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劉師培曆史研究的重要見解
劉師培1903年到1908年初的曆史研究主要集中在先秦社會曆史。他提出了三個重要見解。
一、在種族起源問題上他讚同漢族西來說
人種問題在近代西方學術界中有激烈爭論。劉師培和章太炎都曾提出和堅持漢族西來說。在劉師培看來，“漢族初興，肇基迦克底亞”，古籍所謂“泰帝”、“泰古”，即“迦克底亞”之轉音。他根據日本白河氏《支那文明論說》，勾畫出了漢族“逾越昆侖（今帕米爾高原），經過大夏（今中亞細亞），自西徂東以卜居於中土”的遷移路線。這條路線主要有兩條：一由中亞西亞經天山北路，沿塔裏木河到陝西、甘肅西部，沿黃河流域進入河南、山東；一由西藏入蜀，再陸續遷入內地或仍居於蜀。中國和巴比倫同出一源，所以“西人稱漢族也，稱為巴枯族，而中國古籍亦以盤古為創世之君”。盤古即巴枯轉音，盤古為中國的第一位君主，大概就是以種名為君名。正因為漢族西來，所以古代學術、技術多與巴比倫相同。黃帝雖然離西方而獨立，然仍與西方交通，故能登昆侖與西王母相會，而昆侖附近有軒轅之國，軒轅之丘，軒轅之台。劉師培的這一考證得到當時士子的信從。前引鄧實《國粹學報一周年紀念辭》論國粹研究在史學方麵的成就，就曾表彰劉師培的這一工作，說：“昆侖逾越，種族知其西來，大廈經過，華夏所由名國，泰帝泰古，見於封禪淮南之書，天皇地皇，先乎九頭五龍之紀。”為了保持漢族的優越性，章太炎等學者還試圖把華夏族的源流一一條析出來，並對戰國以後曆代史書不能辨析族源作了抨擊。
劉師培和章太炎等人提出的漢族西來說，其主觀意圖是要證明漢族與歐洲民族沒有什麽本質差別，漢族同樣富有歐洲民族的“種姓”，完全有能力在優勝劣敗的種族生存競爭中取得勝利，成為世界上繁榮昌盛的民族之一。姑且不論漢族西來說是否在史實上有足夠證據，此種觀點與劉師培區析華夷的觀念一樣，存在著將華夏族集約為炎、黃等氏族部落的傾向，從而將苗族、東夷族、薑族等排除在華夏族之外，對在長期鬥爭和融合中形成的華夏族，缺乏正確的理解。因而其民族意識有濃厚的種族主義因素。
二、在上古曆史研究中揭示曆史演變曆程
對於中國上古社會的狀況，在近代以前是極為模糊的。隨著曆史變易觀念的逐漸傳播，人們開始探求中國上古曆史的特征。但康有為等雖然提出了“據亂世、升平世、太平世”的曆史發展線索，並把據亂世視為秦始皇統一中國以前的曆史，對於春秋以前的社會狀況，康有為很少論及，《孔子改製考》就有一章曰“上古茫然無稽”。似乎上古社會的狀況已經無法認識。稍後，嚴複照抄英國甄克思《社會通詮》，把圖騰社會、宗法社會和軍國社會三大社會發展模式往中國曆史上套。但甄克思立說的根據隻是“赤黑野人之近事與歐美亞西古今之成跡”，並沒有具體討論中國等地曆史的狀況。因此即使把西周以前的中國社會稱之為圖騰社會，也仍然不明其具體狀況。
