞、非、拉美的許多地區淪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加速了資本主義的原始積累。從這一點上看，哥倫布等人的航海活動，對於西歐乃至世界曆史的發展，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這是鄭和下西洋所無法比擬的。

鄭和下西洋雖為破天荒的壯舉，但由於缺乏經濟動因，此後遠航活動戛然而止，使中國政府將自己與當時正在形成中的世界市場隔絕開來。而新航路的開辟，為西歐新興的資產階級開辟了新的活動場所，使歐洲商路和貿易中心從地中海區域轉移到大西洋沿岸。眾多殖民地的建立，大量黃金、白銀的流入，引起了“價格革命”，為資本主義的原始積累創造了條件，加速了西歐封建製度的解體和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發展，可謂影響深遠。

對此，梁啟超反思道：“鄭君之初航海，哥倫布發現亞美利加以前六十餘年，當達·伽馬發現印度新航路以前七十餘年。顧何以哥氏……能使全世界劃然開一新紀元。而鄭君之烈，隨鄭君之沒以俱逝……則哥倫布以後，有無量數之哥倫布，達·伽馬以後，有無量數之達·伽馬。而我則鄭和之後，竟無第二之鄭和，噫嘻，豈鄭君之罪也”；“哥氏之航海，為覓印度也，印度不得達而開新大陸，是過其希望者也……若我國馳騁域外者，其希望之性質安在！則雄主之野心，欲博懷柔遠人，萬國來同等虛譽，聊以自娛耳！故其所成就者，亦適應於此希望而止，何也？其性質則然也。故鄭和之所成就，有明成祖既已躊躇滿誌者，然則以後雖有無量數之鄭和亦若是則已耳！嗚呼！此我族之所以久為人下也。”他深刻地指出，即使以後出現無數個鄭和，其結局也逃脫不了與鄭和一樣的曆史命運。這就是我中華民族近數百年來積弱的根本原因。梁啟超在《祖國大航海家鄭和傳》中發出的這種感歎，確實值得我們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