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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謊報軍情到“杯酒釋兵權”——論宋初的幾個經典謀略

  從公元960年宋太祖趙匡胤創立宋朝至祥興二年(1279)宋朝滅亡,大宋王朝共維係了319年的時間。這在封建社會諸朝代中算是比較長的了。綜觀整個宋朝(包括北宋、南宋),可以發現這是一個完全實施《孫子兵法》中“上兵伐謀”的曆史階段,無論是聯金滅遼還是聯蒙滅金,概莫能外,而最值得稱道的莫過於宋朝初建前後的謀略了。

  @@圖大業結交朋黨

  宋朝的開國皇帝趙匡胤(927-976)出身於軍官世家。父親趙弘殷為後唐的禁軍留典。宋太祖趙匡胤趙匡胤出生時,家中並不富裕。19歲時,他抱著建功立業的理想,離家出外闖蕩。他先是去投奔父親從前的幾位好友。但世態炎涼,他不但沒有從這些有權有勢的前輩那裏得到關懷和幫助,反而受了不少的白眼和冷遇。

  後漢乾祐三年(950),趙匡胤來到河北鄴都,投靠後漢樞密使郭威,在他手下做了一名士兵。第二年,郭威發動兵變,滅了後漢,建立起後周王朝。趙匡胤因戰功被提拔為禁軍東西班行首,負責宮廷禁衛。954年,周太祖郭威病逝,義子柴榮即位,是為周世宗。周世宗的即位,為趙匡胤施展才華和抱負創造了極好的條件。一方麵因為趙匡胤是周世宗稱帝前的親信將領,另一方麵,也是更重要的一點,周世宗是一個順應曆史趨勢的英明君主,他後來所積極從事的統一中國的事業,為趙匡胤等有才華的文武大臣提供了用武之地。

  周世宗即位後,趙匡胤隨之被調到中央禁軍任職。同年二月,北漢對後周發動進攻,趙匡胤隨周世宗前往迎敵。雙方部隊在高平(今山西晉城)相遇,展開激戰。戰鬥開始不久,北漢軍隊憑借精良的裝備和眾多的兵力占了上風。後周大將樊愛能、何徽畏敵如虎,毫無鬥誌,見形勢不妙,竟臨陣逃脫。一時間後周軍隊陣腳大亂,情形十分危急。此時,趙匡胤冷靜地建議周世宗將身邊的禁軍分為兩部,一部由張永德指揮,搶占製高點,居高臨下以密集的箭矢壓住敵人的進攻;另一支由趙匡胤率領,從左翼直撲敵陣。北漢軍隊麵對這突如其來的衝擊,紛紛敗退。後周軍隊終於轉敗為勝。趙匡胤受到了周世宗的進一步賞識。戰後,他不但被破格提拔為殿前都虞候,成為後周禁軍的高級將領,石守信而且還被委以整頓禁軍的重任。趙匡胤利用主持整頓的機會,將羅彥環、郭廷斌、田重進、潘美、米信、張瓊、王彥升等自己麾下的“委心”之人安排在殿前司諸軍任基層將領,同時又主動與其他中高級將領交結,同石守信、王審琦、韓重贇、李繼勳、劉慶義、劉守忠、劉廷讓、王政忠、楊光義等結拜為“義社”十兄弟,形成了一個以自己為核心的勢力圈子。

  從顯德三年(956)到顯德五年(958),周世宗先後對南唐發起過三次進攻,逼迫南唐將江北15州的土地割讓給後周。其後,趙匡胤被提升為忠武軍節度使兼殿前都指揮使。身居顯位的趙匡胤,漸漸有了更高的“欲求”。自南唐戰役以後,趙匡胤處事待物上與以前也大不相同了。以前,他隻注重在軍隊中交結武將,現在對文人也比較重視了。趙普、王仁瞻、楚昭輔、李處耘等人都先後被他羅致麾下,成為他的心腹幕僚。

  顯德五年(958),周世宗提拔趙匡胤為殿前都點檢,顯德六年,世宗病故。幼主柴宗訓繼位,是為恭帝。在周世宗去世後的半年裏,禁軍高級將領的安排,發生了對趙匡胤絕對有利的變動。無論是殿前司係統,還是侍衛司係統,首腦人物幾乎全是趙匡胤的親信。就這樣,文有幹臣,武有悍將,外握兵符,內擁禁軍,已經沒有什麽勢力可以阻止趙匡胤率意行事了。

  @@謀兵變謊報軍情

  顯德六年,年僅7歲的柴宗訓繼位。其時,趙匡胤已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而此前不久,趙匡胤最懼怕的後周宰相王樸已經去世。因而,趙匡胤榮登大寶的道路已沒有任何障礙,隻是時機問題了。

