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繁華中沉沒清帝國

十一、中國近代化的開端——洋務新政

自19世紀60年代初至90年代上半期，在外國資本主義侵略和國內太平天國等農民起義的衝擊下，近代中國社會發生了巨大變化。以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等為代表的洋務派認識到了中西方之間的差距以及封建統治所麵臨的危機，因而從自我封閉的“華夏中心論”的觀念中解脫出來，開始推行以“師夷之長技”“自強”、“求富”、“禦侮”為內容的洋務新政。洋務新政是中國近代化的起點，對近代中國社會的新陳代謝起到了篳路開山的作用。然而，洋務新政亦有很大的缺陷和不足，它不能使中國真正走上近代化的軌道，為了民族的獨立和富強，必須尋找新的出路，於是有戊戌變法的興起。

內外交困促成了洋務新政的萌發

在貧窮、落後的中國，封建專製統治根深蒂固，任何有益於社會發展的改革都很難得以實行。然而，推動中國近代化進程的洋務新政之所以能夠衝破重重阻力在19世紀60年代興起，並不是偶然的，歸根結底是由當時社會環境所決定的，是這種環境迫使晚清封建統治集團所能做出的唯一選擇。其中，列強對華政策的改變固然起了重要刺激作用，而晚清統治集團的自身變化則是根本性的。

鴉片戰爭的隆隆炮聲使一部分開明的士大夫從“天朝上國”的迷夢中驚醒，開始麵對現實，經世致用，探索救國救亡的道路。西方資本主義侵略者嚴重威脅著中華民族的生存。如何對待外國侵略者，成了擺在全國各階級、各階層麵前的新課題。廣大人民群眾始終英勇鬥爭，堅決抵抗，然而在封建統治階級內部，則存在著投降和抵抗兩種主張的分歧。戰爭期間，投降派壓倒了抵抗派，導致戰爭的慘敗。在對待侵略者的態度上，以道光帝為首的統治集團，開始時虛驕昏聵，盲目自大；戰敗之後，則又被侵略者的洋艦洋炮嚇得心驚膽顫。他們雖然也為戰敗而感到懊喪，但他們又認為通過開埠通商、割地賠款滿足侵略者的貪欲，是可以保持自己的統治地位的，與侵略者是可以維持相安無事的局麵的。這就是清統治者所奉行的所謂“羈縻”或“撫夷”政策，實質上就是投降政策。與此相反，一部分封建士大夫則不然，他們在戰爭失敗之後，痛定思痛，感到中國的形勢十分嚴峻，外國侵略者不容輕視，於是紛紛議論善後之策和禦夷之方。在這些封建士大夫中，對當時的世界形勢了解得比較清楚，觀察問題比較深刻、反抗侵略的態度相當堅決、提出的抵抗方案也比較切合實際的，就是林則徐、魏源等。魏源在摯友林則徐的《四洲誌》、《東粵奏稿》等材料的基礎上編撰成一百卷的《海國圖誌》，這是一部最早由中國人自己編寫的介紹世界各國曆史、地理、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科技等各方麵知識的巨著，對後世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它的影響，與其說是對海外各國知識的介紹，由此打開了中國人了解世界的窗口，倒不如說是魏源在其中所提出的“師夷長技以製夷”的思想主張，直接帶動了一場中國近代思想界的革命。“師夷長技”就是要學習西方資本主義各國包括軍事技術在內的長處，“製夷”就是抵抗侵略、克敵製勝。他在猛烈抨擊清政府的腐敗無能的同時，對外國資本主義侵略者也開始有了一定的認識。他不像頑固派和投降派顢頇官僚那樣，要麽把西方資本主義侵略者看成“化外之民”，對西方國家的情況茫然無知，認為“天朝無所不有”；要麽就把外國侵略者看得十分神聖，乞降求饒。魏源一方麵看到外國侵略者的性格是“惟利是圖，惟威是畏”，針對侵略者的這個性格，就必須使侵略者“有可畏懷，而後俯首從命”。另一方麵他也看到侵略者確有他們的“長技”，他們就是憑著“一戰艦，二火器，三養兵練兵之法”這些“長技”來欺侮中國的。因此，他認為一定要把抵抗侵略者的立足點放在加強國防的力量上，不僅主張從西洋購買船炮，而且更強調引進西方的先進工業技術，由自己製造船炮，嚴修武備，“使我無畏於彼，彼無可挾於我。”他一再警告清朝統治者，不要以為訂了所謂“和議”，就宴安昏睡，不要沉迷於飲鴆止渴的“羈縻”政策。在那個時代，雖然魏源還不可能從階級本性上認識資本主義侵略者的本質，但是由於他在鴉片戰爭中抵抗侵略的實踐，使他對於資本主義侵略者有了這樣的認識，也可以說是難能可貴的。他主張增強國防力量，對侵略者的進攻要有充分的武裝準備，這在當時是卓有見地的。魏源認為，對於以“洋艘洋炮”為“長技”的侵略者，既不要懼怕，也不要輕敵。而要抵抗外國侵略，首先要了解敵情，他批評清朝政府長期以來昧於世界大勢、固步自封的政策。他主張對英國侵略者要力持鴉片之禁，把外流的白銀，用來購買洋炮洋艘，盡收外國之羽翼為中國之羽翼，盡轉外國之長技為中國之長技，他認為隻有這樣，才能富國強兵，有效地抵抗侵略。

