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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強盛的本質:孔子與商鞅何謂國家強盛?

  十世紀的中國宋朝,經濟發達,文化繁榮,商業發展居於當時世界之最,城市、人口達到最高規模,是否謂之強盛?——不。雖然宋朝經濟繁榮,但在東亞區域數百年慘敗,遭受外敵欺淩,最後被整體征服,不能稱之為強盛。

  十三世紀的蒙古汗國,在鐵木真、忽必烈的鐵蹄下,橫掃歐亞大陸,崛起於世界民族之林,是否謂之強盛?——不。雖然蒙古人武力強大,但缺乏文化底蘊,很快就被其他民族消亡乃至同化,也不能稱之強盛。

  一個以“仁德”儒學大國聞名於世,一個以“強權”軍事強國聞名於世,最終結局卻是:一個被徹底征服,一個如曇花一現。

  讓我們來看兩個故事——

  第一個:儒家的命運

  紛亂的春秋時代,魯國人孔丘帶著他的弟子們離開故鄉,前往齊國。這位大儒向齊景公推行儒家思想,強調國家需要靠仁德治理。齊景公很欣賞孔子的言論,但春秋時代諸侯國爭霸,需要的是武力征伐,所謂仁義道德,不過是空中樓閣,所以齊景公雖對孔子以禮相待,卻一直不重用他。

  鬱鬱不得誌的孔子隻好離開齊國,前往衛國。衛靈公也熱情接待了孔子,對他恭敬有加,並問他:“您在魯國的俸祿是多少?”孔子回答:“六萬粟。”衛靈公很快就按魯國的標準給孔子六萬粟俸祿,表示對他的尊敬。但得到厚祿的孔子依然不受重用,沒有實職。孔子為了推行自己的儒家主張,求仕心切,說:“隻要重用我的話,三年就能使衛國強大起來。”但衛靈公自始至終都未用孔子,隻把他當做“花瓶”供奉,衛靈公感興趣的同樣是用兵作戰,征伐之術。

  孔子深感無奈,最終離開衛國,去往他國。孔子的一生中,奔走於各國間,齊、楚、魯、晉、鄭、陳、蔡等國都留下了他的足跡,他一次次推行自己的“仁政”,一次次遭到冷遇,最終也未能實現他儒家的理想抱負。

  孔子時代,儒家毫無建樹,在人們眼裏隻能是中看不中用的“花瓶”,君王們的態度顯得如此曖昧:敬而遠之。

  第二個:法家的命運

  紛爭的戰國時代,衛國人商鞅隻身一人來到了秦國。這位商鞅先生“少好刑名之學”,崇尚以法術治國。此次前來秦國,是因為聽說秦孝公要振興國家,正四處訪求人才。

  果然,秦孝公熱情接見了商鞅,詢問其治國之道。商鞅欲擒故縱,竟先滔滔不絕地述說起上古時堯舜仁德的“王道”來,秦孝公索然無味,聽著聽著竟然打起瞌睡來。過了幾天,商鞅又麵見秦孝公,這次他講述法家思想的“霸道”,如何圖強、征服。秦孝公頓時來了精神,洗耳恭聽,與商鞅連續討論了數天也不知疲倦。

  自此,商鞅被秦孝公委以重任,施行變法,用嚴酷刑法治理國家。在商鞅的強權改革下,秦國國力迅速強大,行政效率提高,軍隊士氣高昂,擊敗了強敵魏國,從此一步步向中原擴張,直至吞並六國,一統中華。

  崇尚法家思想的秦國以武力征服天下,成為中國曆史第一個中央集權王朝。可是,盛極而衰,濫用嚴峻苛法的秦國僅僅維持了十幾年,很快被起義軍推翻,在轟然間倒塌!秦朝二世而亡,後人稱之“暴秦”。

  從以上兩個故事,我們不難發現:純粹的儒家無人問津,純粹的法家自取滅亡,兩者皆不可取。

  何謂之強盛?公元前二世紀的漢帝國、公元七世紀的唐帝國,既在文化思想上超越了其他國家,又在武力上具有當時世界先進水平,並能長期保持這種繁榮,影響了整個世界格局,此所謂之強盛是也。

  自古以來,中國以“儒”為中心,但凡盛世之時,都是儒家文化繁榮之時。那麽今天中國,想要崛起於世界民族之林,是否在於僅僅恢複了“儒文化”就夠了?

