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節 蒙古史、元史研究
王國維一生最後兩年多的時間裏，主要研究蒙古史、元史。這項研究剛取得了一批階段性的成果，他就悄然離開了人世。其實，王國維這項研究不但已有的成果頗為重要；而且他的研究方法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應該更為人們所注意。
新材料的發現，常常能推動有關學科的新的突破。王國維據此研究了甲骨文、簡牘、敦煌文獻等，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績。但是，廣泛地、綜合地利用已發現的曆史材料，發揮多種學科協同研究的優勢，比如宋元戲曲、西北地理、殷周史、民族交往史、音韻學、文字學等學科知識，去加深對蒙古史的研究，這是新的創造。王國維的時代，研究西北地理、文史的學者不少，沈曾植、柯劭忞就是元史專家，柯劭忞是《新元史》的作者。元代的統治者建立了橫跨歐亞的大帝國，西方學者也十分注意研究。中國有史學的深厚的傳統，但明代修的《元史》，比起各部斷代史來說，比較不被人滿意。修史者宋濂雖然是一位著名學者，但是，他撰寫《元史》，是放在二十四史這個大的框架中加以論述的。對於一個明代學者來說，是要為元朝異族統治者立傳，雖然要強調秉筆直書的史識，但要突破中國皇朝的正統觀念，太困難了。況且漢族學者對元代統治者的風俗、語言、製度都不熟悉，元代的活動範圍廣，超越了曆來漢族統治者的範圍。
1915年3月的《鬼方昆夷狁考》利用地下出土的金文和古籍中的材料互相參證，考證先秦時代北方遊牧民族活動的情況。王國維這篇文章抓住了這個遊牧民族的特點。“時入侵暴中國，其俗尚武力而文化之度不及諸夏遠甚，又本無文字或雖有而不與中國同，是以中國之稱之也。隨世異名，因地殊號，至於後世或且以醜名加之。”王國維得出的結論：周以前的鬼方即司馬遷寫《史記》時的匈奴。這個結論的得出，運用了音韻學的知識。
1915年8月寫《胡服考》。據《史記》“趙武靈王十九年初胡服”，定“胡服之入中國始於趙武靈王”。外族服裝進入中國，在互相交流中不斷改進，王國維細考冠、帶、履、喪服，並細分天子之戎服、武臣之朝服、天子田獵豫遊之服、皇太子侍從田狩之服、上下公服、武官侍從之服、日常之服、尋常公事之服等等。王國維在手稿上還畫了好幾幅胡服的“上褶下袴”的圖樣。各民族間的文化都是互相交流的，胡服影響漢族就是一個例證。王國維得出結論說：“此服通行於中國者千有餘年，而沈約乃謂袴褶之服，不詳所起。沈括知其為胡服，而又以為始於北齊，後人亦無考其源流及製度者，故備著之。”
《胡服考》考服飾文化，四年以後作《西胡考》、《西胡續考》，則考匈奴的民族史。王國維認為，匈奴即西域胡人，屬印歐語係的白種人，身體形態特征是高鼻、深目、多須。王國維認為，西胡是針對東胡、匈奴說的。在古代，絲綢之路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華人習慣上稱為“西域”，實際有不同國家、民族。王國維指出：“西域諸國自六朝人言之，則梵亦為胡，自唐人言之，則除梵皆胡，斷可識矣。”這個判斷是正確的。王國維進一步指出胡人在形態上的特征：“其人皆深目多須髯”，“自唐以來皆呼多須或深目高鼻者為胡或胡子，此二語至今猶存。