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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竊國奸雄——袁世凱

袁世凱,本一紈)子弟,科舉考試也未能金榜題名,卻在甲午戰後得到小站練兵的統軍大權,接著榮升山東巡撫、直隸總督,武昌起義後還當上了大總統、皇帝。那麽,是什麽原因使得他能夠平步青雲,官星似火?他的皇帝夢為何曇花一現?其中必有緣由。

投機鑽營平步青雲

袁世凱(1859-1916),字慰庭(又作慰亭),號容庵,河南項城人,是中國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北洋軍閥鼻祖、中華民國大總統,曾風雲一時,叱吒中國政壇。他出生在一個官僚地主家庭,其祖父樹三兄弟四個,樹三、甲三、鳳三、重三,都取得功名。袁樹三是廩貢生,其長子袁保中是附貢生,次子袁保慶是舉人。袁甲三進士出身,曆官禮部主事、軍機章京、監察禦史、兵科給事中。道光末年,他和已官至侍郎的曾國藩一道從“理學大師”倭仁講習程朱理學,故兩人過從甚密。他的長子袁保恒也是進士,為翰林院編修,次子袁保齡是舉人。袁鳳三是庠生,最年輕的袁重三也是生員。袁氏一家世代潛心八股文,囿於章句之學,思想保守,做官以後大都以“純儒”、“衛道者”自命。袁世凱為袁保中的第四個兒子,後因袁保慶無子,便將袁世凱過繼為其子嗣。他出生時,正值太平軍和撚軍起義迅猛發展之時,累世勳閥的袁氏家族充當了鎮壓農民起義的劊子手,他們用農民的鮮血染紅了自己的頂戴花翎,踏著農民起義軍的屍骨爬上總督、侍郎、道員的官位。袁甲三在1863年病死前,已因“功”升為欽差大臣、漕運總督,一度督辦安徽、河南、江蘇三省軍務,多次得到皇帝傳旨“嘉獎”,並賞戴花翎,穿黃馬褂。袁保恒先以翰林院侍讀學士補用,後又被提拔為內閣學士,累官至刑部左侍郎。袁保齡和袁保慶也平步青雲,一個當上內閣中書,一個奉旨以知府發往山東補用,不久又都升為道員。這樣的家庭出身,在袁世凱身上打下了深深的階級烙印,對他的一生產生極其深刻的影響。

當時仕宦之家的子弟,大都受到塾師和家庭兩方麵的教育,袁世凱也不例外。養父袁保慶和在京做官的兩位堂叔袁保恒、袁保齡對他的影響很大,他們都為培養袁世凱付出了心血。他們為袁世凱請上等的老師教作詩、八股文等,準備應試。但袁世凱的“文章尚不入門”,兩次參加鄉試都未被錄取。

狂妄自負的袁世凱,原想可以輕而易舉地在科場上打通一條出路,由舉人而進士,得一個“正途”身份,做上高官,光宗耀祖,萬沒想到兩次考試都名落孫山。這使他感到通過科舉考試做官,對於他太難了。其實,他是一個紈)子弟,經常策馬郊外,揮鞭狂叫,追歡逐樂,放蕩不羈,其家產大都被揮霍。這一切都促使他下決心擺脫困境,另尋一條升官發財的道路。

由於袁世凱之家以“求官發財”為門楣家訓,而且祖輩、父輩都有人通過“軍功”取得高官厚祿,故其效法先輩的榜樣,把功名心從科場轉移到“疆場”上。1881年5月,他帶領“其家舊部數十人往山東登州,投靠淮軍統領吳長慶”。

吳長慶何許人也?乃李鴻章淮軍之重要將領。他是安徽廬江人,李鴻章的嫡係。1880年冬率領淮軍駐紮登州,督辦山東海防,極受李鴻章的信任。袁世凱之所以投奔吳長慶,是因為其前輩與吳氏有親密的關係。原來吳長慶的父親吳廷襄是廬江地主團練武裝的頭子,鹹豐年間太平軍包圍廬江,吳廷襄派吳長慶到宿州,向袁甲三求救。袁甲三舉棋不定,征求子侄意見。袁保慶主張援救,而袁保恒則認為當地敵人強大,兵不能分,兩人爭持不下,拖延多日,以致廬江被太平軍攻占,吳廷襄被殺。此後,吳長慶與袁保恒絕交,而與袁保慶“訂兄弟之好”。袁保慶在南京時,吳長慶帶兵駐紮浦口,兩人過從甚密。袁保慶死時,吳長慶渡江吊唁,扶棺痛哭,幫助料理喪事。因此,當袁世凱來到登州時,吳長慶不僅“肫然相信”,樂意收留,倍加照撫,而且隨後又加以提拔重用。

袁世凱善於奔走鑽營,在吳長慶及其幕僚麵前,總是表現得謙遜恭順。又時常偽裝憂國憂時,“作激昂慷慨之談”。很快取得吳長慶等人的好感,被稱為“有造之士”。不久就被提拔為慶軍營務處幫辦,踏上了仕途的第一步。

1882年6月,朝鮮發生“壬午兵變”,清廷派吳長慶率兵赴朝鎮壓,袁世凱隨軍前往。在“平亂”的過程中,袁世凱立有戰功,吳長慶十分歡喜,提升他為營務處總辦,並在上報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李鴻章谘文中稱讚袁世凱“治軍嚴肅,調度有方”。很快李鴻章保奏袁世凱為同知。在袁世凱的身上,終於出現了權力的光環,盡管這隻是一圈小小的光環,但它大大地提高了袁世凱的身價,從此,他取得了吳長慶的信任,也刺激了他權欲的滋長。

吳長慶為了進一步鍛煉、培養袁世凱,還把在朝鮮的外交事務委他去辦,把內部事務交給張謇處理,袁、張成了他的左膀右臂。袁世凱似乎也覺得自己在吳長慶麵前能和張謇平分秋色了,便利用吳長慶對他的信任,做了幾件露臉的事,整頓軍紀就是其中之一。他從各營抽調一批比較優秀的官兵,組成一支執法稽查隊,由他親自率領,日夜巡查,遇到擾民士兵,立刻就地正法,梟首示眾。同時他還讓執法稽查隊的官兵回到本來所屬的各營,分頭宣傳,使軍營紀律大大好轉,同時也提高了營務處總辦袁世凱在“慶”字軍中的知名度。除此之外,他還幫助朝鮮編練“鎮撫軍”。朝鮮兵變平息後,朝鮮國王李熙請求清政府整頓朝鮮軍隊,鞏固自己的統治地位。李鴻章命吳長慶派員代為訓練。吳長慶便派袁世凱等組織訓練。經過幾個月的訓練,袁世凱便為朝王練成了兩營軍紀整肅的“鎮撫軍”。“鎮撫軍”是朝鮮的新軍,換上新式槍炮,“技藝嫻熟,步伐整齊”,頗受朝王的讚賞。

