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朝的烙印

1.強盛的本質：孔子與商鞅何謂國家強盛？

　　十世紀的中國宋朝，經濟發達，文化繁榮，商業發展居於當時世界之最，城市、人口達到最高規模，是否謂之強盛？——不。雖然宋朝經濟繁榮，但在東亞區域數百年慘敗，遭受外敵欺淩，最後被整體征服，不能稱之為強盛。

　　十三世紀的蒙古汗國，在鐵木真、忽必烈的鐵蹄下，橫掃歐亞大陸，崛起於世界民族之林，是否謂之強盛？——不。雖然蒙古人武力強大，但缺乏文化底蘊，很快就被其他民族消亡乃至同化，也不能稱之強盛。

　　一個以“仁德”儒學大國聞名於世，一個以“強權”軍事強國聞名於世，最終結局卻是：一個被徹底征服，一個如曇花一現。

　　讓我們來看兩個故事——

　　第一個：儒家的命運

　　紛亂的春秋時代，魯國人孔丘帶著他的弟子們離開故鄉，前往齊國。這位大儒向齊景公推行儒家思想，強調國家需要靠仁德治理。齊景公很欣賞孔子的言論，但春秋時代諸侯國爭霸，需要的是武力征伐，所謂仁義道德，不過是空中樓閣，所以齊景公雖對孔子以禮相待，卻一直不重用他。

　　鬱鬱不得誌的孔子隻好離開齊國，前往衛國。衛靈公也熱情接待了孔子，對他恭敬有加，並問他：“您在魯國的俸祿是多少？”孔子回答：“六萬粟。”衛靈公很快就按魯國的標準給孔子六萬粟俸祿，表示對他的尊敬。但得到厚祿的孔子依然不受重用，沒有實職。孔子為了推行自己的儒家主張，求仕心切，說：“隻要重用我的話，三年就能使衛國強大起來。”但衛靈公自始至終都未用孔子，隻把他當做“花瓶”供奉，衛靈公感興趣的同樣是用兵作戰，征伐之術。

　　孔子深感無奈，最終離開衛國，去往他國。孔子的一生中，奔走於各國間，齊、楚、魯、晉、鄭、陳、蔡等國都留下了他的足跡，他一次次推行自己的“仁政”，一次次遭到冷遇，最終也未能實現他儒家的理想抱負。

　　孔子時代，儒家毫無建樹，在人們眼裏隻能是中看不中用的“花瓶”，君王們的態度顯得如此曖昧：敬而遠之。

　　第二個：法家的命運

　　紛爭的戰國時代，衛國人商鞅隻身一人來到了秦國。這位商鞅先生“少好刑名之學”，崇尚以法術治國。此次前來秦國，是因為聽說秦孝公要振興國家，正四處訪求人才。

　　果然，秦孝公熱情接見了商鞅，詢問其治國之道。商鞅欲擒故縱，竟先滔滔不絕地述說起上古時堯舜仁德的“王道”來，秦孝公索然無味，聽著聽著竟然打起瞌睡來。過了幾天，商鞅又麵見秦孝公，這次他講述法家思想的“霸道”，如何圖強、征服。秦孝公頓時來了精神，洗耳恭聽，與商鞅連續討論了數天也不知疲倦。

　　自此，商鞅被秦孝公委以重任，施行變法，用嚴酷刑法治理國家。在商鞅的強權改革下，秦國國力迅速強大，行政效率提高，軍隊士氣高昂，擊敗了強敵魏國，從此一步步向中原擴張，直至吞並六國，一統中華。

　　崇尚法家思想的秦國以武力征服天下，成為中國曆史第一個中央集權王朝。可是，盛極而衰，濫用嚴峻苛法的秦國僅僅維持了十幾年，很快被起義軍推翻，在轟然間倒塌！秦朝二世而亡，後人稱之“暴秦”。

