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796年,坐滿了六十年皇帝寶座的乾隆帝已是白發蒼蒼,將他手中的權力交給了自己第十五個兒子——顒琰,是為大清國入關後第五位統治者,年號嘉慶。
正月裏的北京城充滿了喜氣洋洋,新的一年剛剛開始,人們沉浸在新年節日和新皇帝登極的雙重喜悅中。北京城的大雪飄飄然然,無聲無息地掩蓋了一切,大清國的表麵顯得是那樣寧靜怡然。
然而僅僅十天之後,新年的正月初十,人們尚未度過元宵的燈火,竟卻已被南方的一場突發性民眾暴亂給震懾了!
這便是曆史上有名的“白蓮教起義”。白蓮教是起源於中國宋代的一種民間宗教,他們以明王(即阿彌陀佛)出世和彌勒下生的讖言鼓動群眾,產生了很大影響。其信徒多為社會下層群眾,遍及中國大江南北,延續數百年不止,從明代開始,白蓮教內部龐雜、教徒良莠不齊,多次爆發大規模動亂,一直被政府視為“邪教”,明令禁止。到了清朝,白蓮教開始以“反清複明”為旗號,四處活躍,大大小小的起義從來沒有中斷過。
這一次,乾隆帝剛剛退位,嘉慶帝的寶座才坐了十天,大規模的白蓮教起義竟就如火如荼地爆發了。首先是在湖北爆發民變,長陽、長樂(今五峰)林之華、覃加耀接踵而起,當陽、來風、竹山、孝感等地亦有人繼起響應,並占領當陽,攻破竹山、保康二城。二月初二日,襄陽張漢朝(即張富國)起義於黃龍,姚之富、王聰兒起義於夾河州,河南鄧州高均德起義於高家灣。這三支義軍又集中於襄陽以北呂堰、雙溝地區,迅速發展至數萬人,所有起義隊伍,不論男女,“都以白布纏頭作記認”。
清政府為之震驚!急由陝西、廣西、山東調兵,會同湖北及四川清軍共萬餘人,由都統水保及湖廣總督指揮,實行分區圍攻。各地白巾軍修築寨壘,據險防守。清軍兵少,分散,進攻多受挫。一個月後,清廷又增調直隸、山西軍隊,經過兩月激戰,所調清軍在湖北孝感被襄陽白巾軍以伏擊戰全部殲滅。至此,清軍“先後征兵數千,皆全軍覆沒”。麵對此景,清廷隻有再增調湖南苗疆兵兩萬人進行援助,而戰火也開始綿延至全國其他地域。
更大規模的白蓮教起義在全國各地爆發,四川、甘肅等地相繼發生民變。白蓮教信徒的戰火燃燒遍地。這場動亂持續九年,直至嘉慶九年九月,最後一位白巾軍首領苟文潤被叛徒殺害,曆時九年的白巾軍(白蓮教)大起義方告結束。清廷也損失慘重,耗費巨資、人力物力。
這場以川、楚、陝白巾軍大起義為轉折點,清朝開始由盛世走向衰落。
根據官方統計,1786年白蓮教起義之前,中國人口為三億九千一百一十萬人,白蓮教起義被鎮壓後,人口為兩億七千五百六十六萬人,相互屠殺、饑餓、瘟疫導致的損失人口達一億一千萬之多!
是什麽原因導致在清朝康乾盛世末期發生如此大規模的動亂?
——是人口急劇膨脹的後果。
清王朝的盛世曆經康熙、雍正、乾隆一百多年,已經發展到了極致。這個王朝達到了曆朝曆代疆域最大、人口最多的時刻。根據《中國人口史》的資料,之前的王朝總人口數都徘徊在數千萬,沒有突破億的數量,然而從明朝末葉開始,中國人口突破了一億,經過數十年戰火衝擊、休養生息,到康熙年間,全國人口達到一億六千萬,到乾隆時代,中國人口已然猛然達到了三億多!