最初接受嚴複所譯《社會通詮》的影響試圖具體解剖中國上古曆史麵貌的是夏曾佑。夏曾佑曾為嚴複所譯《社會通詮》作序，其中說，“凡今日文明之國，其初必由漁獵社會，以進入遊牧社會，自漁獵社會，改為遊牧社會，而社會一大進”，“自遊牧社會，改為耕稼社會，而社會又一大進”。在耕稼社會，“而井田宗法世祿封建之製生焉”。他試圖以《社會通詮》關於圖騰社會到宗法社會的一般描述來勾勒中國上古曆史的線索。據夏曾佑研究，自草昧以至周末可分兩個小時期：一為太古三代，因無信史，稱為傳疑時代；二為由周中葉至戰國時期，稱為化成時代。周代是中國上古曆史轉變的關鍵，“有周一代之事，其關係於中國者至深，中國若無周人，恐今日尚居草昧”。“中國一切宗教、典禮、政治、文藝，皆周人所創也。”
劉師培與夏曾佑一樣，完全接受了嚴譯《社會通詮》中關於社會發展原理的觀點，按照甄克思所提出的模式來論述中國古代社會。但他比夏曾佑進步的地方是他論述了上古社會曆史的許多問題，比夏曾佑更全麵、更具體地揭示了中國上古曆史的演變過程。
首先，劉師培具體劃分了圖騰社會的幾個階段。他指出伏羲之世為中國漁獵時代，神農之世為遊牧耕稼並行之時代，夏禹之時耕稼成為主要時代特征。其次，劉師培還具體分析了各個時代的社會組織狀況。他指出，在耕稼時代以前是母係社會，“男女相處，夏聚冬散，以女子為一國所共有，而處子婦女，語亦弗區”，當時人“知有母不知有父，血乳相續，鹹以女不以男”。曆史發展到虞夏之時，“男權日昌，使女終事一夫”，因此家族中“由女統易為男統”，而家族之製漸成。家族製度形成以後，一族之中必統於所尊，隨之必然出現重宗子的宗法製度，最後家長擴充為酋長，酋長演變為君主，“君主即授治民之權，複操宗子之權”，結果成為“世襲製度之起原，亦即君主政體之起原也”。這一製度“萌芽於唐虞，至夏殷而漸備”。再次，劉師培還分析了各個時代的社會生活狀況。如古代飲食狀況的演變程序是：“太古之人飲霜露之精，食草木之實，或茹草飲水，此仰給天然之食物也。及民稍進化，山居之民則食鳥獸、飲血茹毛；近水之民，則食魚鱉螺蛤。蓋田漁之製興，則萬物鹹製於人。然未有火化，多疾病毒傷之害。及燧人氏鑽燧出火，教民熟食，以炮以燔而民無腹疾。乃伏羲結繩作網罟，而田漁之法益趨簡易，田獵所餘，複擇獸畜之馴優者，儲為芻豢。是為遊牧之始。……及神農求可食之物……教民食穀，自是以降，民鹹食穀。夏之八政，食為首列，而伊尹亦以滋味說湯，則夏殷二代鹹崇飲食矣。”又如他述宮室：“上古之民，未有宮室，穴居野處。有巢氏始教民為巢以避獸害。及遊牧時代，始有穹廬。神農氏作，始作明堂，有蓋而無四方，以避風雨寒暑。……黃帝明堂……其上有樓，是為上棟下宇之始。……然當此之時，建築之說尚未發明，鹹以竹木建宮室。”正由於劉師培具體研究了古代文字、學校、風俗、禮製、官製、田製、兵製、刑法、學校、商業、工藝、宮室、飲食等各個方麵的演化曆程，因而他對於古代社會的曆史狀況比同時期人們的認識要深入。而他對中國上古曆史的分析，也就成為後來進一步探索上古史的基礎。
三、在古代曆史研究中他提出中國古代社會的特點是禮俗
中國上古社會有什麽特點？劉師培認為這主要是禮製。他認為禮俗問題是古代曆史的重心，不僅研究先秦史要重視它，就是研究整個中國古代曆史也要重視它。他曾於1906年在《國粹》第13號（總25期）上發表《典禮為一切政治學術之總稱考》，論證儒家六經和諸子百家都由禮製而出。他說：