袁世凱還經常代替吳長慶出麵與日、俄使節交涉有關事務,免不了引起同僚的嫉恨,但有吳長慶的保護和指點迷津,卻博得了“非但知兵,且諳外交”的好名聲。這一切都為他在後來的小站練兵以及仕途上的飛黃騰達奠定了基礎。

當初,袁世凱投靠吳長慶隻是想借助其勢力尋求入仕之門,今已如願,他不再甘心居吳長慶之下。有一天,袁世凱興衝衝地跑到張謇的住所,與張一席話,泄露了天機。他對張說:“朝鮮國王李熙懦弱無能,扶持他有什麽用?吳帥(指吳長慶)膽小怕事,卻把他當個寶貝疙瘩,不如趁朝鮮政局不穩,取而代之,你看如何?”張謇一聽,氣得半天說不出話來,連連擺手答道:“不可,不可。”再三告誡不可胡來。張的斷然製止並未使袁世凱翻然醒悟,相反,他從另一個角度看待張謇,認為是自己錯找了人,什麽“先生”、“老師”,純屬平庸之輩。從此,他一改對張謇的稱謂,由老師、先生改稱“某翁”、“某兄”了。上述之事雖屬袁世凱不明事理、不諳大局的非分之想,卻也證明他一登上封建政治的舞台,野心就開始萌發了。

強烈的私欲,使袁世凱產生了另辟門路尋找新的庇護者的思想,此時權勢炙手可熱的李鴻章成了他攀附的對象。李鴻章,乃清政府權臣,時任直隸總督兼北洋通商事務大臣,掌管清廷外交、軍事、經濟大權。袁世凱選擇李府作靠山,出於這樣的考慮:一方麵,自己在朝鮮混事終究要回國,亟思能在北洋找個差事,沒有李鴻章這樣大人物的提攜保薦是不行的。另一方麵,袁家與李鴻章的關係非同一般,投靠李府是有一定條件的。袁世凱的叔祖袁甲三早年在北京和安徽做官時,與李鴻章交情很深。堂叔父袁保恒曾是李鴻章的部下。袁保齡在京任官時與李鴻章的女婿張佩綸是同僚,過往甚密。加上李鴻章從吳長慶的奏報中已對袁世凱在朝鮮的表現有些了解,且是由李鴻章保奏提升同知的。但同時袁世凱也深知僅憑上述條件,無論如何都不夠接觸李鴻章的資格。為了攀附這棵大樹,袁世凱冥思苦想費盡了腦筋。在官宦中混事的袁世凱很快悟出,踩著別人的肩膀才能上升得更快的這一所謂訣竅。一旦看準了風頭,倔強、固執的袁世凱就付諸行動。他先與正在北洋辦理海防營務的張佩綸聯係,用盡了恭維之辭,轉彎抹角表白自己的心跡,寫到朝鮮事,竭力吹噓自己的功勞,貶低吳長慶;同時獻出了罕見的古玩給張佩綸。這一著終於打通了關節。

1884年,法國將侵略的戰火由越南引向中國的邊境,李鴻章奏調吳長慶率軍回防金州,卻命袁世凱總理留朝三營營務會辦朝鮮防務,袁世凱靠走後門終於趕走了擋在自己前麵的吳長慶,有了獨當一麵的機會。吳長慶對袁世凱這位仁侄背著自己搗鬼的做法很是不滿,其屬僚和下層官吏也為之不平,責備袁世凱忘恩負義,以怨報德,勸他痛改前非,報答吳帥的知遇之恩。然而,這樣的教誨對以怨報德的小人來說,隻能是對牛彈琴。從此,袁世凱與吳長慶、張謇絕交。

1884年12月,朝鮮親日派金玉均在日本的教唆和支持下發動了“甲申政變”,他們劫走了朝王李熙,另立了新君,改組了政府。朝鮮背清降日,一時風傳滿城。如若讓親日派陰謀得逞,朝鮮就會脫離中國,作為會辦朝鮮事宜的袁世凱清楚,此事重大,弄不好幾年的努力將付之東流,什麽功名利祿都將化為烏有。這樣的結果是袁世凱極不情願的,他決定背水一戰。勝,一切皆能保住,還有了升遷的機會;敗,也比束手待斃合算。由於親日派做法不得人心,天平向袁世凱一方傾斜了。他親率清軍和“鎮撫軍”很快平息了政變。

“甲申政變”的平息,為袁世凱伸手要官提供了千載難逢的時機。他耍弄花招,在前來朝鮮處理“甲申政變”的清廷特使吳大徵麵前做了充分的表演:在報告事變過程時,他自責“擅自開釁”,請吳給予治罪。吳大徵一到朝鮮,看到事變已經平息,這個下層小吏竟能控製住局勢,暗歎“奇才”。因此,袁世凱的“自責”反而贏得了吳大徵的好感,哪還談得上治罪。次年。吳大徵回國複命,見到李鴻章就盛讚袁世凱有“奇才”,逢人屢言“袁才可用”。借助吳大徵的口頭宣傳,袁世凱終於將自己引進了李府。李鴻章對袁世凱褒獎有加,奏請朝廷擬以知府分發,等補缺後以道員升用,並請賞加三品銜。李鴻章的奏報很快得到清廷的旨準。

袁世凱受到李鴻章的賞識後,被任命為駐朝鮮的“總理交涉通商大臣”。他一到朝鮮;就擺出監國大員、太上皇的架勢,遇事直入王宮,傳呼朝鮮大臣聽命,態度傲慢,盛氣淩人,他幹涉朝鮮外交、內政、關稅,強迫朝鮮政府按照自己的意誌行動,遠遠超出了清政府對他的職責要求。

袁世凱的做法,嚴重損害了中朝關係,有利於日本侵略勢力的發展,他在朝鮮已成了邪惡的象征。對此,清政府也有察覺,告之李鴻章,要李鴻章物色新人替代袁世凱。但由於李鴻章的庇護,袁世凱不僅沒有被撤換,反而官越做越牢了,直到中日甲午戰爭爆發,袁世凱才被召回國。

袁世凱從朝鮮回國那陣子,日子並不好過,這其中的緣由袁世凱自然明白。其一,中日甲午戰爭一開始,中國軍隊遭受嚴重的損失。袁世凱是負有一定責任的。因為他對日本蓄意發動侵朝繼而發動侵華戰爭的有關情報搞得不準,為日本所騙,曾電阻清軍入朝鮮,使日軍在數量上占了優勢;其二,袁世凱對朝鮮事務頻繁過多的幹預,使朝鮮內部親日派勢力上升。戰爭期間就有官員在上奏彈劾李鴻章時,也把袁世凱當作戰爭的罪人加以斥責;其三,1895年4月17日李鴻章與日本外相伊藤博文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割地之大,賠款之多前所未有。消息傳出,全國人民悲憤之極。一些官員上奏請殺李鴻章以謝天下。一時間,李鴻章成了過街的老鼠人人喊打。清政府迫於輿論,當李鴻章簽約一返回國就撤了他的職。袁世凱失去了後台,一時茫然若失,在家閑置了一年有餘。後來,他以浙江溫處道的身份被派充到督辦軍務處差用。督辦軍務處雖是負責整頓舊軍、改練新軍的機關,但袁世凱隻是一個做具體工作的小卒子。

