桎梏中的生存明帝國

皇權與相權之爭和胡惟庸黨案

明朝建立後，天下初定，人們本以為能夠安居樂業，共享太平，但出乎意料的是，統治階級上層的鬥爭日趨激烈，最終釀成胡惟庸黨案與藍玉黨案，朱元璋簡稱“胡藍之獄”。“胡藍之獄”是朝廷高層權力較量的必然結果。由於與朱元璋共同打天下的開國元勳的特殊貢獻與特殊地位，勢必形成相權與將權分割皇權的現象，這對於朱元璋這個權勢欲極強，又有政治手腕的皇帝而言，是無法容忍的。這樣，朱元璋為了加強中央集權，抓住兩個有把柄的實權人物——左丞相胡惟庸和大將軍藍玉——開刀，然後蔓延株連，把那些戰功卓著的開國元勳不分青紅皂白統統處死，寫下了明朝初年政治史上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怖一頁。

胡惟庸黨案既是皇權與相權之爭，又是淮西集團核心人物內部爭權奪利和矛盾空前激化的產物。

李善長朱元璋是靠淮西人起家的。他從1352年開始參加郭子興的反元隊伍，直至奪取全國勝利並建立大明政權，無論在軍事上或政治上都得力於長期風雨同舟的淮西舊部。開國之後，朱元璋論功行賞，封公者6人，封侯者28人。特別是韓國公李善長、魏國公徐達等人，更是受到尊崇。這些人不僅控製朝廷要津（中書省左丞相為李善長，右丞相為徐達。後來，接替左右丞相者為胡惟庸和汪廣洋。另一幾與中書省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機構大都督府，其統領是朱元璋的外甥曹國公李文忠；此外，傅友德、陳德、鄭遇春等八大侯都任同知都督府事），而且還以鄉土、宗親和部屬關係為紐帶，結成了一個盤根錯節的淮西功臣集團。他們都被賞賜了大量土地，由以往的貧苦農民、農民起義將領蛻變成了大地主、大貴族。然而，這些公侯之家、並不滿足於既得的利益，而是千方百計地擴大已有的特權。徐達他們倚仗權勢，侵奪廣大百姓的田地、房屋和牲畜，或者強占官地，接受無賴小民的投獻。在欽賜的佃田人戶和儀仗戶之外，還廣蓄部曲，馴養莊奴並擅自使役官軍，甚至讓他們坐賈行商，為自己牟取暴利。這些新貴自恃開國功高，不僅自己驕橫跋扈，而且還放縱門下的悍仆豪奴淩暴鄉裏，魚肉百姓。對此，朱元璋深感不安。他曾頒發敕令文告，一再告誡功臣不要居功自傲、飛揚跋扈，並將約束的條例鑄成鐵榜，堅決表示若有違犯，必將嚴懲不貸。例如，洪武五年（1372），朱元璋就曾頒布《申戒公侯鐵榜文》；十三年（1380）六月，頒布《臣戒錄》；十九年（1386）十月，頒布《至戒錄》；二十一年（1388）七月，又頒布了《大誥武臣》；二十六年（1393）三月，明開國功臣李文忠再次頒布《稽製錄》……這些法律條文的公布，一方麵說明那些被封為公侯的開國元勳們依仗功勞權勢而違法亂紀，已經達到非常嚴重的地步了；另一方麵說明主張“治亂世用重典”的朱元璋不能容忍功臣們過於放肆。在這些禁令中已經隱約透露了日後要毫不留情地清除他們的信號。

然而，朱元璋的三令五申，並未能完全製止住公侯元勳的非法橫行。除了新貴們的非法橫行外，明初君權與相權之間的激烈衝突，更激化了統治集團內部的矛盾，由此引發了胡惟庸案。

胡惟庸，安徽定遠人，是淮西勳貴集團的重要人物。於1356年朱元璋進兵和州時來投。由於他是當時淮西功臣集團的領袖李善長的同鄉，故得到了他的推薦和提拔，先授之為元帥府奏差，後曆任主簿、知縣、州通判，不久又升為湖廣僉事。他曾經不惜以重金賄賂李善長，於1367年被召為太常少卿，不久被升為太常寺卿。1370年，進中書省，並官至中書參知政事。此人才幹出眾，反應敏捷，記憶力驚人，但是為人陰險刻薄。他為了取得朱元璋的歡心，極盡獻媚逢迎之能事。不久又升為中書省左丞。洪武六年（1373），在李善長的推薦下，朱元璋任命胡惟庸為中書省右丞，並獨專省事，旋即晉升為右丞相。1377年9月，胡惟庸又升任左丞相。

