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繁華中沉沒清帝國

十三、竊國奸雄——袁世凱

袁世凱，本一紈）子弟，科舉考試也未能金榜題名，卻在甲午戰後得到小站練兵的統軍大權，接著榮升山東巡撫、直隸總督，武昌起義後還當上了大總統、皇帝。那麽，是什麽原因使得他能夠平步青雲，官星似火？他的皇帝夢為何曇花一現？其中必有緣由。

投機鑽營平步青雲

袁世凱（1859-1916），字慰庭（又作慰亭），號容庵，河南項城人，是中國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北洋軍閥鼻祖、中華民國大總統，曾風雲一時，叱吒中國政壇。他出生在一個官僚地主家庭，其祖父樹三兄弟四個，樹三、甲三、鳳三、重三，都取得功名。袁樹三是廩貢生，其長子袁保中是附貢生，次子袁保慶是舉人。袁甲三進士出身，曆官禮部主事、軍機章京、監察禦史、兵科給事中。道光末年，他和已官至侍郎的曾國藩一道從“理學大師”倭仁講習程朱理學，故兩人過從甚密。他的長子袁保恒也是進士，為翰林院編修，次子袁保齡是舉人。袁鳳三是庠生，最年輕的袁重三也是生員。袁氏一家世代潛心八股文，囿於章句之學，思想保守，做官以後大都以“純儒”、“衛道者”自命。袁世凱為袁保中的第四個兒子，後因袁保慶無子，便將袁世凱過繼為其子嗣。他出生時，正值太平軍和撚軍起義迅猛發展之時，累世勳閥的袁氏家族充當了鎮壓農民起義的劊子手，他們用農民的鮮血染紅了自己的頂戴花翎，踏著農民起義軍的屍骨爬上總督、侍郎、道員的官位。袁甲三在1863年病死前，已因“功”升為欽差大臣、漕運總督，一度督辦安徽、河南、江蘇三省軍務，多次得到皇帝傳旨“嘉獎”，並賞戴花翎，穿黃馬褂。袁保恒先以翰林院侍讀學士補用，後又被提拔為內閣學士，累官至刑部左侍郎。袁保齡和袁保慶也平步青雲，一個當上內閣中書，一個奉旨以知府發往山東補用，不久又都升為道員。這樣的家庭出身，在袁世凱身上打下了深深的階級烙印，對他的一生產生極其深刻的影響。

當時仕宦之家的子弟，大都受到塾師和家庭兩方麵的教育，袁世凱也不例外。養父袁保慶和在京做官的兩位堂叔袁保恒、袁保齡對他的影響很大，他們都為培養袁世凱付出了心血。他們為袁世凱請上等的老師教作詩、八股文等，準備應試。但袁世凱的“文章尚不入門”，兩次參加鄉試都未被錄取。

狂妄自負的袁世凱，原想可以輕而易舉地在科場上打通一條出路，由舉人而進士，得一個“正途”身份，做上高官，光宗耀祖，萬沒想到兩次考試都名落孫山。這使他感到通過科舉考試做官，對於他太難了。其實，他是一個紈）子弟，經常策馬郊外，揮鞭狂叫，追歡逐樂，放蕩不羈，其家產大都被揮霍。這一切都促使他下決心擺脫困境，另尋一條升官發財的道路。

由於袁世凱之家以“求官發財”為門楣家訓，而且祖輩、父輩都有人通過“軍功”取得高官厚祿，故其效法先輩的榜樣，把功名心從科場轉移到“疆場”上。1881年5月，他帶領“其家舊部數十人往山東登州，投靠淮軍統領吳長慶”。

吳長慶何許人也？乃李鴻章淮軍之重要將領。他是安徽廬江人，李鴻章的嫡係。1880年冬率領淮軍駐紮登州，督辦山東海防，極受李鴻章的信任。袁世凱之所以投奔吳長慶，是因為其前輩與吳氏有親密的關係。原來吳長慶的父親吳廷襄是廬江地主團練武裝的頭子，鹹豐年間太平軍包圍廬江，吳廷襄派吳長慶到宿州，向袁甲三求救。袁甲三舉棋不定，征求子侄意見。袁保慶主張援救，而袁保恒則認為當地敵人強大，兵不能分，兩人爭持不下，拖延多日，以致廬江被太平軍攻占，吳廷襄被殺。此後，吳長慶與袁保恒絕交，而與袁保慶“訂兄弟之好”。袁保慶在南京時，吳長慶帶兵駐紮浦口，兩人過從甚密。袁保慶死時，吳長慶渡江吊唁，扶棺痛哭，幫助料理喪事。因此，當袁世凱來到登州時，吳長慶不僅“肫然相信”，樂意收留，倍加照撫，而且隨後又加以提拔重用。

袁世凱善於奔走鑽營，在吳長慶及其幕僚麵前，總是表現得謙遜恭順。又時常偽裝憂國憂時，“作激昂慷慨之談”。很快取得吳長慶等人的好感，被稱為“有造之士”。不久就被提拔為慶軍營務處幫辦，踏上了仕途的第一步。

1882年6月，朝鮮發生“壬午兵變”，清廷派吳長慶率兵赴朝鎮壓，袁世凱隨軍前往。在“平亂”的過程中，袁世凱立有戰功，吳長慶十分歡喜，提升他為營務處總辦，並在上報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李鴻章谘文中稱讚袁世凱“治軍嚴肅，調度有方”。很快李鴻章保奏袁世凱為同知。在袁世凱的身上，終於出現了權力的光環，盡管這隻是一圈小小的光環，但它大大地提高了袁世凱的身價，從此，他取得了吳長慶的信任，也刺激了他權欲的滋長。

吳長慶為了進一步鍛煉、培養袁世凱，還把在朝鮮的外交事務委他去辦，把內部事務交給張謇處理，袁、張成了他的左膀右臂。袁世凱似乎也覺得自己在吳長慶麵前能和張謇平分秋色了，便利用吳長慶對他的信任，做了幾件露臉的事，整頓軍紀就是其中之一。他從各營抽調一批比較優秀的官兵，組成一支執法稽查隊，由他親自率領，日夜巡查，遇到擾民士兵，立刻就地正法，梟首示眾。同時他還讓執法稽查隊的官兵回到本來所屬的各營，分頭宣傳，使軍營紀律大大好轉，同時也提高了營務處總辦袁世凱在“慶”字軍中的知名度。除此之外，他還幫助朝鮮編練“鎮撫軍”。朝鮮兵變平息後，朝鮮國王李熙請求清政府整頓朝鮮軍隊，鞏固自己的統治地位。李鴻章命吳長慶派員代為訓練。吳長慶便派袁世凱等組織訓練。經過幾個月的訓練，袁世凱便為朝王練成了兩營軍紀整肅的“鎮撫軍”。“鎮撫軍”是朝鮮的新軍，換上新式槍炮，“技藝嫻熟，步伐整齊”，頗受朝王的讚賞。

