霸道與王道秦漢帝國

六、王道霸之漢天下

　　分明三鳥下儲胥，一覺鈞天夢不如。爭那白頭方士到，茂陵紅葉已蕭疏。

　　——[唐]崔塗《讀漢武內傳》

　　漢初儒學興

　　前202年二月，劉邦於定陶（今山東曹縣北）附近的汜水之南即皇帝位，是為漢高祖，定國號為“漢”，史稱“西漢”。同年五月，遷都長安（今陝西西安）。由此，在秦王朝滅亡五年之後，又出現了一個統一的西漢王朝。

　　西漢初期，劉邦基本上沿襲了秦朝的舊例，就是人們通常所語“漢承秦製”。在皇帝之下，設立了丞相、太尉、禦史大夫，分別掌管政務、軍事和監察，稱之為“三公”。於三公之下，設有掌管國家軍政和宮廷事務的“九卿”。於地方行政機構中，除了沿襲秦朝的郡縣製度外，還通過分封諸侯王，形成郡國交錯的局麵。縣以下的基層組織仍是鄉、裏二級製。同時，西漢還建立了比秦朝更加完備強大的軍事體係。於中央設置南軍和北軍，作為守衛皇宮和京師的常備軍，在地方上設有經過一定訓練的預備軍。這樣，西漢王朝就有了比較強大的軍事體係。盡管劉邦等人從上到下建立了一整套完備的體製，彌補了秦王朝體製上的一些不足，但他們也深深地意識到，僅憑這些是遠遠不夠的，還必須從意識形態方麵加強建設，否則，一個政權是不會長久的。

　　劉邦是一位起於小吏的草頭天子，而漢初的大臣又大多來自於楚地，且多為屠狗賣繒之輩，並沒有多少文化知識，也就是說他們對於儒學等一切學說並沒有多少了解和興趣。因此，一些跟隨在劉邦身邊的儒生們不得不謹小慎微。

　　陸賈一直跟隨劉邦南征北戰，他在劉邦麵前談《書》說《詩》時，經常遭到劉邦的責罵。還有叔孫通，他在歸附劉邦後，穿著儒生服裝朝見，劉邦也十分反感。叔孫通隻好脫去儒服，穿上短衣，打扮成楚人的樣子。劉邦開始對儒生的態度十分惡劣，據《史記·酈生陸賈列傳》記載，凡有儒生前來拜見，劉邦就會把儒生的帽子摘下來當便盆。在當時，如果真把一個人的帽子摘下來如此做，那就是對一個人人格的侮辱，是任何人也無法忍受的。而且劉邦在與別人談話之時，常常市井穢語滿口，完全是一副流氓無賴的形象。他即位稱帝之初，對儒家的《詩》、《書》等典籍沒有絲毫興趣，也就是說他對儒家典籍的教化作用一無所知。

　　可是，到了後來，劉邦卻與先前判若兩人。據《全漢文》卷一記載，他在《敕太子書》中這樣說：我生當亂世，正值秦朝禁學，自己也認為讀書無益，但自從我稱帝以來，常常思考這一問題，其實讀書能夠使人知道作者之意圖，“追思昔所行，多不是”。後來，劉邦在路過魯地時，還“以太牢祠孔子”，對孔子和儒學的態度發生了根本的轉變。

　　劉邦對孔子和儒學由最初的謾罵、鄙視轉變為敬重、尊崇，主要是當時殘破的社會現實所迫。漢初，經濟極其凋敝，政治混亂，民怨沸騰。新興的西漢王朝不得不思考如何建立自己的統治秩序，改變當時的殘破局麵，正視這突如其來的國家學說的空缺。當戰爭的煙塵散盡之後，他們首先思索的是秦朝二世而亡的教訓。有的思想家一針見血地指出：用刑太急、仁義不施、不知教化是導致強秦迅速滅亡的重要原因。他們試圖用儒家的禮儀建立漢朝的統治秩序。

　　而直接引導劉邦轉變態度的是叔孫通、陸賈等漢初儒生。《漢書·高帝紀》記載：當劉漢天下初定之時，高祖（即劉邦）命令蕭何編次法規律令、韓信重新申明軍紀，命令張蒼製定章程、叔孫通創製禮儀，同時還命令陸賈撰寫《新語》一書。我們從上麵幾項可知，律令、軍法、章程都是一些具體的政治製度，而叔孫通創製的禮儀和陸賈所造“述存亡之征”的《新語》一書，應該說是屬於意識形態領域的建設。