世人呼須及多須之人皆曰胡子，俗又製鬍字以代之”。西域本有不少民族，王國維據“雜胡”語，認為屬於不同的胡；而古之匈奴即胡。這幾篇論文近人有不同見解，指出匈奴屬於阿爾泰語係的黃種人。王國維這幾篇論文在史料的處理上能將地下材料與古籍互相參證，很有收獲。但是，這是中國古代人記的別的民族的史料，其他民族的眼光，不確之處，實屬難免。王國維有現代的自覺的學科意識，當他進入民族學的範圍內進行研究時，實地的考察就顯得不足了。運用他民族的書麵材料，考定一個民族的民族史也難免有局限。盡管如此，他從民族史的角度去深入研究蒙古史，比隻從中國正統史學的斷代史的角度研究元史確有很大的進步了。
王國維從考訂蒙古史、元史的著作著手，以第一手材料為據，進行新的考證。蒙古史料由於語言不同、文化迥異常有不精確處，王國維作出了精辟的考訂，至今還有理論價值。1926年5月完成《蒙古史料校注四種》，內含《長春真人西遊記校注》、《聖武親征錄校注》、《蒙韃備錄箋證》、《黑韃事略箋證》，於1926年8月作為“清華研究院叢書”第一種刊行。《長春真人西遊記校注》是李誌常記長春真人邱處機從山東出發前往西域、又從西域返回燕京的曆程。書中記述地理環境、生活習俗，皆為第一手材料。《長春真人西遊記校注》手稿上注：“乙醜四月十九日寫起，凡十日而畢。觀堂。”王國維從1925年春開始鑽研這部著作，有體會就批在書上，特別對地理、人物有不少新的見解，經過一年努力，積累了不少材料，又花去一個月的精力整理而成。1926年夏寫了《長春真人西遊記校注序》。該書記蒙古人的生活習俗：“從此以西漸有山阜，人煙頗眾，亦皆以黑車白帳為家，其俗牧且獵，衣以韋毳，食以肉酪。男子結發垂兩耳。婦人冠以樺皮，高二尺許，往往以皂褐籠之。富者以紅綃其末，如鵝鴨，名曰故故大，忌人觸，出入廬帳須低徊。”
《聖武親征錄校注》一書，乾隆時修《四庫全書》時以其譯語互異，語言誨澀，僅存目。道光以後，治遼金元史及西北地理成為顯學，這部書又重新為學界重視。1926年4月王國維完成了校注，並作了序。這本書是記載成吉思汗活動的重要史料。王國維用多種版本加以校定，參看了有關元史的大量史籍，使之成為一本可讀可信的重要史料。
《蒙韃備錄箋證》、《黑韃事略箋證》是研究早期蒙古族史的重要史料。《蒙韃備錄箋證》稱：“韃靼之人皆勇悍善戰。近漢地者謂之熟韃靼，能種秫穄，以平底瓦釜煮而食之；遠者謂之生韃靼，無器甲，矢用骨鏃而已。所謂生韃靼者，又有白黑之別。”其記述“糧食”雲：“韃人地饒水草，宜羊馬。其為生涯，隻是飲馬乳以塞饑渴。凡一牝馬之乳，可飽三人。出入隻飲馬乳或宰羊為糧。故彼國中有一馬者，必有六七羊，謂如有百馬者，必有六七百羊群也。如出征於中國，食羊盡，則射兔、鹿、野豕為食。故屯數十萬之師，不舉煙火。”農業社會中的漢族，有“兵馬未動，糧草先行”的口頭語。這與蒙族的習慣確實大相徑庭。記其飲酒之風俗：“每飲酒，其俗鄰坐互相嚐換。若以一手執杯，是令我嚐一口，彼方敢飲。若以兩手執杯，乃彼與我換杯。我當盡飲彼酒，卻酌酒以酬之，以此易醉。凡見外客，醉中喧鬧失禮，或吐或臥，則大喜曰：客醉則與我一心無異也。”
《黑韃事略箋證》，王國維於1926年初有跋語說：“蒙古開創時史料最少，此書所貢獻當不在《秘史》、《親征錄》之下也。”王國維的箋注，材料豐富、精確，迄今為止仍然是該領域最好的注本。