身處逆境的袁世凱就像輸盡的賭徒,倔強、固執、不服輸,利用身在京城這一有利的條件,開始了新的鑽營。對他來說最行之有效的辦法莫過於攀附權貴。有了上次經驗,袁世凱心裏踏實多了。他先與叔祖和堂叔在京的舊關係取得聯係,從他們那裏得知:京官中最得西太後寵愛的是兵部尚書榮祿,皇宮內最貼近西太後的是太監李蓮英,皇戚中西太後重用的是慶親王奕劻。為了攀附這些權貴,袁世凱便投其所好。

榮祿,滿洲正白旗人,袁家與其素無瓜葛,怎好前去?袁世凱想起了妹夫劉盛雲之父劉銘傳,素為榮祿賞識,隻有求劉銘傳引薦才有晉身之階。於是便趕到六安麻埠地謁見。劉銘傳以至戚關係,為袁世凱寫了推薦書。榮祿見有劉銘傳的書信,便收下了禮品。從此,袁世凱與之成了師生關係。太監本是宮廷內侍奉皇帝及其家族的下等人,因為李蓮英是西太後貼身太監,雖然大臣沒有先給太監請安的,袁世凱卻破了這個例。不惜卑躬屈膝與李蓮英結為盟兄。慶親王奕劻,為人貪鄙昏庸,因是皇族親貴,袁世凱便讓李蓮英轉告他對慶親王的崇敬之意,通過套近乎終於得以拜奕劻為師。自此以後,慶王府中生老病死,逢有紅白喜事,大小生日,都由袁世凱一手包攬,奕劻無須操心費時。軍機大臣翁同龢是光緒帝師,他和時任總理衙門大臣禮部尚書李鴻藻親見舊軍隊的無能,對改練新軍抱有很高的熱情。隻要有機會,袁世凱便在他們麵前極力迎合,高倡西法練兵,冒充行家裏手,還將一本請人幫助譯撰的兵書送給督辦軍務處。

袁世凱的一番活動終於有了可喜的收獲。李鴻藻誇他,“家世將才,嫻熟兵略”,如讓他督練新軍,必能矯中國舊軍隊之弊端。翁同龢也被他的花言巧語所欺蒙,認為“此人不滑可任也”。故在榮祿疏薦袁世凱督練新軍時,便一路綠燈通過了。1895年12月,袁世凱取得了督練新軍大權,到小站鎮編練新建陸軍。

小站鎮,又叫新農鎮,位於天津和大沽之間,距天津70裏,淮軍曾在此屯田駐紮二十餘年,如今換了新主人。在爾虞我詐的官宦階層中奔波了十餘年的袁世凱深知槍杆子的作用,隻要能為清政府訓練一支精銳部隊,自己就有了飛黃騰達的機會,故袁世凱事無巨細,靡不親躬。

袁世凱到小站後,成立了新建陸軍督練處,編練新軍。他將新軍分步、炮、工、騎四個兵種,以步兵為主,步兵分編為兩翼,左翼轄兩營,右翼轄三營,其餘炮、工、騎兵各一營。營以下編製為隊、哨、棚,相當於現在的連、排、班。

袁世凱深知靠他一個人的力量練兵是遠遠不行的,就請來老友徐世昌幫忙。當年袁世凱在陳州讀書時,結識了窮秀才徐世昌,兩人結為好友,並拜為把兄弟。後來徐進京趕考,袁世凱還贈送了盤纏。此時徐世昌已飛黃騰達,成為翰林院編修。當袁世凱請徐來小站練兵時,徐立即放棄了翰林院高官來到小站,以報當年袁世凱之恩。同時徐世昌也深知在“整軍經武”的形勢下,文官前途不大,棄文從武方能騰達。徐世昌來小站後,立即受到重用。徐雖為文人,不懂軍事,但他足智多謀,在小站練兵中為袁世凱立下了汗馬功勞。此外,袁世凱還請來另一位老朋友唐紹儀當軍中文案。

既是編練新式軍隊,就得有懂新軍事的人。為此,袁世凱請他的老朋友蔭昌為他舉薦人才。蔭昌曾擔任過天津北洋武備學堂總辦,該學堂是李鴻章在天津創辦的,是中國第一所以西式兵法培養陸軍軍官的學校。蔭昌推薦了武備學堂畢業的高材生梁華殿和王士珍二人來小站,可梁到任不久,在一次夜操時失足落水身亡。接著,袁世凱又從武備學堂畢業生中物色到馮國璋和段祺瑞二人。

馮國璋畢業後留校當教習,但他不安於位,投身於聶士成的武衛軍,並參加了甲午之戰。戰爭結束後他到駐日公使館當武官,考察了日本軍事,回國後將自己編寫的關於日本軍製的兵書進呈聶士成閱覽。聶士成知袁世凱在小站練兵正急需人才,於是將馮國璋的書轉給袁世凱,袁看後大喜,將馮調到小站任督操營務處幫辦兼步兵學堂監督。

段祺瑞於武備學堂炮兵班畢業後,被李鴻章派往德國學習軍事,回國後到威海衛炮兵學堂任教師。袁世凱將其調到小站任炮兵營管帶兼炮兵學堂監督。

王士珍於武備學堂畢業後,到正定主辦隨營炮隊學堂。甲午之戰中帶學生入朝參戰,後在聶士成軍中供職。袁將他調小站後任督操營務處幫辦兼講武堂總教習,後提升為工程營統帶。

馮國璋、段祺瑞、王士珍三人到小站後成為袁世凱練兵的重要助手,以袁世凱署名的《訓練操法詳晰圖說》一書就出自他們三人之手。這三個人後來被人們稱為“北洋三傑”。

除此三人外,袁世凱又陸續調來一些武備學堂的畢業生,曹錕、段芝貴、張懷芝、王占元、盧永祥、李純、陸建章、鮑貴卿等等,這些人懂新軍事,成為小站練兵的重要骨幹。另外,袁世凱還從舊軍隊中提拔了一些老兵老將到小站練兵,如薑桂題、張勳等人。這些人頭腦簡單、盲目服從、忠誠可靠,對於袁世凱想把北洋新軍培養成一支忠於自己的部隊來說,這是必不可少的。