袁世凱還經常代替吳長慶出麵與日、俄使節交涉有關事務，免不了引起同僚的嫉恨，但有吳長慶的保護和指點迷津，卻博得了“非但知兵，且諳外交”的好名聲。這一切都為他在後來的小站練兵以及仕途上的飛黃騰達奠定了基礎。

當初，袁世凱投靠吳長慶隻是想借助其勢力尋求入仕之門，今已如願，他不再甘心居吳長慶之下。有一天，袁世凱興衝衝地跑到張謇的住所，與張一席話，泄露了天機。他對張說：“朝鮮國王李熙懦弱無能，扶持他有什麽用？吳帥（指吳長慶）膽小怕事，卻把他當個寶貝疙瘩，不如趁朝鮮政局不穩，取而代之，你看如何？”張謇一聽，氣得半天說不出話來，連連擺手答道：“不可，不可。”再三告誡不可胡來。張的斷然製止並未使袁世凱翻然醒悟，相反，他從另一個角度看待張謇，認為是自己錯找了人，什麽“先生”、“老師”，純屬平庸之輩。從此，他一改對張謇的稱謂，由老師、先生改稱“某翁”、“某兄”了。上述之事雖屬袁世凱不明事理、不諳大局的非分之想，卻也證明他一登上封建政治的舞台，野心就開始萌發了。

強烈的私欲，使袁世凱產生了另辟門路尋找新的庇護者的思想，此時權勢炙手可熱的李鴻章成了他攀附的對象。李鴻章，乃清政府權臣，時任直隸總督兼北洋通商事務大臣，掌管清廷外交、軍事、經濟大權。袁世凱選擇李府作靠山，出於這樣的考慮：一方麵，自己在朝鮮混事終究要回國，亟思能在北洋找個差事，沒有李鴻章這樣大人物的提攜保薦是不行的。另一方麵，袁家與李鴻章的關係非同一般，投靠李府是有一定條件的。袁世凱的叔祖袁甲三早年在北京和安徽做官時，與李鴻章交情很深。堂叔父袁保恒曾是李鴻章的部下。袁保齡在京任官時與李鴻章的女婿張佩綸是同僚，過往甚密。加上李鴻章從吳長慶的奏報中已對袁世凱在朝鮮的表現有些了解，且是由李鴻章保奏提升同知的。但同時袁世凱也深知僅憑上述條件，無論如何都不夠接觸李鴻章的資格。為了攀附這棵大樹，袁世凱冥思苦想費盡了腦筋。在官宦中混事的袁世凱很快悟出，踩著別人的肩膀才能上升得更快的這一所謂訣竅。一旦看準了風頭，倔強、固執的袁世凱就付諸行動。他先與正在北洋辦理海防營務的張佩綸聯係，用盡了恭維之辭，轉彎抹角表白自己的心跡，寫到朝鮮事，竭力吹噓自己的功勞，貶低吳長慶；同時獻出了罕見的古玩給張佩綸。這一著終於打通了關節。

1884年，法國將侵略的戰火由越南引向中國的邊境，李鴻章奏調吳長慶率軍回防金州，卻命袁世凱總理留朝三營營務會辦朝鮮防務，袁世凱靠走後門終於趕走了擋在自己前麵的吳長慶，有了獨當一麵的機會。吳長慶對袁世凱這位仁侄背著自己搗鬼的做法很是不滿，其屬僚和下層官吏也為之不平，責備袁世凱忘恩負義，以怨報德，勸他痛改前非，報答吳帥的知遇之恩。然而，這樣的教誨對以怨報德的小人來說，隻能是對牛彈琴。從此，袁世凱與吳長慶、張謇絕交。

1884年12月，朝鮮親日派金玉均在日本的教唆和支持下發動了“甲申政變”，他們劫走了朝王李熙，另立了新君，改組了政府。朝鮮背清降日，一時風傳滿城。如若讓親日派陰謀得逞，朝鮮就會脫離中國，作為會辦朝鮮事宜的袁世凱清楚，此事重大，弄不好幾年的努力將付之東流，什麽功名利祿都將化為烏有。這樣的結果是袁世凱極不情願的，他決定背水一戰。勝，一切皆能保住，還有了升遷的機會；敗，也比束手待斃合算。由於親日派做法不得人心，天平向袁世凱一方傾斜了。他親率清軍和“鎮撫軍”很快平息了政變。

“甲申政變”的平息，為袁世凱伸手要官提供了千載難逢的時機。他耍弄花招，在前來朝鮮處理“甲申政變”的清廷特使吳大徵麵前做了充分的表演：在報告事變過程時，他自責“擅自開釁”，請吳給予治罪。吳大徵一到朝鮮，看到事變已經平息，這個下層小吏竟能控製住局勢，暗歎“奇才”。因此，袁世凱的“自責”反而贏得了吳大徵的好感，哪還談得上治罪。次年。吳大徵回國複命，見到李鴻章就盛讚袁世凱有“奇才”，逢人屢言“袁才可用”。借助吳大徵的口頭宣傳，袁世凱終於將自己引進了李府。李鴻章對袁世凱褒獎有加，奏請朝廷擬以知府分發，等補缺後以道員升用，並請賞加三品銜。李鴻章的奏報很快得到清廷的旨準。

袁世凱受到李鴻章的賞識後，被任命為駐朝鮮的“總理交涉通商大臣”。他一到朝鮮；就擺出監國大員、太上皇的架勢，遇事直入王宮，傳呼朝鮮大臣聽命，態度傲慢，盛氣淩人，他幹涉朝鮮外交、內政、關稅，強迫朝鮮政府按照自己的意誌行動，遠遠超出了清政府對他的職責要求。

袁世凱的做法，嚴重損害了中朝關係，有利於日本侵略勢力的發展，他在朝鮮已成了邪惡的象征。對此，清政府也有察覺，告之李鴻章，要李鴻章物色新人替代袁世凱。但由於李鴻章的庇護，袁世凱不僅沒有被撤換，反而官越做越牢了，直到中日甲午戰爭爆發，袁世凱才被召回國。

袁世凱從朝鮮回國那陣子，日子並不好過，這其中的緣由袁世凱自然明白。其一，中日甲午戰爭一開始，中國軍隊遭受嚴重的損失。袁世凱是負有一定責任的。因為他對日本蓄意發動侵朝繼而發動侵華戰爭的有關情報搞得不準，為日本所騙，曾電阻清軍入朝鮮，使日軍在數量上占了優勢；其二，袁世凱對朝鮮事務頻繁過多的幹預，使朝鮮內部親日派勢力上升。戰爭期間就有官員在上奏彈劾李鴻章時，也把袁世凱當作戰爭的罪人加以斥責；其三，1895年4月17日李鴻章與日本外相伊藤博文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割地之大，賠款之多前所未有。消息傳出，全國人民悲憤之極。一些官員上奏請殺李鴻章以謝天下。一時間，李鴻章成了過街的老鼠人人喊打。清政府迫於輿論，當李鴻章簽約一返回國就撤了他的職。袁世凱失去了後台，一時茫然若失，在家閑置了一年有餘。後來，他以浙江溫處道的身份被派充到督辦軍務處差用。督辦軍務處雖是負責整頓舊軍、改練新軍的機關，但袁世凱隻是一個做具體工作的小卒子。

