霸道與王道秦漢帝國

七、司馬忍辱著史記

　　漢庭文章萃君門，良史猶稱司馬尊。七十卷書終始備，三千年事是非存。李陵設若無先見，王允何由有後言。古廟風霜香火冷，白雲衰草滿平原。

　　——[後金]完顏璟《司馬太史廟詩》

　　我國第一部紀傳體史書是《史記》。《史記》一書原名叫《太史公書》，是西漢時期著名的史官司馬遷所著。如今，司馬遷的英名婦孺皆知。他流芳千古的寶貴遺產《史記》，也成為了我國史學界珍貴的文化遺產，是從事古代曆史、古典文學研究的人們必不可少的典籍。在西漢武帝之時，出現了如此偉大的巨著並不是偶然的。西漢是我國曆史上空前統一強盛的大帝國，武帝時期更是它繁榮的高峰，在政治、經濟、軍事和文化各方麵都有巨大的發展。

　　瀟灑一太史

　　漢武帝元封三年（前108），司馬遷三十七歲，繼承父職出任太史。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在去世之前任太史令，有誌於撰述漢王朝的曆史而未成。元封元年，在臨死之時，他鄭重囑咐司馬遷要繼承自己的遺誌，編著完漢王朝的曆史。司馬遷此時繼任了太史一職，這是他生平活動的一個轉折點，是他以學者身份用學術著作和學術思想影響社會的開端。他家學淵源深厚，從小又接受了良好教育，再加之他青年之時曾離家出遊，這一切都使得年輕的太史具有完成父誌的決心和信心。

　　漢景帝中元五年（前145），司馬遷出生於夏陽（今陝西韓城南），司馬遷自己曾說“遷生龍門”，龍門是一座名山，它橫跨黃河兩岸，兩岸皆斷山峭壁，相對如門，黃河穿山而過，自高而下，水流湍急，奔放傾瀉，聲如萬雷，富於神奇色彩。而司馬遷出生的韓城也是一座曆史文化名城，有許多美麗的傳說。

　　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在漢武帝時任太史令。太史令是替皇帝掌管天文曆法、占卜祭祀、記錄國家大事的官員。太史令官階不高，俸祿僅六百石，相當於下大夫，在當時是一個不被人重視的角色。司馬遷的先世本來是周朝的史官。司馬談也是一位善於學習並學問十分淵博的人。司馬談在漢朝中央政府做太史令，負責管理國家圖書和收集史料，前後達二十餘年之久。他曾“學天官於唐都，受《易》於楊何，習道論於黃子”。唐都是漢代著名的天文學家。楊何是漢初傳《易》的著名儒家學者，官至中大夫。黃子即黃生，好黃老學術，曾經在漢景帝時與儒者轅固生辯論成湯伐桀、武王伐紂的性質問題。三人都是當時的著名學者，對司馬談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司馬談勤奮好學，他學識淵博，熟悉天文曆法和諸子百家之學。而且由於職務的便利，他能夠廣泛接觸古今經籍。他曾打算寫一部通史，但這個願望沒能實現就去世了。司馬談還常常以自己的遠祖當過史官而感到光榮和自豪，他不僅希望自己能繼承祖業，當好一名史官，而且也十分希望自己的兒子司馬遷也以史官為業，因此，在後來對司馬遷進行教育的過程中，他時刻都在向這一目標努力，指導和教育司馬遷通曉各方麵的知識和學問。據史料記載，司馬遷自幼刻苦好學，在十歲時，就能誦讀《左傳》等一些古代的書籍。

　　前136年，司馬談被舉為賢良，到京城長安為官，並如願以償當上了太史令。盡管官階不高，但有機會接近皇帝和一些著名的學者，閱讀宮中秘藏的書籍，這也正是司馬談夢寐以求的事情。由此，也為司馬遷一生的走向奠定了基礎。司馬遷跟隨父親來到長安，這樣，他就有機會向當時著名學者公羊學家董仲舒學習《春秋》，跟著經學大師孔安國學習古文《尚書》等儒家經典，博通天文、曆法和諸子百家，大大開闊了眼界，到二十歲左右的時候，他已經是一個博學多才的青年學者了。