袁世凱為編練好新建陸軍,確實動了一番腦筋。在練兵思想方麵、管理方法、訓練方法上,大都效法西方,使新軍成為軍紀嚴明、訓練有素、戰鬥力很強的軍隊。

為了顯示新軍隊與舊軍隊的不同,同時也為了培植個人勢力,培養官兵絕對服從的意識,袁世凱一改舊軍隊吃空額、克扣軍餉的劣習,每次發餉他都親自監督營官,把軍餉足額發到士兵手中。他經常深入各營,接近下級軍官和士兵,對各級軍官和幕僚,甚至棚頭,幾乎都能叫出名字,並了解他們的性格和優缺點,以便用其所長。他還經常親臨現場觀看操練,有一次要閱兵時下起大雨,有人要給他打傘,他堅決不讓,說:“士兵都在雨中,我怎麽不能!”為了激發官兵的訓練熱情和效忠思想,徐世昌還編寫了《勸兵歌》、《對兵歌》、《行軍歌》等等,使軍隊麵貌煥然一新。

1896年,督辦軍務處大臣榮祿到小站檢閱了新建陸軍後,大加讚揚,回京後在給皇上的上書中說,“近年所見各軍,還沒有超出新軍的。”

作為中國近代史中的一個重要事件,小站練兵的影響,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麵:一是培養了一大批近代新軍事人才和將領,加速了舊軍隊的淘汰,對中國軍隊的近代化產生了非常重要的影響;一是為北洋軍閥政治集團的形成奠定了政治基礎。在袁世凱的苦心經營下,新建陸軍成了一支異軍突起的武裝。不久,袁又以新建陸軍為基礎編成北洋六鎮,所有高級軍官都出自小站。以後,隨著北洋軍事力量的擴張,小站出身的軍事頭目布滿了全國,無形之中形成了以袁世凱為首的北洋軍閥集團。袁世凱以新軍為資本,聲譽鵲起,身價倍增,從此在清政府中的地位更扶搖直上。

戊戌告密血染烏紗

甲午戰爭失敗後,各帝國主義國家紛至遝來,在中國強占租界地,劃分“勢力範圍”,掀起瓜分中國的狂潮。在這“瓜分豆剖”形勢下,中華民族處於亡國滅種的危急關頭,以康有為、梁啟超等為代表的資產階級維新派站在時代的前列,大力傳播西方資產階級政治學說,抨擊封建專製,要求清廷改革弊政、實行君主立憲、發展資本主義,形成一股強烈的變法圖強的維新思潮。

堂堂的天朝大國竟敗給一個“蕞爾島夷”日本,確是清廷的奇恥大辱。西方列強的紛至遝來,使遼闊的中國領土,絕大部分成為它們的“勢力範圍”,綿長的海岸,竟無一處可以作為自己的軍港,中華民族處於存亡絕續的十字路口。麵對民族危機的進一步加深,一批有識之士痛定思痛,經過反思,深刻認識到:洋務運動客觀上確實引進了西方先進的科技,但僅停留在“器物”層麵的技藝隻是西學的皮毛,真正富國強兵之路在於製度變革。沒有先進的社會政治製度作保障,即使是先進的科學技術也是不可能發揮應有作用的。中國人開始明白,縱使船堅炮利,兵器精良,也挽救不了一個腐朽的社會政治製度。因此,變革社會,改革政治,學習西方之根本成為甲午戰後中國有識之士的共同呼聲。以康有為、梁啟超發起的“公車上書”為契機,甲午戰後的中國社會掀起了一道新的波瀾。

袁世凱到小站以後,仍然十分關心京師的政治行情。當時,西太後表麵上已歸政於光緒,但事事幹預,實際上仍握朝廷大權。帝、後為爭奪權力,不斷發生齟齬,王公大臣中也分化為帝、後兩黨。帝黨官僚翁同龢和維新派結合,他們的靠山是光緒。反變法的頑固派後麵則有西太後撐腰。袁世凱見西太後和光緒都可能提拔自己,給自己官祿,就腳踏兩隻船,想方設法謀取雙方信任。他不斷進京走訪頑固派榮祿、剛毅等顯貴,百般諂媚邀寵,極盡巴結之能事。尤其是在榮祿擔任直隸總督以後,袁經常逗留在天津,與榮祿的關係更為親密。同時,他和翁同龢也保持密切聯係。1898年3月,他攜帶“瓜分中國畫報”進京呈翁閱覽,“深談時局”,說“必實行變法以圖多保全數省”。而且,對帝國主義的侵略表示極大憤慨。6月,翁同龢因支持變法被驅逐回原籍,路過天津,袁派人持函獻厚禮,深表同情。他還通過徐世昌與康、梁等不斷接觸,極力表示自己對變法事業的關切。

1897年德國強占膠州灣以後,列強爭先恐後地搶占中國海港,劃分勢力範圍。亡國之禍,迫在眉睫。這一切給維新派以極大的刺激。在康、梁的推動下,變法運動衝破層層阻力,於1898年夏天達到高潮,從6月11日到9月21日,維新派通過光緒帝頒布了廢除科舉考試、裁汰冗員、發展資本主義等一係列改革詔令。這些改革措施,盡管十分溫和,但畢竟是對傳統的封建頑固勢力的一次嚴重挑戰,因此引起頑固派極大的恐慌和仇視。以西太後為首的頑固振,自恃有沙俄的支持,維護一切落後的東西,反對任何改革,甚至狂叫“寧肯亡國,不可變法”。他們和李鴻章為首的洋務派在維護封建製度這一點上結合起來,詆毀維新派,大造反動輿論,並準備使用暴力扼殺變法。早在光緒帝開始下詔變法的時候,西太後就已指令光緒讓榮祿擔任直隸總督北洋大臣,兼管駐紮在近畿的董福祥、聶士成和袁世凱三軍。又讓崇禮擔任京城步軍統領,把京畿軍政實權緊緊地抓在自己手中,伺機而動。西太後預定於10月間偕光緒到天津閱兵。京津盛傳屆時她將廢掉光緒帝位,另立新君。

維新派獲悉光緒將被廢黜的消息,感到萬分震驚。在這危急的時刻,康有為想到袁世凱,認為袁“擁兵權,可救上者,隻此一人”,但又擔心他為榮祿所用,不肯聽從。便派自己的親信弟子徐仁祿到小站去探察。袁世凱深知維新派已掌握了起草上諭之權,正破格用人,若取得信賴,可有不次之擢,平步青雲。因此,在徐仁祿麵前,他極力奉承維新派,說康有為有“悲天憫人之心,經天緯地之才”。

康有為接到徐仁祿的報告,對袁世凱確信不疑,立即請侍讀學士徐致靖奏薦袁世凱。徐在奏折對袁世凱大加讚賞,建議光緒帝提拔重用。同時,康有為又通過維新誌士譚嗣同遞上密折,要求“撫袁以備不測”。當時,譚嗣同、楊銳、劉光第、林旭等四人剛剛被提拔為軍機章京,特加“參預新政”四字,賦予閱覽奏章、起草上諭的大權,深得光緒的信任。光緒即於9月11日發下上諭:“電寄榮祿,著傳知袁世凱,即行來京陛見。”