隨著官位的晉升和權勢的顯赫，胡惟庸更加不可一世，他結黨營私，專橫跋扈，排除異己，收受賄賂，並極力拉攏李善長，為此，他將自己的侄女嫁給了李善長的侄子李佑，同李善長結為親家。他還想與徐達結好，但徐達對胡惟庸的為人非常鄙視，不加理睬。他懷恨在心，反過來又報複徐達。他賄賂徐達的門客福壽，欲謀害徐達，福壽向徐達告發了他，徐達不得不小心防範，而且曾坦率地對朱元璋講，這種人不能做丞相。

洪武初年，朱元璋欲選一合格滿意的丞相，冥思苦想，覺得合適的候選人有三個，一是楊憲，二是汪廣洋，三是胡惟庸。一時抉擇不定，於是召見劉基谘詢，君臣之間有一場推心置腹的對話。劉基朱元璋問：“楊憲如何？”劉基回答道：“（楊）憲有相才，無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義理為權衡，而己無與者也，（楊）憲則不然。”朱元璋又問：“汪廣洋如何？”劉基說：“此偏淺殆甚於（楊）憲。”

朱元璋又問：“胡惟庸如何？”劉基說：“譬之駕，懼其僨轅也。”在劉基看來，胡惟庸最為糟糕，好比一匹劣馬，叫它駕車，必然會翻車壞事。但後來，朱元璋並沒有聽信劉基的意見，任胡惟庸為相。胡惟庸任相後，劉基大為悲戚地說：“使吾言不驗，天下蒼生福也。”他痛感朝廷與自己都會遭遇不測。

劉基因在朝廷難以立足，於洪武四年告老回鄉，怕遭致政治災禍，索性隱居山中，不再與聞政治，每天以飲酒下棋為樂，口不言功。他想逃避現實，但政治鬥爭的漩渦仍然把他卷了進去。由於他曾對朱元璋說過胡惟庸不宜入相的話，故深受胡嫉恨，被借故革去歲祿。洪武八年（1375），劉基生病，胡惟庸派醫生前去看望，但劉基服藥後不久便一命歸西。對此，朱元璋後來斷言道：“劉伯溫在這裏，滿朝都是（胡）黨，隻是他一個不從，吃他每（們）蠱了。”蠱，相傳是一種由人工培養而成的毒蟲，這裏泛指一般的下毒。顯然，劉伯溫是遭了胡惟庸的毒手而命歸黃泉的。對於劉基的死，孟森十分感慨地說：劉基的歸隱，實為懼禍，急流勇退。（朱）元璋視其為張良，因而他倆之間知無不言，言無不信。劉基每遇急難，勇氣奮發，計劃立定，人莫能測，（朱）元璋每恭己以聽，呼為老先生。然而急流勇退尚且不免於禍。但是據吳晗考證：“劉基被毒，出於明太祖之陰謀，胡惟庸舊與劉基有恨，不自覺地被明太祖所利用。”如果吳晗的考證正確，那麽劉基的死，就更具有悲劇色彩。朱元璋對親信存有二心，連視為張良的劉基也不放過，卻輕信胡惟庸，聽任他胡作非為，又把責任推得一幹二淨。後來朱元璋終於對胡惟庸下手，其實也是對親信存有二心的邏輯發展。

胡惟庸的專斷獨行，使相權與皇權的衝突明朗化了。胡惟庸之前，李善長小心謹慎，徐達經常帶兵在外，汪廣洋隻知飲酒吟詩，相權與皇權的矛盾不甚明顯。胡惟庸為相期間，大權獨攬，朝廷上有許多生殺黜陟等重大事件，他往往不向朱元璋請示，就擅自加以處理。這自然讓權力欲極強的朱元璋大有宰相專權、皇權旁落的危機。朱元璋曾總結曆史教訓：自從秦朝設立丞相一職以後，輔臣狐假虎威，宰相權重，於是出現了指鹿為馬那樣的事情。自秦以下的曆代帝王，均不曾借鑒秦朝設相的經驗，而是相繼沿襲未改，丞相擅專威福，從而對君王的統治構成了威脅。

