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帝與民族複興

試論炎帝文化的民本思想

王貴民

本文試著討論炎帝神農時代的民本思想，分三個部分：神農氏時代及其民本思想內涵；進入曆史時期薑炎文化在幾個區係的傳承；炎帝文化民本思想的曆史經曆和今天被研討的意義。

一

以農立國的中華民族，農業的創建發展之早，為古代世界幾個文明地區之一，其肇端就在神農時代。今日中國考古發現的原始農業遺存，從距今六七千年上溯至一萬年，內含農田型跡、稻粒、農具等。炎帝(早期)文化的基礎是農耕文化，由其產生最初的民本思想為曆代民本主義之源。

其時民本思想的主要內涵是：為民食、民用而艱苦創業，人人參與耕織而共生共享的原始平等、民主，人的仁誠渾厚的道德品質和友善敦睦的社會風尚。因其所處時代為“大道之行，天下為公”氏族社會全盛階段，文獻記述和經典作家論述都可互證。

根據古籍的記載，神農氏創製的功績為：規劃田畝、鑿井引泉、培植嘉種、製造耒耜和實施火耕等。與之相因的是改善農耕生活：用火熟食，作陶為器，績麻為衣，擇甘泉以為飲，味百草以為藥，日中為市以利民，摸索節候以便農事，等等參見王貴民：《炎帝神農與中華農業文化》，劉征主編：《炎帝文化與21世紀中國社會發展》，嶽麓書社2002年版。

在這種開拓洪荒的艱苦鬥爭中，當時先民鍛煉並展示出卓絕的自強自立、堅毅進取、為公奉獻的偉大精神。這種精神就是中華民族生生不已、挺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遺傳基因。由此精神衍生出一係列的優良道德觀念和淳厚的民風民俗。多種史冊記載：當時人們專致力於耕織生產，懷其仁誠而無有相害之心，民風淳厚樸質，無爭無欲，淡然無所憂患。當時的社會管理，隻是“教耕”，順民之性，就自然資源共同利用與享受，社會一俗同風，無奸邪意識，因而“刑措而不用”。所謂“衣食饒溢，奸邪不生；安樂無事，天下均平。”人們製作樂器樂曲，歡慶豐收，調劑勞佚，以“合天人之和”；舉行蠟祭，報本反始，盡敬而非祈福；因用火、保存火種而形成“改火”之俗。相傳《神農書》雲：“民為邦本，食為民天。農不正，食不允；民不正，用不衷。”這就是炎帝文化中民本思想的主要內容。參見王貴民：《炎帝神農與中華農業文化》，劉征主編：《炎帝文化與21世紀中國社會發展》，嶽麓書社2002年版。

民本思想之所以發源於農耕文化，除了氏族社會固有的性質之外，長期的曆史社會發展、正常運轉，無不仰賴以農民為主體的大眾安居樂業，衣食無虞，才能供給國家機構運作的需求，天下才能穩定。農耕社會也最崇尚安靜、和平與均等，賦有忠恕、求善的人際關係。參見馮天瑜：《中國文化史綱》，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1994年版，第11頁；錢穆：《中國文化史導論》弁言及第一章，商務印書館2002年版。

這樣的社會，古人曾經作過很好的概括，那就是《禮記·禮運》篇孔子說的“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這一段話。“為公”就是原始共產主義社會，“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這不隻是說當時人們的公心，更是指那氏族社會的婚姻製度——母係對偶婚，即神農氏“知母而不知父”的情形；又說財貨“不必藏於己”，出力也“不必為己”，也正是指的公有製度；徐旭生：《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增訂本)，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25頁。說到“選賢與能”，正是氏族成員十大權利義務的第一條；摩爾根：《古代社會》，三聯書店1957年版。篇中還說到尊老愛幼、關照孤獨殘廢者，這也是氏族成員義務之一。摩爾根說：“氏族的成員，在他們的憂患及困難之中都互相協助。”因為“在它的成員中，血親的紐帶是互相扶助的強有力的要素。”同上篇中還說到人們“講信修睦”，“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這些與神農時代完全吻合。