9月14日,袁世凱遵旨入京。16日,光緒帝在頤和園召見他,詳細詢問了新建陸軍的情況。袁一一回答。當問及變法時,袁表示:國政腐敗,必須積極推行變法,方能有轉機。光緒“見袁極力讚揚新政,遂大信之,以為得一有力之助矣”,當天破格提拔袁為候補侍郎,繼續專辦練兵事宜。

握有兵權的袁世凱突然被召見,並“超擢以侍郎候補”,引起頑固派驚恐不安,造成“舉朝驚駭”的局麵。袁進京後,榮祿就製造“英、俄在海參崴開戰”的謠言,借機調董福祥軍到長辛店,調聶士成軍十營至天津,“防袁有變”。並急電袁回小站布防,唯恐他在京受維新派煽動。同時,慶親王奕劻、端郡王載漪等多次赴頤和園,哭請太後訓政。政局急劇轉變,新舊兩派進入最後決鬥。光緒帝處境孤危,朝不保夕,遂下了一道密詔說:“今朕位幾不保,汝康有為、楊銳、林旭、譚嗣同、劉光第等,可妥速密籌,設法相救,朕十分焦灼,不勝企望之至。”康有為於9月18日接到密詔,當晚集合維新派,籌劃救上之策。當時,楊銳、譚嗣同、梁啟超、康廣仁、徐世昌皆來。大家痛哭不成聲,想不出萬全的辦法。最後決定由譚嗣同攜帶密詔,“說袁勤王”,“殺榮祿,除舊黨”。

深夜,譚嗣同抱著極大信心,來到袁世凱的寓所法華寺,將光緒帝之密詔陳於袁世凱,請袁殺天津榮祿,起兵勤王,以救光緒,亦即挽救變法。袁當即表示:“誅榮祿如殺一狗耳”;“我三世受國恩深重。斷不至喪心病狂,貽誤大局,但能有益於君國,必當死生以之!”

袁氏並非真心實意維護變法,而是想從中撈取政治資本。他設詞騙走譚嗣同以後,反複思量,深感光緒無實權,維新者皆書生,書生尚空談何以成事。與其引火喪身不如倒向老謀深算實權在握的西太後一邊,將來政治地位不難取李鴻章而代之。袁世凱遂於9月20日上午乘火車回返天津,將維新計劃及光緒密詔全都交與榮祿,榮祿入京麵見西太後。使得光緒帝由此被囚瀛台,維新誌士譚嗣同、林旭、康廣仁、楊稅、劉光第、楊深秀喋血菜市口,時稱“戊戌六君子”。

袁世凱的告密為反動政變立了一大功,深得西太後的賞識。西太後很快召見了他,讓他代理了10天的直隸總督,賜新建陸軍銀四千兩;1899年西太後特賞袁世凱在西苑門內騎馬,提升袁世凱為工部右侍郎。維新誌士的鮮血染紅了他的烏紗頂子。當時社會上流傳著一首三言歌謠:“六君子,頭顱送,袁項城,頂子紅,賣同黨,邀奇功。康與梁,在夢中,不知他,是梟雄。”

洹水垂釣東山再起

戊戌告密給袁世凱帶來了飛黃騰達的機會,之後不久,他被提升為山東巡撫。當時,義和團運動風起雲湧,八國聯軍侵華使大清江山難保。在這種形勢下,他拒絕清廷上諭赴京勤王,而瘋狂鎮壓抗擊八國聯軍的義和團。狡猾的袁世凱由於沒有抗擊西方列強的侵略行徑,保存了自己的實力,故在李鴻章死後,繼任為直隸總督,成為漢族大臣中的中堅。

1908年,光緒皇帝憂鬱而死,慈禧太後也奈何不了死神,隨之離開了她的極權位置,永遠地住進了她生前就造好了的陵寢。三歲幼兒溥儀做了清廷最後一位皇帝,其生父載灃成了攝政王。載灃將袁世凱看得透徹,他決心遵照光緒帝的遺誌,殺死這個慣用兩麵手法的大臣。然而,從湖廣總督任上調入軍機處的老臣張之洞勸說攝政王:“主幼時危,未可遽戮重臣動搖社稷”。攝政王細一思之,這不是殺不殺袁世凱的問題,而是為了讓風雨飄搖中的晚清有個暫時的安定局麵。遂改變主意,將這個亂臣賊子驅逐出朝廷,“下放”回家了事。但為了遮蓋真實目的,給袁一個麵子,清廷所頒諭旨措辭為:袁“現患足疾,步履維艱,難勝職任”,將其開缺滾蛋。

袁世凱明知“下放”的實質是放逐,朝廷還指明,讓他回鄉養老。袁氏根本不想回家,老家項城竟與昔日楚項羽共一項字,大不利也,於是他便到洹上村過隱居生活。

袁世凱何曾過過一天隱居生活,他是居而不隱,故作樣子,披蓑戴笠,垂釣洹水,息影園林,隻想騙過清政府,借以消除載灃對他的監視。實際上是等待時機,以便東山再起。

如果說洹水垂釣是袁世凱的煙幕、假相的話,他也有“實幹”的一麵:一方麵他的心腹、故舊,不斷地從各處拍去電報,報告朝野所發生的近況;另一方麵他又發出“提綱”,要求搜集他所需要的情報。袁時刻準備“殺”回北京。

1911年辛亥革命的爆發,給袁世凱出山製造了一個千載難逢的大好時機。武昌起義的勝利,使皇親國戚、八旗子弟嚇得大顫。倉皇間,陸軍大臣蔭昌從北京率領北洋軍,乘南下火車開往湖北,企圖將辛亥起義鎮壓下去。可是,清兵原屬袁世凱指揮,兵戀舊土,根本不聽蔭昌的調遣。怎麽辦?蔭昌無奈,一臉尷尬。

這時的清廷總理大臣奕劻打量了滿朝文武,一個個垂頭喪氣,恰如喪家之犬,誰能使大清江山苟延喘息去對付革命黨人?他思量一會,向攝政王載灃諫道,“袁世凱一手操練了北洋軍隊,如今在軍中的中高層帶兵者,莫不是其舊部。他有號召力,指揮力。若令他去湖北剿滅革命軍,必獲勝利。反之,舍袁,餘皆畏懼不前,其後果真不堪設想!”載灃上下掃視一番,認為奕劻所言不假。然而光緒帝遺願不僅未遂,自己又反其道而行之,這莫不是自己的懦弱?正猶豫間,內閣總理大臣奕劻催促道:“不可久議耽過時間,祈速決。”不得已,載灃本著“打一耳刮救一陣急”的態度,發出上諭,任命袁世凱為湖廣總督,督辦剿滅武漢革命事宜。

由於袁世凱通訊手段先進,電報房為他長了順風耳千裏眼,對國家局勢了如指掌,又由於常在宦海,極懂上級心理。他接到上諭後,不僅不欣喜,反而懂得在此關鍵時刻,不可“賤賣”自己,於是待價而沽:“臣因腿疾仍然未愈,何堪重任?”