僅僅一百多年時間,清王朝統治下的中國人口數量暴漲。這一方麵說明國家和平,另一方麵則已經凸顯龐大的人口壓力。
土地資源是有限的,而人口卻源源不斷地增長。自十七、十八世紀以來,美洲的一種稱做“馬鈴薯”的食物引進中國,這種生命力極強、產出率極高的食物開始在大江南北遍地生根,由此促進了中國人口突破億的迅猛增長。自康熙五十一年“滋生人丁,永不加賦”和雍正元年“攤丁入畝”之後,人口越來越多,而人均資源卻越來越少,底層的百姓生活越發困苦,社會流民日漸增多,當人口壓力達到社會所不能容忍的最大限度時,社會矛盾就被激化,爆發,從而引發戰爭。自然界的規律便是以此來消減過剩的人口。
中國曆朝曆代的內亂、動亂莫不與人口膨脹有著密切聯係。一個王朝新生之時,往往是因為之前的戰爭而缺乏人口,全國百廢俱興,政府鼓勵人們開墾、繁殖;百年之後,人口、土地規模都達到了大規模增長,這一過程也常常伴隨著“盛世”的太平景象,勞動力充足,資源得到充分利用,財富大量產生;然而隨著人口繼續增長,人均資源開始下降,弊端日顯,底層社會的生活日漸困窘,貧富差距越來越大,社會衝突、矛盾開始爆發。尤其自新型農作物馬鈴薯進入中國後,成為人口超規模增長的催化劑,乃至於清朝時代成為中國曆史上人口增速最為迅猛的時候。
中華,這個帝國在十八、十九世紀已經顯得過於臃腫,它內部的潰爛開始爆發。
人口增長,土地供給有限,後果就是供不應求,土地價格直線上升。江南地區的田價在順治初年,良田每畝不過二、三兩,至康熙時,上漲至四、五兩左右。到乾隆中期,田價漸有增長,也不過值七、八兩至十餘兩,不意至嘉慶時,不過經五十年,竟飆漲至五十兩!耕地不足,地價上漲,使小農越來越難購得土地,而百物騰湧,通膨壓力增加。百姓們買不起土地,背井離鄉,社會上的流民越來越多,紛紛加入白蓮教,終於演變為動亂的根源。
早在康熙年間,年過花甲的康熙就曾對身邊近臣表示過對人口無止境增長勢頭的擔心,他說:“今人民蕃庶,食眾田寡,山巔盡行耕種,朕常以為憂也。”自雍正皇帝即位後,也不無憂慮地說:“國家承平日久,生齒殷繁,地土所出僅可贍給,偶遇荒歉,民食維艱,將來戶口日增,何以為生?”農業帝國的皇帝們對人口增長的壓力顯得憂心忡忡,無能為力,能想到的辦法隻能是盡力開墾新田、鼓勵人們去邊疆。然而,有限的土地資源,又如何能承受得起無限製的人口增長?倘若沒有新興的工業革命,沒有新產業的支撐大量人口需求,古老的農業帝國是永遠不能消化掉這麽龐大的人口規模的。
農業王朝的宿命,在逐漸走向終點。
根據《漢書》和《新唐書》記載,西漢盛世時,全國人口不過五千萬,唐朝開元盛世時,全國人口也隻有八千萬左右,這完全在社會的承載範圍之內。而康乾盛世,人口竟然達到三億之多,對於一個農業國家,顯得是弊端叢生了。
乾隆五十六年,在一道長篇諭旨中,年老的乾隆皇帝深刻體會到他的祖父、父親當年麵對的困境,而這種膨脹、難以消化的人口壓力在乾隆時代已經接近崩潰的邊緣。乾隆帝悲觀地說:國家承平日久,生齒日繁,物產隻有此數,而食用日漸加增。還是我祖父康熙在禦之時,我就聽到過小民有度日艱難之語,如今又過了七十餘年,戶口滋生何止三倍五倍?
“是當時一人衣食之需,今日且供一二十人之用,欲使家給人足,比戶豐盈,其勢斷有所不能”。古老農業帝國的統治者乾隆,在人口迅猛增加的壓力下,隻能深深地慨歎“朕甚憂之!”這位“十全老人”曾經是多麽炫耀他的文治武功,自認為是古往今來最成功的一位皇帝,然而,當他麵對中國人口不能遏止的膨脹時,他似乎對養民已經失去了信心。
問題的嚴重性還在於,到康乾盛世即將結束時,苗民起義率先在湘黔川三省交界地區爆發,而引發苗民揭竿而起的一個主要原因就是,被稱為“客民”的漢族移民對苗人田地的巧取豪奪,不同民族之間為了爭奪有限的土地資源而大打出手。更大規模的農民起義則在湖北、四川、陝西毗鄰的深山老林裏醞釀著,那裏百數十年來已聚集起楚、粵、贛、皖、黔等省“以數百萬計”的無業流民,他們失去了昔日田園,背井離鄉,忍饑挨餓,成為弱勢群體,被拋到社會的邊緣,在這種群體苦難背景下,底層社會民眾紛紛投向白蓮教。
社會矛盾的根源——人口壓力,已經成為威脅大清王朝的導火索,時刻等待著點燃,爆發。
事實上,當時有人清醒地看到了這一現象。被後世人成為“中國的馬爾薩斯”的洪亮吉,就是其中一個。這位乾隆五十五年的進士、翰林院編修,敏銳地看到了人口過快的繁衍速度與大清國社會穩定之間的矛盾,於乾隆五十八年寫出了著名的蘊含著人口論思想的專著《治平篇》,比當時英國經濟學家馬爾薩斯的《人口論》發表還早五年。
在洪亮吉的《治平篇》中,他指出,曆經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百餘年盛世,社會較安定,而人口卻急劇增加,人均資源占有量日漸減少,如此情況發展下去,已經成為危害國家穩定的重大隱患:“然言其戶口,則視三十年以前增五倍焉,視六十年以前增十倍焉,視百年、百數十年以前不啻增二十倍焉!”這些觸目驚心的數字,深刻揭示了乾隆朝末年的社會壓力,道出了當時人們的憂慮。