　　有人說“漢代重儒，開自陸生也”，是有其道理的。這主要是從陸賈撰著《新語》一書而言的。

　　據史料記載：陸賈因為在劉邦麵前常常稱說《詩》、《書》而受到劉邦的責備和辱罵，但陸賈依然忠心耿耿，不改變自己的態度和想法。但他改變了以前的方式，不再直接在劉邦麵前稱說《詩》、《書》，而是向劉邦說明，騎在馬上可以打天下，卻不能騎在馬上治理天下，並撰寫了《新語》十二篇，以說明古今國家的成敗原因。陸賈當時“每奏一篇，高帝未嚐不稱善，左右呼萬歲”。

　　從陸賈的《新語》看，他是一個厚今論者，他也反對“淡於所見，甘於所聞”，反對泥古、尊古的偶像崇拜與保守，主張“製事者因其則，服藥者因其良。書不必起仲尼之門，藥不必出扁鵲之方。合之者善，可以為法，因世而權行”。他認為行事應該注重實效，至於是否出於古道並無多大關係。這種崇尚現實、順應時勢的思想傾向頗合漢初君臣的口味，故而深受他們的歡迎。

　　正因為劉邦等人注重實際問題的解決，他們在探索和選擇封建統治的指導思想過程中，才更加歡迎實證性的學說。因此，由被司馬遷稱為“漢家儒宗”的叔孫通製訂漢代朝儀，可能對劉邦的刺激會更大一些。我們現在讀《史記》和《漢書》中叔孫通的傳記，給人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他精通“時變”，審時度勢，能在秦漢之際的動蕩歲月中進退自如，遊刃有餘。雖然他多次易主，似乎給人一種不好的印象。秦朝時，他是一位“待詔博士”，侍奉秦朝。陳勝、吳廣起義時，秦二世召集在鹹陽的博士、儒生三十餘人詢問對策，由於他們的回答不符合秦二世的心願，以至於有的儒生被交給執法的官吏問罪。叔孫通則不然，他故意迎合秦二世，以尋求機會逃離虎口。他脫身後，前往薛地。當時，薛已經降楚，等到項梁去薛時，叔孫通就跟隨了他。後來，項梁在定陶戰死，叔孫通就跟隨了楚懷王。漢高帝二年（前204），漢王劉邦率領五個諸侯的軍隊攻入彭城，叔孫通又投降了漢王。漢王失敗西撤，他權衡利弊終於跟定了漢軍。在秦末漢初的動蕩歲月中，叔孫通幾次易主，實際上他是在選擇可事之君。

　　叔孫通跟隨劉邦後，仍然不忘靈活多變，去就取舍“與時變化”。劉邦是楚人，開始時很討厭儒生，於是，叔孫通便著楚人裝束。叔孫通投降劉邦時，跟隨的弟子有一百多人，然而他不曾推薦過別人，卻專門對原先那些盜夥中的強徒加以推薦。弟子們都偷偷地罵他：服侍先生這麽多年，又跟隨他投降了漢王，如今他不推薦我們，卻一味地推薦那些大強盜，這是什麽道理呢？叔孫通聽到後，對他們說：漢王正冒著矢石爭奪天下，你們難道能夠戰鬥嗎？弟子們無言以對，認為他的話很有道理。後來，戰爭平息，劉邦取得了天下，叔孫通也有了地位，被任命為博士，稱稷嗣君。跟隨叔孫通的儒生也都做了郎官，他們高興地稱叔孫通“知當世之要務”。

　　叔孫通是一介儒生，但他懂得順應曆史潮流，隨時勢而變化，他把“不知時變”的儒生稱為“鄙儒”。秦漢時期已與春秋戰國時期不同，如孔子所處時代，列國林立，他可以像“擇木之鳥”那樣在列國之中進行選擇。而到了秦漢之時，多元的世界歸於一統，此時隻有一棵參天的皇權大樹，再無選擇的餘地，因此，如果再像孔子那樣“道不同不相為謀”，便意味著根本沒有機會被錄用。何況像孔子、孟子那樣的儒學大師，在當時那種多樹林立的情況下，仍然沒有找到適合自己的棲身之所，一生淒淒惶惶，到處奔走。叔孫通顯然也是在尋找可棲之樹，他幾經選擇，終於歸從了即將取得天下的劉邦。後來，他極力尋找儒家與皇權的結合點，以求儒學和儒生受到重視。應該說，如果沒有叔孫通等人的“變通”或“圓通”，儒家將永遠擺脫不了孔子那種“喪家之犬”的命運，儒學成為官學更無從談起。