王國維關於“乣”和“乣軍”的考證，有重要的意義。清初邵遠軍《續弘簡錄》很早就談到“乣軍”問題，他指出：“乣音查，謂遼東軍，統轄二十五部族。”王國維1927年2月寫的《元朝秘史之主因亦兒堅考》，研究了這個問題。那時，好幾位日本學者提出遼金史中的“乣軍”問題，正好藤田博士代表日本《史學雜誌》約稿，王國維就將此文寄去。王國維經過周密考訂後指出：“乣軍”當合於下列三種條件：“一）是與契丹、女真鼎立之部族或軍隊；（二）金之邊兵而曾與於宣德居庸間之戰事者；（三）此部族或軍隊中兼有契丹人及塔塔兒人是也。”
王國維在《致藤田》第二封信中指出：“遼金元三史中之糺字絕非誤字，其或作乣者，乃糺字之省。其音當讀居黝反，其或與主、竹、敵、迪等字相通用者，乃其訛變之音。”這是王國維根據曆史材料作的分析。這在當時，引起了相當的注意。“乣”乃“糺”之省略，現在已有證明。呼和浩特市萬部華嚴塔中發現金代石碑上就有“乣”字。現代學者蔡美彪提出過令人重視的見解。他在《乣與乣軍的演變》一文中主張，乣是契丹、女真和蒙古語中的一個專用詞語，漢文獻中的乣是它的譯名，音劄。基本意思是雜類。
《耶律文正公年譜》及餘記，最終定稿為1925年7月。《年譜》手稿上有“乙醜六月草創”。譜主耶律楚材曆來為漢族士大夫所讚頌。他是促進蒙古統治集團在漢族地區的政策發生積極變化的一位關鍵性人物。耶律楚材早年學儒家經典，以後又師從萬鬆老人學禪學，修養頗深。元代統治者起初曾想將漢地都改為牧場，耶律楚材力諫，才使統治集團改換了政策。此外，在減少殺戮、減少稅收、錄用良才、使百姓休養生息諸方麵，耶律楚材都起了積極的作用。比如，耶律楚材用課稅法使百姓有收益的機會，得到成功。年譜說：“帝笑謂公曰：‘汝不去朕左右而能使國用充足，南國之臣複有如卿者乎？’對曰：‘在彼者皆賢於臣，臣不才故留燕為陛下用。’帝嘉其謙，賜之酒，即日拜中書令。”
《耶律文正公年譜餘記》是據文獻材料，特別是元遺山所提文獻神道碑，對耶律楚材作總括性的論述。王國維對耶律楚材的思想作如下評述：“文正師事萬鬆老人稱嗣法弟子，從源其於禪學所得最深。然其所用以佐蒙古安天下者皆儒術也。公對儒者則唱以儒治國、以佛治心之說。而寄萬鬆老人書則又自謂此語為行權。予謂致萬鬆一書，亦未始非公之行權也。公雖洞達佛理，而其性格則與儒家近，其毅然以天下生民為己任，古之士大夫學佛者絕未見有此種氣象。古所謂墨名而儒行者，公之謂歟。”王國維分析了耶律楚材深得太宗信任，領中書省十四年，“君臣無絲毫之隙”，其原因很多，其中得益於太宗的醫生鄭景賢的幫助。王國維從耶律楚材與鄭景賢的七十五首唱和詩中就悟出其中信息。元軍占領中原時，凡攻城一遭抗拒者，即屠城。由於耶律楚材力爭才使汴京未遭屠城之禍。這些結果的取得，當是鄭景賢“平日維特調護於君臣之間，使太宗任公而不領。公得行其誌而無所屈者，亦由景賢之力，不幸而史失其名，然其安天下救生民之功，固不在公下。”這顯然是傳聞。耶律楚材能起一定作用，主要是十年從軍的代價換來的。
王國維又在這篇文章中評論元遺山是值得注意的。元遺山是金遺民，“金元後，上耶律中書推薦士至數十人，昔人恒以為詬病”。然王國維卻認為，當時在蒙古人統治下，這些人如衣食無著必凍餒而死。況且，耶律楚材也正是用人之際，這些人如得其發揮，有益於天下。所以，對元遺山不像伯夷、叔齊那樣“不食周粟”而亡，王國維卻是加以肯定的。其實元遺山本人並未出仕新朝。王國維指出：“遺山此書誠仁人之用心，是知論人者不可不論其世也。”這幾句話，可以看出王國維在1926年時的心境。
