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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權與相權之爭和胡惟庸黨案

明朝建立後,天下初定,人們本以為能夠安居樂業,共享太平,但出乎意料的是,統治階級上層的鬥爭日趨激烈,最終釀成胡惟庸黨案與藍玉黨案,朱元璋簡稱“胡藍之獄”。“胡藍之獄”是朝廷高層權力較量的必然結果。由於與朱元璋共同打天下的開國元勳的特殊貢獻與特殊地位,勢必形成相權與將權分割皇權的現象,這對於朱元璋這個權勢欲極強,又有政治手腕的皇帝而言,是無法容忍的。這樣,朱元璋為了加強中央集權,抓住兩個有把柄的實權人物——左丞相胡惟庸和大將軍藍玉——開刀,然後蔓延株連,把那些戰功卓著的開國元勳不分青紅皂白統統處死,寫下了明朝初年政治史上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怖一頁。

胡惟庸黨案既是皇權與相權之爭,又是淮西集團核心人物內部爭權奪利和矛盾空前激化的產物。

李善長朱元璋是靠淮西人起家的。他從1352年開始參加郭子興的反元隊伍,直至奪取全國勝利並建立大明政權,無論在軍事上或政治上都得力於長期風雨同舟的淮西舊部。開國之後,朱元璋論功行賞,封公者6人,封侯者28人。特別是韓國公李善長、魏國公徐達等人,更是受到尊崇。這些人不僅控製朝廷要津(中書省左丞相為李善長,右丞相為徐達。後來,接替左右丞相者為胡惟庸和汪廣洋。另一幾與中書省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機構大都督府,其統領是朱元璋的外甥曹國公李文忠;此外,傅友德、陳德、鄭遇春等八大侯都任同知都督府事),而且還以鄉土、宗親和部屬關係為紐帶,結成了一個盤根錯節的淮西功臣集團。他們都被賞賜了大量土地,由以往的貧苦農民、農民起義將領蛻變成了大地主、大貴族。然而,這些公侯之家、並不滿足於既得的利益,而是千方百計地擴大已有的特權。徐達他們倚仗權勢,侵奪廣大百姓的田地、房屋和牲畜,或者強占官地,接受無賴小民的投獻。在欽賜的佃田人戶和儀仗戶之外,還廣蓄部曲,馴養莊奴並擅自使役官軍,甚至讓他們坐賈行商,為自己牟取暴利。這些新貴自恃開國功高,不僅自己驕橫跋扈,而且還放縱門下的悍仆豪奴淩暴鄉裏,魚肉百姓。對此,朱元璋深感不安。他曾頒發敕令文告,一再告誡功臣不要居功自傲、飛揚跋扈,並將約束的條例鑄成鐵榜,堅決表示若有違犯,必將嚴懲不貸。例如,洪武五年(1372),朱元璋就曾頒布《申戒公侯鐵榜文》;十三年(1380)六月,頒布《臣戒錄》;十九年(1386)十月,頒布《至戒錄》;二十一年(1388)七月,又頒布了《大誥武臣》;二十六年(1393)三月,明開國功臣李文忠再次頒布《稽製錄》……這些法律條文的公布,一方麵說明那些被封為公侯的開國元勳們依仗功勞權勢而違法亂紀,已經達到非常嚴重的地步了;另一方麵說明主張“治亂世用重典”的朱元璋不能容忍功臣們過於放肆。在這些禁令中已經隱約透露了日後要毫不留情地清除他們的信號。

然而,朱元璋的三令五申,並未能完全製止住公侯元勳的非法橫行。除了新貴們的非法橫行外,明初君權與相權之間的激烈衝突,更激化了統治集團內部的矛盾,由此引發了胡惟庸案。

胡惟庸,安徽定遠人,是淮西勳貴集團的重要人物。於1356年朱元璋進兵和州時來投。由於他是當時淮西功臣集團的領袖李善長的同鄉,故得到了他的推薦和提拔,先授之為元帥府奏差,後曆任主簿、知縣、州通判,不久又升為湖廣僉事。他曾經不惜以重金賄賂李善長,於1367年被召為太常少卿,不久被升為太常寺卿。1370年,進中書省,並官至中書參知政事。此人才幹出眾,反應敏捷,記憶力驚人,但是為人陰險刻薄。他為了取得朱元璋的歡心,極盡獻媚逢迎之能事。不久又升為中書省左丞。洪武六年(1373),在李善長的推薦下,朱元璋任命胡惟庸為中書省右丞,並獨專省事,旋即晉升為右丞相。1377年9月,胡惟庸又升任左丞相。