身處逆境的袁世凱就像輸盡的賭徒，倔強、固執、不服輸，利用身在京城這一有利的條件，開始了新的鑽營。對他來說最行之有效的辦法莫過於攀附權貴。有了上次經驗，袁世凱心裏踏實多了。他先與叔祖和堂叔在京的舊關係取得聯係，從他們那裏得知：京官中最得西太後寵愛的是兵部尚書榮祿，皇宮內最貼近西太後的是太監李蓮英，皇戚中西太後重用的是慶親王奕劻。為了攀附這些權貴，袁世凱便投其所好。

榮祿，滿洲正白旗人，袁家與其素無瓜葛，怎好前去？袁世凱想起了妹夫劉盛雲之父劉銘傳，素為榮祿賞識，隻有求劉銘傳引薦才有晉身之階。於是便趕到六安麻埠地謁見。劉銘傳以至戚關係，為袁世凱寫了推薦書。榮祿見有劉銘傳的書信，便收下了禮品。從此，袁世凱與之成了師生關係。太監本是宮廷內侍奉皇帝及其家族的下等人，因為李蓮英是西太後貼身太監，雖然大臣沒有先給太監請安的，袁世凱卻破了這個例。不惜卑躬屈膝與李蓮英結為盟兄。慶親王奕劻，為人貪鄙昏庸，因是皇族親貴，袁世凱便讓李蓮英轉告他對慶親王的崇敬之意，通過套近乎終於得以拜奕劻為師。自此以後，慶王府中生老病死，逢有紅白喜事，大小生日，都由袁世凱一手包攬，奕劻無須操心費時。軍機大臣翁同龢是光緒帝師，他和時任總理衙門大臣禮部尚書李鴻藻親見舊軍隊的無能，對改練新軍抱有很高的熱情。隻要有機會，袁世凱便在他們麵前極力迎合，高倡西法練兵，冒充行家裏手，還將一本請人幫助譯撰的兵書送給督辦軍務處。

袁世凱的一番活動終於有了可喜的收獲。李鴻藻誇他，“家世將才，嫻熟兵略”，如讓他督練新軍，必能矯中國舊軍隊之弊端。翁同龢也被他的花言巧語所欺蒙，認為“此人不滑可任也”。故在榮祿疏薦袁世凱督練新軍時，便一路綠燈通過了。1895年12月，袁世凱取得了督練新軍大權，到小站鎮編練新建陸軍。

小站鎮，又叫新農鎮，位於天津和大沽之間，距天津70裏，淮軍曾在此屯田駐紮二十餘年，如今換了新主人。在爾虞我詐的官宦階層中奔波了十餘年的袁世凱深知槍杆子的作用，隻要能為清政府訓練一支精銳部隊，自己就有了飛黃騰達的機會，故袁世凱事無巨細，靡不親躬。

袁世凱到小站後，成立了新建陸軍督練處，編練新軍。他將新軍分步、炮、工、騎四個兵種，以步兵為主，步兵分編為兩翼，左翼轄兩營，右翼轄三營，其餘炮、工、騎兵各一營。營以下編製為隊、哨、棚，相當於現在的連、排、班。

袁世凱深知靠他一個人的力量練兵是遠遠不行的，就請來老友徐世昌幫忙。當年袁世凱在陳州讀書時，結識了窮秀才徐世昌，兩人結為好友，並拜為把兄弟。後來徐進京趕考，袁世凱還贈送了盤纏。此時徐世昌已飛黃騰達，成為翰林院編修。當袁世凱請徐來小站練兵時，徐立即放棄了翰林院高官來到小站，以報當年袁世凱之恩。同時徐世昌也深知在“整軍經武”的形勢下，文官前途不大，棄文從武方能騰達。徐世昌來小站後，立即受到重用。徐雖為文人，不懂軍事，但他足智多謀，在小站練兵中為袁世凱立下了汗馬功勞。此外，袁世凱還請來另一位老朋友唐紹儀當軍中文案。

既是編練新式軍隊，就得有懂新軍事的人。為此，袁世凱請他的老朋友蔭昌為他舉薦人才。蔭昌曾擔任過天津北洋武備學堂總辦，該學堂是李鴻章在天津創辦的，是中國第一所以西式兵法培養陸軍軍官的學校。蔭昌推薦了武備學堂畢業的高材生梁華殿和王士珍二人來小站，可梁到任不久，在一次夜操時失足落水身亡。接著，袁世凱又從武備學堂畢業生中物色到馮國璋和段祺瑞二人。

馮國璋畢業後留校當教習，但他不安於位，投身於聶士成的武衛軍，並參加了甲午之戰。戰爭結束後他到駐日公使館當武官，考察了日本軍事，回國後將自己編寫的關於日本軍製的兵書進呈聶士成閱覽。聶士成知袁世凱在小站練兵正急需人才，於是將馮國璋的書轉給袁世凱，袁看後大喜，將馮調到小站任督操營務處幫辦兼步兵學堂監督。

段祺瑞於武備學堂炮兵班畢業後，被李鴻章派往德國學習軍事，回國後到威海衛炮兵學堂任教師。袁世凱將其調到小站任炮兵營管帶兼炮兵學堂監督。

王士珍於武備學堂畢業後，到正定主辦隨營炮隊學堂。甲午之戰中帶學生入朝參戰，後在聶士成軍中供職。袁將他調小站後任督操營務處幫辦兼講武堂總教習，後提升為工程營統帶。

馮國璋、段祺瑞、王士珍三人到小站後成為袁世凱練兵的重要助手，以袁世凱署名的《訓練操法詳晰圖說》一書就出自他們三人之手。這三個人後來被人們稱為“北洋三傑”。

除此三人外，袁世凱又陸續調來一些武備學堂的畢業生，曹錕、段芝貴、張懷芝、王占元、盧永祥、李純、陸建章、鮑貴卿等等，這些人懂新軍事，成為小站練兵的重要骨幹。另外，袁世凱還從舊軍隊中提拔了一些老兵老將到小站練兵，如薑桂題、張勳等人。這些人頭腦簡單、盲目服從、忠誠可靠，對於袁世凱想把北洋新軍培養成一支忠於自己的部隊來說，這是必不可少的。