　　從以上兩個故事，我們不難發現：純粹的儒家無人問津，純粹的法家自取滅亡，兩者皆不可取。

　　何謂之強盛？公元前二世紀的漢帝國、公元七世紀的唐帝國，既在文化思想上超越了其他國家，又在武力上具有當時世界先進水平，並能長期保持這種繁榮，影響了整個世界格局，此所謂之強盛是也。

　　自古以來，中國以“儒”為中心，但凡盛世之時，都是儒家文化繁榮之時。那麽今天中國，想要崛起於世界民族之林，是否在於僅僅恢複了“儒文化”就夠了？

　　我的答案是否定的。

　　如果沒有強權法則的支撐，儒家文化等於是空談。

　　儒家文化重視的是“仁”，以德服人，尊卑有序，強調穩定，反對競爭。這種文化思維隻能是維持已有的繁榮盛景，但不能激發國家從競爭中脫穎而出，所以當年孔子奔走列國，卻終生不受重用。

　　強權法則，既適用於自然叢林，也適用於人類社會。“落後就要挨打”、“競爭才能成長”是亙古不變的法則，永久的和平是以自身實力的強大為基礎，相互的公平也是以你我之間的能力為衡量準繩。

　　中國曆朝曆代崛起的王朝，無一不是從血火中蕩滌催生出來的，無一不是經過千百次殊死搏鬥、戰勝強大敵人才生存下來的——哪怕是最“文弱”的宋朝，也同樣以武力征服南方各國、鏟除北漢政權。“槍杆子裏出政權”是絕對的硬道理，隻有帝國消除敵人，安定平穩後，才會改用柔和仁政的方式來治理國家。

　　同樣道理，在今天世界強國爭霸的局勢下，任何一個國家都是從一次次被外界壓製中崛起。當今世界，軍事的重要性雖然讓給了經濟，但是中國在應對國際貿易閉壘、經濟威脅、廉價剝削等一係列挑戰時，都應當恢複昔日中華血性，作出正當的反擊，適當的時候，在維護國家領土主權、經濟主權的前提下，有必要以強硬態度或是軍事、經濟戰爭進行解決。

　　儒學用來“守成”，法家用來“開創”。

　　這個道理被漢宣帝一語道破，《漢書》中有一個故事：

　　漢宣帝時期，中國進一步富強，經濟繁榮，外敵消除。太子就向皇帝建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意思說您法律太過嚴明了，應該多用柔和的儒學仁政來治國。漢宣帝聽了很不高興，訓斥太子說：“漢家自有製度，本以霸王道雜糅之，奈何純任德教！”

　　以霸道和王道雜糅——漢宣帝一語道破國家強盛的本質：硬的一手，軟的一手，兩者缺一不可，需要“雜糅”才行。儒家與法家相結合，才是正道。

　　漢宣帝時期是西漢繼武帝開疆拓土後更輝煌繁榮的時代，史稱“孝宣之治，信賞必罰，文治武功，可謂中興”，漢宣帝不僅在內農業豐收，物價平穩，政治更加清明，對外又擊滅西羌，襲破車師，迫使匈奴汗王臣服，得以完成漢武帝傾全國之力用兵而未竟的功業。有人稱這個時代“政教明，法令行，邊境安，四夷清，單於款塞，天下殷富，百姓康樂，其治過於太宗”，堪比西漢初年的文景之治。

　　作為一個盛世統治者，漢宣帝清楚地知道國家必須要“霸王道雜糅之”，不可偏廢，兩條腿走路才能前進，失去其中一條，都會成瘸子。

　　那位勸誡的太子就是後來的漢元帝，他溫文爾雅，熟讀經典，喜好歌賦，但是隻一味崇尚儒學，不懂法術，整天與儒生在一起（“柔仁好儒”）。漢宣帝見了，歎氣說：“亂我家者，太子也！”

　　在漢宣帝看來，那些隻懂書上道理的儒生們，做起事來總不合時宜，又好借古諷今，長篇大論口若懸河，讓人聽著頭暈目眩，不知所雲，這樣的人根本不能委以重任（“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果不其然，到漢元帝即位後，大力提拔儒生，弘揚儒學，雖然朝廷上下一片祥和，可這些儒生整天誇誇其談，又沒有做大事的魄力和勇氣，關東豪強貴族勢力增強，中央執政者優柔寡斷，難以壓製，導致權力削弱，地方上土地兼並嚴重，社會動亂，宦官與外戚趁機掌權，漢朝逐漸走向衰落。