　　作為儒生，叔孫通對儒學有著深刻的認識，他曾經對劉邦說：儒家學者，實在難以同您一起攻城略地，但能夠同您一起守住天下。此可謂對儒學與社會政治關係的高度概括。當群雄競力，以勇武相尚之時，儒學很難找到用武之地；而社會一旦安定，儒學便可發揮其協調社會關係的功能。對於儒學“難於進取”的特點，春秋戰國時期的曆史已經有了具體的說明，而統一的秦王朝卻沒有也沒來得及驗證儒學“可與守成”的特點。等到漢朝“已並天下”之後，叔孫通便開始了用儒學為漢家“守成”的努力。

　　前202年，諸侯們在定陶一同擁立劉邦做了皇帝。當時，儀法混亂，上升到統治階層的劉邦群臣熱衷於爭功論賞，有的甚至於在酒醉後亂打亂鬧，以劍擊柱，混亂的朝儀令劉邦這位新君不知所措，大傷腦筋。而叔孫通看準了機會，在劉邦感到越來越厭煩的時候，他請求到魯地征求儒生，與他的弟子們共起朝儀。劉邦當時還不怎麽相信，便隨意說：你可以試一試，但並沒有把這件事情放在心上。叔孫通等參照秦儀，采古禮，製漢儀。兩年之後，長樂宮成，行儀於朝，“自諸侯以下莫不震恐肅敬”，“無敢歡嘩失禮者”。當禮儀在朝廷上演示之後，劉邦才由衷地感到“為皇帝之貴也”。這件事對劉邦震動很大，他由此明白了儒生的用處，開始尊重儒生和孔子了。

　　到了漢高祖十二年（前195），劉邦率大軍親征英布班師回朝經過魯地時，到孔廟祭祀了孔子，開了曆代皇帝親到曲阜祭祀孔子的先河。劉邦親自祭祀孔子之後，諸侯卿相到魯為官，常常拜謁孔廟後才走馬上任。為了更好地奉祀孔子，並表示對孔子後裔的優渥，劉邦又封孔子的九世孫孔騰為“奉祀君”，專司祀孔之事。

　　叔孫通受到重用，對儒學地位的提高十分有利。叔孫通進位太常，“賜金五百斤”，連他的弟子也都得到重用，進入到了漢朝的統治階層中。兩年以後，叔孫通為太子太傅，輔佐和教導一國儲君。劉邦死後，惠帝即位，遂廢“挾書之律”，民間開始有了儒家經典的傳授，此為文、景之後漸開獻書之路、搜求舊典古籍的先聲。惠帝時，叔孫通又為太常，定宗廟儀法，“及稍定漢儀法，皆叔孫生為太常所論著也”。須知，儒家極重禮樂儀法，而叔孫通製訂的這些儀法，則一直在漢代施行著。

　　漢代是“以孝治天下”的，作為一個社會的道德觀念，“孝”對於漢代社會影響很大。漢人認為，能孝者“善繼人之誌，善述人之事”。漢初不僅設孝弟力田之科，而且自惠帝以下的漢朝皇帝都以“孝”為諡，如孝惠、孝文、孝景、孝武、孝昭等等。《漢書·霍光傳》記漢人之言曰：“漢之傳諡，常為孝者，以常有天下。”這代表了西漢時期人們的普遍看法。還有儒家的《孝經》一書在漢代受到了特別的器重，人們不僅把它看成是“三才之經緯，五行之綱紀”，而且認為它是儒家“六藝之總會”。東漢更是“使天下誦《孝經》”，社會上出現了不少以誦習《孝經》而成為孝子和以《孝經》進行教化的實例。

　　漢代實行孝治實際上得力於漢初思想家的理論闡述，而在推行孝行方麵帝王的行為更具有表率意義，因為帝王以孝相標榜會使得從孝到忠的轉移來得更加自然。在其他漢初思想家之先，叔孫通已開始用孝的思想教育漢惠帝。叔孫通得寵於劉邦之後，於漢高祖九年（前198）做了太子太傅，成為一國儲君之師。幾年以後，劉邦打算立趙王如意為太子時，叔孫通極力出麵勸阻，稱：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並說“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振動”。劉邦不得不回答說：吾聽公言。至於叔孫通到底是出於什麽目的，我們不得而知，但從上麵的對話當中，我們可以看出：第一，叔孫通以太子“仁孝”而且天下共知阻止劉邦易太子，並使劉邦不得不勉強答應，說明劉邦的頭腦中已初步形成了孝治的觀念。第二，太子是未來的國君，叔孫通用“仁孝”來規範太子，並使太子以仁孝聞名天下，也顯然昭示了叔孫通“以孝治天下”的思想。

