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晚清史學思潮與史學革命
與晚清經學研究相似，鴉片戰爭前後，史學研究也開始出現一些新的變化。當時龔自珍探究史學研究的本質，指出：
史之材，識其大掌故，主其記載，不吝其情。上不欺其所委贄，下不鄙夷其貴遊，不自卑所聞，不自易所守，不自反所學，以榮其國家，以華其祖宗，以教訓其王公大人。下亦以崇高其身，真賓之所處矣。何也？古之世有抱祭器而降者矣，有抱樂器而降者矣，有抱國之圖籍而降者矣。無籍其道以降者，道不可以籍也。……故夫賓也者，生乎本朝，仕乎本朝，上天有不專為本朝而生是人者在也。
他認為史官是時代的賓客，是曆史冷靜的旁觀者，他們堅守史學獨立的準則，記敘所發生的一切，並從中總結經驗教訓，近以修身，遠則為政治提供參考，教化百姓。即使曆史發生變革，王朝有興衰更替，史官也隨之有一些地位上的變化，但史官所賴以存在的基本準則不能改變，它不會隨王朝的滅亡而變易。很明顯，龔自珍推崇史學的史統以及史官的職責，實際上是要喚醒史學的政治批評意識，使史學研究與現實問題緊密結合起來。
鴉片戰爭前後史學領域的這一重要趨向無疑是針對乾嘉樸學過分學術化的史學狀況而發。乾嘉史學的理想在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序》中表露無遺。王鳴盛說：
大抵史家所記典製有得有失，讀史者不必橫生意見，馳騁議論，以明法戒也。但當考其典製之實，俾數千百年建置沿革，了如指掌。而或宜法、或宜戒，待人之自擇焉可矣。其事跡則有美有惡，讀史者亦不必強立文法，擅加與奪，以為褒貶也。……書生胸臆，每患迂愚，即使考之已詳，而議論褒貶，猶恐未當，況其考之未確者哉？蓋學問之道，求於虛不如求於實。議論褒貶，皆虛文耳。作史者之所記錄，讀史者之所考核，總期於能得其實焉而已矣，外此又何多求耶？
這種史學風格，唯主實事求是，不問史學的政治批評意識和經世功能，流風所及，使得史學與現實社會越來越遠。鴉片戰爭前後，人們提出要改變這種局麵，重新喚醒史學的經世精神。
史學到底應該如何為清末社會服務？在龔自珍、魏源之後，大多數史學家都以為隻要全麵複興正統史學，就可達到這一目標。因而鴉片戰爭之後，一些史家一改不事著述的風氣，開始編寫元、明史和“當代史”著作。如魏源1857年前後著成《元史新編》，徐鼒1861年寫成《小腆紀年附考》、1862年寫成《小腆紀傳》，夏燮1873年寫成《明通鑒》等。這些史學著作試圖依據新、舊史料，通過創作來表明他們對曆史問題的某些見解，體現他們對現實政治的批評意識。如魏源的《元史新編》表麵上寫元朝政治經濟由盛而衰的曆史，實際上是為清王朝免蹈元朝覆轍提供借鑒。但由於他們還未能切實感受到曆史已經發生轉折性變化，很少有人能夠超出正統觀念。大多把君臣名節觀念當作史學的根本標準，認為依靠它就可以製約政治的混亂，撥亂反正，否則就不可救藥。如徐鼒說：“彝倫敘則人心未死，天理猶存。兵戈水旱之災，人力可施其補救。彝倫斁則晦盲否塞，大亂而不知止。”
但也有一些史家認識到史學要為清末社會現實服務，尚需要以曆史變易的觀點為指導，研究不同曆史發展階段不同的政治、經濟、文化措施，加強史學的預測性。鴉片戰爭以後，曆史變易的觀點得到多數史家認可。最有代表性的是康有為，他將公羊學的三世說與《禮運》的大同、小康說相結合，把個人對於曆史的看法糅入其中，提出曆史是據亂世、升平世、太平世的循環變易。據亂世、升平世行小康之道，太平世行大同之道。而中國自春秋戰國至秦的曆史是據亂世，秦以後二千餘年為升平世，都是行小康之道：“吾中國二千年來，凡漢、唐、宋、明，不別其治亂興衰，總總皆小康之世也。凡中國二千年儒先所言，自荀卿、劉歆、朱子之所說者，不別其真偽、精粗、善惡，總總皆小康之道也。”而康有為所處時代，是升平世向太平世的過渡階段。