　　為了進一步豐富自己的學識，年輕的司馬遷準備到各地旅行，增長見聞，采集傳說，搜集各種史料和考證各種史實，為以後寫《史記》做準備。漢武帝元朔三年（前126），司馬遷從長安出發，出武關（今陝西省丹鳳縣），經南陽（今河南南陽），越過漢水，取道南郡（今湖北江陵），渡過長江和洞庭湖，來到汨羅江畔。汨羅江是我國古代著名大詩人屈原自沉身死的地方。司馬遷麵對滾滾的江水，緬懷著這位偉大詩人愛國的一生，不禁為之動情，他說：“適長沙，觀屈原所自沉淵，未嚐不垂涕，想見其為人。”在長沙，司馬遷還憑吊了去世才四十多年的政治家和辭賦家賈誼，賈誼曾被貶於此。司馬遷在長沙搜集到許多關於賈誼的逸聞軼事。

　　此後，司馬遷溯湘江而上，來到了零陵郡營道縣（今湖南寧遠）。這裏有一座九嶷山，傳說當年舜帝把帝位禪讓給治水有功的大禹後，便到各地去巡遊，在南方生病去世後葬在此地。司馬遷在這裏並沒有找到舜帝的遺跡。但是，九嶷山雄偉壯麗的景色，卻深深地打動了他。以後，他又在湘西的沅江一帶，搜集到了不少關於舜帝的動人傳說。其中一個傳說講舜帝死後被葬在九嶷山，他的兩個妃子，一個叫娥皇，一個叫女英，尋夫至九嶷山，二妃悲痛哭泣直至啼血，使這裏的遍山竹林都濺滿了斑斑血淚，據說這就是斑竹（又稱湘妃竹）的來曆。

　　司馬遷隨又順江而下，登上了巍峨的廬山。廬山周圍河流密布，縱橫交錯，都匯於大江。他考察了大禹疏導九江的傳說，追尋大禹的足跡。然後順江而東，上會稽山（今浙江紹興東南）。據說山上有一深不見底的山洞，當地人稱為“禹穴”，當年大禹進去過，並且在裏麵藏過書籍。司馬遷在當地人的引導下，也進入山洞觀察了一番。司馬遷還知道，春秋時期的越王勾踐被吳王夫差打敗之後，為了報仇雪恨，也曾經在這裏臥薪嚐膽，後來終於打敗了吳國。司馬遷還在這裏搜集到各種逸聞軼事，如找到了當年秦始皇所立的石碑，並且把碑文抄錄下來，這都為後來寫作《史記》準備了不少珍貴的相關材料。

　　司馬遷離開會稽山後，渡過錢塘江北上，來到了太湖附近的姑蘇山（在今江蘇蘇州）。姑蘇山下是吳國的都城，當時著名的戰國四公子之一、楚國的春申君黃歇就住在這裏；秦朝末年項羽和他的叔父項梁，也是在這裏舉起反秦大旗的。司馬遷來到這裏，停留了一段時間，在這段時間內，搜集到一些關於吳王夫差、春申君黃歇和項羽等人的曆史材料，補充了史籍記載的不足，為後來撰寫這些人的事跡作了充分的準備。

　　離別會稽山渡江北上，他首先來到了淮陰（今江蘇淮陰東南）。淮陰是秦漢時期著名軍事家韓信的故鄉和封地。韓信父母早亡，家境貧困，隻有祖上留下來的一把寶劍，他便經常佩戴在身。韓信平時以釣魚為業，過著貧苦的生活。母親去世之後，無以為葬，他就把母親的墳地選在又高又寬的曠野之中，周圍可以住萬戶人家，這顯示出韓信是一個胸有大誌的人。後來他果然做了劉邦的大將而被封侯。司馬遷把聽到的這些傳說都寫進了《史記·淮陰侯列傳》當中。

　　司馬遷渡過淮水，沿泗水向北，來到了魯國都城曲阜（今山東曲阜）。曲阜是儒家創始人孔子的故鄉，是中國古代的文化中心。司馬遷懷著無限崇敬的心情參觀了孔子的廟堂、車輛、衣冠、禮器，目睹了儒生們演習禮儀的情景，流連良久不願離去。隨後，司馬遷又驅車到了齊國的都城臨淄（今山東淄博）。後來又到孟子的家鄉鄒縣（今山東鄒城），遊覽了秦始皇曾刻石頌德的嶧山，並在這裏學習了飲酒、射箭等禮節。從鄒縣向南，到了薛城。薛城是戰國時期四公子之一、齊國孟嚐君田文的封地。孟嚐君以善於養士而著稱，隻要是有一技之長，即便是雞鳴狗盜之徒也不拒之門外。