魏源提出的“師夷長技以製夷”的重要思想，是他的思想中最具新時代因素的精粹所在，是對後世最具啟迪意義的地方。魏源的這一思想，反映了曆史前進的趨勢，成為時代的最強音，從而達到了他思想境界的最高峰。

由於曆史的種種原因，魏源的這一思想被淹沒在封建統治階級閉關自守、虛驕自大的汪洋大海之中，隻停留在理論層麵上，從而白白葬送了近二十年大好時光，繼續拉大了同西方的差距，從而造成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中更加慘重的失敗。

第二次鴉片戰爭和國內如火如荼的農民起義使晚清統治集團開始發生急劇變化，分化出一批注意正視現實，企圖通過學習西方實現自強的洋務派，他們接過林則徐、魏源“師夷長技以製夷”的旗幟，為洋務新政的興起開辟了道路。第二次鴉片戰爭使晚清統治集團遭到了致命打擊，動搖了其統治地位，威脅到他們的生存。用他們自己的話講，可謂“瘡巨痛深”。其間，英、法聯軍攻陷京師、焚毀圓明園，使鹹豐帝倉皇出逃，最後病死熱河。沙俄則乘機攫取我國東北、西北大片領土。這一係列災難，大大超過了第一次鴉片戰爭，為清王朝開國以來所僅見，給晚清統治集團以最強烈的刺激。國內，以太平天國為中心的農民大起義風起雲湧，沉重打擊了清王朝在各地的反動統治，大大削弱了它的統治力量。“內憂外患”使清王朝處於生死存亡的境地。為了自身的存在和發展，晚清統治集團不能不正視現實、痛定思痛，尋求新對策。洋務派正是適應這一需要而出現的政治派別。其代表人物有在北京主持對外和談的恭親王奕、文祥及鎮壓太平天國前線的主要將領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人。他們西法自強的主張開始受到清廷的重視和支持。當然反對和不理解變革的大有人在，其中堅力量則為頑固派。這是晚清統治集團自鴉片戰爭以來在政治上出現的重大分野。清廷出於維護自身專製統治的需要，在當時比較堅定地支持了洋務派的主張，從而為洋務運動的興起創造了比較有利的條件。

洋務派對外不惜以最大代價盡快結束戰爭，換取暫時的和平。麵對殘暴的侵略者，晚清統治集團深感無力抗衡，不得不屈從於列強的無理要求，不惜出賣大量權益進行妥協，於是迅速簽訂《北京條約》，以結束戰爭狀態。中外《北京條約》的簽訂，加深了中國社會半殖民地化程度，同時也以此為代價換取了中外關係的暫時緩和，使清王朝得到喘息。此後，列強從自身利益出發，改變對華策略，由“打”變“拉”，反複強調西方“並不需要領土，我們渴望與中國政府（清政府）友善相處，隻要中國政府不把我們當做仇敵而當做朋友，就不會發生什麽嚴重的困難問題”，以此來解除奕“等人對他們存在的疑慮，以便盡早地投入他們的懷抱；同時他們還表示願為中國助剿太平軍和撚軍，並願意派數人到北京，幫助鑄造槍炮。在外國侵略者的誘導之下，以奕”為核心的官僚集團與外國侵略者逐漸由敵對、疑慮轉而溫和，主張對外采取“羈縻”政策，安撫夷人。

在奕“督辦和局的過程中，外國侵略者很快便發現他可以成為馴服的工具，成為他們在中國的代言人。正如額爾金向英國政府報告的那樣，以後‘如果外交繼續由親王主持，可以希望，新條約將被忠實地執行’。正因如此，英法等侵略者竭力扶植奕”勢力，“希望遲早總會發生變動，使最高權力落到他們（指奕‘等人）手裏去’。然而在封建專製主義非常完善的時代，那是不可能的。但是，1861年鹹豐帝的離世，卻給外國支持的奕”攫取中央政權提供了良好的機會。

鹹豐帝死後，年幼的載淳繼位，由載垣、端華、肅順等軍機大臣八人“讚襄政務”。這些人雖然也有很高的職位和權力，但與既有外國支持，又有堅實軍政財務基礎的奕“相比，實力上便顯得相形見絀。其實，在與外國交涉的過程中，他便以議和全權大臣的身份逐漸掌握外交和軍事上的大權。在他的奏請下於1861年設立的總理衙門，在體製上一切均仿造軍機處辦理，既處理軍事、外交，又管理通商、財政事宜，已不啻成為與熱河行營並立的聯支機構。而且總理衙門由奕”、桂良、文祥等專成其責。這表明以奕“為核心的官僚集團的權力在日益膨脹。特別是經常與外國交涉的奕”與那拉氏聯合發動辛酉政變，將“讚襄政務”八大臣趕下台從而掌握政權之後，清廷開始調整其內外政策，逐漸推行洋務新政。

對內，清政府和洋務派全力爭取政治局勢的穩定。這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麵。一是不惜一切代價，集中人力、物力全力鎮壓太平軍和各地人民起義。為此，曾打破慣例，給予曾國藩等漢族官員以極大權力，企圖盡快消除心腹之害，以換取晚清政權的穩固和長久。二是盡可能維護和加強封建君主專製體製，維係封建統治集團內部的關係，鞏固和加強國家機器。這兩者相輔相成，目的在於形成在晚清朝廷控製下的穩定的政治局麵。1861年在清廷內部爆發的“辛酉政變”則為實現這種局麵提供了條件。

