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節 劉師培後期曆史研究
20世紀初年新史學思潮是在傳統經學體係受到動搖，人們的世界觀和方法論都在發生變化，古代史學哲學無所適從之時所激發的一種史學革命要求。它受到三個方麵的製約：一是當時沒有可能對儒家經學體係作出客觀公正的評價，因而史學哲學如何從經學體係中解放出來，以及如何吸取經學的粹美，而丟棄其中的思想的糟粕，仍然沒有解決；二是當時對於曆史發展的未來趨勢及其特點也無法準確地預測，更不可能對發展的本質作出科學的結論；三是當時人們也不可能對認識客觀世界的方法作係統而全麵的思考。因此，它雖然提出了變革傳統史學的課題，但存在許多局限，其中主要有：
一、沒有全麵係統地論述新史學與古代史學哲學的繼承與發展的相互關係。
中國古代史學雖然有帝王中心論以及缺乏對曆史規則的歸納等弊端，但它也有重視人文道德和實踐理性的長處。孔、孟、《易》所論證的人文道德曆來被史家視為曆史的本質。在這種史學基本認識的前提下，古代史學要求史學主體有“究天人之際，窮古今之變”的博大胸懷，“其明必足以周萬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適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難知之意，其文必足以發難顯之情，然後其任可得而稱也”。認為一個優秀的史家，不但要有對曆史發展的敏銳的洞察力，有對曆史本質的深刻把握，還需有對各種社會現象的專門知識，有對史學著作和史學方法的深入理解，有對曆史事實靈活生動的表現才能。而如果一概否定舊史學關於人類社會發展本質的思考以及關於史學主體的論述的合理因素，勢必引起新史學價值標準的混亂。
新史學思潮不久就麵臨如何對待舊史學的精神價值的問題。當梁啟超等人繼續對舊史學體係進行批評，宣傳新史學的進化原理時，章太炎於1904年開始反省進化與道德的關係，提出俱分進化論，認為進化論不能給人們的道德提供有益的借鑒，由此引起對新史學哲理的懷疑。認為史學與其他學科不同，不需要講究原理，試圖將新史學局限在期驗之域。後來，章太炎甚至認為新史學不講原理則罷，若講原理，必須結合舊史學重人文道德和實踐理性的傳統。
新史學的上述分歧反映了新史學必須正視舊史學的合理因素。隻有在舊史學的基礎上才能發展新史學。而要對舊史學作出準確估價，就必須繼續深入研究文化的基本問題，溝通近代文化與古代文化的關係。
二、對於如何科學地處理新史學的革命性與科學性的關係，當時尚沒有形成一套自成體係的觀點和方法，因而在實踐中出現了一些非科學因素，特別是對一些帶有政治性的史學問題的研究，非科學因素十分嚴重。
新史學的主觀目的，是要為中國近代文化的發展提供借鑒。經世意識是新史學形成的動力。但是對於如何處理學術經世和學術科學化的關係，當時尚未能形成統一的方法。以梁啟超為核心的新史學流派，主張微言大義式地研究曆史，把曆史研究的主體性提到第一位。比如為了論證維新變法之宜，不惜把孔子打扮成托古改製的聖王。為了論證西方某些社會演變原理的普遍性，不惜教條化地劃分中國曆史發展的階段。因此，在新史學的思潮中，一些新史學方法的提倡和實踐者，對新史學方法的科學性產生了懷疑。如章太炎在1906年後，就提出了一些修正新史學方法的主張，1907年他發表《社會通詮商兌》一文，對嚴複以圖騰、宗法、軍國的社會演化程序硬套中國曆史發展階段的做法，進行了駁斥，指出中國當時並不是宗法社會。同時他指出“條例”與具體曆史的關係：“抑不悟所謂條例者，就彼所涉曆見聞而歸納之耳，浸假而複諦見亞東之事，則其條例又將有所更易矣。……若夫心能流衍，人事萬端，則不能據一方以為權概，斷可知矣。”他認為任何原理，都有一定的經驗範圍作基礎，用之於曆史研究，應注重與曆史的不同特點相結合。1910年他發表的《征信論》對上述觀點作了進一步申述。章太炎還特別反感曆史研究中的比附風氣。他說：“諸微言者，眇萬物而為論，立意造端，異於恒眾。非捶其文使不可名度，隱其詞使不可解詁，若方土之為神符也。”他主張在史料基礎上，通過深入研究，得出合理的結論，不宜師心自用，造作奇論。
三、對於新史學的著述體例以及研究方法尚有待進行理論建設。
當時對舊史學敘事形式的批評，沒有深入到造成這種體裁的思維基礎。雖然提出了種種撰寫通史的具體設想和計劃，並在一定程度上作了實踐，卻未能形成堪與傳統史學體裁相對抗的史學表現形式，對西方史學方法的吸取也未能作出具體分析。