　　司馬遷離開薛城繼續南行，來到彭城（今江蘇徐州）。彭城是西楚霸王項羽的都城，也是秦楚、楚漢交戰時的必爭之地。司馬遷在這裏了解到項羽少年時代就與眾不同，不喜歡讀書，不喜歡學劍，隻是喜歡學習“萬人敵”的本領。當秦始皇巡遊到達會稽時，項梁、項羽叔侄二人也出來觀看，項羽看後，說：那個家夥，我們可以取而代之。後來確實如此，項羽率領五路諸侯滅掉了強秦，但最後自己也沒能長久，劉邦把他給消滅了。司馬遷了解到這些事實，著實為這位英雄的氣概所折服，同時也為他的悲劇而惋惜。彭城也是一個英雄人物輩出的地方，曆史上第一次農民起義的領袖陳勝、吳廣，就是在這裏高舉義旗發動起義的；西漢初的一些名臣將相如蕭何、韓信、周勃、樊噲、夏侯嬰等，皆是在這一帶登上曆史舞台的。於此，司馬遷聽到許多從前聞所未聞的故事，這些故事後來成為《史記》中的精彩內容。

　　後來，司馬遷又訪問了魏國的都城大梁（今河南開封）。魏是戰國時代的強國，最後為西部的秦國所吞並。在大梁，司馬遷搜集到了戰國四公子之一——魏公子信陵君無忌的故事；最後，又途經洛陽，入函穀關，回到長安，結束了近兩年的實地訪問和考察。

　　這次實地考察和訪問對司馬遷的思想和今後的著述都產生了極其深刻的影響。首先是識見的開闊。此前，司馬遷所經曆的基本上是書齋生活，並沒有親身感受社會和大自然。他通過這樣一次長途遠遊，廣泛地接觸到各種人物，了解了下層百姓的生活狀況，體會到了下層百姓的一些願望和情感。這一切都為他後來的寫作奠定了一個良好的基礎，提高了他寫作的思想水平。其次，司馬遷長途考察的主要目的就是進行實地調查，為將來撰寫《史記》積累材料。最後，司馬遷通過實地調查和民間采訪，印證了許多曆史文獻和傳說的真偽與不足，極大地補充和修正了文獻的不足和錯誤。讀萬卷書，行萬裏路，才使得司馬遷寫出被譽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的《史記》。

　　李陵之禍起

　　司馬遷經長期遊曆後回到長安，不久，被舉薦並通過考核，當上了博士弟子。一年後，他被漢武帝授予郎中一職。郎官是漢代官僚機構中的一種屬官，帶有一種預備、實習的性質，分為議郎、中郎、侍郎和郎中四等。議郎、中郎秩比六百石，侍郎比四百石，郎中比三百石。郎官的任務是“掌守門戶，出充車騎”。郎官官位雖然不高，但他們在皇帝身邊活動，倒也十分榮耀，一旦外調，往往得為“長吏”，所以成為富家子弟求仕進階的必經之途。而郎中又是郎官中最低一級的小官。按照往常慣例，郎官多由二千石高官的子弟及富家子弟充任，司馬遷以一個秩比六百石的史官子弟得為郎中，實在是不容易。這樣，司馬遷又能常常接近皇帝，了解朝廷大事，並且有了跟隨皇帝巡遊四方的機會，這使司馬遷進一步開闊了眼界。此時的司馬遷正是風華正茂，他為出任郎中而高興，對未來充滿了希望，忠心耿耿地跟隨漢武帝到各地巡遊。

　　元鼎四年（前113），漢武帝開始巡遊郡縣，省察民情。武帝首先巡幸了三河地區，司馬遷作為郎中，侍從前往。武帝先到了雍（今陝西鳳翔），祭祀了青、黃、赤、白、黑五帝。然後東北去夏陽到河東（今山西夏縣北），當時，河東太守沒有料到皇帝到來，弄得措手不及而自殺。到汾陰，立後土祠，並按照太史令司馬談和祠官寬舒議定的儀式舉行祭禮。祭禮完畢後，南渡黃河，經滎陽，回到洛陽。後來，司馬遷在《史記》裏的《封禪書》和《平準書》裏記載了這次隨武帝巡幸的見聞。

