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國維評傳

第二節 重視發現新材料，由此研究新學問

　　20世紀初，學者常常盡力介紹西方學說，並以此為新學問。王國維卻認為，“古來新學問起大都由於新發現”。這是曆史已經證明的事。重視新的材料，本來是當時新派學者首先關心的事。王國維大膽地判定：“今日之時代可謂之發見時代”，這是有遠見卓識的結論。發現的材料，或者說有理論意義的新材料，可以形成新學問的，王國維舉出：（1）殷墟甲骨文字，（2）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地之簡牘，（3）敦煌遺書，（4）內閣大庫之書籍檔案，（5）中國境內之古外族遺文。此外，中國古金石、古器物、書籍的發現，其理論上的意義決不低於上述各項，隻是比較零星。這些材料發現之後，王國維曾經全力投入了獨立的研究，以後發展為舉世矚目的甲骨學、敦煌學、簡牘學。王國維在這些領域的研究，開拓並建設了有關的學科領域，取得了學術上的領先地位。他提出的中國境內古今民族關係史的研究，是他最後全力進行的研究領域。他對金石學、版本學的研究也取得了開創性的成績，有自己獨立的研究方法。一個學者要把握好學術發展的趨向，認清自己時代學術發展的途徑。王國維認為“今日之時代可謂之發現時代”，並預見學術史學科的發展常得益於新材料的發現；這個預見，使他對自己的學術研究方向有英明的選擇，成為他取得成就的重要因緣。王國維是一介窮書生，他本人並不擁有這些稀世珍寶；但是，他努力去掌握這些材料，他與羅振玉合作之重要原因就是看到一些第一手材料，他又利用日本學者赴歐洲考察的機會，看到了一些敦煌文獻的照片，他直接與伯希和聯係，取得一些在巴黎、倫敦收藏的材料。一般認為，這些原來的材料擁有者當然比王國維具有研究方麵的優勢，何況，他們都是著名學者，都是這個領域的著名專家才去主動搜集的。實際上，如果論編輯出版這些曆史資料，王國維確實不具備優勢，顯然，他既不擁有第一手資料，又無出版書籍的財力。然而，他用自己研究上的努力，發揮了自己的優勢。他用對中國文化史的整體把握來處理這些材料，創立新的學科。

　　王國維尤其主張青年學生去研究這些新發現的學問。他到清華學校任職後第一次發表群眾性的演講就是《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國新發現之學問》，演講結束時號召說：“此等發現物，合世界學者之全力研究之，其所闡發尚未及其半，況後此之發現亦正自無窮，此不能不有待少年之努力也。”

　　從實際材料出發，以事實作基礎提升出理論，這是王國維自覺遵循的方法。他在與一位日本年輕學者討論時指出：“吾儕前後所論亦多涉理論，此事惟當以事實決之。《詩》、《書》、《周禮》三經與《左傳》、《國語》有裸字無灌字，事實也；裸，《周禮》故書作果，事實也；裸從果聲與灌從雚聲，部類不同，事實也；《周禮》諸書，裸字兼用於神人，事實也；大宗伯以肆獻祼為序，與司尊彝之先祼尊，而後朝獻、再獻之尊，亦皆事實而互相異者也。吾儕當以事實決事實，而不當以後世之理論決事實，此又今日為學者之所當然也。”

　　重視新材料之發現，意味著要不斷推進學術的進步。曆史遺留下來的材料不可都去“懷疑”，也不可“全信”，要用新發現的材料去對比參照。對新發現的材料，比如甲骨文、漢簡，如果不用已有的文獻幫助去理解它，也會有不少缺陷。他提出“二重證據法”，關鍵之點是重實際材料，既重視已有的文獻，又重視新發現的材料。孤立的材料，常常隻是孤證，很難立即發揮出效益，互相聯係起來才能有利於問題的解決。在當時，重視新出土的材料的，常常被認為是新派學者，新派學者必然又懷疑舊的文獻。而當時不少傳統的學者，不承認新出土的材料，隻泥於古代經典。王國維不論對古代的材料，還是對新出土的材料，都抱著研究的態度。他在《殷墟文字類編序》中指出：“不屈舊以就新，亦不絀新以從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