隨著官位的晉升和權勢的顯赫,胡惟庸更加不可一世,他結黨營私,專橫跋扈,排除異己,收受賄賂,並極力拉攏李善長,為此,他將自己的侄女嫁給了李善長的侄子李佑,同李善長結為親家。他還想與徐達結好,但徐達對胡惟庸的為人非常鄙視,不加理睬。他懷恨在心,反過來又報複徐達。他賄賂徐達的門客福壽,欲謀害徐達,福壽向徐達告發了他,徐達不得不小心防範,而且曾坦率地對朱元璋講,這種人不能做丞相。

洪武初年,朱元璋欲選一合格滿意的丞相,冥思苦想,覺得合適的候選人有三個,一是楊憲,二是汪廣洋,三是胡惟庸。一時抉擇不定,於是召見劉基谘詢,君臣之間有一場推心置腹的對話。劉基朱元璋問:“楊憲如何?”劉基回答道:“(楊)憲有相才,無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義理為權衡,而己無與者也,(楊)憲則不然。”朱元璋又問:“汪廣洋如何?”劉基說:“此偏淺殆甚於(楊)憲。”

朱元璋又問:“胡惟庸如何?”劉基說:“譬之駕,懼其僨轅也。”在劉基看來,胡惟庸最為糟糕,好比一匹劣馬,叫它駕車,必然會翻車壞事。但後來,朱元璋並沒有聽信劉基的意見,任胡惟庸為相。胡惟庸任相後,劉基大為悲戚地說:“使吾言不驗,天下蒼生福也。”他痛感朝廷與自己都會遭遇不測。

劉基因在朝廷難以立足,於洪武四年告老回鄉,怕遭致政治災禍,索性隱居山中,不再與聞政治,每天以飲酒下棋為樂,口不言功。他想逃避現實,但政治鬥爭的漩渦仍然把他卷了進去。由於他曾對朱元璋說過胡惟庸不宜入相的話,故深受胡嫉恨,被借故革去歲祿。洪武八年(1375),劉基生病,胡惟庸派醫生前去看望,但劉基服藥後不久便一命歸西。對此,朱元璋後來斷言道:“劉伯溫在這裏,滿朝都是(胡)黨,隻是他一個不從,吃他每(們)蠱了。”蠱,相傳是一種由人工培養而成的毒蟲,這裏泛指一般的下毒。顯然,劉伯溫是遭了胡惟庸的毒手而命歸黃泉的。對於劉基的死,孟森十分感慨地說:劉基的歸隱,實為懼禍,急流勇退。(朱)元璋視其為張良,因而他倆之間知無不言,言無不信。劉基每遇急難,勇氣奮發,計劃立定,人莫能測,(朱)元璋每恭己以聽,呼為老先生。然而急流勇退尚且不免於禍。但是據吳晗考證:“劉基被毒,出於明太祖之陰謀,胡惟庸舊與劉基有恨,不自覺地被明太祖所利用。”如果吳晗的考證正確,那麽劉基的死,就更具有悲劇色彩。朱元璋對親信存有二心,連視為張良的劉基也不放過,卻輕信胡惟庸,聽任他胡作非為,又把責任推得一幹二淨。後來朱元璋終於對胡惟庸下手,其實也是對親信存有二心的邏輯發展。

胡惟庸的專斷獨行,使相權與皇權的衝突明朗化了。胡惟庸之前,李善長小心謹慎,徐達經常帶兵在外,汪廣洋隻知飲酒吟詩,相權與皇權的矛盾不甚明顯。胡惟庸為相期間,大權獨攬,朝廷上有許多生殺黜陟等重大事件,他往往不向朱元璋請示,就擅自加以處理。這自然讓權力欲極強的朱元璋大有宰相專權、皇權旁落的危機。朱元璋曾總結曆史教訓:自從秦朝設立丞相一職以後,輔臣狐假虎威,宰相權重,於是出現了指鹿為馬那樣的事情。自秦以下的曆代帝王,均不曾借鑒秦朝設相的經驗,而是相繼沿襲未改,丞相擅專威福,從而對君王的統治構成了威脅。