  我的答案是否定的。

  如果沒有強權法則的支撐,儒家文化等於是空談。

  儒家文化重視的是“仁”,以德服人,尊卑有序,強調穩定,反對競爭。這種文化思維隻能是維持已有的繁榮盛景,但不能激發國家從競爭中脫穎而出,所以當年孔子奔走列國,卻終生不受重用。

  強權法則,既適用於自然叢林,也適用於人類社會。“落後就要挨打”、“競爭才能成長”是亙古不變的法則,永久的和平是以自身實力的強大為基礎,相互的公平也是以你我之間的能力為衡量準繩。

  中國曆朝曆代崛起的王朝,無一不是從血火中蕩滌催生出來的,無一不是經過千百次殊死搏鬥、戰勝強大敵人才生存下來的——哪怕是最“文弱”的宋朝,也同樣以武力征服南方各國、鏟除北漢政權。“槍杆子裏出政權”是絕對的硬道理,隻有帝國消除敵人,安定平穩後,才會改用柔和仁政的方式來治理國家。

  同樣道理,在今天世界強國爭霸的局勢下,任何一個國家都是從一次次被外界壓製中崛起。當今世界,軍事的重要性雖然讓給了經濟,但是中國在應對國際貿易閉壘、經濟威脅、廉價剝削等一係列挑戰時,都應當恢複昔日中華血性,作出正當的反擊,適當的時候,在維護國家領土主權、經濟主權的前提下,有必要以強硬態度或是軍事、經濟戰爭進行解決。

  儒學用來“守成”,法家用來“開創”。

  這個道理被漢宣帝一語道破,《漢書》中有一個故事:

  漢宣帝時期,中國進一步富強,經濟繁榮,外敵消除。太子就向皇帝建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意思說您法律太過嚴明了,應該多用柔和的儒學仁政來治國。漢宣帝聽了很不高興,訓斥太子說:“漢家自有製度,本以霸王道雜糅之,奈何純任德教!”

  以霸道和王道雜糅——漢宣帝一語道破國家強盛的本質:硬的一手,軟的一手,兩者缺一不可,需要“雜糅”才行。儒家與法家相結合,才是正道。

  漢宣帝時期是西漢繼武帝開疆拓土後更輝煌繁榮的時代,史稱“孝宣之治,信賞必罰,文治武功,可謂中興”,漢宣帝不僅在內農業豐收,物價平穩,政治更加清明,對外又擊滅西羌,襲破車師,迫使匈奴汗王臣服,得以完成漢武帝傾全國之力用兵而未竟的功業。有人稱這個時代“政教明,法令行,邊境安,四夷清,單於款塞,天下殷富,百姓康樂,其治過於太宗”,堪比西漢初年的文景之治。

  作為一個盛世統治者,漢宣帝清楚地知道國家必須要“霸王道雜糅之”,不可偏廢,兩條腿走路才能前進,失去其中一條,都會成瘸子。

  那位勸誡的太子就是後來的漢元帝,他溫文爾雅,熟讀經典,喜好歌賦,但是隻一味崇尚儒學,不懂法術,整天與儒生在一起(“柔仁好儒”)。漢宣帝見了,歎氣說:“亂我家者,太子也!”