　　漢元帝一味尊儒的後果是嚴重的，元帝之後，成帝、哀帝、平帝一代不如一代，最後，虛弱的西漢王朝被王莽篡權，終告滅亡。極具諷刺意味的是，篡權的王莽本人也是一位儒生，熟讀儒學經典，政治思想極為天真狂熱，凡事都以儒家典籍為準則，毫不顧及實際情況，妄圖恢複到孔子描述的上古時代，結果王莽也身敗名裂，葬送在他儒家大同理想的虛幻之中。

　　事實證明，單純地以儒治國，對國家是一場災難。在提倡儒家和諧的同時，必須輔以強大的武力做支持，必要的時候用強權說話，這樣，儒法結合，才能使國家長久。

　　西漢末年的悲劇在公元十世紀又再次發生。宋王朝一味崇文，壓抑武將，雖然國內歌舞升平，儒學文化濃厚，可是對外連番慘敗，大送金錢，割讓土地。綜觀宋朝，出了曆史上最多的文化名人、大師學者，宋朝皇帝們也都是文學藝術領域的佼佼者，宋詞的華麗辭藻代表著中國文化最優雅的水準，歐陽修、司馬光、蘇軾、王安石、李清照、朱熹、辛棄疾、陸九淵這些文化大師們至今為我們提供豐富的精神源泉，他們創造了一個文化璀璨的絢爛時代——可是，同樣令人痛心的是，這樣一個國度，武功卻一塌糊塗，最後落得亡國滅種的悲劇。每每讀到蘇東坡、辛棄疾的詩詞，不禁蕩氣回腸，心胸開闊，似有穿越千年曆史的靈魂震撼，宋代豪放派文人們無不令人心生向往；每每讀到晏殊、李清照的詩詞，又感到柔和纏綿，點滴心語，那一顰一笑的微妙感覺，欲說還休，宋代婉約詩人們的文字也讓人愛惜不舍。

　　對兩宋文化之鼎盛，真是愛之愈深，痛之欲切。這個以孔孟之仁為唯一準繩的時代，始終是今之世人爭議不止的焦點。我們該吸取什麽樣的教訓？

　　實行仁政沒有錯，倡導儒學也沒有錯，錯就錯在，為了王道而丟棄霸道，為了達到文治而丟失武功，這就是大錯特錯！

　　王與霸、禮與法、德與刑是雙雙對應的，相輔相成，結為一體。盡管曆朝曆代統治者一再宣揚“儒學治國”，但真正的執政者都該明白，那隻是針對民眾、維持倫理秩序的手段之一，在必要時刻，武力和權力才是決定權。

　　公元前二世紀的漢朝，麵對的是盤踞在北方上百年的匈奴汗國。這個匈奴民族驍勇善戰，以武力征服草原，作為它的主要對手，中原漢王朝，如果當年漢武帝真的以“儒”的仁義道德為武器的話，那恐怕早就淪喪鐵蹄下了。盡管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成為千古話題，但我們仔細分析一下就能夠知道：漢武帝對內使用的是“儒”，強調“大一統”、“君臣之禮”，維護的是國民穩定，漢武帝對外使用的是“法”，是集權製下的軍事打擊、嚴密的戰爭態勢；漢武帝表麵上對民眾宣揚的是“儒”，強調民眾單方麵“稱臣”、“恭順”，但在政治管理上施行的是“法”術的統治，嚴峻苛法，集權管製。

　　儒學隻是漢武帝披上的一件華麗外衣，用以穩定人心，而真正使漢朝強大專製、擊敗強敵的在於法家權術。此所謂“外儒內法，儒表法裏”。《史記》中評價漢武帝的最後一句話是：俯觀嬴政，幾欲齊衡。意思就是說，漢武帝的政策與秦始皇其實差不多，兩個皇帝的所作所為不相上下。之所以漢武帝造就了強漢帝國，在於將秦始皇嬴政那套法術思想與孔子那套仁德思想相結合。