袁世凱為編練好新建陸軍，確實動了一番腦筋。在練兵思想方麵、管理方法、訓練方法上，大都效法西方，使新軍成為軍紀嚴明、訓練有素、戰鬥力很強的軍隊。

為了顯示新軍隊與舊軍隊的不同，同時也為了培植個人勢力，培養官兵絕對服從的意識，袁世凱一改舊軍隊吃空額、克扣軍餉的劣習，每次發餉他都親自監督營官，把軍餉足額發到士兵手中。他經常深入各營，接近下級軍官和士兵，對各級軍官和幕僚，甚至棚頭，幾乎都能叫出名字，並了解他們的性格和優缺點，以便用其所長。他還經常親臨現場觀看操練，有一次要閱兵時下起大雨，有人要給他打傘，他堅決不讓，說：“士兵都在雨中，我怎麽不能！”為了激發官兵的訓練熱情和效忠思想，徐世昌還編寫了《勸兵歌》、《對兵歌》、《行軍歌》等等，使軍隊麵貌煥然一新。

1896年，督辦軍務處大臣榮祿到小站檢閱了新建陸軍後，大加讚揚，回京後在給皇上的上書中說，“近年所見各軍，還沒有超出新軍的。”

作為中國近代史中的一個重要事件，小站練兵的影響，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麵：一是培養了一大批近代新軍事人才和將領，加速了舊軍隊的淘汰，對中國軍隊的近代化產生了非常重要的影響；一是為北洋軍閥政治集團的形成奠定了政治基礎。在袁世凱的苦心經營下，新建陸軍成了一支異軍突起的武裝。不久，袁又以新建陸軍為基礎編成北洋六鎮，所有高級軍官都出自小站。以後，隨著北洋軍事力量的擴張，小站出身的軍事頭目布滿了全國，無形之中形成了以袁世凱為首的北洋軍閥集團。袁世凱以新軍為資本，聲譽鵲起，身價倍增，從此在清政府中的地位更扶搖直上。

戊戌告密血染烏紗

甲午戰爭失敗後，各帝國主義國家紛至遝來，在中國強占租界地，劃分“勢力範圍”，掀起瓜分中國的狂潮。在這“瓜分豆剖”形勢下，中華民族處於亡國滅種的危急關頭，以康有為、梁啟超等為代表的資產階級維新派站在時代的前列，大力傳播西方資產階級政治學說，抨擊封建專製，要求清廷改革弊政、實行君主立憲、發展資本主義，形成一股強烈的變法圖強的維新思潮。

堂堂的天朝大國竟敗給一個“蕞爾島夷”日本，確是清廷的奇恥大辱。西方列強的紛至遝來，使遼闊的中國領土，絕大部分成為它們的“勢力範圍”，綿長的海岸，竟無一處可以作為自己的軍港，中華民族處於存亡絕續的十字路口。麵對民族危機的進一步加深，一批有識之士痛定思痛，經過反思，深刻認識到：洋務運動客觀上確實引進了西方先進的科技，但僅停留在“器物”層麵的技藝隻是西學的皮毛，真正富國強兵之路在於製度變革。沒有先進的社會政治製度作保障，即使是先進的科學技術也是不可能發揮應有作用的。中國人開始明白，縱使船堅炮利，兵器精良，也挽救不了一個腐朽的社會政治製度。因此，變革社會，改革政治，學習西方之根本成為甲午戰後中國有識之士的共同呼聲。以康有為、梁啟超發起的“公車上書”為契機，甲午戰後的中國社會掀起了一道新的波瀾。

袁世凱到小站以後，仍然十分關心京師的政治行情。當時，西太後表麵上已歸政於光緒，但事事幹預，實際上仍握朝廷大權。帝、後為爭奪權力，不斷發生齟齬，王公大臣中也分化為帝、後兩黨。帝黨官僚翁同龢和維新派結合，他們的靠山是光緒。反變法的頑固派後麵則有西太後撐腰。袁世凱見西太後和光緒都可能提拔自己，給自己官祿，就腳踏兩隻船，想方設法謀取雙方信任。他不斷進京走訪頑固派榮祿、剛毅等顯貴，百般諂媚邀寵，極盡巴結之能事。尤其是在榮祿擔任直隸總督以後，袁經常逗留在天津，與榮祿的關係更為親密。同時，他和翁同龢也保持密切聯係。1898年3月，他攜帶“瓜分中國畫報”進京呈翁閱覽，“深談時局”，說“必實行變法以圖多保全數省”。而且，對帝國主義的侵略表示極大憤慨。6月，翁同龢因支持變法被驅逐回原籍，路過天津，袁派人持函獻厚禮，深表同情。他還通過徐世昌與康、梁等不斷接觸，極力表示自己對變法事業的關切。

1897年德國強占膠州灣以後，列強爭先恐後地搶占中國海港，劃分勢力範圍。亡國之禍，迫在眉睫。這一切給維新派以極大的刺激。在康、梁的推動下，變法運動衝破層層阻力，於1898年夏天達到高潮，從6月11日到9月21日，維新派通過光緒帝頒布了廢除科舉考試、裁汰冗員、發展資本主義等一係列改革詔令。這些改革措施，盡管十分溫和，但畢竟是對傳統的封建頑固勢力的一次嚴重挑戰，因此引起頑固派極大的恐慌和仇視。以西太後為首的頑固振，自恃有沙俄的支持，維護一切落後的東西，反對任何改革，甚至狂叫“寧肯亡國，不可變法”。他們和李鴻章為首的洋務派在維護封建製度這一點上結合起來，詆毀維新派，大造反動輿論，並準備使用暴力扼殺變法。早在光緒帝開始下詔變法的時候，西太後就已指令光緒讓榮祿擔任直隸總督北洋大臣，兼管駐紮在近畿的董福祥、聶士成和袁世凱三軍。又讓崇禮擔任京城步軍統領，把京畿軍政實權緊緊地抓在自己手中，伺機而動。西太後預定於10月間偕光緒到天津閱兵。京津盛傳屆時她將廢掉光緒帝位，另立新君。

維新派獲悉光緒將被廢黜的消息，感到萬分震驚。在這危急的時刻，康有為想到袁世凱，認為袁“擁兵權，可救上者，隻此一人”，但又擔心他為榮祿所用，不肯聽從。便派自己的親信弟子徐仁祿到小站去探察。袁世凱深知維新派已掌握了起草上諭之權，正破格用人，若取得信賴，可有不次之擢，平步青雲。因此，在徐仁祿麵前，他極力奉承維新派，說康有為有“悲天憫人之心，經天緯地之才”。

康有為接到徐仁祿的報告，對袁世凱確信不疑，立即請侍讀學士徐致靖奏薦袁世凱。徐在奏折對袁世凱大加讚賞，建議光緒帝提拔重用。同時，康有為又通過維新誌士譚嗣同遞上密折，要求“撫袁以備不測”。當時，譚嗣同、楊銳、劉光第、林旭等四人剛剛被提拔為軍機章京，特加“參預新政”四字，賦予閱覽奏章、起草上諭的大權，深得光緒的信任。光緒即於9月11日發下上諭：“電寄榮祿，著傳知袁世凱，即行來京陛見。”