  在漢宣帝看來,那些隻懂書上道理的儒生們,做起事來總不合時宜,又好借古諷今,長篇大論口若懸河,讓人聽著頭暈目眩,不知所雲,這樣的人根本不能委以重任(“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果不其然,到漢元帝即位後,大力提拔儒生,弘揚儒學,雖然朝廷上下一片祥和,可這些儒生整天誇誇其談,又沒有做大事的魄力和勇氣,關東豪強貴族勢力增強,中央執政者優柔寡斷,難以壓製,導致權力削弱,地方上土地兼並嚴重,社會動亂,宦官與外戚趁機掌權,漢朝逐漸走向衰落。

  漢元帝一味尊儒的後果是嚴重的,元帝之後,成帝、哀帝、平帝一代不如一代,最後,虛弱的西漢王朝被王莽篡權,終告滅亡。極具諷刺意味的是,篡權的王莽本人也是一位儒生,熟讀儒學經典,政治思想極為天真狂熱,凡事都以儒家典籍為準則,毫不顧及實際情況,妄圖恢複到孔子描述的上古時代,結果王莽也身敗名裂,葬送在他儒家大同理想的虛幻之中。

  事實證明,單純地以儒治國,對國家是一場災難。在提倡儒家和諧的同時,必須輔以強大的武力做支持,必要的時候用強權說話,這樣,儒法結合,才能使國家長久。

  西漢末年的悲劇在公元十世紀又再次發生。宋王朝一味崇文,壓抑武將,雖然國內歌舞升平,儒學文化濃厚,可是對外連番慘敗,大送金錢,割讓土地。綜觀宋朝,出了曆史上最多的文化名人、大師學者,宋朝皇帝們也都是文學藝術領域的佼佼者,宋詞的華麗辭藻代表著中國文化最優雅的水準,歐陽修、司馬光、蘇軾、王安石、李清照、朱熹、辛棄疾、陸九淵這些文化大師們至今為我們提供豐富的精神源泉,他們創造了一個文化璀璨的絢爛時代——可是,同樣令人痛心的是,這樣一個國度,武功卻一塌糊塗,最後落得亡國滅種的悲劇。每每讀到蘇東坡、辛棄疾的詩詞,不禁蕩氣回腸,心胸開闊,似有穿越千年曆史的靈魂震撼,宋代豪放派文人們無不令人心生向往;每每讀到晏殊、李清照的詩詞,又感到柔和纏綿,點滴心語,那一顰一笑的微妙感覺,欲說還休,宋代婉約詩人們的文字也讓人愛惜不舍。

  對兩宋文化之鼎盛,真是愛之愈深,痛之欲切。這個以孔孟之仁為唯一準繩的時代,始終是今之世人爭議不止的焦點。我們該吸取什麽樣的教訓?

  實行仁政沒有錯,倡導儒學也沒有錯,錯就錯在,為了王道而丟棄霸道,為了達到文治而丟失武功,這就是大錯特錯!

  王與霸、禮與法、德與刑是雙雙對應的,相輔相成,結為一體。盡管曆朝曆代統治者一再宣揚“儒學治國”,但真正的執政者都該明白,那隻是針對民眾、維持倫理秩序的手段之一,在必要時刻,武力和權力才是決定權。

  公元前二世紀的漢朝,麵對的是盤踞在北方上百年的匈奴汗國。這個匈奴民族驍勇善戰,以武力征服草原,作為它的主要對手,中原漢王朝,如果當年漢武帝真的以“儒”的仁義道德為武器的話,那恐怕早就淪喪鐵蹄下了。盡管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成為千古話題,但我們仔細分析一下就能夠知道:漢武帝對內使用的是“儒”,強調“大一統”、“君臣之禮”,維護的是國民穩定,漢武帝對外使用的是“法”,是集權製下的軍事打擊、嚴密的戰爭態勢;漢武帝表麵上對民眾宣揚的是“儒”,強調民眾單方麵“稱臣”、“恭順”,但在政治管理上施行的是“法”術的統治,嚴峻苛法,集權管製。

  儒學隻是漢武帝披上的一件華麗外衣,用以穩定人心,而真正使漢朝強大專製、擊敗強敵的在於法家權術。此所謂“外儒內法,儒表法裏”。《史記》中評價漢武帝的最後一句話是:俯觀嬴政,幾欲齊衡。意思就是說,漢武帝的政策與秦始皇其實差不多,兩個皇帝的所作所為不相上下。之所以漢武帝造就了強漢帝國,在於將秦始皇嬴政那套法術思想與孔子那套仁德思想相結合。