洪亮吉以一家為例:“高、曾之時,有屋十間,有田一頃,身一人,娶婦後不過二人。以二人居屋十間,食田一頃,寬然有餘矣。”——高祖、曾祖那時候,有十間屋子,有一頃田地,自己一個人,娶媳婦以後不過才兩口人。兩個人住十間屋子,吃一頃田地出產的糧食,是富富有餘的。以一個男人得三個兒子計算,到兒子這一輩就是父子四個人,三個兒子都娶了媳婦,全家就有八口人,八口人就不能沒有雇工幫助,這樣就不下十口人了。十個人住十間屋子,吃一頃田地出產的糧食,我知道他們住的僅僅夠,吃的也僅僅夠。(他們的)兒子又生了孫子,孫子又娶了媳婦,其中體弱年老的有的去世了,可是(全家)也已不下二十多口人了。二十多口人住十間屋子,吃一頃田地出產的糧食,即使算計著飯量來吃飯,量著身長來住宿,我知道它必然不夠。由此到了曾孫這一輩,由此到了玄孫這一輩,比高祖、曾祖的時候人口增加已不下五六十倍,這就是高祖、曾祖的時候是一戶的人家,傳到曾孫、玄孫的時候,不分到十戶是不休止的。
生活資料的匱乏,有人必然起而作亂,在“治平”的社會裏,因為人口增加過快,生活資料逐漸缺乏,社會發生動亂,這就是作者為民為國而憂慮的原因。
然而,與英國的馬爾薩斯一樣,最後,洪亮吉對此也深感無奈,他在文章中說:人口增加得這麽快,除了水災旱災能夠減少一些人口,也別無他法了。國君宰相也隻能盡量再開辟一些新土地,控製兼並行為,在災荒之年救濟一下百姓,如此而已。總之,天下資源是有限的,而國君又不可能製止百姓們生孩子。一個人的吃的用來供十個人吃已經不夠了,何況供一百人吃呢?這真是令人憂慮的問題啊。
英國的馬爾薩斯認為,人口數量膨脹後,一旦超出社會承受的範圍,就會爆發動亂、戰爭或瘟疫,大自然冥冥之中的這種規律會自動消減人口。而這一切,恰恰就在大清的嘉慶元年發生了,一場持續數年的白蓮教起義,國家內亂下死亡的人口觸目驚心。從此之後,清王朝進入了它的衰落期,戰爭、動亂頻繁。
中華帝國已經進入一種社會的怪圈:一方麵,清王朝幾乎達到了曆代疆域最廣、並且是人口最多的時代,GDP總量占據世界經濟的一半以上,對當時的西方國家保持著強大的順差,沿海城市的富饒令西方世界為之驚歎;而另一方麵,內陸地區的貧富差距越拉越大,勞動力過剩,廉價賤賣,底層社會困苦不堪,民變、暴亂持續發生,接踵而至,“闖關東”、“走西口”等大規模的移民潮一波接一波。
“天朝大國”的大廈表麵上顯現出繁榮穩定、強大昌盛,而其內裏早已被蛀蝕空了,甚至是危機重重。曆史上的大隋帝國,開疆拓土,溝通南北,卻在頃刻間崩潰於內亂之中;還有曆史上的大唐帝國,輝煌富麗,卻在短短數月的“安史之亂”中陷入衰竭……如今,大清這艘貌似龐大的巨輪,也正麵臨著它所必須正視的危機……
1.《舊五代史》
2.《續資治通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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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宋史》
5.王曾瑜《嶽飛新傳》
6.包拯《論變將》
7.嶽飛《乞止班師詔奏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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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皇宋通鑒長編紀事本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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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九章算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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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毛佩琦《毛佩琦細解明朝十七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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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黃仁宇《萬曆十五年》
33.明·張萱《西園聞見錄》
34.明·周暉《金陵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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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張宏傑《大明王朝的七張麵孔》
37.《東林列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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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餘大鈞《一代天驕成吉思汗——傳記與研究》
40.雍正《大義覺迷錄》
41.《中樞政考》
42.《英使馬嘎爾尼訪華檔案史料匯編》
43.乾隆《敕諭英吉利國王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