　　至於叔孫通是如何用孝來教導太子的，史無明言，不過，後來的一件事情很能說明問題。劉盈做了皇帝後，住在未央宮中，其母呂雉住在東麵的長樂宮中。劉盈朝見太後時，每次都必須清道。為了減少麻煩，便利過往行人，便修築了複道。當複道修建之後，卻發覺漢高祖劉邦的衣冠每月從陵寢出遊至高廟的道路卻在複道之下。叔孫通對惠帝說：後世子孫怎麽能從宗廟道上行走呢？劉盈聽罷非常恐懼，打算立即拆除。叔孫通又勸阻他說：人主沒有過錯。如今已經建成，百姓也都已經知道，現在拆除它，則表示了您有過錯。“願陛下為原廟渭北，衣冠月出遊之，益廣多宗廟，大孝之本也”。劉盈依照叔孫通所言去做了，此後，劉邦的衣冠每月出遊不必經過複道之下了。

　　這一方麵說明了叔孫通在極力維護劉盈的威望；另一方麵，也說明在叔孫通的輔佐下，劉盈能以孝作為行為標準，儒家的“尊祖”與“敬宗”觀念在他身上得到了充分的體現。

　　惠帝死後，他的諡號上加了一個“孝”字，以後諸帝死後諡號也都加上個“孝”字，表示“以孝治天下”之義。胡適曾對此評論道：這一個製度，史家雖沒有明言，但我們很可以歸功於那位叔孫太常。這便是儒教成為國教的第一聲。

　　黃老之學術

　　西漢開國之初，滿目瘡痍，城鄉破碎，土地荒蕪，民生凋敝，餓殍載道，整個國家掙紮在死亡線上。廣大人民群眾亟需和平安定，休養生息。要想鞏固統治，建立正常的社會秩序，必須安定民心，休養民力。秦因橫征暴斂、嚴刑峻法而導致滅亡的教訓也給新的統治者以深刻的教育，促使他們尋求穩妥的統治方略。嚴酷事實的本身要求最高決策者盡快製定包括經濟在內的較為寬鬆的政策，偃武修文，實施正常的統治秩序，迅速修複與改善破敗紛亂的局麵，否則，就會使人心不安，社會不安，剛剛建立起來的西漢王朝就無法維持。在這種社會條件下，主張“清靜無為”的黃老思想正能滿足漢初封建統治者的需要，所以黃老之學很快流行起來。

　　黃老之學是指“黃帝之學”與“老子之學”相結合的一種理論學說，它在先秦以“稷下學派”為主要代表。它有兩個來源：一個是《老子》；一個是戰國時期偽托“黃帝言”的諸書。黃老之學認為道是天地萬物的總根源，也是支配世界萬物的總規律，在各種事物中普遍地起著作用，具有客觀必然性。在分析社會矛盾時，它用陰陽觀念論證刑德，以陽為德、陰為刑，認為“刑德相養，逆順若成”，“先德而後刑，順於天”。主張把德政與法治有機統一起來，以德為主，以刑為輔。這些思想是對《老子》消極無為思想的積極改造，為漢初黃老之學的勃興提供了理論根據。

　　鑒於西漢初期的社會狀況，文武兼備、刑德並用，講求無為而治的黃老之學可謂正適應這一環境，所以，黃老之學成為漢初統治者的指導思想，得到了社會的共鳴而發揮出其應有的作用。在漢初，無論是上層統治者，還是一般老百姓，朝野上下很多人都信奉黃老學說，較為典型者有漢文帝、漢景帝、竇太後、曹參、陳平、王生、田叔、黃生等。漢文帝崇尚黃老之學，史料記載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在漢文帝統治之時，實行輕徭薄賦、與民休息、廢除酷刑，以及親躬籍田、崇尚節儉等，這一切都體現出黃老思想學說的一麵。而漢景帝自小就是在文帝和竇太後的教育下成長起來的，所以，景帝繼承了文帝的政策，舉事無所變更。應當說，在推行黃老思想、執行黃老政策方麵，最具代表性的還應是竇太後。她通過漢文帝和漢景帝施加強大的影響，把國家大政方針都納入黃老思想指導之下，她幾次打擊和排斥儒家，批判法家，使黃老思想獨尊於朝廷，為漢初黃老思想的推行起到了積極作用。

