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學術解放與“婢作夫人”
自漢武帝獨尊儒術，罷黜百家之後，二千年中，諸子學不受重視。直到清代，諸子學才稍稍複蘇，如汪中著《荀卿子通論》、孫星衍著《墨子序》、俞樾著《諸子平議》、孫詒讓著《墨子間詁》、王先慎著《韓非子集解》等。越到晚清，諸子的地位越來越高。胡適在論及“近世哲學”諸子興起時曾把它比喻為“婢作夫人”：
清初的漢學家，嫌宋儒用主觀的見解來解古代經典，有“望文生義”、“增字解經”種種流弊。故漢學的方法，隻是用古訓、古音、古本等等客觀的根據，來求經典的原意。故嘉慶以前的漢學宋學之爭，還隻是儒家的內哄，但是漢學家既重古訓古義，不得不研究與古代儒家同時的子書，用來作參考互證的材料。故清初的諸子學，不過是經學的一種附屬品，一種參考書。不料後來的學者，越研究子書，就越覺得子書有價值。故孫星衍、王念孫、王引之、顧廣圻、俞樾諸人，對於經書與子書，簡直沒有上下輕重和正道異端的分別了。到了最近世，如孫詒讓、章炳麟諸君，竟都用全副精力發明諸子學。於是從前作經學附屬品的諸子學，到此時代，竟成專門學。一般普通學者崇拜子書，也往往過於儒書。豈但是“附庸蔚為大國”，簡直是“婢作夫人”了。
胡適指出近代諸子學蓬勃興起的文化現象，而這一現象出現的原因之一也確如胡適所言，是清代學者將樸學研究方法逐漸運用於子書的結果。自考據學興，學者為了證明儒家經典的古義，往往將視野伸展到周秦子書，或搜集其中經書舊文以訂證經義，或分析其句法以詮明經文句讀。如《墨子》多載《詩》、《書》舊文，《荀子》文法多變，頗受當時學者垂青。但當時研究諸子學，尚不敢侈言子學意義。正如胡適在《翁方綱與墨子》一文中所指出，在乾隆晚年，若要研究墨子思想，還要背上“名教罪人”的名聲。
但晚清諸子學的勃興並非是學者“越研究子書，越覺得子書有價值”的結果。子學的興起，主要由於時代風雲的激蕩，由於西學的傳播和影響。以《墨子》為例，道光、鹹豐以降，西學東來，聲光化電，稱為“時務”。學者們反觀經傳，幾無記載，而《墨子》多論光學、重學、幾何學原理。鄒特夫於是謂《墨經》上、下有中西算法。而繼起之作有殷家雋《格術補箋》、王仁俊《格致古微》、馮涵初《光學述墨》等等。戊戌以後，西方政治學、邏輯學、社會學，大張於世，人們比較儒、墨，更覺墨家講邏輯，重舍身救世，於是研究墨學遂由格致而轉向邏輯與政治學，甚至有崇墨子為東方救主者。隨著對墨子理科學、政法學、邏輯學乃至宗教學內容的專門分析，墨子思想的輪廓也就更加明晰地顯現出來，而墨學的思想風格也逐漸為人們所領悟。一向被視為異端的墨子兼愛說反而成為溝通西方近代平等、博愛學說的津梁。墨子本人摩頂放踵、舍身救世的精神成為人們學習的榜樣。
正由於子學的複興淵源於時代與西學的雙重激蕩，因此在戊戌時期，人們對子學的研究總是各取所需，就像康有為按照自己的主觀意圖打扮孔子一樣，人們用一知半解的西方社會學、政治學、哲學原理來分析諸子學說。如1897年，章太炎於《經世報》第三冊發表《讀管子書後》，認為管子知道泰西商戰之本，“重勢既成，則以貿易攻人而有餘，亦無待於兵刃矣”。他又發表《菌說》，引用《莊子·至樂篇》“萬物皆出於幾，皆入於幾”，說明有一種極細微的物質，它得到水以後就變成草，然後變成蟲，蟲變成豹，豹變成馬，馬變成人，中國古代這種對物種演化的猜測合符近代西方進化論的真諦，莊子道家學說成了進化論的代表。商鞅則更被章太炎解釋成一個懂得以法治國的政治學家。