慈禧和與奕“執掌權柄之後，為鞏固到手的權力，對政敵采取區別對待、分而治之的辦法：對支持其上台和在各地各要害機構的官員則盡可能予以撫慰和利用；特別是對手握重兵活躍在鎮壓太平軍前線的漢族官員則予以更大的權力，千方百計維持統治集團的穩定；另一方麵則加速對太平軍的圍剿。正是在這種前提下，恭親王奕”和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等人受到空前的重視與信任。他們在清廷的支持下，很快於1864年陷南京，鎮壓了以太平天國為中心的人民起義，穩定了晚清政局。

然而，洋務運動得以興起的根本條件，在於清廷很大程度上采納了洋務派利用時機借法自強的主張。在第二次鴉片戰爭和鎮壓人民起義的過程中，洋務派領教了沒有洋槍洋炮的苦頭和掌握洋槍洋炮的甜頭，並將武器裝備落後作為對外戰爭失敗的主要原因。因此，對外戰爭一結束，他們立即主張利用“借師助剿”，利用鎮壓人民起義的機會開始學習使用和仿製西洋船炮。他們紛紛建議清廷仿製外國船炮以“自強”，並開始在地方設局仿製。

洋務派的主張和實踐適應了晚清統治集團在戰敗局麵下對西方列強還不那麽恭順，頗想禦侮自強、複仇雪恥的願望。慈禧曾多次在接見臣下時表示：不忘此仇，主張將練兵、製械、加強海防、徐圖自強作為立國的一件大事。主持軍機處和總理衙門的恭親王奕“則多次上疏呼籲亟籌自強之策。同治三年（1864）四月，他接受李鴻章等人的建議，提出‘治國之道，在乎自強，而審時度勢，則自強以練兵為要，練兵又以製器為先’的論斷。奕”等人的建議立即得到清廷批準。晚清中央和地方這種大體一致的認識和舉措，顯然為洋務運動的順利興起提供了較為適宜的政治條件。洋務派遂得以衝破阻力，承擔了他們從來沒有承擔過的責任，倡導和推動了以“自強”、“求富”為中心的洋務運動。

洋務新政開啟了中國近代化的偉大航程

曆時30餘年的洋務新政，既是一股向西方學習的潮流，又是晚清第一次變革運動。洋務派極力主張變法革新，興辦近代軍事工業，建立近代海軍；“以工商立國”，發展資本主義性質的近代民用工業；興辦新式學堂，培養新型人才，等等。洋務派的上述變法主張，雖然遭到封建頑固派的反對和抵製，但得到了以慈禧太後為首的清朝最高當局的認可和支持，因而其大多數改革主張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實施。它是中國由封閉走向開放的轉折點，成為中國近代化的開端。

第一，洋務運動開始了中國國防近代化的第一步。兩次鴉片戰爭的失敗使洋務派深感外國的“船堅炮利”，認識到中西之間存在著巨大差距。他們認為無論是禦外侮還是鎮壓農民起義，都必須向西方學習，發展近代國防事業。基於這種認識，洋務派主張中國謀求富強之道需從“練兵”、“製器”開始。於是，從19世紀60年代到90年代，洋務派先後在各地建立了江南製造局、金陵製造局、天津機器局、福州船政局等19個軍工企業。洋務派軍事工廠的建立，“標誌著中國產業技術革命和中國近代化的開端”。依托這些初具規模的軍工企業和現代化的機器生產方式，洋務派生產與仿製出了大量的洋槍、洋炮以及以蒸汽為動力的鐵甲輪船。近代火器使用的比例逐步提高，使清軍的兵器由原始的火器與冷兵器並用的時代過渡到近代先進的火器時代。洋務派還利用自己所造的與從外國所購之輪船逐漸建成南洋、北洋、福建、廣東四大海軍，奠定了中國近代海軍基礎。這些新式近代火器與輪船的生產和使用，改善了清軍的軍事裝備，提高了清軍的戰鬥力。軍事裝備近代化是軍事近代化的物質條件，因此，洋務運動為中國軍事初步奠定了物質基礎。

在洋務運動期間，西方的軍事理論與著作被翻譯與介紹到中國，主要有日本的《戰法學》，德國的《借箸籌防論略》、《炮概淺說》、《練兵新書》。據統計，自1868年到清末，江南製造局翻譯的兵政與兵學類的書就有47種。西方軍事著作的翻譯，傳播了西方國家近代的軍事思想。在此基礎上洋務派的一些有識之士逐步形成了具有當時曆史特征的近代國防思想。第一，中國傳統的“重陸輕海”的戰略方針發生改變，近代海軍和海防體係得以初步確立。“曆代備邊，多在西北”，傳統的中國以陸地為主要防線。1874年日本進攻台灣，使清政府認識到日本將“為中國永久大患”。洋務派趁此機會，提出了“練兵、簡器、造船、籌餉、用人、持久”等六條具體措施的“海防議”。李鴻章堅決支持總理衙門和丁汝昌關於建立新式海軍和配備近代化槍炮武器充實海防，還建議將沿江、沿海各省陸軍“認真選汰，一律改為洋槍炮隊”，並建議采用西法設立新式學校等一係列措施。清政府分別任命李鴻章、沈葆楨分別督辦北洋和南洋海防，是為中國近代海軍的開端。1885年，為了加強對海軍的統一管理，清政府設立海軍衙門，決定“大治水師”。到1888年，北洋海軍正式成軍，共有大小軍艦共20多艘；南洋艦隊、廣東艦隊、福建艦隊亦有一定的規模。4支艦隊共計大小艦船80多艘，這支龐大的海軍，居當時世界第四位（亦有第八位之說）。19世紀80年代開始，清政府還以巨資修築了旅順、威海、煙台、吳淞、馬尾、黃埔等海防基地，裝備了最新式的克虜伯自動回轉射擊大炮，以及深水軍港、船塢等配套設施，使中國擁有了當時遠東規模最大的軍港、船塢、炮台防禦體係。第二，軍事思想由“製內”到“禦外辱”轉變。在19世紀60年代，奕分析當時的形勢時指出：國內的農民起義是“心腹之患”，而外國列強侵略是“肘腋之禍”，“兩害相權取其輕”。因此出現中外反動力量共同鎮壓農民起義的局麵，但到了19世紀70年代後期，太平天國、撚軍起義先後被鎮壓，階級矛盾相對緩和，中國邊疆出現新的危機，民族矛盾日益嚴重。列強的侵略已經危及清政府的統治權威。抵禦外國侵略，保衛國家安全，維護清政府的統治，成為新的時代任務。曾國藩在《複陳購買外國輪船折》中稱仿造輪船“可以剿發逆，可以勤遠略”，李鴻章也指出：“機器製造之事，為今禦辱之資，自強之本”。可見，洋務派發展近代軍事有抵抗外國侵略的一麵。