9月14日，袁世凱遵旨入京。16日，光緒帝在頤和園召見他，詳細詢問了新建陸軍的情況。袁一一回答。當問及變法時，袁表示：國政腐敗，必須積極推行變法，方能有轉機。光緒“見袁極力讚揚新政，遂大信之，以為得一有力之助矣”，當天破格提拔袁為候補侍郎，繼續專辦練兵事宜。

握有兵權的袁世凱突然被召見，並“超擢以侍郎候補”，引起頑固派驚恐不安，造成“舉朝驚駭”的局麵。袁進京後，榮祿就製造“英、俄在海參崴開戰”的謠言，借機調董福祥軍到長辛店，調聶士成軍十營至天津，“防袁有變”。並急電袁回小站布防，唯恐他在京受維新派煽動。同時，慶親王奕劻、端郡王載漪等多次赴頤和園，哭請太後訓政。政局急劇轉變，新舊兩派進入最後決鬥。光緒帝處境孤危，朝不保夕，遂下了一道密詔說：“今朕位幾不保，汝康有為、楊銳、林旭、譚嗣同、劉光第等，可妥速密籌，設法相救，朕十分焦灼，不勝企望之至。”康有為於9月18日接到密詔，當晚集合維新派，籌劃救上之策。當時，楊銳、譚嗣同、梁啟超、康廣仁、徐世昌皆來。大家痛哭不成聲，想不出萬全的辦法。最後決定由譚嗣同攜帶密詔，“說袁勤王”，“殺榮祿，除舊黨”。

深夜，譚嗣同抱著極大信心，來到袁世凱的寓所法華寺，將光緒帝之密詔陳於袁世凱，請袁殺天津榮祿，起兵勤王，以救光緒，亦即挽救變法。袁當即表示：“誅榮祿如殺一狗耳”；“我三世受國恩深重。斷不至喪心病狂，貽誤大局，但能有益於君國，必當死生以之！”

袁氏並非真心實意維護變法，而是想從中撈取政治資本。他設詞騙走譚嗣同以後，反複思量，深感光緒無實權，維新者皆書生，書生尚空談何以成事。與其引火喪身不如倒向老謀深算實權在握的西太後一邊，將來政治地位不難取李鴻章而代之。袁世凱遂於9月20日上午乘火車回返天津，將維新計劃及光緒密詔全都交與榮祿，榮祿入京麵見西太後。使得光緒帝由此被囚瀛台，維新誌士譚嗣同、林旭、康廣仁、楊稅、劉光第、楊深秀喋血菜市口，時稱“戊戌六君子”。

袁世凱的告密為反動政變立了一大功，深得西太後的賞識。西太後很快召見了他，讓他代理了10天的直隸總督，賜新建陸軍銀四千兩；1899年西太後特賞袁世凱在西苑門內騎馬，提升袁世凱為工部右侍郎。維新誌士的鮮血染紅了他的烏紗頂子。當時社會上流傳著一首三言歌謠：“六君子，頭顱送，袁項城，頂子紅，賣同黨，邀奇功。康與梁，在夢中，不知他，是梟雄。”

洹水垂釣東山再起

戊戌告密給袁世凱帶來了飛黃騰達的機會，之後不久，他被提升為山東巡撫。當時，義和團運動風起雲湧，八國聯軍侵華使大清江山難保。在這種形勢下，他拒絕清廷上諭赴京勤王，而瘋狂鎮壓抗擊八國聯軍的義和團。狡猾的袁世凱由於沒有抗擊西方列強的侵略行徑，保存了自己的實力，故在李鴻章死後，繼任為直隸總督，成為漢族大臣中的中堅。

1908年，光緒皇帝憂鬱而死，慈禧太後也奈何不了死神，隨之離開了她的極權位置，永遠地住進了她生前就造好了的陵寢。三歲幼兒溥儀做了清廷最後一位皇帝，其生父載灃成了攝政王。載灃將袁世凱看得透徹，他決心遵照光緒帝的遺誌，殺死這個慣用兩麵手法的大臣。然而，從湖廣總督任上調入軍機處的老臣張之洞勸說攝政王：“主幼時危，未可遽戮重臣動搖社稷”。攝政王細一思之，這不是殺不殺袁世凱的問題，而是為了讓風雨飄搖中的晚清有個暫時的安定局麵。遂改變主意，將這個亂臣賊子驅逐出朝廷，“下放”回家了事。但為了遮蓋真實目的，給袁一個麵子，清廷所頒諭旨措辭為：袁“現患足疾，步履維艱，難勝職任”，將其開缺滾蛋。

袁世凱明知“下放”的實質是放逐，朝廷還指明，讓他回鄉養老。袁氏根本不想回家，老家項城竟與昔日楚項羽共一項字，大不利也，於是他便到洹上村過隱居生活。

袁世凱何曾過過一天隱居生活，他是居而不隱，故作樣子，披蓑戴笠，垂釣洹水，息影園林，隻想騙過清政府，借以消除載灃對他的監視。實際上是等待時機，以便東山再起。

如果說洹水垂釣是袁世凱的煙幕、假相的話，他也有“實幹”的一麵：一方麵他的心腹、故舊，不斷地從各處拍去電報，報告朝野所發生的近況；另一方麵他又發出“提綱”，要求搜集他所需要的情報。袁時刻準備“殺”回北京。

1911年辛亥革命的爆發，給袁世凱出山製造了一個千載難逢的大好時機。武昌起義的勝利，使皇親國戚、八旗子弟嚇得大顫。倉皇間，陸軍大臣蔭昌從北京率領北洋軍，乘南下火車開往湖北，企圖將辛亥起義鎮壓下去。可是，清兵原屬袁世凱指揮，兵戀舊土，根本不聽蔭昌的調遣。怎麽辦？蔭昌無奈，一臉尷尬。

這時的清廷總理大臣奕劻打量了滿朝文武，一個個垂頭喪氣，恰如喪家之犬，誰能使大清江山苟延喘息去對付革命黨人？他思量一會，向攝政王載灃諫道，“袁世凱一手操練了北洋軍隊，如今在軍中的中高層帶兵者，莫不是其舊部。他有號召力，指揮力。若令他去湖北剿滅革命軍，必獲勝利。反之，舍袁，餘皆畏懼不前，其後果真不堪設想！”載灃上下掃視一番，認為奕劻所言不假。然而光緒帝遺願不僅未遂，自己又反其道而行之，這莫不是自己的懦弱？正猶豫間，內閣總理大臣奕劻催促道：“不可久議耽過時間，祈速決。”不得已，載灃本著“打一耳刮救一陣急”的態度，發出上諭，任命袁世凱為湖廣總督，督辦剿滅武漢革命事宜。