試觀成周之時，六藝為周公舊典，政治學術悉為六藝所該，而《周禮》實為六藝之通名。
如《周易》也可稱為周禮。《左傳》昭公二年說韓宣子觀書魯太史，見“易彖”與魯《春秋》，謂周禮盡在魯，可證《周易》可稱為周禮；且《周易》一書詳載喪、祭、朝覲、聘、享、會盟之儀及田狩出征之禮，列貴賤之位，辨大小之序，亦可證《周易》即周禮。《春秋》發凡言例，皆循周公舊法，其記即位、記崩卒、記滅國攻伐、記出使朝聘、記婚嫁迎娶，也反映出吉、凶、軍、賓、嘉五禮的基本條目。正因為五禮散見於《春秋》，所以有淩曙之《公羊禮疏》、侯氏《穀梁禮疏》之作。《詩經》一書與《儀禮》十七篇相表裏。《尚書》存古代典禮極多。《周官》即周代之官禮。非僅六經皆禮，小學亦源於古禮。儒家出於司徒，精於言禮，墨家言吉禮，陰陽家言凶禮，縱橫家言賓禮，兵家言軍禮，道家老子亦以知禮著聞，故孔子從之問禮。可見禮滲透到了古代一切政治與學術。所以世之考古代政教者，若能以禮為綱，分類區列，以考古代政學所從出，則成周之治法又何難按籍而稽哉！
劉師培對於古代禮俗的形成進行了重點研究。他認為上古社會，禮隻有祭禮一項，“上古之時，舍祭禮而外別無典禮”。“西儒斯賓塞有言，各教起源皆出於祖先教。斯言也，證之中國古代，益信而有征。民之初生，無不報本而返始，先王因其性以導之，而尊祖敬宗之說起矣。尊祖敬宗之說起，又必推祖所自出，而郊禘之典以興。因郊禘之典以推之而廟祧以設、壇以立，祭禮一門，遂為三代之特典。”但隨著社會經濟生活的變化和社會結構的秩序化，禮典越來越完備。商殷以前，禮的六類重要內容：冠禮、婚禮、喪禮、祭禮、鄉禮、相見禮都已基本定型。到了西周，禮製更加完備。“周公以禮治民，故民亦習於禮儀，莫之或逾。則謂周代之製度悉為禮製所該可也。”西周最大的禮有四：冠禮、婚禮、喪禮、祭禮。四禮之外，還有養老禮、大射禮、賓射禮、燕射禮、諸侯相朝大饗禮、聘饗禮、迎賓禮、投壺禮、燕禮、鄉飲禮、大飲禮，共十餘項。周代的政治體製、田製稅製都以禮的麵目出現。可見中國古代社會發展到周代，已經形成了它的禮製特點。
在嚴複翻譯甄克思《社會通詮》之後，人們對中國上古曆史的真正麵目發生了濃厚興趣。劉師培在打破對古史的迷信基礎上，用進化的眼光剖解關於上古曆史的材料，提出對古代曆史演變的一般見解，又斷定西周社會特點是禮製，這對於真正了解古代社會的真實麵目，有重要啟示意義。
劉師培在中國上古曆史探索中所提出的諸新義堪稱是同時代人對古史研究的最有代表性的成果。他比同時代人更加具體地揭示了上古曆史的演變曆程，並對中國上古曆史的發展趨勢和整體特征作了概括。經過他的研究，原來混沌難解的上古曆史的麵目逐漸呈現出來，這為時人進一步思索上古曆史麵貌提供了有利條件。辛亥革命後，王國維在《古史新證》中運用新的材料和二重證據法，考索殷商社會製度和社會生活，最後提出商周之際為古今一大變革，古今變革之際莫劇於商周，認為周公製禮在中國曆史上起了劃時代作用，未免不是受了劉師培等人的影響。而繼王國維之後，郭沫若和侯外廬以殷、周之際為界，劃分中國古代社會形態，並提出中國古代社會演變的特殊路徑，終於把中國上古曆史研究大大向前推進了一步。