此外，在洋務派的努力下，西方近代軍事訓練與管理方法不斷被引進，使清政府的軍事編製與職能出現向近代轉化的趨向，為清政府的軍事近代化打下了製度基礎。

第二，洋務運動開始了中國近代工業化的第一步。近代科技的引進，機器工業的興起，是中國走向近代化的重要標誌之一。洋務派始終把創建中國近代工業作為“自強”新政的中心內容，並對此傾注了極大的熱情。在洋務運動初期，洋務派先後創辦了江南製造總局、天津製造局、福州船政局、湖北槍炮廠等十多個軍事工業。但他們還是感到擁有雄厚經濟實力的重要性。於是，從19世紀70年代開始，洋務派又提出了“寓強於富”的口號，開始創辦以“求富”為目的的民用工業。從“自強”新政到“寓強於富”，不能不說是一個大的進步。這是因為其一，它把中國的產業近代化推進到一個新的層次，即興辦發展與國計民生密切相關的實業，有利於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其二，它打破了帝國主義對中國近代工業壟斷的一統天下，在一定程度上為中國挽回了競爭利權，這無疑有其進步的一麵。

1872年，李鴻章在上海創辦了輪船招商局，這是洋務派創辦的第一個官督商辦的航運業，其目的是“稍分洋商之利”。它打破了英國對中國內河航運的壟斷地位，對振興民族經濟具有推動作用。

1876年，左宗棠在蘭州籌建了織呢總局，這是我國第一個毛紡織工業，它打破了毛紡織業完全依賴英國的局麵。1877年，李鴻章籌辦了開平礦務局，這是我國最早使用機器采煤的一個大礦，成為今天開灤煤礦的前身。1880年，李鴻章在天津開設電報總局，架設了天津到大沽的電線，後來又接通了京滬電線，從此中國有了自己的電訊業。此外，李鴻章還籌建了一條從唐山到胥各莊達十多公裏的鐵路，這是我國官督商辦自建鐵路的開端，1888年鐵路延長到天津，稱“北洋鐵路”，它結束了帝國主義壟斷中國鐵路的曆史。在張之洞主持下建成的湖北漢陽鐵廠是當時亞洲規模最大的鋼鐵企業，這在東方各國是一個創舉，它奠定了今天武漢鋼鐵工業的基礎。

洋務派先後創辦了二十多個民用企業，其產品不是無償地調撥給軍隊，而是主要銷售於市場，其經營管理方法不是采用封建衙門的一套規章製度，而是依據市場經濟的一些基本原則，其經營目的是為了贏利，它的企業形式除官辦外，還有官商合辦或官督商辦等形式，因而基本上是資本主義性質的企業。若確切地說，洋務派興辦的民用企業是中國早期官僚資本企業或國家資本主義企業。不僅如此，洋務派還推動了我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產生。在洋務運動的刺激下，從19世紀70年代起，中國開始有一些商人、地主和官僚投資於近代工業，城市一些手工業作坊主也開始采用外國機器生產。比如，1869年方舉讚在上海發昌機器廠開始使用車床，1872年華僑商人陳啟源在廣東南海開辦繼昌隆繅絲廠。從1872年到1894年，商辦企業在百餘家。正是在洋務運動的推動下，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得以逐步確立並緩慢地獲得發展。

在創辦近代企業的過程中，西方的蒸汽機、紡紗織布機、各種機床、先進的造船技術、新式的平爐、轉爐冶煉技術，以及火車，電報、電話等近代交通運輸和通訊工具都被引入中國，不僅推動了近代中國科學技術的進步，而且也促進了中國近代工業的發展。