  從整體來看,國家強盛必須同時具備“硬”、“軟”兩手:武力是必不可少的後盾,文化是潛移默化的軟實力。

  漢王朝可以一麵宣揚儒家仁愛,也可以一麵組建強大的軍事集團攻滅外敵;唐王朝也一樣,強盛時國富民安,路不拾遺,以仁政治理國民,可對待外敵卻毫不手軟,攻滅突厥、收服回鶻、征服高句麗、擊敗吐蕃,從貞觀之治到開元盛世的一百多年時間裏,唐軍鐵騎馳騁東亞大陸,令周邊四夷臣服,隻有先把你打怕了,才能用文化來馴服你。

  作為中國古代帝王巔峰的唐太宗,其人崇尚儒學,通曉經典,以仁義治天下,對大臣和子民都很寬厚,開創“貞觀之治”盛世——可這並不代表他拒絕了武力,相反,唐太宗一生都堅持武功,尚武氣息濃厚。

  太宗年輕時就征戰沙場,前線殺敵,當上皇帝後,也依然在顯德殿前親自操練士兵,並且告誡手下說:“自古以來,夷狄之所以侵犯我中國,在於中國的君王們都逸樂忘戰,妥協懦弱。我現在訓練你們騎馬射箭,一旦突厥人進犯,你們就能征戰殺敵,這才是安定中國的方法!”

  據《資治通鑒》記載:唐太宗在殿前率領數百人,教他們練習射箭,並親自進行考核,連昔日的將帥也必須考試,表現優秀的能獲得太宗親自獎賞。群臣們看到這種情況,都紛紛勸阻:“按大唐律例,任何人都是嚴禁在皇帝麵前耍弄刀劍的,違者要受刑處斬。現在您周圍這麽多真刀實槍的士卒,萬一哪個居心叵測,出其不意,則會釀成天下之大不幸啊!”

  唐太宗不聽,反倒顯得很豁達:“王者視四海如一家,封域之內,皆朕赤子。朕對將士們推心置腹,怎麽會有人居心叵測想暗害我呢?”(“朕一一推心置其腹中,奈何宿衛之士亦加猜忌乎?”)將士們大受感動,都愈加勤奮練習,數年之間,都成為精銳力量。

  尚武氣息是大唐前進的動力,和文治德政一起,鑄造盛世。文治與武功,完美地體現在唐太宗李世民的人格上。

  又有一次,唐太宗宴請群臣,宴席上奏《秦王破陣樂》,此樂氣勢磅礴,描寫當年征戰沙場之景。手下的大將封德彝就稱讚起來:“陛下你當年以武功平定四海,這樣的千古大業,豈是那些文治德行所能比擬的?”唐太宗搖搖頭:“不能這麽說,平定戰亂需要強大的武力,維護繁榮則需要文治教化,一文一武,不可獨缺,要隨情況而變。”(“戡亂以武,守成以文,文武之用,各隨其時”)

  唐太宗的“文武各隨其時”,漢宣帝的“霸王道雜糅之”,兩位盛世帝王都一語道破了國家強盛的本質:武力和文治同等重要,缺一不可!

  萬事萬物,都有正反兩麵。按照中國傳統哲學的觀點,有陰陽二極:天為陽,地為陰;火主陽,水主陰;男為陽,女為陰;王道為陽,霸道為陰;儒學為陽學,法家為陰學。

  隻有陰陽結合,才能相輔相成,相生相克,隨時變幻。

  漢唐帝國之所以強盛,在於儒學與法家很好的結合,一陰一陽,文武平衡。

  後世的宋王朝,重文輕武,造成國家三百年積弱挨打局麵;

  後世的蒙古汗國,重武輕文,最終也如曇花一現,坍塌崩潰。

  以史為鑒,可以知興衰。曆史的教訓,讓我們謹記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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