一、在種族起源問題上他讚同漢族西來說
人種問題在近代西方學術界中有激烈爭論。劉師培和章太炎都曾提出和堅持漢族西來說。在劉師培看來，“漢族初興，肇基迦克底亞”，古籍所謂“泰帝”、“泰古”，即“迦克底亞”之轉音。他根據日本白河氏《支那文明論說》，勾畫出了漢族“逾越昆侖（今帕米爾高原），經過大夏（今中亞細亞），自西徂東以卜居於中土”的遷移路線。這條路線主要有兩條：一由中亞西亞經天山北路，沿塔裏木河到陝西、甘肅西部，沿黃河流域進入河南、山東；一由西藏入蜀，再陸續遷入內地或仍居於蜀。中國和巴比倫同出一源，所以“西人稱漢族也，稱為巴枯族，而中國古籍亦以盤古為創世之君”。盤古即巴枯轉音，盤古為中國的第一位君主，大概就是以種名為君名。正因為漢族西來，所以古代學術、技術多與巴比倫相同。黃帝雖然離西方而獨立，然仍與西方交通，故能登昆侖與西王母相會，而昆侖附近有軒轅之國，軒轅之丘，軒轅之台。劉師培的這一考證得到當時士子的信從。前引鄧實《國粹學報一周年紀念辭》論國粹研究在史學方麵的成就，就曾表彰劉師培的這一工作，說：“昆侖逾越，種族知其西來，大廈經過，華夏所由名國，泰帝泰古，見於封禪淮南之書，天皇地皇，先乎九頭五龍之紀。”為了保持漢族的優越性，章太炎等學者還試圖把華夏族的源流一一條析出來，並對戰國以後曆代史書不能辨析族源作了抨擊。
劉師培和章太炎等人提出的漢族西來說，其主觀意圖是要證明漢族與歐洲民族沒有什麽本質差別，漢族同樣富有歐洲民族的“種姓”，完全有能力在優勝劣敗的種族生存競爭中取得勝利，成為世界上繁榮昌盛的民族之一。姑且不論漢族西來說是否在史實上有足夠證據，此種觀點與劉師培區析華夷的觀念一樣，存在著將華夏族集約為炎、黃等氏族部落的傾向，從而將苗族、東夷族、薑族等排除在華夏族之外，對在長期鬥爭和融合中形成的華夏族，缺乏正確的理解。因而其民族意識有濃厚的種族主義因素。
二、在上古曆史研究中揭示曆史演變曆程
對於中國上古社會的狀況，在近代以前是極為模糊的。隨著曆史變易觀念的逐漸傳播，人們開始探求中國上古曆史的特征。但康有為等雖然提出了“據亂世、升平世、太平世”的曆史發展線索，並把據亂世視為秦始皇統一中國以前的曆史，對於春秋以前的社會狀況，康有為很少論及，《孔子改製考》就有一章曰“上古茫然無稽”。似乎上古社會的狀況已經無法認識。稍後，嚴複照抄英國甄克思《社會通詮》，把圖騰社會、宗法社會和軍國社會三大社會發展模式往中國曆史上套。但甄克思立說的根據隻是“赤黑野人之近事與歐美亞西古今之成跡”，並沒有具體討論中國等地曆史的狀況。因此即使把西周以前的中國社會稱之為圖騰社會，也仍然不明其具體狀況。
最初接受嚴複所譯《社會通詮》的影響試圖具體解剖中國上古曆史麵貌的是夏曾佑。夏曾佑曾為嚴複所譯《社會通詮》作序，其中說，“凡今日文明之國，其初必由漁獵社會，以進入遊牧社會，自漁獵社會，改為遊牧社會，而社會一大進”，“自遊牧社會，改為耕稼社會，而社會又一大進”。在耕稼社會，“而井田宗法世祿封建之製生焉”。他試圖以《社會通詮》關於圖騰社會到宗法社會的一般描述來勾勒中國上古曆史的線索。據夏曾佑研究，自草昧以至周末可分兩個小時期：一為太古三代，因無信史，稱為傳疑時代；二為由周中葉至戰國時期，稱為化成時代。周代是中國上古曆史轉變的關鍵，“有周一代之事，其關係於中國者至深，中國若無周人，恐今日尚居草昧”。“中國一切宗教、典禮、政治、文藝，皆周人所創也。”