　　元鼎五年（前112）十月，武帝又幸雍，祠五帝。後西行過隴、阪山（在今陝西隴縣、甘肅清水境內），到了隴西郡，郡太守也不曾料到武帝會來，也是因來不及供應飲食等，惶懼而自殺。武帝又西登崆峒山，北出蕭關（今寧夏固原東南），率數萬騎於新秦（今內蒙古河套一帶）圍獵，然後回到甘泉。司馬遷對這次伴隨武帝西行印象很深。

　　元鼎六年（前111），司馬遷奉武帝之命出使西南，代表朝廷去慰問那裏的少數民族屬國和新設的郡縣，並尋找通往身毒的道路。這是司馬遷自入仕郎中之後最重要的一次活動。司馬遷這次奉使很可能是向馳義侯傳達漢武帝征討西南夷的命令，並在西南夷置郡後，繼續巡視當地的社會治安與民族風情。如在成都，他搜集到不少剛剛去世的著名辭賦家司馬相如的一些傳說，後來於《史記》中為他寫了一篇傳記。總之，通過這次出使，使他有機會對西南地區廣大的民族進行調查研究，為他日後在《史記》中首創民族史傳提供了實踐舞台。到了次年，即元封元年，司馬遷回到長安向武帝複命。

　　司馬遷回到長安時，武帝剛剛離開京城，前往泰山去舉行祭告天地的大規模的封禪典禮。其父司馬談作為太史令自然也在前往之列。司馬遷回到長安後沒有停頓，急忙去追趕封禪的隊伍，以便趕上這難得遇到的盛大典禮。漢武帝在平定南越和西南夷之後，心情十分高興，為了向北方的勁敵匈奴顯示自己強大的力量，決定於當年十月，親自率大軍十八萬，耀師朔方，向匈奴示威。武帝從雲陽（今陝西淳化）出發，北向經上郡（今陝西綏德）、西河（今內蒙古鄂爾多斯左翼前旗）、五原（今內蒙古五原）等郡，過長城，登單於台，直達朔方，布陣於北河沿岸，威震匈奴。回京時祭祀了黃帝，然後回到甘泉，祭泰乙神。此後，過緱氏（今河南偃師南），到泰山封禪。但是，司馬談在途經嵩山時因疲勞過度而病倒，不得不留在了洛陽。幾天之後，病情加重，等司馬遷趕到洛陽之時，司馬談已是奄奄一息。司馬遷也不得不留下來侍候父親。

　　臨終之時，司馬談把自己的想法和未竟的事業囑托給了兒子司馬遷，他說：我們的先祖一直是當太史的，後來盡管衰微了，但這是值得我們驕傲的。不能在我們這裏把祖業給斷送了。我知道你有遠大的誌向和振興祖業的願望，並且具備了當太史令的條件。我死之後，你一定要請求皇上允許你接任太史令。如果能如願，你一定要把我已無法完成的論著完成。如今海內一統，天下太平，上有明君，下有忠臣義士，他們的功業需要流傳後世。我作為太史令而沒有把它記載下來，總是感到不安，現在你一定要做下去。司馬談帶著遺憾走了。司馬遷料理完父親的喪事後，立即趕往泰山向武帝複命，接著參加了隆重的封禪大典。

　　早在元光三年（前132），黃河在河南濮陽瓠子口決口，向東南直注巨野大澤，流入淮、泗，奪淮入海，使河之南十六郡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當時，武帝曾派汲黯等動員十萬民工堵塞，但剛剛堵塞，旋即又被衝毀。後來盡管多次派員派工，亦沒能很好治理，二十多年來，瓠子口不斷決口，使得大片土地連年歉收。元封二年（前109），司馬遷又侍從武帝參加了負薪塞河工程。在祭祀過萬裏沙神祠和泰山後，武帝親臨黃河決口處，指揮民工塞河。他看到河堤上人手不夠，便命令群臣及侍從官員從將軍以下都得背草填塞決口。幾萬人在河堤上忙碌工作，場麵十分壯觀。經過這次修複，黃河此後近八十年再沒有發生過大的水災。司馬遷在《史記》中的《河渠書》中對此有詳細的敘述。

　　在這一段時間內，作為太史令的司馬遷做了一件十分有意義的事情，那就是主持了太初改曆的工作。太初元年（前104），司馬遷倡議進行曆法改革，製定新的曆法。因為製定新曆法是改朝換代的象征，也是舉國矚目的大事，所以製定新的曆法是新王朝建立後的一項重要工作，是鞏固政權的需要。在我國古代，人們相信“五德終始”說，認為土、木、金、火、水五種物質德性相克循環變化，決定著曆史上王朝的興替和製度的改變。

