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中國曆史教科書》與劉師培的史學主張
《中國曆史教科書》是劉師培在史學革命思潮中所撰寫的一部重要曆史教材，寫於1905年——1906年。該書共分三冊，第一冊為原始社會至殷商時的曆史，第二、三冊為西周時曆史，由國學保存會出版。在20世紀初年的新史學思潮中，曾經出現一股編著新的曆史教材的熱浪。1901年，有人增刪日本中等學科教授法研究會所著《東洋史》，編成《普通新曆史》，供當時小學教科書之用。1902年梁啟超和章太炎都動手嚐試《中國通史》的編著。同年，柳詒徵將日本人那珂通世所著中國曆史教科書《支那通史》增輯為《曆代史略》，由江楚書局印行，後被清政府於1906年由學部列為暫定中學教科書。1903年，陳慶年在張之洞辦的武昌兩湖之高等學堂，增補日本人桑原騭藏著的《中等東洋史》，寫成《中國曆史教科書》。同年，曾鯤化（署名“橫陽翼天氏”）由東新譯社出版《中國曆史》。1904年——1906年，夏曾佑陸續刊出《中學中國曆史教科書》。劉師培《中國曆史教科書》乃是這一潮流的結果之一。
《中國曆史教科書》反映出劉師培對於史學發展的一些基本認識。
一、曆史是進化的，史學應該以西方進化論的曆史觀為指導
劉師培認為，中國舊史學所以無所發明、滿足於成跡，歸根結底是史家“不明社會學之故”，因而陷於循環論的曆史觀之中。新起的西方社會學理論指出了“人類舉止悉在因果律之範圍”，借助歸納法和演繹法形成了人們據以正確認識人類社會曆史內在規律的理論。“斯學既昌，而載籍所詮列，均克推見其隱，一製一物，並窮其源……可謂精微之學矣。”因而他主張將西方進化論運用於中國曆史的研究，改變舊史學不明社會進化線索的局限。在《中國曆史教科書》的凡例中，劉師培說：
西國史書，多區分時代，而所作文明史複多分析事類。蓋區分時代，近於中史編年體，而分析事類，則近於中國三通體也。今所編各課，鹹以時代區分先後，即偶涉製度文物，於分類之中，亦隱寓分時之意，庶觀者易於了然。
他寫《中國曆史教科書》就是要依據社會進化的眼光，揭示中國社會曆史和各項典章製度不同時代的不同特征。《中國曆史教科書》體現了這一特點，其中對中國古代社會的演進過程作了創造性的分析。
二、史學的價值標準應該是民族和民主意識
劉師培在當時史學革命中最早提出黃帝紀年說。1903年他在《攘書·胡史篇》中首倡“宜仿西國紀年之例，以黃帝降生為紀年”。接著又在《黃帝魂》上撰《黃帝紀年說》。黃帝紀年說有兩個重要意義，一是反對民族壓迫，要求寫出以漢族為主體的中國曆史，二是反對專製政治，要求寫出以國民為核心的曆史。劉師培《黃帝紀年說》一文附有“大事表”，他加以注明，說：“此表最注意者凡三事：一民族、二政體、三文化。”要記“周避犬戎”、“晉避五胡”等，以明異族戰勝漢族、入主中原之始末；要記隋文帝、洪秀全事，以明漢族光複；要記聯軍侵華，以明“漢族將受製於西人”，“是為中國民族之變遷”。至於政體，尤要反映君權民權之消長。夏禹即位，“為君主世襲記”；商湯即位，“為諸侯革命記”；逐厲王為“平民革命記”：總之要反映出中國政界之活動。文化部分，也要以民族、民主為中心，揭示黃帝之後中國思想文化的發展曆程。可以說，黃帝紀年說是劉師培對當時史學革命的可貴理論探索。在他的鼓動之下，一時黃史之作蔚為風氣。而當時的《民報》，亦采用此說。錢玄同說：“故黃帝紀年者，實建國以前民黨正式應用之紀年，為民國開國史上之重要文獻也。”
