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學術上的微觀研究與整體視野
中國現代學術史上，王國維是具有開創性的學術大師。他開拓了眾多的學科，並在這些學科中都站到了理論的前沿，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他的開創性，特別表現在他能自覺地探索新的科學的研究方法。關於王國維的學術內容及研究方法，陳寅恪指出：“一曰：取地下之實物與紙上之遺文互相釋證，凡屬於考古學及上古史之作，如《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及《鬼方昆夷狁考》等是也。二曰：取異族之故書與吾國之舊籍互相補正，凡屬於遼、金、元史事及邊疆地理之作，如《萌古考》及《元朝秘史之主因亦兒堅考》等是也。三曰：取外來之觀念與固有之材料互相參證，凡屬於文藝批評及小說戲曲之作，如《紅樓夢評論》及《宋元戲曲考》等是也。”陳寅恪的這個意見，是將王國維的研究內容與方法結合起來加以考查的，重點在於說明他的研究方法與別人的不同處。正因為有了這種研究方法上的特點，才帶來王國維研究上的成功。
在清華研究院的導師中，王國維與梁啟超都以史學見長。梁啟超的著作以建立一個體係而見長。大家都認為王國維的學問大，但是，他的《觀堂集林》並不以建成某一方麵的體係為目的。論者常以兩個人的性格作比較，梁啟超性格外向，每逢集會，講話也多。王國維性格內向，似不重於構建理論體係。這也許是一個有益的見解。然而，王國維的《紅樓夢評論》、《人間詞話》都是有係統的。王國維早年就指出：“凡學問之事，具可稱科學以上者，必不可無係統。係統者何？立一係以分類是已。分類之法以係統而異”。
王國維的微觀研究，往往將注意力集中於考察個別的曆史人物、個別的古代器物、幾條獨立的曆史材料。他分析具體材料精細入微，包融了自身深切的體驗。應該說，文化史的研究，在一個大變動時期，需要從微觀研究入手，開始積累具體的材料。王國維本人的學術個性傾向於從具體的角度去觀察、研究局部的細節，考察得細致、準確、富於才氣。這類研究的意義，正如他自己指出的：“夫天下之事物，非由全不足以知曲，非致曲不足以知全，雖一物之解釋，一事之決斷，非深知宇宙、人生之真相者，不能為也。而欲知宇宙、人生者，雖宇宙中之一現象，曆史上之一事實，亦未始無所貢獻。故深湛幽渺之思，學者有所不避焉；迂遠繁瑣之譏，學者有所不辭焉。事物無大小，無遠近，苟思之得其真，紀之得其實，極其會歸，皆有裨於人類之生存福祉。己不竟其緒，他人當能竟之；今不獲其用，後世當能用之。此非苟且玩愒之徒所與知也！”這裏，王國維肯定了微觀研究的作用。讀王國維的文章，常常折服於他的新的發現、新的材料，決無空疏浮泛之病，這得益於微觀研究的成功。王國維這樣治學，誠然是受乾嘉學派的啟發，更是他對治學的切身體驗：如果要建設新的中國文化史的研究，應該從清理曆史材料做起，應該從發現新的材料做起，應該從積累材料做起。在學術上，他決不去提一個口號，搞一個運動，做取得“轟動效應”之類的事。
王國維長於考據，然而他與清代考據學者陷於“一字之微”是根本不同的。他研究學問並不陷於孤證，因為他的曆史觀念是新的、發展的觀念。他在《譯本〈琵琶記〉序》中指出：“欲知古人，必先論其世；欲知後代，必先求諸古；欲知一國之文學，非知其國古今之情狀、學術不可也。”日本學者譯中國戲曲，他寫序指出這個道理，當時很有針對性的。因為，歐洲人已有多位漢學家譯中國古代戲劇作品。有的譯元劇隻譯出“科白而已”，他們甚至認為，“元劇之曲，但以聲為主，而不以義為重”。這樣的做法，王國維評之曰：“夫以元劇之精髓，全在曲辭；以科白取元劇，其智去買櫝還珠者有幾？”這樣的情形不是歸罪於個別譯者，而是說明文化傳播中的一個道理，要在曆史發展中考察事物，在事物的具體環境中去理解事物。
王國維治元史，就十分注意蒙古人特殊的風俗習慣。比如，王國維研究漢族邊防原先用過“界壕”，“界壕者掘地為溝塹，以限戎馬之足”。可是北方風沙甚大，界壕很容易被填平；況且，用人力填壕，也比較容易。相比之下，築城可以據以防守。所以，因收效不大，界壕沒有能推行。他的研究成果，由於有微觀研究作基礎，文字紮實，有自己的發現，讀起來使人有厚積薄發之感。