不僅中國遠古如此，古代世界各地亦然。恩格斯繼摩爾根的《古代社會》之後，寫出了《家庭、私有製和國家的起源》，讚歎說：“這種單純質樸的氏族製度是多麽美妙的製度啊!”這裏沒有軍、警、獄、訟，沒有國王、官吏等等國家機器，而一切爭端都由氏族內部協商解決；血親複仇僅僅當作一種極端而很少應用的手段；雖然公共事務多，可絲毫沒有今日這樣臃腫的管理機關，有事則由當事人自己解決，大多是由曆來的習慣把一切調整好了。這裏，沒有貧困的人，共產製的家庭經濟與氏族，都對老年、病殘者負有照顧義務；大家都是平等自由的，沒有奴隸與奴役他人的事情，人人都自尊、公正、剛強和勇敢。

這些論述，同上引我國古籍的記載基本符合，隻是更加細化了，因其是根據民族調查所得。這就完全證明了氏族製度的普遍存在，無論中外均大體相同；也說明了中國古籍的記載雖多出於傳說，卻不是完全虛構的。由此亦可見，凡氏族製度和道德風尚，也都是產生民本思想的源頭。本段參見粱紹輝、任俊華《大同之世與炎帝時代》，《東方》2001年第1期。

二

炎、黃聯盟而文化融合，但仍然可見二者的內涵有別。薑炎文化的承傳、發展，下延“五帝”時期的“四嶽”至商周，大致有三個區係(或時代)：一是在西部由姬薑聯姻，創造繁盛的周族農桑文化和孕育著內含民本思想的倫理文化典範。二是東方薑齊文化，以早期炎帝族與東夷的融合為背景，呂尚封齊，下及管、晏，其理念、治道與儒家明顯有別，形成有特色的薑炎文化。三是南方的重農學派，崇尚神農之教；同時一些耕隱之士鄙薄儒家的行徑，亦帶有農家的色彩。這些都可以說炎帝文化在曆史時期一脈如縷的流傳。

第一，在西部，炎帝族在這裏活動較早，時間較長，在今陝西西部留下很多遺跡，寶雞地區有薑城堡、清薑水，民俗有神農廟，傳說炎帝故地的華陽、華胥國也在其南境。徐旭生：《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增訂本)，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41-42頁。可確定這個時代的考古遺址亦是很豐富的。所謂“炎帝以薑水成”是有根據的。姬薑聯姻，淵遠而流長，周人女祖薑嫄族地“邰”就在今關中武功縣，周祖“棄”，幼居母家，學種莊稼，培育出良種，長大成了農業能手，被尊為“後稷”。毫無疑問，他是炎帝農耕文化的嫡傳。從而他創造了周族的繁盛農桑文化，周人引以為豪，世代歌頌，載之《詩》、《書》，其中《豳分風·七月》、《大雅·生民》有詳盡的描述。周初分封魯國也帶去這個光榮傳統，寫進《詩經·魯頌·宮》。而且還形成一種後妃親桑、管理王室內部女工、服飾、祭品等等生產經濟和母儀天下的懿德典範。溯其源，也無疑是神農氏“身親耕，婦親織”的遺傳。參見葛誌毅：《論周代後妃在王室經濟中的地位與作用》，《管子學刊》2005年第1期。

“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周公反複強調：“當知稼穡之艱難”，於周代的倫理文化中，民本思想就成為它的主旋律。所謂文王“視民如傷”，所謂“如保赤子”，敬德保民，“人無於水鑒，當於民鑒”，“民之所欲，天必從之”，都是出名的成訓。當初也是盡力實行的，故而保持了西周政權相當長期的穩定。這種民本思想隨著建侯分封，也傳播到各地。《國語·魯語下》記魯國敬薑有一個理論：民勞則思，就生善心；民逸則淫而忘善，就生惡心，並進而闡發勤政愛民的為官之道。

第二，在東方，可稱之為薑齊文化區。這裏原住居民是東夷部落，今天大汶口文化考古遺存對此已有多種信息。炎帝族很早就進入這個地區。史載夷族夙沙氏向其歸服，後來齊國還有夙沙衛為官。齊國有一個薑姓逢國，亦很古老，據稱乃是周太王妃——皇妣太薑的母國，其地就在今臨淄附近。最早是東夷少昊部落爽鳩氏所居，傳到周初滅了此地的蒲姑氏，薑太公呂尚被分封到這裏。今濟陽發掘出逢國貴族大墓，有銅器證明他也是薑姓。參見邵望平、高廣仁：《炎帝與海岱區薑姓族群》，《炎帝文化與21世紀中國社會發展》，嶽麓書社2002年版。呂尚的先祖本是“四嶽”之後，亦早已遷至東土，故被稱為“東夷之士”、“東海上人”。史實表明，炎帝與東夷兩種文化的融合時間不短，又有“夷俗仁”之說，與神農時的“仁誠之心”亦易於契合。它們就成為薑齊文化的古史背景。