《中國曆史教科書》也體現出這一中心思想。劉師培曾概括他在教科書中的敘述重點有五：一曰曆代政體之異同，二曰種族分合之始末，三曰製度改革之大綱，四曰社會進化之階級，五曰學術進退之大勢。很顯然這些內容與《黃帝紀年說》有密切聯係。
三、劉師培認為史學認識的進步，還需要更新史料觀念、加強史學研究者的哲學修養、吸取新的曆史認識方法
為了實現新史學的目標，新史學首先需要突破舊史學的史料觀念。由於舊史著的注意重心在王朝更替，對於民族和國民的曆史有時並未完整地保存下來。這就需要新史家獨具慧眼，善於發掘新史料。劉師培的《中國曆史教科書》具有十分寬闊的史料觀點。舉凡中國曆史上的經史子集無不被他征引。比如西周一代之史“取裁以六經為最多，又以三禮為最”，此外還博采漢唐注疏，以明古製。文獻資料以外的文物，也引起劉師培高度重視。他研究過古代石刻和鏤金。教科書中就曾把古代器物當為重要史料來使用。非僅如此，劉師培還將史料視野擴展到域外史籍。他說：“今日治史，不專賴中國典籍。西人作中國史者，詳述太古事跡，頗足補中史之遺。今所編各課，於征引中國典籍外，複參考西籍，兼及宗教社會之書，庶人群進化之理可以稍明。”教科書論述中國古代社會狀況，很明顯受了西方史籍的材料之啟發。
劉師培同時還提出了改造方誌的要求。他撰有《編輯鄉土誌序例》等文，對方誌的史料價值提出了新的認識。他認為好的方誌，保存鄉土曆史文化，俾世人了解古今之變，在曆史研究中有不可忽視的地位。他對舊方誌的指導思想在於表彰綱常名教深表不滿。他在論及“風俗誌”時曾說：“今編此誌，宜搜集人世之現象，推記古今之變遷，以驗人群進化之跡。蓋人類舉止悉在因果律之範圍，惟即果以製其因，使民之囿於習俗者，各明其所以致此之由，並證明遷化之無窮，若囿於習染，斯為不知通變，則中國弊俗，庶可因此而漸革。”他要求用新的眼光，重編方誌。
劉師培還指出，史學的進步需要史家加強自身的哲學修養。早在1902年，梁啟超就指出：“凡學問必有客觀、主觀二界。客觀者，謂所研究之事物也。主觀者，謂能研究此事物之心靈也。和合二者，然後學問出焉。史學之客體，則過去現在之事實是也。其主體，則作史、讀史者心識中所懷之哲理是也。有客觀而無主觀，則其史有魄無魂，謂之非史焉可也。”一切學問都離不開研究的主體和研究的客體。學術主體主要指研究者的素質，也就是古人所謂器識，它涉及各類文化知識，其中最主要的是研究者對於曆史發展趨勢的洞察。劉師培非常重視研究主體自身素質的培養。他對中國古典學術知識有較精深的研究，對於近代龔自珍、魏源、廖平、康有為、夏曾佑的學術思想也有較為準確的理解。他還廣泛吸取西方社會學、政治學、哲學、法學等專門知識，豐富他思索中國曆史問題的視點。在《中國曆史教科書》中，劉師培所引用的西方社會學、政治學、哲學、法學著作有赫胥黎的《天演論》、甄克思的《社會通詮》、盧梭的《民約論》、孟德斯鳩的《法意》、日本白河氏《支那文明論說》、那特硜《政治學》諸書等。在當時知識分子群體之中，劉師培是吸取西學較為迅速的成員之一。