  遼武士複原圖顯德七年(960)正月初一,後周君臣正在朝賀新年之時,突然接到遼和北漢聯兵入侵的戰報。在征得宰相範質、王溥的同意後,小皇帝命趙匡胤率禁軍迎敵。聯兵進犯的消息是否準確,即當時是否真的有聯軍進犯呢?後周顯德七年農曆正月初一遼與北漢聯合進攻後周的史實,對遼與北漢來說應是件大事,理應在《遼史》上有所記載,但《遼史》上卻隻字未提。至於《宋史》記載也隻是說“趙匡胤做皇帝後,遼與北漢軍隊一同逃遁”。又有人說,遼與北漢的撤兵是因為他們聽說中原有“黃武聖主”登極,不敢貿然觸犯天國。這些記載很顯然是趙匡胤做皇上後一些禦用文人為趙匡胤編造的。遼與北漢“入侵”的消息來自鎮(今河北正定)、定(今河北定縣)二州,此二處都是趙匡胤跟隨柴榮北征遼時攻克的地方。後來周世宗患病,決定返回京城,由趙匡胤護衛。而後後周兵士又攻克二關即益津關和瓦橋關。瓦橋關後改為雄州,由韓令坤鎮守。益津關改為霸州,由陳思讓鎮守。韓令坤與趙匡胤是親密朋友,鎮、定二州與雄、霸二州相距很近,因而很可能是韓令坤受趙匡胤的指使而製造了遼與北漢入侵的謠言。實際上,很可能根本沒有鎮、定二州的警報,此事完全是趙匡胤為了實現奪權所用的一個謀略。因為在當時,對朝中乃至全國百姓,最有威懾力的莫過於外族入侵了。而且趙匡胤又可以借此機會來抬高自己的身價,在朝廷上顯示自己“舉足輕重”的地位,這也更有助於他實施自己的計劃。再者,當時後周王朝在京城開封有著深厚的基礎,若想動搖其統治,利用北伐遼的名義是最好不過了。借用北伐,一方麵可以集結自己的兵力,另一方麵,又可以在京城之外選擇一個自己認為理想的地方,擺脫朝廷的約束,從容地實現自己被擁立的願望。一旦擁立不成,也還有個很大的回旋餘地。

  正月初二,後周軍政要臣、忠武軍節度使兼殿前都點檢趙匡胤按計劃率兵出城迎擊遼和北漢聯軍的入侵。當天下午,到達了離開封幾十裏的陳橋驛。

  部隊剛剛駐定,有一個自稱通曉天文的軍校就指著西麵的太陽叫道:天邊有兩個太陽正在搏鬥;並對趙匡胤的親信幕僚楚昭輔說:一日克一日,這是天命。二人煞有介事地一問一答,引起了周圍士兵的注意,大家一傳十、十傳百,很快軍中都知道了“一日克一日”這件事,人心活動起來。當晚,趙匡胤的親信郭廷斌秘密返回京城開封,通知石守信和王審琦掌管好京城內外大門。

  次日天剛亮,忙得一夜未眠的趙普、趙匡義(趙匡胤之弟)在門外將校的陣陣呼喊聲中將趙匡胤擁出陳橋驛行營的寢室。隻見將校們手握刀劍,擠在院子裏,齊聲高喊“諸軍無主,願策太尉(對高級軍事長官的尊稱)為天子”。趙匡胤沒來得及回答,一件象征著天子黃袍的黃色上衣就披在了他身上,眾將校一齊跪拜,高呼“萬歲”。趙匡胤假作無法推辭,隻能接受擁戴。隨後他宣布軍紀,並火速回師開封,在早已等候在京城的石守信等人的配合下迅速控製了局勢。事已至此,後周少主柴宗訓再也無計可施了,隻得召集百官,宣讀了別人幾天前就準備好的“禪位製書”,“應天順人”,將帝位讓給了趙匡胤。第二天,趙匡胤宣布定國號為“宋”,改元“建隆”。這樣,趙匡胤便成了宋王朝的第一位皇帝,史稱宋太祖。

  @@除隱患杯酒釋兵權

  趙匡胤深知,五代時期之所以朝代更替頻繁、“皇帝”多如牛毛,根本原因在於臣屬權力過重,特別是那些封疆大吏和重兵首領,他們倚仗著手中的兵權及財權對皇帝進行要挾,進而取而代之。另一個主要原因就是皇帝不能收攏前朝重臣的人心。為確保江山永固,趙匡胤君臣對外藩內臣實施了一係列政策。