袁氏不願出山,令朝廷益發急煞,趕緊再次催行,自然又用了一些好聽的詞語。袁氏認為這才是時機成熟,不可再次扭捏,遂進行實質性的探索,索得比開缺前有更大的權力:1.明年召開國會;2.組織責任內閣;3.寬容武昌革命黨的此次事件;4.解除黨禁;5.授我以指揮全軍(陸、海)之權力;6.給我以充足的軍費。

載灃見袁已作回複,似乎兒皇帝位可保,於是連發數道上諭,於10月應允袁氏條件:1.實行憲政;2.迅速起草憲法;3.革除親貴秉政;4.大赦國是犯。

接著,清廷調蔭昌回京,授袁世凱以欽差大臣,準許袁氏節製調遣所有水陸軍隊。袁氏如願以償,出了惡氣,得到指揮全權。於是,袁氏派部下直撲漢口;與此同時,袁又指揮部屬平息、鎮壓了石家莊、太原、灤州的新軍起義,雙手沾滿了鮮血,渾身紅得發紫的袁世凱果然不負朝廷厚望,挽救清廷之危急,成為大大的有功之臣。有心計的袁世凱,以保衛京畿作借口,又將近畿的兵權也抓到手中,可謂權傾一朝。

袁氏指揮的北洋軍從革命軍手中奪去了漢口,勝利的喜訊讓清廷的攝政王載灃欣喜不已,當即履行諾言——宣告解散皇族內族,授袁以內閣總理大臣之職,使袁成為能夠左右政局的關鍵人物。

一箭雙雕登上總統寶座

袁世凱出山的條件被滿足後,已經牢牢地掌握了軍政大權,清政府儼然是一具政治僵屍。袁世凱有了軍權,便有了政治資本。在他出山之時,就思索著局勢,盤算著打出的第一張“牌”。武昌首義後,全國各地義旗紛舉已成燎原之勢,清王朝的統治岌岌可危,我袁世凱縱然拚著權力把武漢奪回來,能撲滅全國越燒越旺的革命烈火嗎?倒不如來個投石問路,以“和談”誘革命黨人入套,乘機奪取革命果實。但他又想在未得到革命軍一方對自己確切態度之前,對清政府不能有半點差錯。於是,袁世凱便打著維護清室的旗號,實質上是以清政府為工具去壓迫南方革命軍,迫使其入套讓權;反過來借助南方革命軍的力量威脅清政府、迫使清帝退位,來個一箭雙雕,建立袁氏王朝。

北洋軍攻下漢口後,袁世凱又令馮國璋速懸重賞,全力進攻漢陽。他要給革命軍一個下馬威,作為試探和談的本錢。11月27日,北洋軍占領了漢陽,革命軍退據武昌。此時,狡猾的袁世凱不準北洋軍渡江,隻是隔岸向武昌炮轟,來了個欲擒故縱之術。袁世凱采取這一手出於多種考慮:其一,保存武昌革命軍存在,對他暫時有利,這實際上是奸臣弄權“養敵自重”的慣術。有革命軍在,就有他內閣總理大權,否則,便失去了抓權和威脅清廷的借口。其二,保存武昌革命軍,顯示了自己對革命軍的寬大忍讓,也保留了和談對手。又可證明革命軍力量不可輕視,可以繼續向清政府要挾。其三,攻破武昌,載灃必萌兔死狗烹之思。

袁世凱派人提出和談。袁世凱表示:他將率北軍反正,但南方革命軍要舉他為臨時大總統,以免兵連禍結。這一招果然有效,革命黨人認為袁世凱力量強大,同他對抗,沒有必勝的把握,特別是一部分革命黨人的糊塗認識,把革命理解為單純建立一個形式上的民主共和國,同意用總統作為交換條件促袁反正,趕快停止內戰。南北雙方經過激烈反複的談判,孫中山最終答應隻要袁迫使清帝退位,宣布讚成共和,就舉為大總統。

袁世凱得到孫中山的切實保證後,便全力以赴對付清政府去了。袁怎樣迫使清帝退位呢?隆裕太後、載灃肯接受退位這個現實嗎?他們無可奈何中的辦法是苟延殘喘,期望在拖延時間中出現奇跡,出現轉機,他們不會心甘情願地交出龍位。袁世凱雖然不是個真正的共和製度擁護者,也不願成為曹操第二,他要把事情辦得更緩和一些,更體麵一些,不背現代曹操之名。因為清廷仍有不少的主戰者,反對皇帝退位,這是他們的切身利益所在。如鐵良、良弼等要臣就是這樣,寧死也不願意退出曆史舞台,他們還在想,解散袁氏內閣,重組皇家內閣,作最後的抗爭。如果勝利了,大清江山得保;失敗了,遠走國外,絕對不做妥協者。於是,退與否形成僵持局麵。

袁世凱為了自身利益,將兩麵手法玩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一方麵他指使屬下馮國璋、段祺瑞等數十名軍事頭麵人物聯名通電:誓死擁護君主立憲,反對共和政體;另一方麵,清廷駐外使節的聯名通電卻是:請清帝退位!矛盾著的兩份電報均屬袁之傑作。馮、段等電,用以威脅革命者;駐外使節電,則對付清廷。這種一箭雙雕的手法運用的結果,使清廷相信,以袁氏為首的北洋軍人是擁護清廷的,不背“逼宮”的罪名。

這固然是袁氏的主觀陰謀的發揮,但又有客觀的“力量”促成袁氏逼帝退位。正在清帝退與不退(位)形成僵局之時,袁世凱遇刺。此次袁世凱被刺,隻是臉部加了光彩,並無大礙,但他嚇壞了,從此稱病不上朝,由民政大臣趙秉鈞代行其事。因之皇家親貴再不懷疑袁氏傾向革命軍了,隆裕太皇後更讚袁氏為“股肱社稷之臣”,並派人代表自己給袁氏送湯,表示清廷對重臣的親切慰問。

袁世凱挨“刺”之前,曾警示王公大臣:“革命黨所遣之暗殺團布滿京城。”清廷認為這是蠱惑人心之言,不足信也。然而,此次袁氏被刺未中,足證袁氏所言不虛。趙秉鈞秉承袁世凱指示,在清廷內因刺引起恐慌之際,適時地在禦前會上提出:取消南京臨時政府;取消北京清政府,優待清室……逼隆裕太後表示態度。隆裕支吾,當然不會允諾。