　　秦亡漢興，漢應該屬於何德成了問題，多年來一直未定，成為當時統治者的一大心病。武帝即位之後，亦曾考慮改製事宜，隻是竇太後喜歡黃老之說，不喜歡儒術，因此，也沒有成行。竇太後去世後，到了太初元年（前104），改製已經勢在必行了。

　　漢朝建立後，一直是沿用秦朝的《顓頊曆》，但這一曆法不夠精確，出現了誤差。司馬遷不滿意舊曆，便在元封七年，也就是太初元年和大中大夫公孫卿、壺遂等上書，建議修改曆法。武帝同意進行曆法的改製，製定新的曆法《太初曆》。司馬遷是這次改曆的倡議者和主持者，《太初曆》的完成，主要功績在司馬遷。司馬遷不僅參加了製曆的測算，提出了新曆元和采用夏正的主張，而且還重新測定了二十八宿的距度。應當說司馬遷這次改曆武帝也十分高興，於是，武帝下令改元，於太初元年五月，始用《太初曆》。司馬遷這次修改的曆法，采用的夏正，以正月為歲首，又沿用十九年七閏法，使曆法與農時季節相適應，有利於農業生產。《太初曆》是我國保存下來的第一部完整的曆法，也是我國最早根據實際觀察解決爭論而製定的曆法，它的頒行是我國曆法史上的第一次改革。這也為後來司馬遷撰寫《史記》一書中的《天官曆》和《曆書》奠定了基礎。

　　司馬遷在父親去世後的第三年，即被武帝任命為太史令。他繼承父職出任太史，這是他一生活動的轉折點。從此，司馬遷有條件繼承父親的遺誌，整理自己搜集到的大量材料，開始從事史書的撰寫工作。

　　在當時，人們還沒有發明紙張，司馬遷閱讀和研究的是一捆捆的竹簡和一卷卷的帛書。查閱起來十分不方便，但是，司馬遷卻以驚人的毅力，用了五年時間閱讀了宮內珍藏的全部圖書，並且作了大量的筆記和記錄。在此基礎上，他開始了《史記》的撰寫工作。但不久，厄運降臨到他的頭上。

　　司馬遷在剛著手寫作《史記》不久，因為替孤軍奮戰、糧盡援絕而投降匈奴的名將李陵辯解而遭到漢武帝慘無人道的迫害，被處以當時被認為是奇恥大辱的宮刑。李陵，字子卿，漢代名將李廣的孫子，善騎射，為人謙讓，甚得人喜歡，少為侍中，後為騎都尉，英勇善戰。天漢二年（前99），漢武帝因派到匈奴去的大臣被無理扣留，於是派貳師將軍李廣利率三萬騎出擊匈奴右賢王，同時，武帝還派騎都尉李陵負責為李廣利護送輜重作為後援。

　　李陵接到命令後帶兵出發，北行三十日，行程千餘裏，到達了浚稽山（今蒙古國圖拉河與鄂爾渾之間），隨後安營紮寨，並把所過山川地形畫圖派人上報武帝，受到武帝的嘉獎。但是，李陵大軍很快被單於所統三萬騎兵包圍。匈奴見漢軍人數不多，發動進攻，由於李陵指揮得當，匈奴無法靠近，最後，匈奴軍隊敗退，死傷數千人。單於大驚，急召左、右賢王八萬餘騎攻擊李陵，李陵抵擋不住，且戰且退，南行數日，至山穀中，此時，漢軍傷亡已十分慘重。匈奴軍隊加緊包圍，輪番攻擊，盡管漢軍傷亡很大，但匈奴還是不能攻克。單於有些擔心，就想退兵。這時，有一個叫管敢的軍官因受校尉的侮辱，逃亡投降了匈奴，向單於報告了李陵軍隊的實際情況，說李陵軍隊沒有後援，孤軍奮戰，箭已用盡且無糧食，隻要派精銳騎兵用箭射擊即可攻破。單於遂下令圍攻李陵軍。李陵見軍隊已經再也無法維持下去，就命令士兵分散突圍，如有得脫者歸報天子，相約突圍後至遮虜障會合。半夜時分，李陵率十餘人突圍，結果遭到數千騎匈奴兵追擊圍堵，雖然奮力拚搏，終因沒有後援而戰敗被俘，最後，投降了匈奴。