王國維的微觀研究又善於與整體的學術背景相聯係。比如他研究一段曆史，總是注意重點解剖幾個人物。對具體人物的研究與整個曆史過程相比較，是對具體問題的剖析。但是，就重點人物研究來說，他卻注意到研究的整體性，他好作年譜，比如《太史公年譜》、《耶律文正公年譜》、《清真先生遺事》等，注意人物與周圍世界的聯係，知人論世。他自己說：“其於詩也，有譜有箋。譜也者，所以論古人之世也；箋也者，所以逆古人之誌也。”
要是沒有一個整體視野，微觀研究的成果就容易顯得散漫，猶如斷了線的一串珍珠。讀王國維的《觀堂集林》，確有一種整體感，文章之間有內在的脈絡相聯係。
在清華研究院的導師中，王國維與梁啟超都以史學見長。梁啟超的著作以建立一個體係而見長。大家都認為王國維的學問大，但是，他的《觀堂集林》並不以建成某一方麵的體係為目的。論者常以兩個人的性格作比較，梁啟超性格外向，每逢集會，講話也多。王國維性格內向，似不重於構建理論體係。這也許是一個有益的見解。然而，王國維的《紅樓夢評論》、《人間詞話》都是有係統的。王國維早年就指出：“凡學問之事，具可稱科學以上者，必不可無係統。係統者何？立一係以分類是已。分類之法以係統而異”。
王國維的微觀研究，往往將注意力集中於考察個別的曆史人物、個別的古代器物、幾條獨立的曆史材料。他分析具體材料精細入微，包融了自身深切的體驗。應該說，文化史的研究，在一個大變動時期，需要從微觀研究入手，開始積累具體的材料。王國維本人的學術個性傾向於從具體的角度去觀察、研究局部的細節，考察得細致、準確、富於才氣。這類研究的意義，正如他自己指出的：“夫天下之事物，非由全不足以知曲，非致曲不足以知全，雖一物之解釋，一事之決斷，非深知宇宙、人生之真相者，不能為也。而欲知宇宙、人生者，雖宇宙中之一現象，曆史上之一事實，亦未始無所貢獻。故深湛幽渺之思，學者有所不避焉；迂遠繁瑣之譏，學者有所不辭焉。事物無大小，無遠近，苟思之得其真，紀之得其實，極其會歸，皆有裨於人類之生存福祉。己不竟其緒，他人當能竟之；今不獲其用，後世當能用之。此非苟且玩愒之徒所與知也！”這裏，王國維肯定了微觀研究的作用。讀王國維的文章，常常折服於他的新的發現、新的材料，決無空疏浮泛之病，這得益於微觀研究的成功。王國維這樣治學，誠然是受乾嘉學派的啟發，更是他對治學的切身體驗：如果要建設新的中國文化史的研究，應該從清理曆史材料做起，應該從發現新的材料做起，應該從積累材料做起。在學術上，他決不去提一個口號，搞一個運動，做取得“轟動效應”之類的事。
王國維長於考據，然而他與清代考據學者陷於“一字之微”是根本不同的。他研究學問並不陷於孤證，因為他的曆史觀念是新的、發展的觀念。他在《譯本〈琵琶記〉序》中指出：“欲知古人，必先論其世；欲知後代，必先求諸古；欲知一國之文學，非知其國古今之情狀、學術不可也。”日本學者譯中國戲曲，他寫序指出這個道理，當時很有針對性的。因為，歐洲人已有多位漢學家譯中國古代戲劇作品。有的譯元劇隻譯出“科白而已”，他們甚至認為，“元劇之曲，但以聲為主，而不以義為重”。這樣的做法，王國維評之曰：“夫以元劇之精髓，全在曲辭；以科白取元劇，其智去買櫝還珠者有幾？”這樣的情形不是歸罪於個別譯者，而是說明文化傳播中的一個道理，要在曆史發展中考察事物，在事物的具體環境中去理解事物。
王國維治元史，就十分注意蒙古人特殊的風俗習慣。比如，王國維研究漢族邊防原先用過“界壕”，“界壕者掘地為溝塹，以限戎馬之足”。可是北方風沙甚大，界壕很容易被填平；況且，用人力填壕，也比較容易。相比之下，築城可以據以防守。所以，因收效不大，界壕沒有能推行。他的研究成果，由於有微觀研究作基礎，文字紮實，有自己的發現，讀起來使人有厚積薄發之感。
王國維的微觀研究又善於與整體的學術背景相聯係。比如他研究一段曆史，總是注意重點解剖幾個人物。對具體人物的研究與整個曆史過程相比較，是對具體問題的剖析。但是，就重點人物研究來說，他卻注意到研究的整體性，他好作年譜，比如《太史公年譜》、《耶律文正公年譜》、《清真先生遺事》等，注意人物與周圍世界的聯係，知人論世。他自己說：“其於詩也，有譜有箋。譜也者，所以論古人之世也；箋也者，所以逆古人之誌也。”
要是沒有一個整體視野，微觀研究的成果就容易顯得散漫，猶如斷了線的一串珍珠。讀王國維的《觀堂集林》，確有一種整體感，文章之間有內在的脈絡相聯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