呂尚到齊，立國伊始就顯現出薑炎文化的特色。他的治國主張是“因其俗，簡其禮，”尊賢尚功。相傳呂尚曾與武王對話，說“治國之道，愛民而已。”“善為國者，遇民如父母之愛子、兄之愛弟。”劉向：《說苑》。這和魯公伯禽主張“變其俗，革其禮”，尊尊親親的、帶有封閉性的治道，明顯不同。相傳周公旦當時便預見到魯國將“北麵事齊”，說齊政簡而“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司馬遷：《史記·魯周公世家》。它尊賢，重用人才，不分階層或地區，所謂“政不旅舊，則民不偷。”尚功即包括重視發展各項經濟，逐漁鹽之利；注重實效，關注民生。管、晏繼承這種理念和政策。管仲實行農、丁、商產業分治，倡言“倉廩實而知禮節”，農業施行“相地衰征”，軍政上實行寓兵於農，同族相恤，人、家“相疇”，頗有神農時代的遺風；實行“三選製”征用人才。《國語·齊語》、《管子·小匡》。作為“萊之夷維人”的晏嬰，長期輔佐齊君，以直言、敢死、節儉著稱，力促景公實行民本政策，遏製官吏腐敗，提倡寬征、平抑物價等。見《左傳》魯襄公——昭公年間，《晏子春秋》。

所有這些與魯國比較，區別顯然。大之如發展經濟、重用人才、改革製度，魯國長期沒有什麽建樹。小之如春秋前期的“觀魚”、“觀社”事件，都反映一開放、一封閉，齊、魯文化的鮮明對照。《左傳》魯隱公五年、莊公二十三年。也因此最終導致兩國的一強一弱。

《管子》書中引述《神農書》和神農功績，在諸子間應是較多的，也是最早的。而晏子“批孔”也是第一人，魯昭公被季氏所出，孔子來到齊國，景公欲封他，晏子即加以阻止，說：孔子的儒學“滑稽而不可軌法”，崇喪厚葬，遊說乞貸，都不足為訓；“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祥(蹌)之節”，那是“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說齊欲用他改變齊俗，就是不以“細民”為先了。《史記·孔子世家》。最末一句話便說明齊政的民本思想比魯國要求實得多。無怪乎有學者認為《管子》是最早提出民本思想的，可備一說。唐代興：《管仲的王霸學思想及其精神源流》，《管子學刊》2005年第1期。而一般認為，魯國屬於黃帝係統的文化，齊國則是炎黃文化的綜合體(楊向奎)。齊魯都流傳民本思想，但所處地位、實行程度，兩國相較都很有差異。孔子反對學農學圃，主張“民可使由之”、“庶人不議”，其民本思想的局限性、封閉性就較大。齊文化則比較開放，一直到戰國的稷下之學，真可謂“百家爭鳴”，其中都包含著炎帝文化的民本思想，如田駢的“五帝以呂，神農以鴻”，貴均、貴齊，尹文的“願天下人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等等均是。

第三，在南部的農學家文化。許行，應是“四嶽”的族裔，他倡導“神農之言”，從楚地來到滕國，滕文公也崇信神農之道而“行仁政”，讓許行住下。許行“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屨、織席以為食。”文公同他們相處得很好。同時，宋國的陳相、陳辛兄弟，背著耒耜也來到滕國。他們都讚美文公是行聖人之政的聖人。大家相見很高興，一麵探討神農之道，一麵議論時政，批評滕國一味充實倉廩府庫而“厲民自養”的政策，主張“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饔飱而治。”他們摒棄儒學，和孟子當麵爭論；提倡“市賈不貳，國中無偽，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孟子·滕文公上》。這種向往遠古的農耕生活，真可說是“神農之教”在階級社會中的繼承者、實踐者。

在這裏，還出現一批耕隱之士，他們鄙薄儒學，亦帶有農家或道家的色彩，如荷篠丈人指責孔子“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一個楚狂叫接輿的，唱著歌，惋惜孔子奔走於亂世，不值得如此。他原是堅辭楚國重聘，甘願躬耕而食，“夫負釜甑，妻戴織器”的人，也是一個農家者流漢·韓嬰：《韓詩外傳》卷二。