1927年上半年，王國維加緊蒙古史的研究，許多重要論文，可以說是在這期間趕著寫成、定稿的。舉其大要：《元朝秘史之主因亦兒堅考》（1927年2月5日）
《金界壕考》（1927年3月）
《萌古考》（1927年5月8日）係訂正舊作《遼金時蒙古考》，《韃靼考》（1927年5月14日）係增補改定稿，又補上序。
《黑車子室韋考》（1927年5月）寫定。
從以上文章來看，可以說他進入了研究蒙古史、元史的豐收期。1926年秋間，王國維有“長子之喪，心緒惡劣”，然而，他在拚命工作。在學術上不斷有新的發現。他在致神田喜一郎信中說：“蒙韃備錄》與《黑韃事略》兩箋，近來增補甚多，《遼金時蒙古考》亦須改作，亦深悔當時出版之早。然非有此藍本，亦未必努力改定也。”《黑車子室韋考》、《韃靼考》、《萌古考》手稿上有“丁卯四月寫定”。這份稿子改了四次，最後抄清，文末署“丁卯四月八日重改正，清寫。觀翁”。
《韃靼考》一文後麵附有《韃靼年表》，從唐鹹通九年至宋嘉樂四年，將韃靼活動情況一一排出，這樣考韃靼就是從曆史發展中加以考察了。王國維從出土唐代碑文中見到“三十姓韃靼”“九姓韃靼”的說法，“正史中至《明史》始複有《韃靼傳》，而《明史》之《韃靼傳》實《蒙古傳》也”。於是，他自己便問：遼、金時期的韃靼到哪裏去了？他自己回答說：“以餘之所見，則唐宋間之韃靼，在遼為阻卜，在金為阻鏷，在蒙古之初為塔塔兒。其漠南之汪古部當時號為白達達者，亦其遺種也。”於是，他證之於史書，考之於地理，又從民族心理上加以論證：“蒙古人本非韃靼，而漢人與南人輒以此名呼之，固為蒙古人所不喜。且元末修史之漢臣已不複知韃靼與蒙古之別，而遼金史料中所記韃靼事，非朝貢，即寇叛，彼蓋誤以蒙古之先朝貢於遼金也。慮其有損國體，故諱之尤深。”從曆史記載上說，《漢書·西域記》“南有大漢，北有強胡”。“胡”可能是匈奴之自稱；“匈奴”這兩個漢字，可能是漢人稱他們的名字，因為匈奴兩音之急讀合成胡。王國維所說的“西胡”，大多有固定住所，城郭儼然，顯然與遊牧民族不同；這裏的含義，顯然有他們在曆史上與胡的勢力有聯係，在軍事上臣服匈奴的意思。
《萌古考》是王國維剛開始研究蒙古史時，1925年12月寫成的《遼金時蒙古考》改寫定的。這是研究早期蒙古史的著作，即研究成吉思汗建帝國以前的蒙古史的著作。王國維說：“知元人諱言其祖與諱言韃靼同，乃就書傳所記蒙古上世事實匯而考之，署曰《萌古考》。一年以來，頻有增益，既別成《南宋人所傳蒙古史料考》，又就前考稍有補正，因並寫為此篇。”他考定蒙古族住地“在額爾古訥河、敖嫩河流域”。這為大多數史家所公認。王國維進一步論及漢語史籍中“蒙古”有不少不同譯法，比如萌古子、蒙古斯、蒙兀、萌古、蒙古裏等。由此看來，中國古籍中有大量蒙古史料，不斷加以收集是一項艱巨的任務。
當然，王國維在蒙古史方麵所作出的大量基礎性的工作，顯示出他有宏大的理論目標。他寫出的專題性文章，有紮實的材料作基礎，有很大的開拓性。但是，與他最後的理論目標相比較，這項研究正在開花結果期卻夭折了。
§§第十二章 學術研究的方法