新史學的建設必然遇到如何對待舊史學方法的問題。中國古代史學方法與古代哲學的思維方式有密切的關係。古代哲學家把客觀世界當作一個有機整體，自然與社會，社會人員之間存在著曆史和現實的普遍聯係。個體的曆史及其特征都通過這種聯係反映出來。在史學著作中，古代史學曾采取以時間、以人物、以事件為核心的三種表述形式，既顯示了自然存在與人類社會的某種聯係，又把社會和個人融於曆史文化的無限延續過程之中，此外古代史學方法還強調方法與人格的統一，這些並不與新史學的方法論趨向形成尖銳矛盾。但是新史學思潮對此也沒有作具體分析。
又如在對待西方學術方法的問題上，當梁啟超等人繼續宣傳西方學術方法之時，章太炎對當時西方史學方法進行了思考。章太炎提出：“中西學術，本無通途。適有會合，亦莊周所謂射者非前期而中也。”認為中西學術方法的結合應該重新認識。他指出，文獻史料是最可靠的資料，而地質年代學、考古學、古文字學，都隻是學術之一偏，由於它們無法使自身完全準確，故不能排斥文獻史料而惟求之於金石文字：“世人多以金石匡史傳，苟無明識，隻自罔耳！五帝以上，文字或不具，雖化肌骨為朐忍，日夜食息黃壤之間，且安所得？夫發地者，足以識山川故處，奇雀異獸之所生長，此為補地誌、備博物，非能助人事記載也。”因此，他說：“信神教之款言，疑五史之實錄，貴不定之琦辭，賤可征之文獻。聞一遠人之言，則頓顙斂衽以受命，後生不悟，從以馳騁，廢閣舊籍，鬻為敗紙。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枳句來巢，空穴來風。悲夫！昔者吾友嚐從事於斯矣。”總之，章太炎等史學家，由於他們個人深厚的乾嘉史學方法的修養，他們比較明確地認識到了新史學方法的某些不足。但是他們無力解決這些問題，為後來新史學的發展留下了課題。
劉師培後期的曆史研究雖然也很少用社會進化原理去分析中國古代社會狀況，很少用西方學術方法考辨中國曆史發展的進程，但他沒有章太炎的史學眼光。他沒有考慮中國新史學與古代史學在哲學理論上的聯係，也未考慮西方史學方法在中國新史學中的位置，乃至西方史學方法與傳統研究方法的相互關係。在1908年他發表了《秦四十郡考》和《遼史地理考》兩篇考證性文章。史學考證本是劉氏家學的一個分支。劉文淇就曾經研究過楚漢時期的地理，寫有《楚漢諸侯疆域誌》三卷。他按年月將楚漢之際群雄割據的情況，把疆界名稱一一加以確定。劉師培的《秦四十郡考》就是要按照劉文淇的方法將《史記》和《漢書》關於秦郡的不同記載加以考證。《遼史地理考》也是根據同一方法考證忽汗城、婆離頗裏、鐵驪等等地名的地理位置。到1911年辛亥革命後，他將大半精力放在古文經及其注疏的整理，期望成為揚州學派的正統傳人，更未想到去探討中國史學進一步發展的問題。
§§第八章 劉師培與中國近代子學
一、沒有全麵係統地論述新史學與古代史學哲學的繼承與發展的相互關係。
中國古代史學雖然有帝王中心論以及缺乏對曆史規則的歸納等弊端，但它也有重視人文道德和實踐理性的長處。孔、孟、《易》所論證的人文道德曆來被史家視為曆史的本質。在這種史學基本認識的前提下，古代史學要求史學主體有“究天人之際，窮古今之變”的博大胸懷，“其明必足以周萬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適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難知之意，其文必足以發難顯之情，然後其任可得而稱也”。認為一個優秀的史家，不但要有對曆史發展的敏銳的洞察力，有對曆史本質的深刻把握，還需有對各種社會現象的專門知識，有對史學著作和史學方法的深入理解，有對曆史事實靈活生動的表現才能。而如果一概否定舊史學關於人類社會發展本質的思考以及關於史學主體的論述的合理因素，勢必引起新史學價值標準的混亂。
新史學思潮不久就麵臨如何對待舊史學的精神價值的問題。當梁啟超等人繼續對舊史學體係進行批評，宣傳新史學的進化原理時，章太炎於1904年開始反省進化與道德的關係，提出俱分進化論，認為進化論不能給人們的道德提供有益的借鑒，由此引起對新史學哲理的懷疑。認為史學與其他學科不同，不需要講究原理，試圖將新史學局限在期驗之域。後來，章太炎甚至認為新史學不講原理則罷，若講原理，必須結合舊史學重人文道德和實踐理性的傳統。
新史學的上述分歧反映了新史學必須正視舊史學的合理因素。隻有在舊史學的基礎上才能發展新史學。而要對舊史學作出準確估價，就必須繼續深入研究文化的基本問題，溝通近代文化與古代文化的關係。
二、對於如何科學地處理新史學的革命性與科學性的關係，當時尚沒有形成一套自成體係的觀點和方法，因而在實踐中出現了一些非科學因素，特別是對一些帶有政治性的史學問題的研究，非科學因素十分嚴重。