　　總體而言，黃老之學對於漢初政治的影響是巨大的，在當時形成了一種時代思潮，產生了積極的社會效果。根據餘光明先生的研究成果，略總結如下：首先，黃老學說所主張的文武並用、刑德兼行的思想，為製定王霸雜之的漢家統治術提供了理論基礎。其次，黃老學說中的法治思想，不僅對漢初定法、立法和執法影響至深，也與漢初定法、執法的情形基本相符。第三，黃老學說中的無執無處、無為而治的思想，在西漢初年也為統治者全盤接受，並成為現實。第四，黃老學說中的“以民為本”的保民、養民和愛民的思想，是與其無為而治的思想緊密聯係在一起的。第五，黃老學說所闡述和提倡的崇尚節儉和樸實的道德思想，在漢初的名臣將相中，也曾產生積極的影響，使西漢初年的官僚多具廉潔奉公的良好作風，在官場中造就了一種清廉的氣氛。總之，西漢初期實行的方針政策，多是在黃老學說指導下製定的。這些政策使西漢前期社會得以穩定，也促進了經濟的恢複和發展，為強大的西漢帝國奠定了基礎。

　　秦始皇統一天下的成功，宣告了法家學說的勝利，斷絕了儒學躋身政治舞台的道路，尤其是焚書坑儒的劫難，更使儒學遭受到致命的打擊。但秦王朝的迅速崩潰，給了儒學東山再起的機會。漢初雖然由於統治需要而采用黃老思想，但儒學也在積蓄力量，不斷發展，逐漸複興起來，成為漢初顯學。黃老之學是兼收儒、法，匯合陰陽之說的產物，本身具有包容性。漢初崇尚黃老，並未實行一種思想上的專製，因此，儒家、法家等思想仍然活躍在思想和政治舞台上，並對社會施加著影響。儒家在漢初黃老盛行的情況下，能夠複興，主要原因有以下幾個方麵：

　　第一，漢初黃老思想統治下的寬鬆學術環境為儒學的複興創造了客觀條件。漢初崇尚黃老之學，而黃老之學反對人為的幹涉和糾正，當然更不主張用行政手段去禁止其他學派的發展，所以漢初在思想領域又出現了諸子並存的局麵，在政治上各自發揮著影響。漢初當政者雖然崇尚黃老之學，但儒學在漢初仍處於“顯學”地位。特別是前191年，漢惠帝正式廢除秦代製定的“挾書之律”，開放了民間學術文化活動，此後，儒家經籍的研究和傳授也開展起來，出現了一批經學大師。漢初儒家經學雖然和其他學派一樣處於民間傳授的地位，但其學術活動的規模及傳授教學內容的重要性，都是其他學派所無法比擬的。漢初儒學教育的興盛為儒家複興並登上獨尊地位奠定了社會政治基礎。

　　第二，劉邦對儒學態度的轉變為儒學的複興提供了方便。如前所述，漢高祖劉邦出身於布衣，沒有受過多少教育，文化素質較低，是一個“不修文學”、近乎文盲的鄉間無賴。他對那些思想學說並不感興趣。對黃老之學和儒學同樣是一竅不通，這使他對各種思想學說沒有任何偏愛，皆采取了實用主義的態度。在這種情況下，一些儒家學者極力向劉邦推介儒學對鞏固封建統治所起的積極作用，使劉邦對儒家學說有了一定的認識。西漢王朝建立之後，他利用儒家博士叔孫通訂朝儀，充分顯示出封建帝王之尊嚴。嚐到儒家禮儀的甜頭後，他開始對儒家另眼看待，對儒學的態度也有了很大的轉變，從“不好儒”發展到“好儒”。劉邦之後漢統治者的崇儒術、重儒生，實際上是劉邦崇儒、重儒思想的發展。統治者對儒學態度的轉變使儒學得到轉機，儒家學者抓住機會，使儒家學說靈活變通，在漢代初期站穩腳跟，逐漸複興起來。