《中國曆史教科書》還反映出劉師培對於曆史研究方法的一些基本認識。他主張充分吸取西方各門學科的種種研究方法，提高史學認識的水平。他運用得較多的方法有曆史語言研究法、民族學方法、地理學方法。對於曆史認識結果的表述方法，劉師培也主張在中國古代編纂學的基礎上加以改進。在20世紀初年的教科書編寫熱潮中，夏曾佑、劉師培兩人的曆史教科書比較好地體現了曆史和觀點相統一的特色，它們是中國學者根據自己的認識和研究所編寫的新一代曆史教材，在中國曆史教科書體例的探索中，無疑有其特殊的地位。
《中國曆史教科書》代表著劉師培對新史學的基本看法，反映出他積極讚同史學革命的目標。因而也可以說，《中國曆史教科書》是劉師培對於新史學目標的大膽嚐試。
《中國曆史教科書》反映出劉師培對於史學發展的一些基本認識。
一、曆史是進化的，史學應該以西方進化論的曆史觀為指導
劉師培認為，中國舊史學所以無所發明、滿足於成跡，歸根結底是史家“不明社會學之故”，因而陷於循環論的曆史觀之中。新起的西方社會學理論指出了“人類舉止悉在因果律之範圍”，借助歸納法和演繹法形成了人們據以正確認識人類社會曆史內在規律的理論。“斯學既昌，而載籍所詮列，均克推見其隱，一製一物，並窮其源……可謂精微之學矣。”因而他主張將西方進化論運用於中國曆史的研究，改變舊史學不明社會進化線索的局限。在《中國曆史教科書》的凡例中，劉師培說：
西國史書，多區分時代，而所作文明史複多分析事類。蓋區分時代，近於中史編年體，而分析事類，則近於中國三通體也。今所編各課，鹹以時代區分先後，即偶涉製度文物，於分類之中，亦隱寓分時之意，庶觀者易於了然。
他寫《中國曆史教科書》就是要依據社會進化的眼光，揭示中國社會曆史和各項典章製度不同時代的不同特征。《中國曆史教科書》體現了這一特點，其中對中國古代社會的演進過程作了創造性的分析。
二、史學的價值標準應該是民族和民主意識
劉師培在當時史學革命中最早提出黃帝紀年說。1903年他在《攘書·胡史篇》中首倡“宜仿西國紀年之例，以黃帝降生為紀年”。接著又在《黃帝魂》上撰《黃帝紀年說》。黃帝紀年說有兩個重要意義，一是反對民族壓迫，要求寫出以漢族為主體的中國曆史，二是反對專製政治，要求寫出以國民為核心的曆史。劉師培《黃帝紀年說》一文附有“大事表”，他加以注明，說：“此表最注意者凡三事：一民族、二政體、三文化。”要記“周避犬戎”、“晉避五胡”等，以明異族戰勝漢族、入主中原之始末；要記隋文帝、洪秀全事，以明漢族光複；要記聯軍侵華，以明“漢族將受製於西人”，“是為中國民族之變遷”。至於政體，尤要反映君權民權之消長。夏禹即位，“為君主世襲記”；商湯即位，“為諸侯革命記”；逐厲王為“平民革命記”：總之要反映出中國政界之活動。文化部分，也要以民族、民主為中心，揭示黃帝之後中國思想文化的發展曆程。可以說，黃帝紀年說是劉師培對當時史學革命的可貴理論探索。在他的鼓動之下，一時黃史之作蔚為風氣。而當時的《民報》，亦采用此說。錢玄同說：“故黃帝紀年者，實建國以前民黨正式應用之紀年，為民國開國史上之重要文獻也。”
《中國曆史教科書》也體現出這一中心思想。劉師培曾概括他在教科書中的敘述重點有五：一曰曆代政體之異同，二曰種族分合之始末，三曰製度改革之大綱，四曰社會進化之階級，五曰學術進退之大勢。很顯然這些內容與《黃帝紀年說》有密切聯係。
三、劉師培認為史學認識的進步，還需要更新史料觀念、加強史學研究者的哲學修養、吸取新的曆史認識方法