　　李陵投降匈奴的消息傳到長安後，武帝大為惱怒，而各位大臣皆不敢多言，隻是把罪責全部推到李陵頭上。當時，司馬遷卻不同意眾人的做法，他向武帝說明了自己的看法：李陵事親盡孝，交友誠信，常常想著報效國家。如今他行事稍有欠妥，但那些大臣們的言語也有些片麵，實在令人痛心。況且李陵率領軍隊不過五千，卻多次打得匈奴死傷無數，轉戰千裏，箭盡路絕，最後跟敵人拚命。盡管後來身陷重重包圍而遭受失敗，但他卻大量殺傷敵人，功勞也足可以昭示天下了。李陵之所以沒有為國捐軀，是想找時機報效漢朝。但是，司馬遷為李陵的辯解並沒有起到任何好的作用，反而給自己帶來了災難。

　　司馬遷與李陵之間並沒有什麽深厚的友誼，隻是司馬遷覺得李陵平時待人不錯，況且這次失利又有一些客觀原因。但是，李陵犯的是死罪，而且，漢武帝心中還有一點點不可告人的小目的。也就是說，武帝認為司馬遷是在譏諷寵姬李夫人之兄李廣利無功無能，誹謗貳師將軍，一怒之下，將司馬遷投入監獄。一年後，武帝聽說李陵在匈奴很受器重，單於還把自己的女兒嫁給李陵為妻，李陵如今正在為匈奴操練軍隊，更是怒火中燒，把司馬遷定為死罪。

　　漢代的刑律規定，被判了死刑的人，如果不想死，可以用一定數量的錢財來贖罪，或者接受一種慘無人道的刑罰。最終結果，或者是傾家蕩產，永世不得翻身；或者是蒙受巨大的恥辱。如果出贖錢，數量是五十萬錢，在當時的生活水平下，極少有人能拿得出這麽多的錢來。而另外一種就是忍受殘酷的宮刑，又稱之為腐刑，也就是把男子的生殖器閹割掉。司馬遷家境並不寬裕，沒有那麽多的錢，而“交遊莫救，左右親近不為一言”，沒有一個人來前來幫助，實在是叫天天不靈，叫地地不應。而若拿不出錢來，就隻能接受宮刑，這種奇恥大辱會令人以後生不如死。司馬遷想到父親臨終之時的囑托，他現在還不能死去，必須活下來，實現老父親的遺願，完成《史記》一書的撰寫工作。思來想去，司馬遷最終還是選擇了宮刑。《史記》成了他的精神支柱，使其忍受著精神的折磨發憤寫作，把自己的痛苦和愛憎，全部融進著作裏麵。

　　千古之絕唱

　　司馬遷活了下來。天漢三年（前98），司馬遷在監獄中接受了宮刑。受刑後，他心力交瘁，痛不欲生。為了《史記》的寫作，他才不得不強製自己活在這個世界上。在體力還沒有恢複之時，他就再次拿起刀筆，繼續伏案寫作《史記》。正是由於遭受到這樣的坎坷，才使得他體會到人間世態的炎涼和艱辛，看清楚了漢武帝“盛世”背後的黑暗，因而其著述也具有豐富的人民性和深刻的思想性。

　　前96年六月，漢武帝大發慈悲，赦免天下罪犯，司馬遷終於走出了那個令他生不如死且終生難忘的地方，重獲自由。出獄後，漢武帝任命他為中書令。中書令掌管詔誥文件的起草工作，是宮廷中的機要職務。漢武帝對司馬遷的才學仍是非常欣賞，考慮到他受過宮刑，不便於再和其他大臣往來以及外出擔任使者，授予他中書令一職十分合適。同時，這一職位對於司馬遷而言，也是因禍得福，使得司馬遷能有更多的機會接觸到宮中的大量藏書，也有更多的時間和精力從事於著述。因此，司馬遷在公務之餘，便把所有的精力全部投注到《史記》一書的寫作上。

　　前93年，司馬遷的一位好友任安給他寫信，勸司馬遷利用與武帝接觸較多的機會向武帝多多推薦人才。司馬遷看了這封信後，內心十分痛苦。原來自己的好友並不了解自己的用心，不了解自己為什麽還能活下去。自己活著就是為了苟且偷生，為了榮華富貴嗎？這使司馬遷十分傷心。自己強忍奇恥大辱，不是為了顯身揚名，而是要把《史記》完成，了卻父親死前未竟的事業和遺願。為此，他寫了一封自傳式的長信，說明自己內心深處的想法。這就是著名的《報任少卿書》。任少卿是任安的字。