　　第三，黃老思想統治所帶來的負麵效應為儒學的複興創造了機會。任何正確的施政方針都應該張弛適度、寬猛相濟。黃老之學主張順應自然，清靜無為，特別適應社會休養生息的需要。但它也有自身不可克服的弱點，就是缺乏進取精神，缺乏將全社會積極因素調動起來、全麵建功立業的恢弘氣勢。在社會的上層，諸侯王勢力膨脹，產生離心傾向，構成對中央政權的威脅；在社會下層，豪強兼並，對社會正常秩序造成了幹擾。對少數民族的侵擾，缺乏強有力的對抗措施。這些負麵效應，說明黃老學說不利於中央政權的鞏固和國家的穩定。事實證明儒學確實“可與守成”，這為它走上政治舞台創造了機會。

　　此外漢初儒家知識分子的不懈努力，是儒學在漢初複興的內因。漢初儒學複興，主要靠幾個人物，其一是叔孫通。在劉邦即位伊始，叔孫通就主動勸說劉邦征用儒生，起草朝儀，並且根據漢初統治集團人士多小吏出身和武將少習文化的特點，既部分襲用秦朝舊儀，使蕭何等秦時故吏能順利接受；又遵循簡易可行的原則，使粗魯無文的武將們容易做到，更充分考慮到當時“死者未葬，傷者未起”的社會現實，使朝儀在整體框架上既能為文武群臣所認可，又能為國家經濟實力所允許。然而叔孫通畢竟隻是一位通曉儒家禮儀的博士，他隻能通過一些具體的實踐行為來為儒生在新政權裏爭得一席之地。同樣，他也隻能借助諸如製訂朝儀及宗廟儀法等具體事務來證明儒學並非像法家所說的那樣毫無用處。儒學要複興，上升為新政權的指導思想，必須從思想上轉變最高統治者對儒學的偏見，從理論上證明以儒學治國安民的必要性，並以思想體係的完善和實用，讓統治者相信隻有儒學才會使長治久安的理想變成現實。這一任務自然不是隻熟悉禮儀的叔孫通所能完成的，曆史的重任落到了漢初另一位儒學中興人物陸賈身上。

　　陸賈利用和劉邦貼身的機會，“時時前說稱《詩》、《書》”，以期對劉邦潛移默化，轉變他對儒學的態度。雖然這位自恃居馬上而得天下的漢家天子常以大罵作為回答，但陸賈在比較前朝興亡原因的基礎上，指出“逆取”和“順守”的不同，使劉邦心服口服。

　　陸賈作為新時期力倡以儒學治國的第一位思想家，以其特有的身份、實用的主張，不僅擴大了儒學的影響，而且促進了儒學與現實政治，特別是與官方權力的結合。陸賈的努力雖未能使儒學全麵振興，但終究為日後儒學的大行於世創造了條件。部分儒生先後走進漢初的朝廷，使儒學在黃老學說走紅之時也占有一席之地。

　　漢初經過三十餘年的休養生息，經濟得到了極大的發展，但政治上卻出現了嚴重的危機，社會風氣也每況愈下。這時，儒家學者賈誼在堅持原始儒學的基本精神前提下，根據當時的實際需要，提出某些切實致用的政治原則。他把實行禮治作為當務之急，同時不忽視仁義，把仁與禮結合起來。賈誼對政治的實質和仁義作用的理解較之他的前輩要現實得多。他的思想充分表明儒學是最適宜治國安邦的。賈誼加速了儒學的政治化進程。

　　在這些儒家學者的努力下，儒學在漢初雖未能成為統治思想，卻也複興起來成為顯學，使統治者對其不能等閑視之。直到漢武帝時，一代鴻儒董仲舒在綜合了前人思想的基礎上，根據現實政治的需要，提出了一係列新儒學思想，得到漢武帝的認可，最終使儒家登上了“獨尊”的地位，成為封建社會的統治思想。

　　回顧漢初儒學的發展曆史，從叔孫通到董仲舒，既堅持了一以貫之的傳統，又注意麵對現實，不斷修正自己的學說。特別是善於把握時代的脈搏，融進具有強烈時代氣息的新觀念，還勇於吸收他家之長，棄己之短，以保持本學說必要的張力和活力，這是儒學在漢初黃老思想盛行下得以複興，並產生由在野到在官的曆史性轉變的根本原因。

　　儒術之獨尊

　　黃老“無為政治”的主張雖然適應漢初休養生息的需要，但其“因循為用”，漠視禮製的態度既嚴重破壞了等級製度，又大大助長了人民目無法紀的心理，導致經濟繁榮而社會不安、政治不穩。漢景帝末年七國之亂的現實足以說明黃老學說對於地方割據勢力拿不出解決的良方，即便是靠“削藩”和鎮壓手段，也隻能奏一時之效。可見黃老學說隻能作用於一時，而不能成為治國安邦的長治久安之道。無情的曆史表明，隻有儒學才是真正的長治久安之道，於是儒學遂被尊崇。