還有一些史家從世界曆史的角度提出史學要為清末社會現實服務，尚需要理解世界曆史的發展趨勢。如王韜（1828年——1897年）通過對西方政治的曆史和現狀的研究，將政治方式分為三種情況：一曰君主之國，二曰民主之國，三曰君民共主之國。他認為：“道有盈虧，勢有分合，所謂物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此也……從古無不變之局。”中國也應該根據西方曆史的發展趨勢來規劃發展目標。
史學研究的上述因素導致中國古代史學開始發生重大轉折。中國古代史學以經學為基礎。《春秋》和《易傳》是中國古代史學的標本和前提。儒家關於曆史的本質以及關於理想社會的論述，都直接影響著中國古代史學的形成和發展。秦漢之際，儒家經學已奠定了從自然與社會相統一的角度思考人類社會發展規則的基本思路，而史學也把“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當作兩個並立的史學目標。但東漢後，經學關於曆史發展階段的論述已經不如戰國秦漢，鄒衍的五德終始說、董仲舒的三統說、何休的《公羊》三世說漸形隱微。史學對人類社會規則的研究也越來越側重於對人類社會倫理道德本質的思考。這種現象與中國古代社會的長期穩定是一致的，史學不需要站在發展的角度來預計未來，隻需為社會的穩定和諧提供經驗教訓。但晚清史學研究的發展趨勢已打破了這一局麵。史學政治批評功能的提出給史學注進了新的血液。曆史變易論表麵上是西漢今文經學的複興，實質上則是由於時代發展所引發的對於中國曆史的分析以及對中國未來社會的預測。世界曆史的參照又為不斷突破經學變易論的局限提供了思想材料。可以說，晚清史學研究的發展扭轉了東漢以來史學研究的重心，同時也改變了史學研究的目的，為中國史學開辟了新的天地。
1898年，嚴複翻譯出版了《天演論》，宣傳赫胥黎關於社會演變“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原則，並融合斯賓塞“舉天地人物心性動植之事而一貫之”的自然與社會相統一的觀點，讚同斯賓塞的普遍進化論。《天演論》使醞釀已久的曆史三世變易論和王韜、黃遵憲等人的世界曆史三階段說找到了可資統一的哲學前提。新的政治原理、新的曆史觀呼之欲出。
20世紀初年，中國史學終於提出了革命的要求。1901年，梁啟超在《清議報》發表《中國史敘論》，同年，章太炎手校本《訄書·哀清史》所附《中國通史略例》，都提出了對中國通史的新要求。1902年，梁啟超在《新民叢報》發表《新史學》，呼籲“史界革命不起，則吾國不救”。鄧實在同年八月《政藝通報》發表《史學通論》，認為“中國史界革命之風潮不起，則中國永無史矣，無史則無國矣”。1903年，留日學生曾鯤化自命“國史氏”，著成《中國曆史》，其首篇總敘說：“今欲振發國民精神，則必先破壞有史以來之萬種腐敗範圍，別樹光華雄美之曆史旗幟，以為我國民族主義之先鋒。”一時史界革命的呼聲風起雲湧，蔚為壯觀。綜觀20世紀初年中國新史學思潮，它主要有以下特色：
一、對傳統史學的價值標準進行了批評
梁啟超認為：“所貴乎史者，貴其能敘一群人相交涉、相競爭、相團結之道，能述一群人所以休養生息、同體進化之狀，使後之讀者，愛其群、善其群之心油然而生焉。”史學著作應該反映社會群體對自然和人類社會自身的改造過程，以及社會群體智慧和道德的進步狀況，令讀者從中感染到一種蓬勃向上的精神力量。而中國傳統史學，既非國民之史，又缺乏這種精神力量。傳統史學之所以不能滿足時代要求，關鍵在於正統觀念造成了史學的腐敗。所謂正統觀念，就是在中國曆史過程中找出某一王朝作為曆史的中心，並依此來判斷曆史人物的是非價值，其實質是君權至上。梁啟超認為這是傳統史學的最大缺點。他反思曆史上的正統之爭，認為它可概括為六條原則：一是以得地多寡定其正與不正，二是以據位久暫定其正與不正，三是以是否為前代血胤定其正與不正，四是以是否據前代舊都定其正與不正，五是以是否繼承前代定其正與不正，六是以是否為漢族定其正與不正。而這六條正統論根據，“通於此則窒於彼，通於彼則窒於此”。