袁世凱則再令段祺瑞等聯合軍事頭目,具名通電,請清帝即早退位,以便實行共和體製,安皇室定大局。這不得不令隆裕惶恐。此前兩份通電,外交使節擁共和而反帝製,而將軍們擁帝製而反共和。而今,將軍們也反對君主製而擁共和製了,柱石既歪,朝廷賴何生存?這袁氏的手段不謂不高明,他不慌不忙,如貓戲鼠,按部就班,再買通關節,一鼓作氣逼清帝退位。

正在隆裕憂思到了極點的時候,又一可怕消息傳來,清禦林軍第一協統良弼遇刺。良弼是隆裕所信賴的軍人,他堅決反對清帝退位,他力主解散袁氏責任內閣,重組皇族內閣,與革命軍決一死戰,挽救清室三百年江山!可是,良弼這位清廷的忠臣良將被革命黨刺殺了。

良弼之死,對清廷影響極大,所有主戰反和的貴族王公們,無不嚇得半死,生怕炸彈挨到了自身,紛紛潛逃出京,到處避難去了。以至於隆裕召開禦前會議時,到者寥寥無幾,好不淒涼。視此情形,袁氏本可與四歲的皇帝以及隆裕太後反目,威逼其退位。然而,他不願如此“太露”,他還要保名聲。於是在利用段祺瑞們通電相逼之後,又看準了可以利用的奕劻,即保舉袁氏出山的清室前總理大臣。袁世凱認為隻有此人,才是在隆裕麵前建言獻策的適合人選。袁氏根據奕劻的餐飲嗜好,擺好筵席,恭請奕劻赴宴,袁氏闡明清帝退位的重要意義與必須,指出皇帝交出龍位,更易共和,乃大勢所趨。奕劻果然做了袁世凱的代理人,在隆裕太後麵前,說了袁想說而不敢說的話,以頭撞地,號啕大哭:“民情風靡,士不用命,大勢去矣!”隆裕聞言,也大哭起來:“我大清近三百年江山,果然走到了盡頭?”奕劻止住了哭聲,訴說北洋軍諸頭領聯名電報,還有各省的紛紛通電的內容,並引用袁言:“清廷已無可用之兵了。”不得已,隆裕為此召開禦前會議。所謂會議,無非是將隆裕考慮成熟的退位決定公之於眾臣。隆裕則令人擬寫退位詔書。1912年2月12日,清帝下詔書退位。

袁世凱如願以償,以體麵的方式逼使清帝退位。孫中山絕不食言,清帝退位,南北統一,自己辭去臨時大總統之職。不過,辭去臨時大總統之職是有條件的:一、臨時國民政府應設在南京,且不得更改他處;二、新總統到南京上任之時,本總統及其他人員方始解散;三、臨時參議院所製定之臨時約法新總統必須遵守。

孫中山的三條,從其主觀願望說,係防止袁氏施展政治陰謀。也就是說你袁世凱不到南京來,我孫中山便不交權。故而,孫中山派出專使蔡元培、汪兆銘(汪精衛)、宋教仁等五人北上迎接袁世凱南下就任臨時大總統。

袁世凱在北京依仗北洋勢力,調離北方,豈不是調虎離山!於是他施展伎倆,製造種種借口,不欲南行。

然而,南方五人專使來到北京,這就使得袁有些心慌,若堅持拒絕南下,觸怒了各方人士,若再舉孫中山繼位,那自己不就因此“掛”了起來?於是乎以高規格接待五位專使,並由袁親切接待。袁氏假惺惺地與五專使談南下路線:水路乎?陸行乎?五位專使不由得心花怒放,自己的此行任務必將圓滿完成。

五專使正在為恭候袁總統“作準備”。忽然一天夜裏在專使下榻的迎賓館周圍槍聲四起。臨近天亮,有人代表袁來慰問五專使:“不必過慮,各位受驚了。是軍人嘩變,駐防部隊反對袁總統南下……”五專使聽到嘩變一詞,又是為袁氏南下事,軍人們若怪罪南來客人,槍彈可沒長眼睛啊,性命難保,趕緊逃離賓館。這又是袁氏傑作,以嘩變來恐嚇五位專使。

翌日,袁世凱的心腹趙秉鈞慰問五位專使,又告:“沒辦法平息嘩變,袁隻得答應起事的軍隊首領,重新考慮是否南行;軍隊首領也保證,隻要袁總統留此,對肇事的軍人也將進行懲處。”趙的話使專使們不得不信。趙又請專使們把這裏的情況和袁總統的苦衷轉告南京。果然五位專使給孫中山拍電報:“若袁不此留,則北洋半壁將無一日之安寧。”孫中山因而也受其詐,電複袁,同意袁在北京行總統權力。

就這樣,袁世凱施用兩麵派手法篡奪了辛亥革命的勝利果實,在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然而,這隻是實現了建立袁氏王朝的第一步。袁世凱並非真正的共和擁護者,他崇尚的是獨裁政權。他以毒辣手段刺殺了宋教仁,以武力加陰謀排斥國民黨,鎮壓了“二次革命”。他先強迫國會,將其由臨時大總統變為正式大總統。這個“議程”完成後,他下令解散國民黨,再下令解散把他變成正式總統的國會。解散國會後,袁氏又修改約法,使其不僅成為終身大總統,還可以利用推薦權傳後。這一切活動,都是袁的預謀,表明他在向皇帝寶座逐步推進。

洪憲稱帝自取敗亡

盡管袁世凱具有狂妄野心,對皇位垂涎三尺,也不敢自行宣布做皇帝,必須盜用國人名義,作為帝製自為的遮羞布和謀叛民國的盾牌。自從當上了正式大總統後,雖然位高了,權大了,袁卻有了這樣一句口頭語:“共和辦不下去”,“如果全國老百姓一定要我做皇帝,我就做”。段芝貴、楊士琦等一幫親近小人早已窺透了他的心思,日夕在其左右,始而從旁敲擊,繼而直搗中堅,提出帝製問題。初時,袁世凱裝模作樣,扭扭捏捏,漸漸地也說非帝製不可,最後幹脆告訴他們:“你們斟酌去辦吧。”得到了他的密旨,一幫嘍囉便緊鑼密鼓準備去了。

袁世凱想當皇帝的狂妄野心,被早有鯨吞中國之意的日本帝國主義所窺測,決定利用袁陰謀稱帝進行要挾訛詐,狠狠地敲一筆竹杠。1915年1月,公使日置益將“二十一條”直接麵交袁世凱,暗示袁世凱,以承認“二十一條”作為日本承認他搞帝製的交換條件。

日本無故向中國提出無理要求,中國完全有理由嚴詞拒絕。但袁世凱認為其他列強正忙於世界大戰,隻有日本有力量幹涉中國事務,如果與日本結好,當皇帝就有了國際保證。因此,為取得日本的支持,換取一姓尊榮,他不惜出賣國家主權、民族利益。5月9日,除第五號條款日後協商外,答應了日本的其餘要求。