　　漢武帝是個有雄才大略的君主，喜歡積極向上的儒家學說。漢武帝獨尊儒術有一個曆史過程。他即位之初，還因崇尚儒術發生了一場風波。武帝任命好儒術的竇嬰為丞相，田蚡為太尉，趙綰為禦史大夫，王臧為郎中令，主持政府重要部門。又安車駟馬迎接著名儒生申公入朝，作為朝製興革的顧問。武帝的舉措引起了黃老學派的不滿，隨後趙綰又建議不向東宮奏事，意在架空崇尚黃老的竇太後，惹得竇太後勃然大怒，將趙綰、王臧逮捕，迫其自裁，並罷免了竇嬰、田蚡。武帝在強大的壓力下隻好讓步，暫時停止諸般興禮作樂舉措。武帝雖然遭受挫折，卻仍不放棄尊儒的努力，他在選拔賢良方正時，留意收覽儒生，授以官職。前136年，漢武帝置五經博士，從此確定了任博士官職的特定學術資格，這是尊儒的重要體現。他還鼓勵學者研讀儒家經典，使五經傳習更有係統。

　　前135年，竇太後病逝，武帝完全掌握朝中執政大權，加快了崇儒的步伐。他啟用田蚡為相，“絀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在前130年的舉賢良文學對策中，他問怎樣才能使“陰陽和”、“民不犯”，又欲聞“天文地理人事之紀”。著名儒者公孫弘的對策，深得武帝賞識，被武帝親自擢為第一，拜為博士。公孫弘進入仕途之後，由於“習文法吏事，緣飾以儒術”，得到漢武帝的重用，後來官職不斷升遷，布衣大儒公孫弘最後被擢為三公，封平津侯，這一來引得“天下學士靡然鄉風矣”。

　　為了廓清思想疑慮，確立起適應大一統政治的思想權威，武帝多次下詔策問，一代鴻儒董仲舒在對策中論述德教是統治的關鍵，主張以教化為主導，努力提高人們的道德水平。他主張以仁義禮樂教民，強化人們的道德意識。“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行五六百歲尚未敗也”。“古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強調“教化行而風俗美也”，認為這是從根本上解決社會混亂狀況的關鍵。他還引古證今對更化問題進行了一番議論，這些深深打動了躊躇滿誌、正欲大舉更張的漢武帝。“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在漢武帝認可了他所條陳的“大道之極”和“治亂之端”後，董仲舒提出了用儒家學說統一天下思想的建議，他認為漢初七十年，黃老大用於世，由於它既沒有什麽理論建樹，又不重意識形態建設。使人們缺乏信仰，思想混亂。而政治上的大一統，決不允許“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製數變，下不知所守”。他建議漢武帝：“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熄，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他指出大一統是宇宙的普遍法則，但是沒有統一的思想與之適應，統治者就無法保持一統局麵；法令、政策、製度經常改變，難以遵循，也會導致社會不穩定。董仲舒對統一思想意義的論證是有力的，選擇儒家作為指導思想也是合適的。漢武帝采納了這個建議，實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文化政策。以儒學正式取代黃老之學，定儒學為官方政治學說，實現了政治指導思想的轉變，奠定了中國兩千多年封建社會的基本思想基礎。

　　漢武帝獨尊儒術主要表現在教育領域。前124年，根據丞相公孫弘的提議，為博士置弟子員五十人。他建議：“太常擇民年十八以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

　　在公孫弘等人的奏議中還提出有關招生、考察和任用製度方麵的措施，可見博士弟子製已經具備了作為學校製度的基本內容規定，應當說這是漢代官方教育製度的正式建立。公孫弘等人的奏議是一篇建立官方教育製度的綱領性文獻。其中指明興學的主要目的在於推廣教化，最理想的狀況是“鄉裏有教”，但在一切需從頭做起的情況下，其步驟應該是“建首善自京師出，由內及外”，即首要任務是在京城建立中央官學。興學的捷徑是“因舊官而興焉”，因為當時政府已設有專門的五經博士，這些人都是現成的師資，隻要為他們配備一定數額的學生，就可以開展教學活動了。博士弟子製就是這樣產生的，由此開始了中國封建時代的官方正式的學校教育活動。