　　在《報任少卿書》中，司馬遷談到了他已經完成《史記》一百三十篇。可見，在前93年，司馬遷已完成了《史記》初稿。又過了兩年，司馬遷基本上完成了全書。司馬遷在《報任少卿書》中還講到，他要把《史記》一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後來，司馬遷把這部巨著交給了女兒楊夫人保存。從此以後，人們就不太清楚司馬遷的下落了。《史記》一書是司馬遷本人寫成，並不屬於官方所修，自然也就不會成為皇家的藏書。

　　那麽，《史記》一書又是如何留傳下來的呢？這要歸功於司馬遷的外孫楊惲。

　　楊惲，司馬遷的外孫，漢宣帝時擔任左曹一職，因向宣帝舉報霍氏陰謀廢除漢宣帝，有功封平通侯，由常侍騎升遷中郎將，很快又因作風謹嚴升任諸吏光祿勳。不久，因與太仆戴長樂交惡，被誣免為庶人。楊惲被免為庶人後，在與友人孫會宗的書信中發泄自己內心的不平，因此被朝廷以大逆不道罪處以腰斬，妻子兒女流放酒泉郡。據史料記載，楊惲好史學，習《太史公書》（《史記》一書最初被稱為《太史公書》，從三國開始才被稱為《史記》）。楊惲是一個聰明好學的人，他從母親那兒知道了外祖父一生的經曆，以及寫作《史記》一書的苦難曆程，所以他對外祖父的這部巨著愛不釋手，當作稀世珍寶來收藏和學習。盡管楊惲後來被處以極刑，但由於他當時顯貴的地位，再加之楊氏好學之傳統，《史記》一書的流傳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史記》一書發凡起例，開創了我國紀傳體的史書體裁的先河。其記事始於傳說中的黃帝，止於漢武帝太初年間，包括了上下三千年間的曆史傳說和史實，尤詳於戰國、秦、漢。全書分為本紀、表、書、世家、列傳五個部分。十二本紀，主要是依照年代順序，來記錄以帝王為中心的曆代大事，以展示曆代政治興衰更迭之軌跡；十表，也是按照時間順序，以譜牒的形式，專門為帝王將相所列，來條析曆史大事；八書，以事為類，主要記述了各個朝代中的政治、經濟、天文、地理等各項典章製度的發展過程，是典製的專史；三十世家，主要記載了各諸侯國的興衰，包括諸侯、勳貴和對社會起過比較突出作用的人物及大事；七十列傳，主要是一些官僚、士大夫、名人等的傳記。這些人物傳記有專傳，有合傳，也有寄傳和雜傳等不同種類的形式。其中還有一些不像人物傳記的篇章，記載關於少數民族和鄰邦事跡等。全書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

　　這五種不同形式的體例互相配合，全麵地反映了中國曆史上下三千年的社會麵貌。本紀、世家和列傳是全書的中心，也是思想性和藝術性最強的部分。就社會階層而言，上至帝王將相，下到遊俠、醫卜以及屠夫；從疆域來說，近至祖國山川，遠至朝鮮、大宛；就事實而論，上自天文，下至地理，靡不畢集。對漢以前的典章、文物、政治、經濟以及天文、地理、民情、風俗等都有詳細的記載。誠然，這五種體裁並非都是司馬遷自己所獨創，而是有繼承又有創造。但是，這也是司馬遷不朽的功勳之一，他開創了一種前所未有的史書體裁，也就是紀傳體。這在我國曆史編纂上的發凡起例之功是不可低估的。可以說，在我國新史學產生以前的兩千多年來，它一直是一座人們難以企及的高峰。

　　司馬遷的《史記》也是我國第一部貫通古今的通史。它繼承了以往曆史著作的傳統，把幾千年間零碎散亂的曆史資料加以整理、審核、排比，分別歸類於一百多個曆史人物傳記中，又於八書中總述其曆史背景，最後在年表中排比年代，從時間上加以補充。這樣，全書體係完整，疏而不漏。“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成為一部不朽的史學名著。