20世紀初年，學術革新提出了建設近代學術的課題，以梁啟超、章太炎為代表的學者提出新的學術必須具備兩個基本特征：其一，它是以國民為價值中心；其二，它必須歸納出研究對象的演變規則。如何建設為國民服務的具有總結中國子學演變規則特色的學術史，就成了當時重要學術課題之一。劉師培作出了他的貢獻。
清初的漢學家，嫌宋儒用主觀的見解來解古代經典，有“望文生義”、“增字解經”種種流弊。故漢學的方法，隻是用古訓、古音、古本等等客觀的根據，來求經典的原意。故嘉慶以前的漢學宋學之爭，還隻是儒家的內哄，但是漢學家既重古訓古義，不得不研究與古代儒家同時的子書，用來作參考互證的材料。故清初的諸子學，不過是經學的一種附屬品，一種參考書。不料後來的學者，越研究子書，就越覺得子書有價值。故孫星衍、王念孫、王引之、顧廣圻、俞樾諸人，對於經書與子書，簡直沒有上下輕重和正道異端的分別了。到了最近世，如孫詒讓、章炳麟諸君，竟都用全副精力發明諸子學。於是從前作經學附屬品的諸子學，到此時代，竟成專門學。一般普通學者崇拜子書，也往往過於儒書。豈但是“附庸蔚為大國”，簡直是“婢作夫人”了。
胡適指出近代諸子學蓬勃興起的文化現象，而這一現象出現的原因之一也確如胡適所言，是清代學者將樸學研究方法逐漸運用於子書的結果。自考據學興，學者為了證明儒家經典的古義，往往將視野伸展到周秦子書，或搜集其中經書舊文以訂證經義，或分析其句法以詮明經文句讀。如《墨子》多載《詩》、《書》舊文，《荀子》文法多變，頗受當時學者垂青。但當時研究諸子學，尚不敢侈言子學意義。正如胡適在《翁方綱與墨子》一文中所指出，在乾隆晚年，若要研究墨子思想，還要背上“名教罪人”的名聲。
但晚清諸子學的勃興並非是學者“越研究子書，越覺得子書有價值”的結果。子學的興起，主要由於時代風雲的激蕩，由於西學的傳播和影響。以《墨子》為例，道光、鹹豐以降，西學東來，聲光化電，稱為“時務”。學者們反觀經傳，幾無記載，而《墨子》多論光學、重學、幾何學原理。鄒特夫於是謂《墨經》上、下有中西算法。而繼起之作有殷家雋《格術補箋》、王仁俊《格致古微》、馮涵初《光學述墨》等等。戊戌以後，西方政治學、邏輯學、社會學，大張於世，人們比較儒、墨，更覺墨家講邏輯，重舍身救世，於是研究墨學遂由格致而轉向邏輯與政治學，甚至有崇墨子為東方救主者。隨著對墨子理科學、政法學、邏輯學乃至宗教學內容的專門分析，墨子思想的輪廓也就更加明晰地顯現出來，而墨學的思想風格也逐漸為人們所領悟。一向被視為異端的墨子兼愛說反而成為溝通西方近代平等、博愛學說的津梁。墨子本人摩頂放踵、舍身救世的精神成為人們學習的榜樣。
正由於子學的複興淵源於時代與西學的雙重激蕩，因此在戊戌時期，人們對子學的研究總是各取所需，就像康有為按照自己的主觀意圖打扮孔子一樣，人們用一知半解的西方社會學、政治學、哲學原理來分析諸子學說。如1897年，章太炎於《經世報》第三冊發表《讀管子書後》，認為管子知道泰西商戰之本，“重勢既成，則以貿易攻人而有餘，亦無待於兵刃矣”。他又發表《菌說》，引用《莊子·至樂篇》“萬物皆出於幾，皆入於幾”，說明有一種極細微的物質，它得到水以後就變成草，然後變成蟲，蟲變成豹，豹變成馬，馬變成人，中國古代這種對物種演化的猜測合符近代西方進化論的真諦，莊子道家學說成了進化論的代表。商鞅則更被章太炎解釋成一個懂得以法治國的政治學家。
20世紀初年，學術革新提出了建設近代學術的課題，以梁啟超、章太炎為代表的學者提出新的學術必須具備兩個基本特征：其一，它是以國民為價值中心；其二，它必須歸納出研究對象的演變規則。如何建設為國民服務的具有總結中國子學演變規則特色的學術史，就成了當時重要學術課題之一。劉師培作出了他的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