所以，正統之爭是“自為奴隸根性所束縛，而複以煽後人之奴隸根性而已”。實質上是缺乏對曆史價值標準的深刻思考。梁啟超認為：“無統則已，苟其有統，則創垂之而繼續之者，舍斯民而奚屬哉？”“舍國而求諸君、舍眾人而求諸一人，必無統可言、更無正可言。”為改變舊史學的價值標準，新史學的鼓吹者們對西方近代民主思想和民主政治進行宣傳介紹，並對如何轉換舊史學的價值標準作了設想。如鄧實在1904年10月的《政藝通報》發表《民史總敘》，對於什麽是民史、民史的對象和意義、民史和民權的關係、民史專史的編修方法等，都作了闡述，主張以國民作為史學的價值核心。
二、對舊史學的敘事籠統進行了批評
梁啟超1901年在《中國史敘論》中曾提出“前世史家”與“近世史家”的區別。他說：“前世史家，不過記載事實，近世史家，必說明所記事實之關係，其原因結果；前世史家不過記敘一二有權力者興亡隆替之事，雖名為史，實不過一人一家之譜牒，近世史家，必探索人間全體之進步，即國民全部之經曆及其相互關係。”1902年他在《新史學》中又指出：“善為史者，必研究人群進化之現象，而求其公理、公例之所在，於是有所謂曆史哲學出矣。曆史與曆史哲學殊科，要之，苟無哲學之理想者，必不能為良史，有斷然也。”總之，新史學必須反映曆史進化的規則，歸納出曆史事實的演變規則。章太炎就曾將新史學的上述目標歸納為“熔治哲理”。新史學的鼓吹者們認為，舊史學在熔治哲理這一點上有嚴重不足。如章太炎說：“中國自秦漢以降，史籍繁矣，紀傳表誌肇於史遷，編年建於荀悅，紀事本末作於袁樞，皆具體之記述，非抽象之原論。”紀傳體史書雖有書誌體例，但也“不能言物始，苟務編綴，無所於期赴”。即使像杜佑《通典》、鄭樵《通誌》、馬端臨《文獻通考》這類專門典誌體著作，對典章製度敘述較詳，但也沒有總結出演變的原理。而史論著作也未能條源析流，如王夫之，“造論最為雅訓，其法雖近演繹，乃其文辯反複，而辭無組織，譬諸織女，終日七襄，不成報章也”。因此，改革舊史學敘事籠統的弊病，重視曆史規則的探求，是史學進步的重要目標。
三、提出了改造舊史學著作體例的積極建議
1901年，梁啟超就“欲草具一中國通史，以助愛國主義之發達”。他的《中國史敘論》即該通史的序言。1902年，章太炎致書梁啟超，也談到需要創作新的中國通史。他們認為舊史學著作體例需要加以改造。如章太炎指出：“然所貴乎通史者，固有二方麵：一方以發明社會政治進化衰微之原理為主，則於典誌見之；一方以鼓舞民氣、啟導方來為主，則必於紀傳見之。”他認為新史著的體例應該緊緊圍繞社會進化和民族氣節兩個方麵，應該結合典誌體與紀傳體之長。他設想的中國通史分五表、十二典、十紀、二十五別錄、九考紀，共一百卷。而許之衡則認為，新史學的體例“其體必當機仲（袁樞）、君卿（杜佑）一派”，而“列傳萬不能合於曆史之內”。他認為新史體例當主要是典誌體與紀事本末體的結合。“餘杭章氏（太炎）擬著《中國通史》，體亦仿史公，改列傳為別錄，所搜頗掛一漏萬，書固未成，體例亦殊未精也。”相反曾鯤化《中國曆史》的體例，才符合新史學著作的真諦。
四、對曆史研究的因果關係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曾鯤化在《中國曆史·體裁之界說》中說：“凡史學者，僅著眼於時勢之表麵、事實之皮毛，而不究其無形界之原因如何？結果如何？運動如何？則社會之關係不能曉。僅注意於帝王之智仁暴愚、將相之勁脆賢不肖，而不輸熱心以熟察全國人民生活如何？運動如何？普通學識如何？則社會之進步發達與黑暗昏冥，茫然無據矣。”梁啟超與章太炎前後也發表了大致相近的見解。新史學要求對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麵，如政體、種族、製度、學術、宗教、民俗進行係統地整理和研究，要發掘各類史實以及它們相互之間的因果關係，說明其原因結果。
總之，20世紀初年的新史學思潮標誌著傳統史學正式開始向近代新史學轉變。中國史學哲學開始進入新的建設時期。新的曆史觀、新的史學主體意識、新的史學認識論和方法論開始成為20世紀中國史學的主流。