第三，洋務運動在中國文化教育近代化方麵也邁出了第一步。洋務派通過興辦近代文化教育事業，傳播了科技知識，培養了人才，促進了人們的思想解放。

洋務派認為：今欲使中國富強，“則不得不講西學”。因此，洋務派一開始就把引進西方科技作為主要手段。但隨著科技和機器的輸入，對掌握這些技術的人才的需求越來越多。最初洋務派是聘請洋顧問、洋技師、洋工匠，但這樣做弊端很多。由於洋人壟斷技術，處處刁難，不懂洋文的中國人與他們接觸時常常被愚弄和欺騙，加上《天津條約》規定三年之後一切中外條約隻用英文而不用中文。於是，為了培養外語人才，輸入科技理論，洋務派先後創辦了京師同文館、上海廣方言館、廣州同文館、湖北自強學堂等外語學校，教學外語。為了培養科技人才和應用人才，授以機器工程之理論與實驗，以期中國不必需用外國機器及外國工程師，洋務派創辦了福州船政學堂、天津電報學堂、天津水師學堂、廣東陸軍學堂、天津軍醫學堂等學校，這些學校以學西學為主，對學生進行自然科學和技術方麵的教育，直接為軍事企業和工礦企業輸送人才。新學堂培養出來的學生由於學習了外語、自然科學知識及專業理論和技能，成為具有近代化知識結構的應用型人才。洋務派很重視留學教育，認為要培養足夠的、合格的新式人才，必須派人到外國學習“使西人擅長之計，中國皆能因習。然後漸圖自強”。1872年清政府派出第一批幼童赴美留學。到1875年共派出四批120人，從1877年起，又派出108人赴英法等國留學。從此以後，清政府中央以及一些地方督府不斷向海外派遣留學生。這些留學生接受了近代科技知識，親身感受到資本主義文明，文化知識結構和思想意識都發生了巨大變化，回國後，倡導西學，成為新式知識分子。在他們當中湧現出許多科學家、思想家和革命家，成為中國近代化事業的棟梁。如嚴複回國後翻譯了《天演論》西方著作，把資產階級進化論、天賦民權理論介紹到中國，是中國近代著名的啟蒙思想家。詹天佑主持修建了京張鐵路。辛亥革命時期革命黨骨幹大部分是留學生出身。洋務運動給古老的中國帶來了許多近代化新因素，它使中國有了西方的技術設備和生產方式，有了輪船、鐵路等新式交通工具，有了郵政、電報等新式通訊手段，有了新式學堂和翻譯、刊印西方書報的機構。

洋務運動引進西方文明，推動了中國社會思想的進步，推動了近代文化特別是科技文化的發展。一批西方的自然科學類和社會科學類的書籍被介紹到中國。據資料統計，二十年間，同文館譯著近200種，江南製造局譯書163種，另附刊32種，《西國近事匯編》季刊出了108期。新思想、新觀念被越來越多的人所接受，越來越多的人客觀地麵對現實，不再反對引入西方的自然科學和技術，盲目自大的觀念日見萎縮。李善蘭、徐壽父子、華蘅芳在自然科學的研究上做出了傑出貢獻。

隨著三十多年開辦工廠、發展貿易等各種經濟活動的開展，以及以介紹和傳播西學為主要內容的譯書、辦報、興學及派遣留學生等各項文化事業的發展，一批通過親身經曆或媒介手段而全麵了解西方資本主義狀況的新型知識分子明白了靠洋務事業不可能解決國家民族危機之後，產生了維新思想。王韜、薛福成、馬建忠、鄭觀應等早期維新思想家主張不僅在經濟上向西方學習，更重要是學習西方的政治體製，為後來的維新變法運動奠定了基礎。正是這些新型知識分子認識到洋務運動的缺陷後，才逐漸有了早期維新思想、維新變法思想，以至民主革命思想。

上述的幾個方麵，說明了洋務運動在客觀上把中國推上了近代化的道路，在國防、經濟、文化教育等方麵開始了中國近代化的艱難的第一步。

洋務新政流弊叢生不能使中國走上獨立富強之路

洋務運動是中國近代化的開端，是中國引進西方技藝、嚐試用資本主義方式挽救中國危機的大規模實踐活動，有積極作用。但也必須看到，洋務運動是封建統治階級從維護其自身統治的需要出發而與外國資本主義列強相妥協的產物，它存在著諸多流弊，不能使中國走上獨立富強之路。

其一，維護清廷統治的改革目的和“中體西用”的改革宗旨，導致洋務派改革停留在物質文化層麵上，不能深入到製度文化、思想文化的層麵上。從洋務派改革目的來看，雖然洋務派打著“自強”、“求富”的旗號，以“平內寇、禦外侮”為目的，但其終極目的是維護清廷統治。這決定了洋務派沒有也不可能變革封建專製及其賴以生存的封建經濟以及為之服務的封建思想文化。再從洋務派處理“中學”與“西學”的關係來看，洋務派接受了早期維新派的代表人物馮桂芬提出的“以中國倫常名教為原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的“中體西用”思想。作為對西方技術挑戰的一種回應，盡管洋務派所奉行的“中體西用”思想較之那些頑固守舊派完全拒絕西方的文化，反對引進或接受西方的先進技術，並視之為“奇技淫巧”來說，無疑是一種積極的態度，然而其畢竟還隻是涉及到一些表層文化中的科技應用問題，僅僅是為了某種純粹功利的目的從表層結構上對西學的認可和同化，對居於核心地位的中國傳統文化的深層結構卻絲毫不敢觸及，而對社會政治製度以及倫理道德規範等等最多隻是做一些微弱的變動。所以它的消極意義又很明顯地體現出來。總之，洋務派所要求實現的是盡力維護封建文化為主體，但又要求吸收西方文化中某些可以接受的東西——主要是以製船造炮等工業技術為輔助，並以前者來包容後者。更具體說來，就是主張中國文化的核心——儒家的倫理綱常加上西方的近代工業技術。這就使“中體西用”這個曆史的命題具有雙重意義：一方麵，它對於突破“夷夏”之大防，衝破“天朝上國”傳統的深閉固拒的文化優越論之網羅，在一定程度上吸收西方先進文化起到了積極作用，促進了近代中國社會的新陳代謝；另一方麵，它在當時的社會條件下產生了不利的影響，對於中國近代化的進程起著不可忽略的消極作用。