對此，朱元璋積極采取裁抑相權的措施。如在洪武十一年（1378），就曾下令，此後臣下奏事毋須通過中書省，而應徑直稟報皇帝本人。然而，胡惟庸擅權的局麵並沒有因此得到徹底的解決。洪武十二年（1379年）九月，占城（東南亞一古國，位於今越南中南部）來貢，胡惟庸和當時的右丞相汪廣洋等人匿而不奏，結果被太監告發。明太祖聞知勃然大怒，嚴詞斥責。但胡惟庸和汪廣洋將責任推到禮部頭上，禮部則反唇相譏，歸咎於中書省。這種相互推諉扯皮，使得朱元璋更為惱火，於是將一幹人等全部囚禁起來，讓他們招出主謀。不久，汪廣洋被處死。接著又下令查究胡惟庸及其六部堂屬的罪行。至此，明太祖與胡惟庸朋黨的矛盾已趨於白熱化。

洪武十三年（1380），塗節自首上告胡惟庸謀反。明太祖隨即下令逮捕胡惟庸、陳寧和塗節等人，並以“擅權枉法”罪處死。胡惟庸被殺後，此案並未了結，他的罪名還在不斷升級。開始隻是說胡惟庸“擅權植黨”，後來，又加上了“通倭”、“通虜”和“謀反”等罪名，並不斷牽連、擴大。有人告發胡惟庸私通倭寇，陰謀裏應外合，反叛朝廷。該案的同謀犯越查越多，牽涉的麵也愈來愈廣，株連蔓引，持續了數年也未能了結。洪武二十三年（1390），朱元璋再興大獄，作《昭示奸黨錄》布告天下，乘機又殺了幾十家的權臣勳貴。此次，李善長、陸仲亨、唐勝宗、費聚、趙庸、鄭遇春、黃彬、陸聚、金朝興、葉升、毛麒、李伯升和丁玉等人，都因與胡惟庸勾結而被處死。其中位居“勳臣第一”的太師韓國公李善長，在洪武十三年胡惟庸案爆發時因是元勳皇親，原來已免於追究。但十年以後，有人以李善長的侄子係胡惟庸的侄女婿，兩家往來密切，而告發李善長與胡惟庸共同謀反，朱元璋順水推舟，假托星變，須殺大臣應災為由，將李善長一家七十餘口一律處斬。此時，李善長已是77歲的老人了！

李善長被殺後，明太祖親筆條列李善長罪行，並附加案犯供詞，作《昭示奸黨錄》布告天下。

胡黨之案和太祖殺戮功臣，在朝野引起了強烈反響，不少人認為李善長一案純屬冤案。李善長死後的第二年，工部郎中王國用就曾上書為之辯冤，認為李善長“謀反”的罪名難以成立。上書文章寫得相當精彩，有理有據，出自才子解縉之手。解縉他指出，李善長與朱元璋同心協力，出生入死開國平天下，功居勳臣第一，生得封公，死得封王。他的兒子李祺被朱元璋招為駙馬，眾多的親戚也紛紛拜官封爵。作為一位人臣，他已安享了萬全富貴，其榮譽已臻於極致，絕不會冒險謀反以圖僥幸。再者說來，倘若有人說他要圖謀不軌，自立為帝，這一罪名或許還能成立；但現在竟說他要襄助胡惟庸謀反，則大謬不然。李善長與胡惟庸隻是侄兒、侄女輩的親家，而與朱元璋卻是嫡親的兒女親家。不僅兩家的親疏不可同日而語，而且，即使李善長幫助胡惟庸謀反成功，他至多也不過仍是個“勳臣第一”罷了，其地位絕對不會比他在朱元璋手下來得更高。王國用的話句句在理，連朱元璋也被駁得啞口無言。其實，朱元璋並不是不清楚這一點。他隻是利用胡惟庸案大作文章，給自己殺戮功臣製造借口。他以鎮壓奸黨為名，趁機對那些心懷怨恨、驕橫跋扈的文武官員加以整肅，凡是被羅織為胡黨罪犯的，大多被抄家滅族。整個胡案曆時約10年，共殺了3萬多人，被稱為“胡獄”。平心而論，胡惟庸的被殺，完全是咎由自取，但受胡惟庸牽連被殺的大批功臣則完全是無辜的。“胡獄”實際上成為朱元璋整肅功臣的借口，凡是他認為心懷怨恨的、行為跋扈的大臣，都被加上“胡黨”的罪名，處死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