以上史實，表明炎帝文化進入曆史時期，依然綿綿流布，被人們追慕並實踐。

三

最後，我們試論炎帝文化民本思想的經曆、功績及今日探討的意義。炎黃文化這一整體概念是長期曆史形成的。溯其源，二帝所處的時代及其思想文化都有頗大的差異，一為“甲兵不起，刑政不用”的氏族全盛階段，已見前述；一為“外用甲兵，內行刀鋸”，初步出現了擴張領土、征服他族的戰爭和脫離人民大眾的武裝、管理機構、官吏、刑獄以及等級禮製，就是說，黃帝時代已經從原始社會末期跨入國家形成的文明門檻。

從曆史發展階段來說，黃帝文化標誌著由野蠻進入文明，開辟了一個新時代。我國古籍有許多記載，有的就說到“實為文明之漸”。參見王貴民：《炎帝神農與中華農業文化》，劉征主編：《炎帝文化與21世紀中國社會發展》，嶽麓書社2002年版。《商君書·畫策》就這一變化，說的比較全麵：“神農之世，男耕而食，婦織而衣，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神農既沒，以強勝弱，以眾暴寡。故黃帝作為君臣上下之義(儀)，父子兄弟之禮，夫婦妃匹之合；內行刀鋸，外用甲兵，故時變也。”這是曆史發展規律。有的學派則認為這是由“至德之隆”而“德又下衰”。《莊子·繕性》。但從道德層麵上看，對於民本思想來說值得探討。這種時代變化，前述《禮運》篇有相同的描述：“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己，大人世及以為禮，城郭溝池以為固；禮義以為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製度，以立田裏；以賢勇智，以功為己。故謀閉是用，而兵由是起。”

篇中說明這是由“大同”變成的“小康”社會，實是由原始共產主義變為階級社會。孔子以為這種變化從夏禹開始，建立了“家天下”，這從傳統的或新的史學觀點來看，都不算錯，但就今天研究的進展，還應認為是在黃帝時代開始了這一轉變。

從此，正式建立奴隸製王朝的“三代”便上同黃帝為首的“五帝”時代相銜接，這樣就從思想觀念到典章製度，連成一個聖德王功的道統，成為傳統文化的主流。由五帝至三王時代，就是奴隸製的產生和發展的曆史階段，炎黃文化中包含的神農時期原始民主、平等內容，已經不完全適合國家統治者的需求，這些政權的首腦多是黃帝係統的後裔，他們隻追蹤自己先祖的功德，如禘、郊等祭典係列即如此。炎帝薑姓的族裔不過是一些部族或小古國，因此，去古更遠的炎帝文化，有一些就不可避免地退居非主流的地位。

然而，神農時代那種原生的、天然的淳厚而和諧的社會，還是引起人們不時的景慕、回望，有假托堯之口說：“朕比之神農，猶昏之與旦也。”周·屍佼：《屍子》。也有傳說黃帝憂天下難治，夢遊華胥國，見到一派原始、自然的盛況而悟得“至道”。周·辛研：《文子》。作為顯學之一的道家，其理想的背景其實就是那神農氏族社會，老、莊都讚美那個社會“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老子》第八十章；《莊子·勝篋》篇。《老子》主張的“見素抱樸，少私寡欲”，清靜無為，澹泊無爭，慈愛卑柔，所謂“聖人之在天下歙歙焉，為天下渾渾焉”，與《莊子》所說“臥則於於，起則居居”，都是指神農社會的精神狀態。他們從這裏也引出許多民本思想。《老子》說：“聖人以百姓之心為心”《老子》四十九章，譴責暴斂驕奢的統治者為“盜竽”《老子》五十三章，“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老子》七十五章，“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損不足而補有餘。”《老子》七十七章。指出無為無欲才能達到“民自化”、“民自富”、“民自正”。《老子》五十七章。《莊子》書中，很多以寓言形式發表政治觀，除“批孔”之外，他的反傳統政治及五帝時代的人事，黃帝也在所難免，甚而把黃帝描述為宗道求教的形象。看來，所稱“黃老”之學，若僅從學術角度，倒不如稱“農老”而名副其實。

諸子百家學派不同，卻有一共同之點就是都提倡民本思想(極少數除外)，民本思想裏不能不包含炎帝文化。自是之後，追慕神農社會，寄托民本思想，代不乏人。典型的如陶淵明《桃花源記》(並詩)描繪出一派桑竹田池的美景，男女老少怡然自得的民風，而所說的“阡陌交通，雞犬相聞”，正是老、莊的語言。是故被人評以“真羲皇之想也”。這種“理想國”的設計，就是出於“秋熟靡王稅”的政治理想和慨歎古今“淳薄既異源”的感情。後來唐代王維繼寫《桃源行》古體詩，描摹山水田園人情物態，美妙動人，使之千百年來人們寄以無窮的遐思向往。