劉師培與夏曾佑一樣，完全接受了嚴譯《社會通詮》中關於社會發展原理的觀點，按照甄克思所提出的模式來論述中國古代社會。但他比夏曾佑進步的地方是他論述了上古社會曆史的許多問題，比夏曾佑更全麵、更具體地揭示了中國上古曆史的演變過程。
首先，劉師培具體劃分了圖騰社會的幾個階段。他指出伏羲之世為中國漁獵時代，神農之世為遊牧耕稼並行之時代，夏禹之時耕稼成為主要時代特征。其次，劉師培還具體分析了各個時代的社會組織狀況。他指出，在耕稼時代以前是母係社會，“男女相處，夏聚冬散，以女子為一國所共有，而處子婦女，語亦弗區”，當時人“知有母不知有父，血乳相續，鹹以女不以男”。曆史發展到虞夏之時，“男權日昌，使女終事一夫”，因此家族中“由女統易為男統”，而家族之製漸成。家族製度形成以後，一族之中必統於所尊，隨之必然出現重宗子的宗法製度，最後家長擴充為酋長，酋長演變為君主，“君主即授治民之權，複操宗子之權”，結果成為“世襲製度之起原，亦即君主政體之起原也”。這一製度“萌芽於唐虞，至夏殷而漸備”。再次，劉師培還分析了各個時代的社會生活狀況。如古代飲食狀況的演變程序是：“太古之人飲霜露之精，食草木之實，或茹草飲水，此仰給天然之食物也。及民稍進化，山居之民則食鳥獸、飲血茹毛；近水之民，則食魚鱉螺蛤。蓋田漁之製興，則萬物鹹製於人。然未有火化，多疾病毒傷之害。及燧人氏鑽燧出火，教民熟食，以炮以燔而民無腹疾。乃伏羲結繩作網罟，而田漁之法益趨簡易，田獵所餘，複擇獸畜之馴優者，儲為芻豢。是為遊牧之始。……及神農求可食之物……教民食穀，自是以降，民鹹食穀。夏之八政，食為首列，而伊尹亦以滋味說湯，則夏殷二代鹹崇飲食矣。”又如他述宮室：“上古之民，未有宮室，穴居野處。有巢氏始教民為巢以避獸害。及遊牧時代，始有穹廬。神農氏作，始作明堂，有蓋而無四方，以避風雨寒暑。……黃帝明堂……其上有樓，是為上棟下宇之始。……然當此之時，建築之說尚未發明，鹹以竹木建宮室。”正由於劉師培具體研究了古代文字、學校、風俗、禮製、官製、田製、兵製、刑法、學校、商業、工藝、宮室、飲食等各個方麵的演化曆程，因而他對於古代社會的曆史狀況比同時期人們的認識要深入。而他對中國上古曆史的分析，也就成為後來進一步探索上古史的基礎。
三、在古代曆史研究中他提出中國古代社會的特點是禮俗
中國上古社會有什麽特點？劉師培認為這主要是禮製。他認為禮俗問題是古代曆史的重心，不僅研究先秦史要重視它，就是研究整個中國古代曆史也要重視它。他曾於1906年在《國粹》第13號（總25期）上發表《典禮為一切政治學術之總稱考》，論證儒家六經和諸子百家都由禮製而出。他說：
試觀成周之時，六藝為周公舊典，政治學術悉為六藝所該，而《周禮》實為六藝之通名。