由於袁世凱通訊手段先進，電報房為他長了順風耳千裏眼，對國家局勢了如指掌，又由於常在宦海，極懂上級心理。他接到上諭後，不僅不欣喜，反而懂得在此關鍵時刻，不可“賤賣”自己，於是待價而沽：“臣因腿疾仍然未愈，何堪重任？”

袁氏不願出山，令朝廷益發急煞，趕緊再次催行，自然又用了一些好聽的詞語。袁氏認為這才是時機成熟，不可再次扭捏，遂進行實質性的探索，索得比開缺前有更大的權力：1.明年召開國會；2.組織責任內閣；3.寬容武昌革命黨的此次事件；4.解除黨禁；5.授我以指揮全軍（陸、海）之權力；6.給我以充足的軍費。

載灃見袁已作回複，似乎兒皇帝位可保，於是連發數道上諭，於10月應允袁氏條件：1.實行憲政；2.迅速起草憲法；3.革除親貴秉政；4.大赦國是犯。

接著，清廷調蔭昌回京，授袁世凱以欽差大臣，準許袁氏節製調遣所有水陸軍隊。袁氏如願以償，出了惡氣，得到指揮全權。於是，袁氏派部下直撲漢口；與此同時，袁又指揮部屬平息、鎮壓了石家莊、太原、灤州的新軍起義，雙手沾滿了鮮血，渾身紅得發紫的袁世凱果然不負朝廷厚望，挽救清廷之危急，成為大大的有功之臣。有心計的袁世凱，以保衛京畿作借口，又將近畿的兵權也抓到手中，可謂權傾一朝。

袁氏指揮的北洋軍從革命軍手中奪去了漢口，勝利的喜訊讓清廷的攝政王載灃欣喜不已，當即履行諾言——宣告解散皇族內族，授袁以內閣總理大臣之職，使袁成為能夠左右政局的關鍵人物。

一箭雙雕登上總統寶座

袁世凱出山的條件被滿足後，已經牢牢地掌握了軍政大權，清政府儼然是一具政治僵屍。袁世凱有了軍權，便有了政治資本。在他出山之時，就思索著局勢，盤算著打出的第一張“牌”。武昌首義後，全國各地義旗紛舉已成燎原之勢，清王朝的統治岌岌可危，我袁世凱縱然拚著權力把武漢奪回來，能撲滅全國越燒越旺的革命烈火嗎？倒不如來個投石問路，以“和談”誘革命黨人入套，乘機奪取革命果實。但他又想在未得到革命軍一方對自己確切態度之前，對清政府不能有半點差錯。於是，袁世凱便打著維護清室的旗號，實質上是以清政府為工具去壓迫南方革命軍，迫使其入套讓權；反過來借助南方革命軍的力量威脅清政府、迫使清帝退位，來個一箭雙雕，建立袁氏王朝。

北洋軍攻下漢口後，袁世凱又令馮國璋速懸重賞，全力進攻漢陽。他要給革命軍一個下馬威，作為試探和談的本錢。11月27日，北洋軍占領了漢陽，革命軍退據武昌。此時，狡猾的袁世凱不準北洋軍渡江，隻是隔岸向武昌炮轟，來了個欲擒故縱之術。袁世凱采取這一手出於多種考慮：其一，保存武昌革命軍存在，對他暫時有利，這實際上是奸臣弄權“養敵自重”的慣術。有革命軍在，就有他內閣總理大權，否則，便失去了抓權和威脅清廷的借口。其二，保存武昌革命軍，顯示了自己對革命軍的寬大忍讓，也保留了和談對手。又可證明革命軍力量不可輕視，可以繼續向清政府要挾。其三，攻破武昌，載灃必萌兔死狗烹之思。

袁世凱派人提出和談。袁世凱表示：他將率北軍反正，但南方革命軍要舉他為臨時大總統，以免兵連禍結。這一招果然有效，革命黨人認為袁世凱力量強大，同他對抗，沒有必勝的把握，特別是一部分革命黨人的糊塗認識，把革命理解為單純建立一個形式上的民主共和國，同意用總統作為交換條件促袁反正，趕快停止內戰。南北雙方經過激烈反複的談判，孫中山最終答應隻要袁迫使清帝退位，宣布讚成共和，就舉為大總統。

袁世凱得到孫中山的切實保證後，便全力以赴對付清政府去了。袁怎樣迫使清帝退位呢？隆裕太後、載灃肯接受退位這個現實嗎？他們無可奈何中的辦法是苟延殘喘，期望在拖延時間中出現奇跡，出現轉機，他們不會心甘情願地交出龍位。袁世凱雖然不是個真正的共和製度擁護者，也不願成為曹操第二，他要把事情辦得更緩和一些，更體麵一些，不背現代曹操之名。因為清廷仍有不少的主戰者，反對皇帝退位，這是他們的切身利益所在。如鐵良、良弼等要臣就是這樣，寧死也不願意退出曆史舞台，他們還在想，解散袁氏內閣，重組皇家內閣，作最後的抗爭。如果勝利了，大清江山得保；失敗了，遠走國外，絕對不做妥協者。於是，退與否形成僵持局麵。

袁世凱為了自身利益，將兩麵手法玩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一方麵他指使屬下馮國璋、段祺瑞等數十名軍事頭麵人物聯名通電：誓死擁護君主立憲，反對共和政體；另一方麵，清廷駐外使節的聯名通電卻是：請清帝退位！矛盾著的兩份電報均屬袁之傑作。馮、段等電，用以威脅革命者；駐外使節電，則對付清廷。這種一箭雙雕的手法運用的結果，使清廷相信，以袁氏為首的北洋軍人是擁護清廷的，不背“逼宮”的罪名。

這固然是袁氏的主觀陰謀的發揮，但又有客觀的“力量”促成袁氏逼帝退位。正在清帝退與不退（位）形成僵局之時，袁世凱遇刺。此次袁世凱被刺，隻是臉部加了光彩，並無大礙，但他嚇壞了，從此稱病不上朝，由民政大臣趙秉鈞代行其事。因之皇家親貴再不懷疑袁氏傾向革命軍了，隆裕太皇後更讚袁氏為“股肱社稷之臣”，並派人代表自己給袁氏送湯，表示清廷對重臣的親切慰問。

袁世凱挨“刺”之前，曾警示王公大臣：“革命黨所遣之暗殺團布滿京城。”清廷認為這是蠱惑人心之言，不足信也。然而，此次袁氏被刺未中，足證袁氏所言不虛。趙秉鈞秉承袁世凱指示，在清廷內因刺引起恐慌之際，適時地在禦前會上提出：取消南京臨時政府；取消北京清政府，優待清室……逼隆裕太後表示態度。隆裕支吾，當然不會允諾。