史之材，識其大掌故，主其記載，不吝其情。上不欺其所委贄，下不鄙夷其貴遊，不自卑所聞，不自易所守，不自反所學，以榮其國家，以華其祖宗，以教訓其王公大人。下亦以崇高其身，真賓之所處矣。何也？古之世有抱祭器而降者矣，有抱樂器而降者矣，有抱國之圖籍而降者矣。無籍其道以降者，道不可以籍也。……故夫賓也者，生乎本朝，仕乎本朝，上天有不專為本朝而生是人者在也。
他認為史官是時代的賓客，是曆史冷靜的旁觀者，他們堅守史學獨立的準則，記敘所發生的一切，並從中總結經驗教訓，近以修身，遠則為政治提供參考，教化百姓。即使曆史發生變革，王朝有興衰更替，史官也隨之有一些地位上的變化，但史官所賴以存在的基本準則不能改變，它不會隨王朝的滅亡而變易。很明顯，龔自珍推崇史學的史統以及史官的職責，實際上是要喚醒史學的政治批評意識，使史學研究與現實問題緊密結合起來。
鴉片戰爭前後史學領域的這一重要趨向無疑是針對乾嘉樸學過分學術化的史學狀況而發。乾嘉史學的理想在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序》中表露無遺。王鳴盛說：
大抵史家所記典製有得有失，讀史者不必橫生意見，馳騁議論，以明法戒也。但當考其典製之實，俾數千百年建置沿革，了如指掌。而或宜法、或宜戒，待人之自擇焉可矣。其事跡則有美有惡，讀史者亦不必強立文法，擅加與奪，以為褒貶也。……書生胸臆，每患迂愚，即使考之已詳，而議論褒貶，猶恐未當，況其考之未確者哉？蓋學問之道，求於虛不如求於實。議論褒貶，皆虛文耳。作史者之所記錄，讀史者之所考核，總期於能得其實焉而已矣，外此又何多求耶？
這種史學風格，唯主實事求是，不問史學的政治批評意識和經世功能，流風所及，使得史學與現實社會越來越遠。鴉片戰爭前後，人們提出要改變這種局麵，重新喚醒史學的經世精神。
史學到底應該如何為清末社會服務？在龔自珍、魏源之後，大多數史學家都以為隻要全麵複興正統史學，就可達到這一目標。因而鴉片戰爭之後，一些史家一改不事著述的風氣，開始編寫元、明史和“當代史”著作。如魏源1857年前後著成《元史新編》，徐鼒1861年寫成《小腆紀年附考》、1862年寫成《小腆紀傳》，夏燮1873年寫成《明通鑒》等。這些史學著作試圖依據新、舊史料，通過創作來表明他們對曆史問題的某些見解，體現他們對現實政治的批評意識。如魏源的《元史新編》表麵上寫元朝政治經濟由盛而衰的曆史，實際上是為清王朝免蹈元朝覆轍提供借鑒。但由於他們還未能切實感受到曆史已經發生轉折性變化，很少有人能夠超出正統觀念。大多把君臣名節觀念當作史學的根本標準，認為依靠它就可以製約政治的混亂，撥亂反正，否則就不可救藥。如徐鼒說：“彝倫敘則人心未死，天理猶存。兵戈水旱之災，人力可施其補救。彝倫斁則晦盲否塞，大亂而不知止。”
但也有一些史家認識到史學要為清末社會現實服務，尚需要以曆史變易的觀點為指導，研究不同曆史發展階段不同的政治、經濟、文化措施，加強史學的預測性。鴉片戰爭以後，曆史變易的觀點得到多數史家認可。最有代表性的是康有為，他將公羊學的三世說與《禮運》的大同、小康說相結合，把個人對於曆史的看法糅入其中，提出曆史是據亂世、升平世、太平世的循環變易。據亂世、升平世行小康之道，太平世行大同之道。而中國自春秋戰國至秦的曆史是據亂世，秦以後二千餘年為升平世，都是行小康之道：“吾中國二千年來，凡漢、唐、宋、明，不別其治亂興衰，總總皆小康之世也。凡中國二千年儒先所言，自荀卿、劉歆、朱子之所說者，不別其真偽、精粗、善惡，總總皆小康之道也。”而康有為所處時代，是升平世向太平世的過渡階段。
還有一些史家從世界曆史的角度提出史學要為清末社會現實服務，尚需要理解世界曆史的發展趨勢。如王韜（1828年——1897年）通過對西方政治的曆史和現狀的研究，將政治方式分為三種情況：一曰君主之國，二曰民主之國，三曰君民共主之國。他認為：“道有盈虧，勢有分合，所謂物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此也……從古無不變之局。”中國也應該根據西方曆史的發展趨勢來規劃發展目標。