洋務新政在“中體西用”論指導下進行了30餘年，但它的成效不大。他們對西學缺乏全麵係統的認識，誤以為西方隻是先進的科技，至於人文科學、社會政治製度等更深刻層麵而核心的東西，他們不了解也不願意接受，乃至將其拒之於門外。同時他們把中國的近代化與維護封建統治看成是並行不悖的，幻想著借西方的科學技術就可以恢複封建社會的盛世。他們不知道，要搞近代化，要趕超西方，就必須學習西方國家一整套與之相適應的社會上層建築，而當時中國那套政治機構和管理體製，都是適應封建自然經濟而建立起來，必然嚴重地束縛商品經濟的發展，成為向近代發展的障礙。一些有識之士開始認識到：若使中國富強起來，除了學習西方先進的科技，還要學習與之配套的社會製度，於是乎早期維新思想開始萌動。

所謂早期維新思想大體是指中日甲午戰爭以前的維新思想。起初，早期維新思想家是作為洋務思想理論家的姿態出現的，在思想上與洋務新政的主要倡導者們並無明顯的區別。在“求強”、“求富”的指導思想和官督商辦的經營方式等問題上，都同洋務派的主張一致。但是這些思想家們一則對西方社會政治、經濟、文化情況了解較多，對中國的封閉落後也更感痛切；再則他們的思想比較敏銳，接受新思想、新事物也較快。隨著社會經濟和客觀形勢的變化，他們再不能滿足於洋務新政所能容納的範圍了，於是逐漸從洋務派中分化出來，他們從挽救民族危亡的角度出發，主張更多地向西方學習，不但要學習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科技，同時也要求實行某些政治、經濟方麵的改革，設立議院，發展民族工商業，與資本主義國家進行“商戰”，希望中國能變成一個獨立富強的國家。這些開明的士大夫們，以鄭觀應、王韜、薛福成、馬建忠等為代表，逐漸形成一個知識分子群體，即早期維新思想家。他們著書立說，審視洋務新政，批評和抨擊其“僅習皮毛而即囂然自以為足”終不能“自強”的缺陷和不足，形成一股強大的早期維新思想。隨著早期維新思想的發展，其“師夷”的廣度和深度都較洋務派的洋務思想有很大的升華，洋務派的洋務思想逐漸失去了其往日一定程度上的進步意義，成為阻礙近代中國社會曆史發展的羈絆。

其二，洋務運動的封建性、買辦性和壟斷性，也延緩了中國近代化的進程。

洋務派官僚所辦近代企業，一般具有濃厚的封建性、買辦性和壟斷性，大都置於封建政府的控製之下，缺乏獨立性。洋務派興辦的企業，采取的是官辦、官督商辦以及官商合辦的形式。官辦形式主要用於軍事工業，這類企業的創辦事先須請政府批準，經費則由政府在軍費或國家稅收中撥給，用人、行政、財務開支也都經事先奏準及事後報請核銷，實際上形同清政府軍事機構的附屬單位。至於官督商辦企業，他們在創辦這類企業時，時常為其奏請排他性的專利權。例如李鴻章在1882年創建上海機器織布局時，奏請“十年以內隻準華商附股搭辦，不準另行設局”。

洋務派官僚所辦企業，在管理上大都沿用了封建衙門形式。企業由總辦、會辦、提調、委員等官員層層控製，等級森嚴。這些官員基本由封建政府委派，官員的選擇標準，主要看資曆、級別以及與洋務派官僚的關係，並非有實際的管理和業務能力。軍事工業由於屬軍事係統，管理中的衙門形式更加突出，工人稍有不慎，即有吃軍棍的危險。顯然，在洋務派官僚所辦的近代企業中，封建政府所授權力的大小及等級的高低，成了支配和管理企業的主要根據。

封建壟斷性、企業無獨立性和衙門式的管理，構成了洋務派經營的軍事工業和民用企業濃厚封建性的主要內容。那麽它們起了什麽作用呢？

實行封建壟斷，壓製自由競爭。就軍事工業而言，洋務派一向將之壟斷在官府手中，極力反對民間從事軍火生產，害怕威脅到其統治，這恰恰反映了洋務派與人民為敵的反動立場。企業產品不是商品，無償地調撥給封建軍隊。企業所需人才從國外聘請，所需技術設備從國外引進。這種封建性和買辦性，導致軍火生產毫無競爭而言，生產效率很低，產品質量很差，根本達不到禦侮的目的。

在民用企業方麵，以上海機器織布局為例，自1882年李鴻章為其請得10年專利後，直至1893年10月被焚為止，除1888年湖北織布官局和1891年附屬於上海機器織布局的紡紗局，因與“商局有別”，特準設立外，沒有出現一家私人資本的棉紡織廠。

由於封建衙門式的管理，使這些企業毫無生機與活力，被封建官僚把得死死的。洋務派官僚任人唯親，各機器局與其說是生產單位，倒不如說是當權者安插親朋故舊的衙門。

盡管洋務派主張學習西方之長技，並將近代大機器生產引進中國，刺激了近代中國資本主義的產生和發展，但由於洋務派官僚興辦的軍事工業和民用企業，具有濃厚的封建壟斷性，使廠局變成衙門，充滿了官場惡習，任用私人，招權納賄，無所不為。因此，這些企業有的破產，有的陷入外國資本的控製，有的招商承辦，少數轉變為後來的官僚買辦企業；洋務派官僚還采用各種辦法，如奏請專利、兼並商辦企業、禁止機器入口，征收苛捐雜稅等等，來阻礙中國民族資本的活動和發展，使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在他們的束縛下，一開始就喪失了獨立自由發展的機會。它們對推動近代中國社會的發展所起的作用是十分有限的。