　　司馬遷在整理曆史資料時，涉獵廣泛，範圍較廣，有書本的，有檔案的，有自己實地采訪的，對於這些豐富的史料，他審慎地進行了選擇和考訂。一方麵顯示出一個出色的史學家的突出特點，另一方麵也體現出了一個史學家的優良品格。因此，有的史學家認為司馬遷與其所著《史記》一書，充分顯現出以上兩個方麵的特性。具體而言就是尊重史實、接近百姓、變通發展。

　　“尊重史實”就是說《史記》一書忠於客觀曆史實際，敢於“直書”。按照後人的解釋就是“不虛美，不隱惡”。在《封禪書》和《貨殖列傳》中敢於直書，敢於揭露統治階級的暴虐、奢侈、愚昧，連漢武帝求神仙、信方士等事都給予冷嘲熱諷，表現了分明的是非觀念和強烈的愛憎之情。如《殷本紀》中所述之殷代先公先王，經近代發現的甲骨文對勘，差錯甚少，可見，《史記》中引用材料基本可靠。這種直書的真正價值就在於它比較如實地反映了客觀實際的複雜情況，因而反映了曆史的真實，由此，亦被後人稱之為“良史之才”。

　　“接近百姓”是說司馬遷在思想情感上比較接近下層百姓。《史記》一書非常重視民心向背，認為下層百姓的力量是不容忽視的，並在一定程度上表達了對人民群眾的同情，對統治者的憎惡。也就是說司馬遷在敘述曆史人物和曆史事件時，有褒有貶，愛憎分明。在書中，不僅寫了帝王將相、世襲王侯、貴族公子、大小官員，而且以飽滿的熱情，歌頌了我國曆史上的第一次農民大起義，栩栩如生地記敘了農民起義領袖陳勝、吳廣和項羽的英雄事跡。在《史記》中，司馬遷將陳勝、吳廣領導的農民戰爭同商湯滅夏、周武伐紂、孔子作《春秋》相提並論，給予了極高的評價。這和曆代統治者對陳勝、吳廣的誣蔑大不相同，說明了司馬遷的進步觀點是難能可貴的。《史記》這種重視人心向背和大膽的批判精神，是使它在中國封建社會時期的曆史著作中閃現出耀眼光輝的原因所在。

　　“變通發展”是說司馬遷重視曆史的發展變化，把曆史看成不斷向前發展變化的過程，從曆史發展變化的過程中揭示出曆史事件的因果關係。如司馬遷把秦統一東方六國這一重大曆史事件作為一個連續的發展過程來闡述，以此來說明秦國原來是一個西方邊陲小國，但經過了襄公、文公、穆公、獻公、孝公等幾代君主的苦心經營，曆時百餘年，逐漸由一個弱小國家變為一個強大國家，最後稱雄諸侯。直到秦始皇執政以後，經過十年的兼並戰爭，才統一天下。所以，秦的統一是一個曆史過程，是長期發展變化的結果，並非是一蹴而就的。司馬遷已經認識到，曆史的變化是有一個發展的過程的。

　　司馬遷著述《史記》的目的是什麽呢？用司馬遷自己的話說就是“稽其成敗興壞之理”，“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稽其成敗興壞之理”，意思是說司馬遷寫作《史記》的目的是在考察曆史變遷的內在原因。如他所作的《李斯傳》，就是通過李斯一生的經曆，來揭露秦王朝由盛轉衰的過程及其內在因素。“究天人之際”就是要研究天人關係。在這裏，司馬遷實際是指曆史變革與個人的關係。司馬遷認為人謀可以影響曆史，時勢也可以影響人。二者的關係是十分密切的。“通古今之變”即注意考察曆史過程的發展變化。換言之，以上幾個方麵，實際上也就是《史記》一書的基本精神所在。

　　《史記》不僅是一部前所未有的紀傳體史書，在史學上有著不可估量的價值，而且在文學上也有著卓越的成就。其敘事簡明扼要，特別是對曆史人物和事件的描述更是生動活潑。魯迅先生在其《漢文學史綱要》一書中曾說《史記》是“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是非常確切的。《史記》問世後兩千多年來，對史學和文學的影響是很大的。曆代的史學家和文學家們幾乎沒有一個不從《史記》中汲取豐富的營養。每個時代都出現了專門研究《史記》的學者，在世界各國也不斷出現研究《史記》的專家。《史記》的作者司馬遷不但是中國的文化名人，而且是世界上的文化名人，在中國和世界的文化史上，都享有崇高的地位。正因為這些偉大的貢獻，1956年，司馬遷被列為世界文化名人，受到全世界人民的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