袁世凱則再令段祺瑞等聯合軍事頭目，具名通電，請清帝即早退位，以便實行共和體製，安皇室定大局。這不得不令隆裕惶恐。此前兩份通電，外交使節擁共和而反帝製，而將軍們擁帝製而反共和。而今，將軍們也反對君主製而擁共和製了，柱石既歪，朝廷賴何生存？這袁氏的手段不謂不高明，他不慌不忙，如貓戲鼠，按部就班，再買通關節，一鼓作氣逼清帝退位。

正在隆裕憂思到了極點的時候，又一可怕消息傳來，清禦林軍第一協統良弼遇刺。良弼是隆裕所信賴的軍人，他堅決反對清帝退位，他力主解散袁氏責任內閣，重組皇族內閣，與革命軍決一死戰，挽救清室三百年江山！可是，良弼這位清廷的忠臣良將被革命黨刺殺了。

良弼之死，對清廷影響極大，所有主戰反和的貴族王公們，無不嚇得半死，生怕炸彈挨到了自身，紛紛潛逃出京，到處避難去了。以至於隆裕召開禦前會議時，到者寥寥無幾，好不淒涼。視此情形，袁氏本可與四歲的皇帝以及隆裕太後反目，威逼其退位。然而，他不願如此“太露”，他還要保名聲。於是在利用段祺瑞們通電相逼之後，又看準了可以利用的奕劻，即保舉袁氏出山的清室前總理大臣。袁世凱認為隻有此人，才是在隆裕麵前建言獻策的適合人選。袁氏根據奕劻的餐飲嗜好，擺好筵席，恭請奕劻赴宴，袁氏闡明清帝退位的重要意義與必須，指出皇帝交出龍位，更易共和，乃大勢所趨。奕劻果然做了袁世凱的代理人，在隆裕太後麵前，說了袁想說而不敢說的話，以頭撞地，號啕大哭：“民情風靡，士不用命，大勢去矣！”隆裕聞言，也大哭起來：“我大清近三百年江山，果然走到了盡頭？”奕劻止住了哭聲，訴說北洋軍諸頭領聯名電報，還有各省的紛紛通電的內容，並引用袁言：“清廷已無可用之兵了。”不得已，隆裕為此召開禦前會議。所謂會議，無非是將隆裕考慮成熟的退位決定公之於眾臣。隆裕則令人擬寫退位詔書。1912年2月12日，清帝下詔書退位。

袁世凱如願以償，以體麵的方式逼使清帝退位。孫中山絕不食言，清帝退位，南北統一，自己辭去臨時大總統之職。不過，辭去臨時大總統之職是有條件的：一、臨時國民政府應設在南京，且不得更改他處；二、新總統到南京上任之時，本總統及其他人員方始解散；三、臨時參議院所製定之臨時約法新總統必須遵守。

孫中山的三條，從其主觀願望說，係防止袁氏施展政治陰謀。也就是說你袁世凱不到南京來，我孫中山便不交權。故而，孫中山派出專使蔡元培、汪兆銘（汪精衛）、宋教仁等五人北上迎接袁世凱南下就任臨時大總統。

袁世凱在北京依仗北洋勢力，調離北方，豈不是調虎離山！於是他施展伎倆，製造種種借口，不欲南行。

然而，南方五人專使來到北京，這就使得袁有些心慌，若堅持拒絕南下，觸怒了各方人士，若再舉孫中山繼位，那自己不就因此“掛”了起來？於是乎以高規格接待五位專使，並由袁親切接待。袁氏假惺惺地與五專使談南下路線：水路乎？陸行乎？五位專使不由得心花怒放，自己的此行任務必將圓滿完成。

五專使正在為恭候袁總統“作準備”。忽然一天夜裏在專使下榻的迎賓館周圍槍聲四起。臨近天亮，有人代表袁來慰問五專使：“不必過慮，各位受驚了。是軍人嘩變，駐防部隊反對袁總統南下……”五專使聽到嘩變一詞，又是為袁氏南下事，軍人們若怪罪南來客人，槍彈可沒長眼睛啊，性命難保，趕緊逃離賓館。這又是袁氏傑作，以嘩變來恐嚇五位專使。

翌日，袁世凱的心腹趙秉鈞慰問五位專使，又告：“沒辦法平息嘩變，袁隻得答應起事的軍隊首領，重新考慮是否南行；軍隊首領也保證，隻要袁總統留此，對肇事的軍人也將進行懲處。”趙的話使專使們不得不信。趙又請專使們把這裏的情況和袁總統的苦衷轉告南京。果然五位專使給孫中山拍電報：“若袁不此留，則北洋半壁將無一日之安寧。”孫中山因而也受其詐，電複袁，同意袁在北京行總統權力。

就這樣，袁世凱施用兩麵派手法篡奪了辛亥革命的勝利果實，在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然而，這隻是實現了建立袁氏王朝的第一步。袁世凱並非真正的共和擁護者，他崇尚的是獨裁政權。他以毒辣手段刺殺了宋教仁，以武力加陰謀排斥國民黨，鎮壓了“二次革命”。他先強迫國會，將其由臨時大總統變為正式大總統。這個“議程”完成後，他下令解散國民黨，再下令解散把他變成正式總統的國會。解散國會後，袁氏又修改約法，使其不僅成為終身大總統，還可以利用推薦權傳後。這一切活動，都是袁的預謀，表明他在向皇帝寶座逐步推進。

洪憲稱帝自取敗亡

盡管袁世凱具有狂妄野心，對皇位垂涎三尺，也不敢自行宣布做皇帝，必須盜用國人名義，作為帝製自為的遮羞布和謀叛民國的盾牌。自從當上了正式大總統後，雖然位高了，權大了，袁卻有了這樣一句口頭語：“共和辦不下去”，“如果全國老百姓一定要我做皇帝，我就做”。段芝貴、楊士琦等一幫親近小人早已窺透了他的心思，日夕在其左右，始而從旁敲擊，繼而直搗中堅，提出帝製問題。初時，袁世凱裝模作樣，扭扭捏捏，漸漸地也說非帝製不可，最後幹脆告訴他們：“你們斟酌去辦吧。”得到了他的密旨，一幫嘍囉便緊鑼密鼓準備去了。

袁世凱想當皇帝的狂妄野心，被早有鯨吞中國之意的日本帝國主義所窺測，決定利用袁陰謀稱帝進行要挾訛詐，狠狠地敲一筆竹杠。1915年1月，公使日置益將“二十一條”直接麵交袁世凱，暗示袁世凱，以承認“二十一條”作為日本承認他搞帝製的交換條件。

日本無故向中國提出無理要求，中國完全有理由嚴詞拒絕。但袁世凱認為其他列強正忙於世界大戰，隻有日本有力量幹涉中國事務，如果與日本結好，當皇帝就有了國際保證。因此，為取得日本的支持，換取一姓尊榮，他不惜出賣國家主權、民族利益。5月9日，除第五號條款日後協商外，答應了日本的其餘要求。