其三，洋務派所奉行的“外須和戎”的妥協退讓外交方針，不能真正起到“抵禦外侮”的目的，不能使中國擺脫民族危機，走上獨立的道路。洋務派麵對封建統治的危機，衝破了傳統士大夫虛驕自大、盲目排外的封閉心態，主張“師夷之長技”，開始推行在中國近代史上長達三十多年的洋務新政。洋務派推行洋務新政的重要目標就是“求強”、“求富”、“抵禦外侮”，它究竟對“禦侮”方麵發揮多大作用呢？雖然洋務派建立了輪船招商局、開平礦務局、上海機器織布局等民用企業，起到了“稍分洋利”的作用，但一方麵由於這些企業在封建製度的束縛下，實行衙門管理，由官僚壟斷，投資商人地位卑微，生產效率低下，裙帶關係嚴重，貪汙成風等，另一方麵也由於這些企業與外國資本主義之間有盤根錯節的聯係，買辦性非常濃厚，致使洋務派在抵禦外國經濟侵略方麵所起的作用是十分微弱的。洋務派確實通過建立軍事工業，購買外洋船炮，創辦近代海軍，設立學堂，派遣留學生，培養近代軍事人才和科技人員等措施，使清政府的軍事力量有所增強，但由於洋務派奉行“外須和戎”的外交方針，使洋務新政在抵禦外侮方麵的作用大打折扣，最終造成了“求強”不得、“禦侮”難成的敗局。

其實，早在洋務新政初期，負責外交事務的奕即根據局勢的發展，製定了“羈縻”方針。他指出：“臣等就今日之勢論之，發撚交乘，心腹之害也；俄國壤地相接，有蠶食上國之誌，肘腋之憂也；英國誌在通商，暴虐無人理，不為限製，則無以自立，肢體之患也。固滅發撚為先，治俄次之，治英又次之……若就目前之計，按照條約不使稍有侵越，外敦信睦，而隱示羈縻”。他指出，農民起義是“心腹之害”，是主要敵人，而外國侵略者是“肢體之患”，是次要敵人。由於洋務派對帝國主義的反動本質沒有認清，認為它們“並不利我土地人民”，並不想滅亡中國，故要“外敦信睦，而隱示羈縻”。這就為洋務派對外實行妥協和戎外交奠定了理論基礎。洋務派的領袖人物曾國藩更於1862年6月3日的日記中記載了他處理“夷務”時所持的主張和見解。他指出：“此前英法聯軍進入北京，不傷毀我宗廟社稷，眼下在上海、寧波等處幫助我大清王朝攻打太平軍和撚軍。二者皆有德於我。中國不宜忘其大德而計較小的怨恨。如今自強之道，應該修明政事、培養賢才，在學造西方炸炮、輪船等方麵下功夫。”

這一段話較為全麵完整地表達出了洋務派的思想政治路線。從中可以看出，曾國藩的洋務思想包括政治和技術兩個方麵，二者相輔相成，密不可分。在政治上，曾國藩主張搞好與外國侵略者的關係，要記其“大德”，忘其“小怨”。他所謂“大德”，是指鹹豐十年英、法聯軍攻到北京而沒有推翻清政府，事後還幫助它攻打太平軍；所謂“小怨”，是指道光二十年（1840）以來西方列強先後發動兩次鴉片戰爭，強迫清政府簽訂《南京條約》、《天津條約》、《北京條約》等城下之盟，在中國攫取大量政治、經濟特權，使中國政治上和經濟上失去獨立，一步步淪為西方資本主義強國的半殖民地。在曾國藩看來，民族的安危、人民的利益都是次要的，隻有保住清政府的封建統治才是最重要的。因而，他權衡利害，決定同外國侵略者做朋友，堅決與革命人民為敵。曾國藩認為，隻要清政府內修政事，急求賢才；外學技術，製船造炮，就可以自強。

總之，奕、曾國藩等人通過幾個奏折，為清政府製訂了一條基本的對外方針，那就是“羈縻為上”，“曲全鄰好”，李鴻章將其概括為“外須和戎”。所謂“外須和戎”，就是要與外國維持和平關係。在中外實力相差懸殊的情況下，這本身並沒有錯，但問題是李鴻章等洋務派麵對外敵入侵之時，不認真做戰事準備，即以出賣民族利益的妥協退讓方式求得“苟安”，缺乏應有的民族自尊和骨氣。所以對外講和是洋務派思想的本質與核心，正如曾國藩所說：“惟萬不得已而設備，以保全和局”。李鴻章完全是一個唯武器論者和失敗主義論者，不能正確估價敵我雙方的優劣，往往片麵誇大敵人的優勢和我方的劣勢，為其實行對外妥協退讓的所謂“和戎”外交方針尋找客觀根據。他提出：“西方列強的軍械強於中國，技藝精於中國，中國即使暫時獲勝最終也必定要失敗。”因此“目前應力保和局，即使將來中國武器精良，防禦牢固，亦不應該首先開釁。如果西方列強萬分無禮，進行侵略，不得已而一應之罷了”。也就是說，原則上應妥協避免戰爭，隻有萬不得已時才勉強招架一下。如此對待抵禦外侮的態度怎能取得抗敵勝利呢？洋務派確實講過“時時設備，以為立國之本”，講求機器火器，“則禦外侮有以憑借”，不能說他們毫無禦外侮之意，但一旦遇到外敵入侵，他們就一味妥協乞和，以求得一息之存。李鴻章等洋務派所標榜的軍事自強“禦外”的作用實在太有限。下麵有實例佐之。