  此時,後周舊臣有的等待觀望,希冀再起;有的則“日夜繕甲治兵”,準備與新王朝再來一番角逐。麵對這種局勢,趙匡胤和謀臣趙普等人認為,應采取以穩定京城、籠絡後周舊臣為主的方針,以靜製動。因此,趙匡胤對後周舊臣實行了官位依舊、全部錄用的政策,甚至連宰相也仍由舊相範質繼任。當時,範質在聽到陳橋兵變的消息時,曾抓著王溥的手說:“匆忙派趙匡胤出征,我們太糊塗了!”邊說邊用力握,指甲竟戳入王溥的肉中,幾乎流出血來,足見其恨意之深。在舉行禪位大典時,範質也是在士兵“舉”刃脅迫下才帶領後周群臣跪拜的。盡管如此,直到乾德二年(964)二月,趙匡胤才將其罷為太子太傅,同年九月,範質病逝。範質臨死前,告誡兒子不可為他立墓碑,不可向朝廷請求諡號,說明他一直還有一種留戀舊朝、愧對前君的複雜情緒。但這種情緒既沒有發展成為對新王朝的公開敵視,也沒有導致他與宋王朝的不合作(如辭官歸田),這應歸功於趙匡胤的優待籠絡政策。

  宋太祖趙匡胤憑謀略開啟了有宋一朝,也憑謀略鞏固了大宋的基礎。

  杯酒釋兵權圖首先是對於那些與自己一同出生入死的武將們,趙匡胤既不願意把他們殺掉,也不願意繼續留在身邊。誰知道哪天重演“陳橋兵變”呢?於是他就演出了一場“杯酒釋兵權”的好戲。

  一日晚朝後,趙匡胤將石守信、王審琦等禁軍高級將帥留下,設宴招待他們。酒到半酣,趙匡胤慨歎道:“若沒有你們出力相扶,我哪能有今天!你們的功德,我是永遠不會忘的。可是做天子也太難了,遠不如做節度使時快樂。自做了皇帝後,我可沒睡過一夜安穩覺。”

  石守信等人忙問:“這是為什麽呢?”

  趙匡胤一字一頓地說:“這還不明白,皇帝的位子,誰不想坐。”

  一聽這話話裏有話,石守信等人嚇得慌忙站起來說:“陛下為何口出此言,如今天命已定,誰還敢再有二心?”

  趙匡胤說:“那也未必!縱使你們無異心,可你們手下的人呢?一旦他們貪圖富貴,將黃袍披在你們身上,你們就是不想當這皇帝怕也不行吧?”

  這一番話直把石守信等人給說懵了,不知如何表白才是,隻得請皇上給指一條路。

  趙匡胤長歎一聲說道:“你們為何不釋去兵權,買上一批好田宅,為子孫們留下一份產業呢?再在家中多置一些歌兒舞女,天天飲酒作樂,快活地過完這一輩子多好!這樣一來,我們君臣之間就再也不用互相猜疑了,上下相睦相安,這該有多好!”

  石守信等人感激地說:“陛下為我們想得這麽周密,這麽長遠,真如同對待親生骨肉一般!”

  第二天,石守信等人都上書稱自己有病,不適宜領兵征戰,要求解除兵權。趙匡胤對他們賞賜安撫了一番北宋·更戍圖後,隨之宣布免去石守信、高懷德、王審琦、張令鐸、羅彥環等人的禁軍職務,讓他們到地方州郡去做節度使。這就是著名的“杯酒釋兵權”。

  為了“安撫”被釋去兵權的石守信等人,趙匡胤不但向他們賞賜了大量的錢財,而且表示要同他們結為親戚,“約婚以示無間”。不久,太祖寡居在家的妹妹燕國長公主就嫁給了高懷德,女兒延慶公主、昭慶公主則分別下嫁石守信之子和王審琦之子。除年幼夭折的以外,太祖隻有一妹三女,她們中竟有三位下嫁到了被釋去兵權的禁軍高級將領家,這種婚姻是有著強烈的政治色彩的。這不但使石守信等人在一失一得中獲得了一種心理平衡,從而消除了“鳥盡弓藏,兔死狗烹”之類的疑懼,而且作為一種象征,也表明宋初皇帝與功臣宿將之間的矛盾得到了較為合理的解決。

  其次,趙匡胤接著又做出廢除荊湖地區“支郡”的決定。他宣布新征服地區仍保留節度使,但節度使駐地以外的州郡“直屬京師”,“支郡”被取消了。隨著南方諸國逐漸被平定,罷除“支郡”的範圍也越來越大,到宋太宗時,全國範圍內都廢除了支郡製度。同時,趙匡胤逐步向這些地方派遣文臣出任“知州”,以取代原來掌管州務的防禦使等武將。在很短的時間裏,趙匡胤就選派出上百名文臣,分治原為各大藩所轄的支郡,最終形成了宋代的“以文臣知州事”的製度。