新史學的主觀目的，是要為中國近代文化的發展提供借鑒。經世意識是新史學形成的動力。但是對於如何處理學術經世和學術科學化的關係，當時尚未能形成統一的方法。以梁啟超為核心的新史學流派，主張微言大義式地研究曆史，把曆史研究的主體性提到第一位。比如為了論證維新變法之宜，不惜把孔子打扮成托古改製的聖王。為了論證西方某些社會演變原理的普遍性，不惜教條化地劃分中國曆史發展的階段。因此，在新史學的思潮中，一些新史學方法的提倡和實踐者，對新史學方法的科學性產生了懷疑。如章太炎在1906年後，就提出了一些修正新史學方法的主張，1907年他發表《社會通詮商兌》一文，對嚴複以圖騰、宗法、軍國的社會演化程序硬套中國曆史發展階段的做法，進行了駁斥，指出中國當時並不是宗法社會。同時他指出“條例”與具體曆史的關係：“抑不悟所謂條例者，就彼所涉曆見聞而歸納之耳，浸假而複諦見亞東之事，則其條例又將有所更易矣。……若夫心能流衍，人事萬端，則不能據一方以為權概，斷可知矣。”他認為任何原理，都有一定的經驗範圍作基礎，用之於曆史研究，應注重與曆史的不同特點相結合。1910年他發表的《征信論》對上述觀點作了進一步申述。章太炎還特別反感曆史研究中的比附風氣。他說：“諸微言者，眇萬物而為論，立意造端，異於恒眾。非捶其文使不可名度，隱其詞使不可解詁，若方土之為神符也。”他主張在史料基礎上，通過深入研究，得出合理的結論，不宜師心自用，造作奇論。
三、對於新史學的著述體例以及研究方法尚有待進行理論建設。
當時對舊史學敘事形式的批評，沒有深入到造成這種體裁的思維基礎。雖然提出了種種撰寫通史的具體設想和計劃，並在一定程度上作了實踐，卻未能形成堪與傳統史學體裁相對抗的史學表現形式，對西方史學方法的吸取也未能作出具體分析。
新史學的建設必然遇到如何對待舊史學方法的問題。中國古代史學方法與古代哲學的思維方式有密切的關係。古代哲學家把客觀世界當作一個有機整體，自然與社會，社會人員之間存在著曆史和現實的普遍聯係。個體的曆史及其特征都通過這種聯係反映出來。在史學著作中，古代史學曾采取以時間、以人物、以事件為核心的三種表述形式，既顯示了自然存在與人類社會的某種聯係，又把社會和個人融於曆史文化的無限延續過程之中，此外古代史學方法還強調方法與人格的統一，這些並不與新史學的方法論趨向形成尖銳矛盾。但是新史學思潮對此也沒有作具體分析。
又如在對待西方學術方法的問題上，當梁啟超等人繼續宣傳西方學術方法之時，章太炎對當時西方史學方法進行了思考。章太炎提出：“中西學術，本無通途。適有會合，亦莊周所謂射者非前期而中也。”認為中西學術方法的結合應該重新認識。他指出，文獻史料是最可靠的資料，而地質年代學、考古學、古文字學，都隻是學術之一偏，由於它們無法使自身完全準確，故不能排斥文獻史料而惟求之於金石文字：“世人多以金石匡史傳，苟無明識，隻自罔耳！五帝以上，文字或不具，雖化肌骨為朐忍，日夜食息黃壤之間，且安所得？夫發地者，足以識山川故處，奇雀異獸之所生長，此為補地誌、備博物，非能助人事記載也。”因此，他說：“信神教之款言，疑五史之實錄，貴不定之琦辭，賤可征之文獻。聞一遠人之言，則頓顙斂衽以受命，後生不悟，從以馳騁，廢閣舊籍，鬻為敗紙。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枳句來巢，空穴來風。悲夫！昔者吾友嚐從事於斯矣。”總之，章太炎等史學家，由於他們個人深厚的乾嘉史學方法的修養，他們比較明確地認識到了新史學方法的某些不足。但是他們無力解決這些問題，為後來新史學的發展留下了課題。
劉師培後期的曆史研究雖然也很少用社會進化原理去分析中國古代社會狀況，很少用西方學術方法考辨中國曆史發展的進程，但他沒有章太炎的史學眼光。他沒有考慮中國新史學與古代史學在哲學理論上的聯係，也未考慮西方史學方法在中國新史學中的位置，乃至西方史學方法與傳統研究方法的相互關係。在1908年他發表了《秦四十郡考》和《遼史地理考》兩篇考證性文章。史學考證本是劉氏家學的一個分支。劉文淇就曾經研究過楚漢時期的地理，寫有《楚漢諸侯疆域誌》三卷。他按年月將楚漢之際群雄割據的情況，把疆界名稱一一加以確定。劉師培的《秦四十郡考》就是要按照劉文淇的方法將《史記》和《漢書》關於秦郡的不同記載加以考證。《遼史地理考》也是根據同一方法考證忽汗城、婆離頗裏、鐵驪等等地名的地理位置。到1911年辛亥革命後，他將大半精力放在古文經及其注疏的整理，期望成為揚州學派的正統傳人，更未想到去探討中國史學進一步發展的問題。
§§第八章 劉師培與中國近代子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