為了實現新史學的目標，新史學首先需要突破舊史學的史料觀念。由於舊史著的注意重心在王朝更替，對於民族和國民的曆史有時並未完整地保存下來。這就需要新史家獨具慧眼，善於發掘新史料。劉師培的《中國曆史教科書》具有十分寬闊的史料觀點。舉凡中國曆史上的經史子集無不被他征引。比如西周一代之史“取裁以六經為最多，又以三禮為最”，此外還博采漢唐注疏，以明古製。文獻資料以外的文物，也引起劉師培高度重視。他研究過古代石刻和鏤金。教科書中就曾把古代器物當為重要史料來使用。非僅如此，劉師培還將史料視野擴展到域外史籍。他說：“今日治史，不專賴中國典籍。西人作中國史者，詳述太古事跡，頗足補中史之遺。今所編各課，於征引中國典籍外，複參考西籍，兼及宗教社會之書，庶人群進化之理可以稍明。”教科書論述中國古代社會狀況，很明顯受了西方史籍的材料之啟發。
劉師培同時還提出了改造方誌的要求。他撰有《編輯鄉土誌序例》等文，對方誌的史料價值提出了新的認識。他認為好的方誌，保存鄉土曆史文化，俾世人了解古今之變，在曆史研究中有不可忽視的地位。他對舊方誌的指導思想在於表彰綱常名教深表不滿。他在論及“風俗誌”時曾說：“今編此誌，宜搜集人世之現象，推記古今之變遷，以驗人群進化之跡。蓋人類舉止悉在因果律之範圍，惟即果以製其因，使民之囿於習俗者，各明其所以致此之由，並證明遷化之無窮，若囿於習染，斯為不知通變，則中國弊俗，庶可因此而漸革。”他要求用新的眼光，重編方誌。
劉師培還指出，史學的進步需要史家加強自身的哲學修養。早在1902年，梁啟超就指出：“凡學問必有客觀、主觀二界。客觀者，謂所研究之事物也。主觀者，謂能研究此事物之心靈也。和合二者，然後學問出焉。史學之客體，則過去現在之事實是也。其主體，則作史、讀史者心識中所懷之哲理是也。有客觀而無主觀，則其史有魄無魂，謂之非史焉可也。”一切學問都離不開研究的主體和研究的客體。學術主體主要指研究者的素質，也就是古人所謂器識，它涉及各類文化知識，其中最主要的是研究者對於曆史發展趨勢的洞察。劉師培非常重視研究主體自身素質的培養。他對中國古典學術知識有較精深的研究，對於近代龔自珍、魏源、廖平、康有為、夏曾佑的學術思想也有較為準確的理解。他還廣泛吸取西方社會學、政治學、哲學、法學等專門知識，豐富他思索中國曆史問題的視點。在《中國曆史教科書》中，劉師培所引用的西方社會學、政治學、哲學、法學著作有赫胥黎的《天演論》、甄克思的《社會通詮》、盧梭的《民約論》、孟德斯鳩的《法意》、日本白河氏《支那文明論說》、那特硜《政治學》諸書等。在當時知識分子群體之中，劉師培是吸取西學較為迅速的成員之一。
《中國曆史教科書》還反映出劉師培對於曆史研究方法的一些基本認識。他主張充分吸取西方各門學科的種種研究方法，提高史學認識的水平。他運用得較多的方法有曆史語言研究法、民族學方法、地理學方法。對於曆史認識結果的表述方法，劉師培也主張在中國古代編纂學的基礎上加以改進。在20世紀初年的教科書編寫熱潮中，夏曾佑、劉師培兩人的曆史教科書比較好地體現了曆史和觀點相統一的特色，它們是中國學者根據自己的認識和研究所編寫的新一代曆史教材，在中國曆史教科書體例的探索中，無疑有其特殊的地位。
《中國曆史教科書》代表著劉師培對新史學的基本看法，反映出他積極讚同史學革命的目標。因而也可以說，《中國曆史教科書》是劉師培對於新史學目標的大膽嚐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