史學研究的上述因素導致中國古代史學開始發生重大轉折。中國古代史學以經學為基礎。《春秋》和《易傳》是中國古代史學的標本和前提。儒家關於曆史的本質以及關於理想社會的論述，都直接影響著中國古代史學的形成和發展。秦漢之際，儒家經學已奠定了從自然與社會相統一的角度思考人類社會發展規則的基本思路，而史學也把“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當作兩個並立的史學目標。但東漢後，經學關於曆史發展階段的論述已經不如戰國秦漢，鄒衍的五德終始說、董仲舒的三統說、何休的《公羊》三世說漸形隱微。史學對人類社會規則的研究也越來越側重於對人類社會倫理道德本質的思考。這種現象與中國古代社會的長期穩定是一致的，史學不需要站在發展的角度來預計未來，隻需為社會的穩定和諧提供經驗教訓。但晚清史學研究的發展趨勢已打破了這一局麵。史學政治批評功能的提出給史學注進了新的血液。曆史變易論表麵上是西漢今文經學的複興，實質上則是由於時代發展所引發的對於中國曆史的分析以及對中國未來社會的預測。世界曆史的參照又為不斷突破經學變易論的局限提供了思想材料。可以說，晚清史學研究的發展扭轉了東漢以來史學研究的重心，同時也改變了史學研究的目的，為中國史學開辟了新的天地。
1898年，嚴複翻譯出版了《天演論》，宣傳赫胥黎關於社會演變“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原則，並融合斯賓塞“舉天地人物心性動植之事而一貫之”的自然與社會相統一的觀點，讚同斯賓塞的普遍進化論。《天演論》使醞釀已久的曆史三世變易論和王韜、黃遵憲等人的世界曆史三階段說找到了可資統一的哲學前提。新的政治原理、新的曆史觀呼之欲出。
20世紀初年，中國史學終於提出了革命的要求。1901年，梁啟超在《清議報》發表《中國史敘論》，同年，章太炎手校本《訄書·哀清史》所附《中國通史略例》，都提出了對中國通史的新要求。1902年，梁啟超在《新民叢報》發表《新史學》，呼籲“史界革命不起，則吾國不救”。鄧實在同年八月《政藝通報》發表《史學通論》，認為“中國史界革命之風潮不起，則中國永無史矣，無史則無國矣”。1903年，留日學生曾鯤化自命“國史氏”，著成《中國曆史》，其首篇總敘說：“今欲振發國民精神，則必先破壞有史以來之萬種腐敗範圍，別樹光華雄美之曆史旗幟，以為我國民族主義之先鋒。”一時史界革命的呼聲風起雲湧，蔚為壯觀。綜觀20世紀初年中國新史學思潮，它主要有以下特色：
一、對傳統史學的價值標準進行了批評
梁啟超認為：“所貴乎史者，貴其能敘一群人相交涉、相競爭、相團結之道，能述一群人所以休養生息、同體進化之狀，使後之讀者，愛其群、善其群之心油然而生焉。”史學著作應該反映社會群體對自然和人類社會自身的改造過程，以及社會群體智慧和道德的進步狀況，令讀者從中感染到一種蓬勃向上的精神力量。而中國傳統史學，既非國民之史，又缺乏這種精神力量。傳統史學之所以不能滿足時代要求，關鍵在於正統觀念造成了史學的腐敗。所謂正統觀念，就是在中國曆史過程中找出某一王朝作為曆史的中心，並依此來判斷曆史人物的是非價值，其實質是君權至上。梁啟超認為這是傳統史學的最大缺點。他反思曆史上的正統之爭，認為它可概括為六條原則：一是以得地多寡定其正與不正，二是以據位久暫定其正與不正，三是以是否為前代血胤定其正與不正，四是以是否據前代舊都定其正與不正，五是以是否繼承前代定其正與不正，六是以是否為漢族定其正與不正。而這六條正統論根據，“通於此則窒於彼，通於彼則窒於此”。所以，正統之爭是“自為奴隸根性所束縛，而複以煽後人之奴隸根性而已”。實質上是缺乏對曆史價值標準的深刻思考。梁啟超認為：“無統則已，苟其有統，則創垂之而繼續之者，舍斯民而奚屬哉？”“舍國而求諸君、舍眾人而求諸一人，必無統可言、更無正可言。”為改變舊史學的價值標準，新史學的鼓吹者們對西方近代民主思想和民主政治進行宣傳介紹，並對如何轉換舊史學的價值標準作了設想。如鄧實在1904年10月的《政藝通報》發表《民史總敘》，對於什麽是民史、民史的對象和意義、民史和民權的關係、民史專史的編修方法等，都作了闡述，主張以國民作為史學的價值核心。