對此,朱元璋積極采取裁抑相權的措施。如在洪武十一年(1378),就曾下令,此後臣下奏事毋須通過中書省,而應徑直稟報皇帝本人。然而,胡惟庸擅權的局麵並沒有因此得到徹底的解決。洪武十二年(1379年)九月,占城(東南亞一古國,位於今越南中南部)來貢,胡惟庸和當時的右丞相汪廣洋等人匿而不奏,結果被太監告發。明太祖聞知勃然大怒,嚴詞斥責。但胡惟庸和汪廣洋將責任推到禮部頭上,禮部則反唇相譏,歸咎於中書省。這種相互推諉扯皮,使得朱元璋更為惱火,於是將一幹人等全部囚禁起來,讓他們招出主謀。不久,汪廣洋被處死。接著又下令查究胡惟庸及其六部堂屬的罪行。至此,明太祖與胡惟庸朋黨的矛盾已趨於白熱化。

洪武十三年(1380),塗節自首上告胡惟庸謀反。明太祖隨即下令逮捕胡惟庸、陳寧和塗節等人,並以“擅權枉法”罪處死。胡惟庸被殺後,此案並未了結,他的罪名還在不斷升級。開始隻是說胡惟庸“擅權植黨”,後來,又加上了“通倭”、“通虜”和“謀反”等罪名,並不斷牽連、擴大。有人告發胡惟庸私通倭寇,陰謀裏應外合,反叛朝廷。該案的同謀犯越查越多,牽涉的麵也愈來愈廣,株連蔓引,持續了數年也未能了結。洪武二十三年(1390),朱元璋再興大獄,作《昭示奸黨錄》布告天下,乘機又殺了幾十家的權臣勳貴。此次,李善長、陸仲亨、唐勝宗、費聚、趙庸、鄭遇春、黃彬、陸聚、金朝興、葉升、毛麒、李伯升和丁玉等人,都因與胡惟庸勾結而被處死。其中位居“勳臣第一”的太師韓國公李善長,在洪武十三年胡惟庸案爆發時因是元勳皇親,原來已免於追究。但十年以後,有人以李善長的侄子係胡惟庸的侄女婿,兩家往來密切,而告發李善長與胡惟庸共同謀反,朱元璋順水推舟,假托星變,須殺大臣應災為由,將李善長一家七十餘口一律處斬。此時,李善長已是77歲的老人了!

李善長被殺後,明太祖親筆條列李善長罪行,並附加案犯供詞,作《昭示奸黨錄》布告天下。

胡黨之案和太祖殺戮功臣,在朝野引起了強烈反響,不少人認為李善長一案純屬冤案。李善長死後的第二年,工部郎中王國用就曾上書為之辯冤,認為李善長“謀反”的罪名難以成立。上書文章寫得相當精彩,有理有據,出自才子解縉之手。解縉他指出,李善長與朱元璋同心協力,出生入死開國平天下,功居勳臣第一,生得封公,死得封王。他的兒子李祺被朱元璋招為駙馬,眾多的親戚也紛紛拜官封爵。作為一位人臣,他已安享了萬全富貴,其榮譽已臻於極致,絕不會冒險謀反以圖僥幸。再者說來,倘若有人說他要圖謀不軌,自立為帝,這一罪名或許還能成立;但現在竟說他要襄助胡惟庸謀反,則大謬不然。李善長與胡惟庸隻是侄兒、侄女輩的親家,而與朱元璋卻是嫡親的兒女親家。不僅兩家的親疏不可同日而語,而且,即使李善長幫助胡惟庸謀反成功,他至多也不過仍是個“勳臣第一”罷了,其地位絕對不會比他在朱元璋手下來得更高。王國用的話句句在理,連朱元璋也被駁得啞口無言。其實,朱元璋並不是不清楚這一點。他隻是利用胡惟庸案大作文章,給自己殺戮功臣製造借口。他以鎮壓奸黨為名,趁機對那些心懷怨恨、驕橫跋扈的文武官員加以整肅,凡是被羅織為胡黨罪犯的,大多被抄家滅族。整個胡案曆時約10年,共殺了3萬多人,被稱為“胡獄”。平心而論,胡惟庸的被殺,完全是咎由自取,但受胡惟庸牽連被殺的大批功臣則完全是無辜的。“胡獄”實際上成為朱元璋整肅功臣的借口,凡是他認為心懷怨恨的、行為跋扈的大臣,都被加上“胡黨”的罪名,處死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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