如《周易》也可稱為周禮。《左傳》昭公二年說韓宣子觀書魯太史，見“易彖”與魯《春秋》，謂周禮盡在魯，可證《周易》可稱為周禮；且《周易》一書詳載喪、祭、朝覲、聘、享、會盟之儀及田狩出征之禮，列貴賤之位，辨大小之序，亦可證《周易》即周禮。《春秋》發凡言例，皆循周公舊法，其記即位、記崩卒、記滅國攻伐、記出使朝聘、記婚嫁迎娶，也反映出吉、凶、軍、賓、嘉五禮的基本條目。正因為五禮散見於《春秋》，所以有淩曙之《公羊禮疏》、侯氏《穀梁禮疏》之作。《詩經》一書與《儀禮》十七篇相表裏。《尚書》存古代典禮極多。《周官》即周代之官禮。非僅六經皆禮，小學亦源於古禮。儒家出於司徒，精於言禮，墨家言吉禮，陰陽家言凶禮，縱橫家言賓禮，兵家言軍禮，道家老子亦以知禮著聞，故孔子從之問禮。可見禮滲透到了古代一切政治與學術。所以世之考古代政教者，若能以禮為綱，分類區列，以考古代政學所從出，則成周之治法又何難按籍而稽哉！
劉師培對於古代禮俗的形成進行了重點研究。他認為上古社會，禮隻有祭禮一項，“上古之時，舍祭禮而外別無典禮”。“西儒斯賓塞有言，各教起源皆出於祖先教。斯言也，證之中國古代，益信而有征。民之初生，無不報本而返始，先王因其性以導之，而尊祖敬宗之說起矣。尊祖敬宗之說起，又必推祖所自出，而郊禘之典以興。因郊禘之典以推之而廟祧以設、壇以立，祭禮一門，遂為三代之特典。”但隨著社會經濟生活的變化和社會結構的秩序化，禮典越來越完備。商殷以前，禮的六類重要內容：冠禮、婚禮、喪禮、祭禮、鄉禮、相見禮都已基本定型。到了西周，禮製更加完備。“周公以禮治民，故民亦習於禮儀，莫之或逾。則謂周代之製度悉為禮製所該可也。”西周最大的禮有四：冠禮、婚禮、喪禮、祭禮。四禮之外，還有養老禮、大射禮、賓射禮、燕射禮、諸侯相朝大饗禮、聘饗禮、迎賓禮、投壺禮、燕禮、鄉飲禮、大飲禮，共十餘項。周代的政治體製、田製稅製都以禮的麵目出現。可見中國古代社會發展到周代，已經形成了它的禮製特點。
在嚴複翻譯甄克思《社會通詮》之後，人們對中國上古曆史的真正麵目發生了濃厚興趣。劉師培在打破對古史的迷信基礎上，用進化的眼光剖解關於上古曆史的材料，提出對古代曆史演變的一般見解，又斷定西周社會特點是禮製，這對於真正了解古代社會的真實麵目，有重要啟示意義。
劉師培在中國上古曆史探索中所提出的諸新義堪稱是同時代人對古史研究的最有代表性的成果。他比同時代人更加具體地揭示了上古曆史的演變曆程，並對中國上古曆史的發展趨勢和整體特征作了概括。經過他的研究，原來混沌難解的上古曆史的麵目逐漸呈現出來，這為時人進一步思索上古曆史麵貌提供了有利條件。辛亥革命後，王國維在《古史新證》中運用新的材料和二重證據法，考索殷商社會製度和社會生活，最後提出商周之際為古今一大變革，古今變革之際莫劇於商周，認為周公製禮在中國曆史上起了劃時代作用，未免不是受了劉師培等人的影響。而繼王國維之後，郭沫若和侯外廬以殷、周之際為界，劃分中國古代社會形態，並提出中國古代社會演變的特殊路徑，終於把中國上古曆史研究大大向前推進了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