在階級社會，統治者也知道“民為邦本，食為民天”的要義，而繼承炎帝文化以來曆代形成一個係統的民本思想，對他們也是一個壓力，從而在施政中也多少加以采納，那種暴政暴斂也有所被遏製。曆代王朝都奉行先農祭祀，舉行藉禮，王親耕、後親桑，尚有神農時代的遺製。這雖不免逐漸流於形式，不過還不見有人公然反對這些舉措，就是因為“民之大事在農”。

在宣揚、奉行民本思想的程度上，主流學派和農家學派還是有很大的差別。農家以外的學派多半處於建言的地位，從無身履行：他們的學術思想本身也存在嚴重的局限，那就是這種民本思想始終被納入“統治思想”的規範之內。孔、孟的民本思想不能不說豐富、全麵，然而孔子強調“正名”，維護等級身份，嚴格君子、小人的畛域，鄙視農業勞動，等等；孟子創立仁政學說，重視民本，直至提出“民貴君輕”的卓越命題，可是他鄙薄農家(及墨家)，在批駁君民“並耕”的觀點同時，提出了“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完全是剝削階級的理論，惡劣影響兩千多年。這樣，他們就不可能充分闡發和力促實現所倡導的民本思想。當然，這不隻是“聖人”的局限，而是曆史發展規律起主要作用的結果。

曆代農民起義則是民本思想及其政策的極度渴望者、堅決實踐者，他們向統治階級發出挑戰：王侯將相寧有種乎，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提出均貧富，平分土地，耕者有其田，人人有衣食等響亮口號。他們雖然一次次失敗了，但也一次次沉重打擊了封建統治，迫使他們逐漸改善政治，調整政策，有利於社會經濟發展，不斷地推動曆史前進。追根溯源，這就是源遠流長的古老民本思想的積極作用、曆史功績。

長期的階級社會裏，“大同之世”已成一抹史影，民本思想處於尷尬境地，曆史發展到今天，探討這一課題在當代與未來的意義，似乎還有必要。否定之否定的辯證法，是曆史發展規律之一，從“天下為公”的原始共產主義轉入“天下為家”的私有製社會，這是一次否定；在漫長的曆史中，包含著的統一對立經過無數次的鬥爭，逐漸通過社會經濟、文化的高度發展，到一定階段又可以轉變為科學的共產主義，這是又一次的否定。這即是由公到私，又由私到公的一次大循環，卻是更高而向上的大循環，人類社會就是以此種螺旋形向上的循環而不斷發展的。這是眾所周知的曆史唯物主義基本原理。因此，神農時代的大同世界、和諧社會，進入階級社會而被改變；經過幾種社會階段的演進，今天我們建立了以公有製為基礎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隻要持續加強經濟、文化建設，發展高科技，達到物質、精神文明的高水準，逐步實現新的“大同”、現代的民主、平等，造成新的仁誠淳厚的道德風尚，構建友善敦睦的和諧社會，便是完全可以期待的。

當然，這並非一蹴而就，需要通過長期的艱苦奮鬥。社會主義的方式也可以有多種，須經反複的驗證，而社會製度的性質則依然是根本的。就說農業，恩格斯在研究德國馬克公社曆史變遷之後，指出：“農業在歐洲隻剩有一條出路，那就是從事社會主義的經營，為社會主義的利益而經營。”“這樣一個自由農民階級”，能得到他們的“天然同誌”工人的幫助，就知道怎樣作(當為作得更好)。恩格斯：《馬克》，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54頁。

由建成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邁進的漫長時期中，一方麵需要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指導以及吸收現代科學管理方法，加強執政能力；一方麵需要繼承我們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炎帝文化，及其中的民本思想無疑是一個重要成分。它的堅忍不拔、開拓創新、為公奉獻的精神，仍然是我們所闡發、吸取的珍貴財富。由此，實現中華民族的大複興、大奮進，使全民族臻於“大同”之境，為人類發展、和平作出示範性的貢獻。人稱“21世紀是中國的世紀”，應該讓這個預言成為真實。今天我們研討炎帝文化的意義當在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