  乾德元年(963),趙匡胤又訂立了兩項限製州郡長官權力過重的措施。首先是“三歲一易”,使“知州”“知縣”在一地任職以三年為限,不得久任。乾德三年(965),北海軍知軍楊光美任職已滿三年,由於其為政清廉,頗得百姓愛戴,當地有數百人赴京守在宮門口請願,要求留楊光美繼續在北海任職。趙匡胤先是下詔勸他們散去,無效後采取斷然措施,“笞(鞭笞)其為首者”,將請願者趕走。其次,趙匡胤還創立了一套監察製度,即在州郡設立通判。通判名義上與知州共同判理政務,其地位略低於知州,但事實上由於其負有監督州郡長官的特殊使命(故通判又稱監州、監郡),知州往往還要怵其三分。所以有宋一代,州郡長官與通判不和的問題一直存在,但通判監察地方長官對其正確動用權力也頗有震懾作用。

  最後,收繳財權,宰相站議。行權利力集中到中央後,趙匡胤又對地方財政確立了新的統治政策——“製其錢穀”,即收奪地方上的財權。宋朝軍官腰牌乾德二年(964),趙匡胤發布了一道十分重要的詔令,要求各州除留有必要的經費外,其餘財賦中屬於貨幣的部分應全部輦送到京城,不得無故占留。次年三月,又一次重申了這道詔令。隨著錢幣的集中,中央政府對其餘財物的控製也逐步加緊。在調整和確立中央與地方關係的同時,趙匡胤對君臣關係也進行了調整。宰相是封建社會的“百官之領袖”,處於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地位。趙匡胤即位後,宰相奏事仍沿舊製,但為了突出皇帝的權威,趙匡胤廢除了宰相與皇帝議事時均“坐而論道”的製度,自此,宰相在皇帝麵前畢恭畢敬地站著奏事成為定製。宰相的地位也大大降低了。

  @@拔賢才科舉取士

  趙匡胤非常清楚武裝奪取江山的深刻內涵,因而采取了以上一係列措施。但為了大宋權利的持續,並形成一個“文人治國”的傳統,還須從根本上抓起,這就要樹立“重文”的風習。趙匡胤首先改革和推進了隋唐以來的科舉考試製度。隋唐門閥製度謹嚴,科舉考試之門敞向世家大族,平民百姓很多被排除在外。宋朝建立之初,即極力放寬科舉考試的範圍,無論家庭貧富、郡望高低,隻要具有一定文化的人,都可以前往應舉。同時嚴格考試製度,以防權貴豪門請托舞弊。為了收攬文權,使讀書人感激皇恩,開寶六年(973)三月,趙匡胤在講武殿親自複試舉人,選出進士26人、諸科101人。他說:“以往得中科舉者,多為官世家所占,一般平民子弟不易獲得做官的機會。如今,朕親臨殿試,以求公正無私。”此後,皇帝親自複試的殿試製度成為一種基本製度。到了開寶八年(975),科舉考試出現了省試、殿試的分工。省試的第一名為省元,而殿試的第一名則為狀元。由此形成了一整套在解試、省試之後,由皇帝親自殿試複試,再決定取舍等第的殿試(亦稱“禦試”)製度。

  曆朝曆代,開國之初大多是武盛文衰,往往形成積弊,遺患無窮。趙匡胤認識到了這一點。即位之初,他就下令修複孔廟,開辟儒館,延用宿學名儒,以勸勵教化。針對五代時期文教不興、學校荒廢的情形,他下詔撥款增修國子監學舍。國子監開學講書之日,他還派人送去美酒和蔬果以示祝賀。

  隨著文教的振興和開科取士的增多,大批文人進入宋朝統治集團。趙匡胤認為,亂世用武,治世用文,應該切實發揮這些文臣的作用。很快,隨著趙匡胤對文臣的重用,統治集團內部畸形的文武關係得到了調整。原來那些驕橫跋扈、視文臣為無用,甚至一言不合就要“砍殺”宰相的武將們,不但見了宰相都要恭恭敬敬地唱喏問候,而且自己也在趙匡胤的勸告和鼓勵之下,學著文臣的樣子讀起書來。

  盡管趙匡胤的重文政策在以後被其子孫奉為“祖宗成規”而代代相傳,以致形成了“重文輕武”的風氣,但在趙匡胤時情況卻並不如此。他“重文”但並不輕武,北宋東京甕城圖無論文臣武將,隻要“有一材一行可取者”,都予以擢拔和使用,“天下無遺材,人思自效”,其專製統治的基礎是廣泛和穩固的。

  這樣,宋王朝一方麵通過調整中央與地方、君主與臣下的關係,使地方的行政、財政、軍事等等各方麵的權力不斷地向中央集中,最後又集中到皇帝一個人手中,從而形成了至高無上的君主集權製;另一方麵又通過開科取士,重文用武,廣羅人才,使得這一專製統治的基礎得到了極大的擴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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