袁世凱認為國際國內均不會再發生問題了，便授意楊度等人組織團體鼓吹帝製。1915年8月，由楊度出麵，拉攏嚴複、劉師培、胡瑛、李燮和、孫毓筠等組成“籌安會”，宣稱“以籌一國之治安”，認為共和國體，不適中國國情，大肆鼓吹改變國體，為袁世凱稱帝大造輿論。

有趣的是，除了由楊度發起的輿論外，還有形形色色的所謂“請願團”應運而生。什麽請願團呢？就是請袁世凱當皇帝，以合“民願”。

請願團的招牌大到“各省公民請願團”、“軍警請願團”、“商會請願團”，小到“人力車夫請願團”、怪到有“乞丐請願團”、“女子請願團”……不知這些人為何熱衷於請出皇帝來管自己？是否有切身關係？此次請願，遍於全國。一會兒說國人愚鈍，文化偏低，不懂民主共和，一會兒又有這麽多國人來請願，關心國體了。

原來，這些形形色色的請願團，以及他們所書請願書，無一不是袁出點子，手下人出錢雇人“辦”成的，用以欺騙民眾而已。此外，還有資料記載：北京還出現過“妓女請願團”，豈不更怪？其原因也很簡單：八大胡同內賣笑女與軍政界“風雅之士”有往來，妓女們從其口中得知，組成一個請願團，奉交一份請願書，表示擁袁為帝者，可得一筆酬金。原來，賣笑女為賺一筆酬金，便別出心裁地打出了“妓女請願團”的招牌。由此可知，袁世凱為了當上皇帝，什麽手段也使得出來。

為了顯示民意勸進，10月10日，袁世凱發表講話說：“改革國體，事端重大。本大總統受國民之付托，以救國救民為己任，何去何從，應以國民為主體，由國民代表進行國體投票，以定從違。”袁世凱作為一個竊國大盜，總想做得天衣無縫，但盜賊行蹤往往破綻百出。

選好代表是決定帝製命運的關鍵。袁世凱最擔心的是各省確定候選人出問題，他幹脆采取欽定辦法，使大多數名單由他和親信直接圈定，下令各省不得遺漏和更改。候選人雖已內定，形式上還是要通過選舉產生，以顯“民意”，以昭“鄭重”。按規定每縣選出一名代表赴省城對袁圈定的候選人進行投票。如何推選出這名“國民代表”呢？辦理國民會議事務局一再通電各省，嚴格把關，將那些性行純和、宗旨一貫、能就範者選為國民代表。毫無疑問，如此產生的國民代表人員是完全符合袁的要求的。

國民代表進行國體投票不是在北京召開，而是在將軍、巡按使監督下，各省分別舉行，然後再把票匯集北京。袁世凱圈定的代表候選人，不少是在京各省人士，他們赴省之前，袁世凱每人贈送大洋五百元，作為參加選舉的川資和公費，這筆錢是幹什麽用的，代表們心裏清楚。各省也上行下效，想盡一切辦法安排好吃的、住的、玩的，讓代表滿意。有的省甚至物色名妓數十，隨時為代表歌唱、侍酒、侍寢。這些代表沉湎於吃喝玩樂之中，能不思圖報嗎！

盡管如此，袁仍猶恐有疏虞，對投票方法、形式、場地布置等做了統一規定。采用記名投票法投票；票麵上印有“君主立憲”四個字，投票場地設在將軍署院內會議廳裏，代表們從進將軍署大廳至投票廳路上，布滿武裝士兵，給人一種恐怖感。投票前，將軍或巡按使發表演說，痛詆共和，稱頌君憲，不斷提醒代表慎重從事。最後，參政院統計全國選舉結果：參加投票者近兩千人均讚成帝製，無一票反對，無一票作廢。

袁世凱畢竟做賊心虛，極其害怕有人把“民意”的黑幕揭穿，因此，國體解決以後並沒有急於對稱帝表態，一些個人上表勸進折子呈上後，他反而謙虛起來了，說自己的功業不足稱帝。實際上袁世凱有他的想法，他認為如果不等參政院上擁戴書，把自己的“功德”列出來，便直授不辭，那麽，他想當皇帝的想法便會臭名昭著，惹人譏評。他那個欺淩幼主和背叛民國的惡名便洗刷不掉，當上了皇帝還是名不正、言不順，立不住腳。他要等著爪牙為他歌功頌德，使他當之無愧。果不出所料，12月11日上午，參政院呈上了第一次擁戴書，對袁世凱進行肉麻吹捧，最後直稱：“我皇帝睿智神武，為億萬百姓歸心之元首”。下午，又向袁呈上了第二次擁戴書，上麵列舉了袁世凱“經武”、“匡國”、“開化”、“靖難”、“定亂”、“交鄰”六大功業，稱袁世凱功勳“邁越百王”。最後請袁不必再謙讓，應早日宣示天下，正位登報。袁世凱沒有做到“三揖三讓”，12日便宣布承受帝位，改國號“中華帝國”，以明年為“洪憲”元年，準備於元旦舉行登極大典。

就在袁世凱積極準備舉行登極大典的時候，1915年12月25日，討伐袁世凱叛國稱帝的護國軍號角聲首先從雲南傳來，接著貴州、廣西、廣東、浙江等地也先後宣布獨立，加入護國軍隊伍；袁世凱眾叛親離，洋主子突然轉變態度，反對他稱帝，袁家後院起火，大將段祺瑞、馮國璋與袁反目。原來，袁世凱稱帝嚴重損害了段祺瑞、馮國璋等人的利益。論資望和地位，在共和製下，他們都有繼承袁氏而任總統的可能。既改帝製，皇帝世襲，還要向袁氏子孫稱臣，這是他們不願意的，致使袁氏內部四分五裂；此外，袁氏子孫爭當太子，後宮妻妾爭當皇後，妃嬪亂作一團；再從袁氏個人政治素質來看，他的敗亡也並不奇怪。論及出身，袁氏根本無法與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一班人相比，他是地地道道的一介武夫，一個寡廉鮮恥、十足無賴的小人。梁啟超幹脆將其行政比之為“流氓政治”。所以，一旦“君臨天下”，大權在握，隻有聽任群小包圍，利令智昏，忘乎所以。殊不知自民國改元以來，革命黨人力量雖一時軟弱，但民主共和政治畢竟已成現實，有誰敢冒天下之大不韙擅改民主為君主就是民賊，就是背叛民國，全國共討之，全民共誅之。袁氏竟逆潮流而動，內外交困，無力回天，隻能是自取滅亡了。

袁世凱從改元洪憲到廢止洪憲年號，前後共83天。做了一場皇帝夢。登極大典尚未舉行，“聖旨”未出宮門，就被全國人民從君主的寶座上趕了下來。竊國之奸雄就這樣受到了曆史的懲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