　　從整體來看，國家強盛必須同時具備“硬”、“軟”兩手：武力是必不可少的後盾，文化是潛移默化的軟實力。

　　漢王朝可以一麵宣揚儒家仁愛，也可以一麵組建強大的軍事集團攻滅外敵；唐王朝也一樣，強盛時國富民安，路不拾遺，以仁政治理國民，可對待外敵卻毫不手軟，攻滅突厥、收服回鶻、征服高句麗、擊敗吐蕃，從貞觀之治到開元盛世的一百多年時間裏，唐軍鐵騎馳騁東亞大陸，令周邊四夷臣服，隻有先把你打怕了，才能用文化來馴服你。

　　作為中國古代帝王巔峰的唐太宗，其人崇尚儒學，通曉經典，以仁義治天下，對大臣和子民都很寬厚，開創“貞觀之治”盛世——可這並不代表他拒絕了武力，相反，唐太宗一生都堅持武功，尚武氣息濃厚。

　　太宗年輕時就征戰沙場，前線殺敵，當上皇帝後，也依然在顯德殿前親自操練士兵，並且告誡手下說：“自古以來，夷狄之所以侵犯我中國，在於中國的君王們都逸樂忘戰，妥協懦弱。我現在訓練你們騎馬射箭，一旦突厥人進犯，你們就能征戰殺敵，這才是安定中國的方法！”

　　據《資治通鑒》記載：唐太宗在殿前率領數百人，教他們練習射箭，並親自進行考核，連昔日的將帥也必須考試，表現優秀的能獲得太宗親自獎賞。群臣們看到這種情況，都紛紛勸阻：“按大唐律例，任何人都是嚴禁在皇帝麵前耍弄刀劍的，違者要受刑處斬。現在您周圍這麽多真刀實槍的士卒，萬一哪個居心叵測，出其不意，則會釀成天下之大不幸啊！”

　　唐太宗不聽，反倒顯得很豁達：“王者視四海如一家，封域之內，皆朕赤子。朕對將士們推心置腹，怎麽會有人居心叵測想暗害我呢？”（“朕一一推心置其腹中，奈何宿衛之士亦加猜忌乎？”）將士們大受感動，都愈加勤奮練習，數年之間，都成為精銳力量。

　　尚武氣息是大唐前進的動力，和文治德政一起，鑄造盛世。文治與武功，完美地體現在唐太宗李世民的人格上。

　　又有一次，唐太宗宴請群臣，宴席上奏《秦王破陣樂》，此樂氣勢磅礴，描寫當年征戰沙場之景。手下的大將封德彝就稱讚起來：“陛下你當年以武功平定四海，這樣的千古大業，豈是那些文治德行所能比擬的？”唐太宗搖搖頭：“不能這麽說，平定戰亂需要強大的武力，維護繁榮則需要文治教化，一文一武，不可獨缺，要隨情況而變。”（“戡亂以武，守成以文，文武之用，各隨其時”）

　　唐太宗的“文武各隨其時”，漢宣帝的“霸王道雜糅之”，兩位盛世帝王都一語道破了國家強盛的本質：武力和文治同等重要，缺一不可！

　　萬事萬物，都有正反兩麵。按照中國傳統哲學的觀點，有陰陽二極：天為陽，地為陰；火主陽，水主陰；男為陽，女為陰；王道為陽，霸道為陰；儒學為陽學，法家為陰學。

　　隻有陰陽結合，才能相輔相成，相生相克，隨時變幻。

　　漢唐帝國之所以強盛，在於儒學與法家很好的結合，一陰一陽，文武平衡。

　　後世的宋王朝，重文輕武，造成國家三百年積弱挨打局麵；

　　後世的蒙古汗國，重武輕文，最終也如曇花一現，坍塌崩潰。

　　以史為鑒，可以知興衰。曆史的教訓，讓我們謹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