袁世凱認為國際國內均不會再發生問題了,便授意楊度等人組織團體鼓吹帝製。1915年8月,由楊度出麵,拉攏嚴複、劉師培、胡瑛、李燮和、孫毓筠等組成“籌安會”,宣稱“以籌一國之治安”,認為共和國體,不適中國國情,大肆鼓吹改變國體,為袁世凱稱帝大造輿論。

有趣的是,除了由楊度發起的輿論外,還有形形色色的所謂“請願團”應運而生。什麽請願團呢?就是請袁世凱當皇帝,以合“民願”。

請願團的招牌大到“各省公民請願團”、“軍警請願團”、“商會請願團”,小到“人力車夫請願團”、怪到有“乞丐請願團”、“女子請願團”……不知這些人為何熱衷於請出皇帝來管自己?是否有切身關係?此次請願,遍於全國。一會兒說國人愚鈍,文化偏低,不懂民主共和,一會兒又有這麽多國人來請願,關心國體了。

原來,這些形形色色的請願團,以及他們所書請願書,無一不是袁出點子,手下人出錢雇人“辦”成的,用以欺騙民眾而已。此外,還有資料記載:北京還出現過“妓女請願團”,豈不更怪?其原因也很簡單:八大胡同內賣笑女與軍政界“風雅之士”有往來,妓女們從其口中得知,組成一個請願團,奉交一份請願書,表示擁袁為帝者,可得一筆酬金。原來,賣笑女為賺一筆酬金,便別出心裁地打出了“妓女請願團”的招牌。由此可知,袁世凱為了當上皇帝,什麽手段也使得出來。

為了顯示民意勸進,10月10日,袁世凱發表講話說:“改革國體,事端重大。本大總統受國民之付托,以救國救民為己任,何去何從,應以國民為主體,由國民代表進行國體投票,以定從違。”袁世凱作為一個竊國大盜,總想做得天衣無縫,但盜賊行蹤往往破綻百出。

選好代表是決定帝製命運的關鍵。袁世凱最擔心的是各省確定候選人出問題,他幹脆采取欽定辦法,使大多數名單由他和親信直接圈定,下令各省不得遺漏和更改。候選人雖已內定,形式上還是要通過選舉產生,以顯“民意”,以昭“鄭重”。按規定每縣選出一名代表赴省城對袁圈定的候選人進行投票。如何推選出這名“國民代表”呢?辦理國民會議事務局一再通電各省,嚴格把關,將那些性行純和、宗旨一貫、能就範者選為國民代表。毫無疑問,如此產生的國民代表人員是完全符合袁的要求的。

國民代表進行國體投票不是在北京召開,而是在將軍、巡按使監督下,各省分別舉行,然後再把票匯集北京。袁世凱圈定的代表候選人,不少是在京各省人士,他們赴省之前,袁世凱每人贈送大洋五百元,作為參加選舉的川資和公費,這筆錢是幹什麽用的,代表們心裏清楚。各省也上行下效,想盡一切辦法安排好吃的、住的、玩的,讓代表滿意。有的省甚至物色名妓數十,隨時為代表歌唱、侍酒、侍寢。這些代表沉湎於吃喝玩樂之中,能不思圖報嗎!

盡管如此,袁仍猶恐有疏虞,對投票方法、形式、場地布置等做了統一規定。采用記名投票法投票;票麵上印有“君主立憲”四個字,投票場地設在將軍署院內會議廳裏,代表們從進將軍署大廳至投票廳路上,布滿武裝士兵,給人一種恐怖感。投票前,將軍或巡按使發表演說,痛詆共和,稱頌君憲,不斷提醒代表慎重從事。最後,參政院統計全國選舉結果:參加投票者近兩千人均讚成帝製,無一票反對,無一票作廢。

袁世凱畢竟做賊心虛,極其害怕有人把“民意”的黑幕揭穿,因此,國體解決以後並沒有急於對稱帝表態,一些個人上表勸進折子呈上後,他反而謙虛起來了,說自己的功業不足稱帝。實際上袁世凱有他的想法,他認為如果不等參政院上擁戴書,把自己的“功德”列出來,便直授不辭,那麽,他想當皇帝的想法便會臭名昭著,惹人譏評。他那個欺淩幼主和背叛民國的惡名便洗刷不掉,當上了皇帝還是名不正、言不順,立不住腳。他要等著爪牙為他歌功頌德,使他當之無愧。果不出所料,12月11日上午,參政院呈上了第一次擁戴書,對袁世凱進行肉麻吹捧,最後直稱:“我皇帝睿智神武,為億萬百姓歸心之元首”。下午,又向袁呈上了第二次擁戴書,上麵列舉了袁世凱“經武”、“匡國”、“開化”、“靖難”、“定亂”、“交鄰”六大功業,稱袁世凱功勳“邁越百王”。最後請袁不必再謙讓,應早日宣示天下,正位登報。袁世凱沒有做到“三揖三讓”,12日便宣布承受帝位,改國號“中華帝國”,以明年為“洪憲”元年,準備於元旦舉行登極大典。

就在袁世凱積極準備舉行登極大典的時候,1915年12月25日,討伐袁世凱叛國稱帝的護國軍號角聲首先從雲南傳來,接著貴州、廣西、廣東、浙江等地也先後宣布獨立,加入護國軍隊伍;袁世凱眾叛親離,洋主子突然轉變態度,反對他稱帝,袁家後院起火,大將段祺瑞、馮國璋與袁反目。原來,袁世凱稱帝嚴重損害了段祺瑞、馮國璋等人的利益。論資望和地位,在共和製下,他們都有繼承袁氏而任總統的可能。既改帝製,皇帝世襲,還要向袁氏子孫稱臣,這是他們不願意的,致使袁氏內部四分五裂;此外,袁氏子孫爭當太子,後宮妻妾爭當皇後,妃嬪亂作一團;再從袁氏個人政治素質來看,他的敗亡也並不奇怪。論及出身,袁氏根本無法與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一班人相比,他是地地道道的一介武夫,一個寡廉鮮恥、十足無賴的小人。梁啟超幹脆將其行政比之為“流氓政治”。所以,一旦“君臨天下”,大權在握,隻有聽任群小包圍,利令智昏,忘乎所以。殊不知自民國改元以來,革命黨人力量雖一時軟弱,但民主共和政治畢竟已成現實,有誰敢冒天下之大不韙擅改民主為君主就是民賊,就是背叛民國,全國共討之,全民共誅之。袁氏竟逆潮流而動,內外交困,無力回天,隻能是自取滅亡了。

袁世凱從改元洪憲到廢止洪憲年號,前後共83天。做了一場皇帝夢。登極大典尚未舉行,“聖旨”未出宮門,就被全國人民從君主的寶座上趕了下來。竊國之奸雄就這樣受到了曆史的懲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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