當新疆出現危機時，李鴻章指出，新疆受俄羅斯和英國兩個大國的威脅，“即免圖恢複，將來斷不能久守”，主張放棄新疆。麵對俄羅斯這一強國，由於左宗棠率領廣大愛國官兵奮勇殺敵，新疆最終不也回到祖國懷抱了嗎？他自稱創辦強大的海陸軍“禦外”作用何在？

中法戰爭時期，李鴻章片麵強調法國的優勢，指出如果中法開戰，最終法國必勝，所以他不認真作戰事準備。當法軍把戰爭擴大到中國境內，形勢非常嚴峻時，馮子材等率軍浴血奮戰，連獲大勝，而李鴻章卻力主“乘勝即收”，迫不及待地簽訂屈辱的和約。李鴻章的“自強”究竟是什麽貨色呢？他所經營的海陸軍的“禦外”作用又表現在哪裏呢？

如果說中國敗於西方列強無可厚非的話，19世紀末竟然敗於同源同種、同時起步的“蕞爾島夷”日本，使中國人丟盡了臉皮，不能不使國人對洋務自強新政產生懷疑。以李鴻章為代表的洋務派官僚，確實對日本早有戒心，李鴻章搞軍備的一個重要目的，就是企圖“震懾”日本。1888年，北洋艦隊成軍時，實力雖遠不如英法等國，但已超過日本，雄踞亞洲第一位。但是，日本大力發展軍事，於1894年不顧李鴻章的“震懾”而悍然發動了侵華戰爭。在中日甲午戰爭中，海戰至關重要，影響著戰爭全局。北洋艦隊成軍後，雖然至甲午戰前未增加新式艦船，一門新炮，但與日本聯合艦隊相比，各有優劣，大體相當，在這種情況下，軍事戰略指導思想和作戰的勇敢程度對海戰勝負起著決定性的作用。由於李鴻章等洋務派消極避戰，不作戰事準備，力主對日乞和，一味依賴帝國主義的調停，結果坐失戰機，使北洋海軍全軍覆沒。李鴻章等洋務派為清政府締造的“大廈”就這樣在日本炮艦的轟擊下坍塌了。

李鴻章等洋務派雖然以“抵禦外侮”相標榜，但有其名而無其實，隻是其“和戎”策略的一種補充。他們對外的根本方針是“力保和局”，但又認為：“明是和局而必陰為戰備，庶和可速成而經久。”也就是說，加強軍備的目的不是為了對外作戰，而是作為求和的資本。同時，他們還不能不考慮到，在求和而不得的時候，也必須暫時招架一下，以待和議的達成。這就是洋務派所標榜的自強“禦外”的本質，反映了半殖民地條件下統治階級懼怕帝國主義的軟骨症。誠然，在中國遇有“數千年來未有之變局”和“數千年來未有之強敵”，中外實力相差懸殊的情況下，“力保和局”，實行“和戎”外交以圖“自強”是完全正確的。與西方列強保持“和好”局麵，爭取時間謀取“自強”，這是決定中國未來命運的大方針，但問題是“和戎”要有一定的條件，當國家主權受到嚴重侵害時，國人應義不容辭地為維護國家主權而奮勇抗爭。但李鴻章等洋務派官僚卻屈服於帝國主義，對外來侵略一味妥協退讓，一次次以出賣民族利益換取與帝國主義“相安無事”的護身符。帝國主義是貪得無厭的，這恰恰助長了帝國主義侵略的囂張氣焰。

甲午戰爭是對洋務新政的一次嚴峻考驗，是檢驗喧囂多年的洋務新政能否達到“自強”、“求富”、“禦侮”、“製夷”的試金石。其結果中國遭到慘敗。中國在甲午戰爭中的失敗與其說是軍事上的失敗，毋寧說是政治上封建君主專製製度對資本主義君主立憲製的失敗，從而導致“製夷”有限、“禦侮”難成的結局，這正是洋務新政的悲劇。甲午戰爭的失敗表明洋務新政並沒有達到洋務派自始至終所高唱的“自強”、“求富”、“禦侮”、“製夷”的目的，表明洋務新政作為挽救民族危亡的政治救國方案已經失敗了。

甲午戰爭後，帝國主義紛至遝來，強占租界地和劃分勢力範圍，掀起了瓜分中國的狂潮，中華民族處於存亡絕續的十字路口。麵對民族危機的進一步加深，一批有識之士痛定思痛，經過反思，深刻認識到：洋務新政客觀上確實引進了西方先進的科技，但僅停留在“器物”層麵的技藝隻是西學的皮毛，真正富國強兵之路在於製度變革。沒有先進的社會政治製度作保障，即使是先進的科學技術也是不可能發揮應有作用的。中國人開始明白，縱使船堅炮利，兵器精良，也挽救不了一個腐朽的社會政治製度。因此，變革社會，改革國家政治體製，學習西方之根本成為甲午戰後中國有識之士的共同呼聲，於是有戊戌維新運動之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