二、對舊史學的敘事籠統進行了批評
梁啟超1901年在《中國史敘論》中曾提出“前世史家”與“近世史家”的區別。他說：“前世史家，不過記載事實，近世史家，必說明所記事實之關係，其原因結果；前世史家不過記敘一二有權力者興亡隆替之事，雖名為史，實不過一人一家之譜牒，近世史家，必探索人間全體之進步，即國民全部之經曆及其相互關係。”1902年他在《新史學》中又指出：“善為史者，必研究人群進化之現象，而求其公理、公例之所在，於是有所謂曆史哲學出矣。曆史與曆史哲學殊科，要之，苟無哲學之理想者，必不能為良史，有斷然也。”總之，新史學必須反映曆史進化的規則，歸納出曆史事實的演變規則。章太炎就曾將新史學的上述目標歸納為“熔治哲理”。新史學的鼓吹者們認為，舊史學在熔治哲理這一點上有嚴重不足。如章太炎說：“中國自秦漢以降，史籍繁矣，紀傳表誌肇於史遷，編年建於荀悅，紀事本末作於袁樞，皆具體之記述，非抽象之原論。”紀傳體史書雖有書誌體例，但也“不能言物始，苟務編綴，無所於期赴”。即使像杜佑《通典》、鄭樵《通誌》、馬端臨《文獻通考》這類專門典誌體著作，對典章製度敘述較詳，但也沒有總結出演變的原理。而史論著作也未能條源析流，如王夫之，“造論最為雅訓，其法雖近演繹，乃其文辯反複，而辭無組織，譬諸織女，終日七襄，不成報章也”。因此，改革舊史學敘事籠統的弊病，重視曆史規則的探求，是史學進步的重要目標。
三、提出了改造舊史學著作體例的積極建議
1901年，梁啟超就“欲草具一中國通史，以助愛國主義之發達”。他的《中國史敘論》即該通史的序言。1902年，章太炎致書梁啟超，也談到需要創作新的中國通史。他們認為舊史學著作體例需要加以改造。如章太炎指出：“然所貴乎通史者，固有二方麵：一方以發明社會政治進化衰微之原理為主，則於典誌見之；一方以鼓舞民氣、啟導方來為主，則必於紀傳見之。”他認為新史著的體例應該緊緊圍繞社會進化和民族氣節兩個方麵，應該結合典誌體與紀傳體之長。他設想的中國通史分五表、十二典、十紀、二十五別錄、九考紀，共一百卷。而許之衡則認為，新史學的體例“其體必當機仲（袁樞）、君卿（杜佑）一派”，而“列傳萬不能合於曆史之內”。他認為新史體例當主要是典誌體與紀事本末體的結合。“餘杭章氏（太炎）擬著《中國通史》，體亦仿史公，改列傳為別錄，所搜頗掛一漏萬，書固未成，體例亦殊未精也。”相反曾鯤化《中國曆史》的體例，才符合新史學著作的真諦。
四、對曆史研究的因果關係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曾鯤化在《中國曆史·體裁之界說》中說：“凡史學者，僅著眼於時勢之表麵、事實之皮毛，而不究其無形界之原因如何？結果如何？運動如何？則社會之關係不能曉。僅注意於帝王之智仁暴愚、將相之勁脆賢不肖，而不輸熱心以熟察全國人民生活如何？運動如何？普通學識如何？則社會之進步發達與黑暗昏冥，茫然無據矣。”梁啟超與章太炎前後也發表了大致相近的見解。新史學要求對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麵，如政體、種族、製度、學術、宗教、民俗進行係統地整理和研究，要發掘各類史實以及它們相互之間的因果關係，說明其原因結果。
總之，20世紀初年的新史學思潮標誌著傳統史學正式開始向近代新史學轉變。中國史學哲學開始進入新的建設時期。新的曆史觀、新的史學主體意識、新的史學認識論和方法論開始成為20世紀中國史學的主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