　　公孫弘的這個建議為博士弟子參與政治鋪平了道路，漢武帝采納了這個建議。於是“自此以來，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學之士矣”。自此之後，博士弟子員額不斷增加。自武帝接受公孫弘建議為博士置弟子員，並廣設學官，使學而優則仕，就把儒學與仕途聯係起來，把一種學術與利祿直接掛起鉤來，於是尊孔讀經、學習儒術的人日益增多。

　　如果說董仲舒的“天人三論”是從理論上論證儒學獨尊的必要性，而公孫弘所提出的這一係列建議和措施，則使儒學的進一步發展獲得了法律上的保護和物質上的保障。

　　從此，博士除參與有關的政治活動外，其主要職責就是從事教育。博士弟子製的建立標誌著以儒家經學為教育內容的官方教育的開始。儒學教育進而擴展到私學、蒙學和家庭教育各個領域，並且通過選士製度將培養出來的人才選拔到政府機構中來，這樣，儒術就成為國家培養和選拔人才的一個重要標準。儒學與仕途聯係起來，使尊孔讀經、學習儒術的人日益增多，儒學陣地日益擴大。

　　需要指出的是，儒學由孔子創立後，經不同學派的闡述，內容與要點一直在發生著不同的變化。漢武帝尊崇儒家，五經皆立博士，可最受青睞的是公羊之學。當時所尊崇的經義，主要是董仲舒雜糅陰陽五行說而創立的新儒家學說。董仲舒青年時期曾跟隨公羊學派的大師子壽學習《公羊春秋》。漢景帝時，他擔任過博士官，那時，他就開始招收弟子，傳播儒家學說。漢武帝即位後，立即頒布了“舉賢良文學”的詔令，要求各地的官員推舉學者以備朝廷策問，董仲舒也被推薦到了京城。漢武帝曾經先後三次召見董仲舒上殿策問，在這三次對策中，董仲舒借機闡述了自己的思想主張。第一次，他用儒家的“五帝三皇”之道、“三皇受命”之符，論證了他的“天人感應”觀點，認為上天不僅主宰著自然界，也主宰著人類社會，自然界的變化和災異都和國家政治有關。他說：一個國家如果要走下坡路，上天就會發出一些災異現象來警告他；如果當權者不知道省悟，上天又會利用一些自然災異現象來警告他使他害怕；如果這樣，他仍不思悔改，那麽這個國家就將麵臨著滅頂之災。董仲舒告訴漢武帝，不僅“王者承天意從事”，而且“天”經常用符瑞和災異來表示希望和譴責。第二次，董仲舒談論了選才任吏對於治國的重要意義，並提出了一套選官措施。第三次，他則係統地提出了一套“王者受命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的理論，並強調應該用儒家思想來鞏固統治，提出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政治主張。董仲舒的這三道對策，就是後人所稱的“天人三策”。董仲舒的對策受到了漢武帝的欣賞，武帝不僅接受了他“獨尊儒術”的建議，還派他到江都王劉非那裏為相。

　　到了西漢中期之時，隨著儒學地位的上升，現實利益的驅使勢必會導致儒學內部的分裂。隨著黃老之學的失勢，各家學說紛紛興起以回應時代的挑戰，然而由於各自內在的因素，它們被一一淘汰，最後至少在形式上由儒家獨霸天下。而這時的儒學顯然存在文化區域上的差別。

　　董仲舒所傳授的儒學屬公羊學，於當時，即是指《公羊春秋》。《公羊春秋》雖也強調宗法等級製度的建設，但其主要精神是強調大一統和“大義滅親”，貫穿著嚴法的精神。其矛頭是針對諸侯王的叛亂活動，目的是強化中央集權的等級製度的權威。漢武帝正是看中了這種法製精神。到了西漢中期，今文經學出現了陰陽五行化的趨向，以之附會經義的妄怪之論也隨之產生。在江都王劉非那裏，董仲舒經常宣揚公羊學派講災異、推陰陽的神秘思想，搞了不少祈雨止澇一類的活動。可是在當時，漢武帝的興趣在於“王者承天意從事”的“君權神授”理論，並不是對陰陽災異學說有什麽特殊的感情。因而，董仲舒大講災異也遭到了漢武帝的反感，使得他的仕途也並非一帆風順。

　　漢武帝“卓然罷黜百家，表彰六經”，為開創新的曆史局麵奠定了堅實的思想基礎，遂“興太學，修郊祀，改正朔，定曆數，協音律，作詩樂，建封禪，禮百神，紹周後”，“興造功業，製度遺文，後世莫及”，創造了中國曆史上前所未有的繁盛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