新材料的發現，常常能推動有關學科的新的突破。王國維據此研究了甲骨文、簡牘、敦煌文獻等，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績。但是，廣泛地、綜合地利用已發現的曆史材料，發揮多種學科協同研究的優勢，比如宋元戲曲、西北地理、殷周史、民族交往史、音韻學、文字學等學科知識，去加深對蒙古史的研究，這是新的創造。王國維的時代，研究西北地理、文史的學者不少，沈曾植、柯劭忞就是元史專家，柯劭忞是《新元史》的作者。元代的統治者建立了橫跨歐亞的大帝國，西方學者也十分注意研究。中國有史學的深厚的傳統，但明代修的《元史》，比起各部斷代史來說，比較不被人滿意。修史者宋濂雖然是一位著名學者，但是，他撰寫《元史》，是放在二十四史這個大的框架中加以論述的。對於一個明代學者來說，是要為元朝異族統治者立傳，雖然要強調秉筆直書的史識，但要突破中國皇朝的正統觀念，太困難了。況且漢族學者對元代統治者的風俗、語言、製度都不熟悉，元代的活動範圍廣，超越了曆來漢族統治者的範圍。
1915年3月的《鬼方昆夷狁考》利用地下出土的金文和古籍中的材料互相參證，考證先秦時代北方遊牧民族活動的情況。王國維這篇文章抓住了這個遊牧民族的特點。“時入侵暴中國，其俗尚武力而文化之度不及諸夏遠甚，又本無文字或雖有而不與中國同，是以中國之稱之也。隨世異名，因地殊號，至於後世或且以醜名加之。”王國維得出的結論：周以前的鬼方即司馬遷寫《史記》時的匈奴。這個結論的得出，運用了音韻學的知識。
1915年8月寫《胡服考》。據《史記》“趙武靈王十九年初胡服”，定“胡服之入中國始於趙武靈王”。外族服裝進入中國，在互相交流中不斷改進，王國維細考冠、帶、履、喪服，並細分天子之戎服、武臣之朝服、天子田獵豫遊之服、皇太子侍從田狩之服、上下公服、武官侍從之服、日常之服、尋常公事之服等等。王國維在手稿上還畫了好幾幅胡服的“上褶下袴”的圖樣。各民族間的文化都是互相交流的，胡服影響漢族就是一個例證。王國維得出結論說：“此服通行於中國者千有餘年，而沈約乃謂袴褶之服，不詳所起。沈括知其為胡服，而又以為始於北齊，後人亦無考其源流及製度者，故備著之。”
《胡服考》考服飾文化，四年以後作《西胡考》、《西胡續考》，則考匈奴的民族史。王國維認為，匈奴即西域胡人，屬印歐語係的白種人，身體形態特征是高鼻、深目、多須。王國維認為，西胡是針對東胡、匈奴說的。在古代，絲綢之路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華人習慣上稱為“西域”，實際有不同國家、民族。王國維指出：“西域諸國自六朝人言之，則梵亦為胡，自唐人言之，則除梵皆胡，斷可識矣。”這個判斷是正確的。王國維進一步指出胡人在形態上的特征：“其人皆深目多須髯”，“自唐以來皆呼多須或深目高鼻者為胡或胡子，此二語至今猶存。世人呼須及多須之人皆曰胡子，俗又製鬍字以代之”。西域本有不少民族，王國維據“雜胡”語，認為屬於不同的胡；而古之匈奴即胡。這幾篇論文近人有不同見解，指出匈奴屬於阿爾泰語係的黃種人。王國維這幾篇論文在史料的處理上能將地下材料與古籍互相參證，很有收獲。但是，這是中國古代人記的別的民族的史料，其他民族的眼光，不確之處，實屬難免。王國維有現代的自覺的學科意識，當他進入民族學的範圍內進行研究時，實地的考察就顯得不足了。運用他民族的書麵材料，考定一個民族的民族史也難免有局限。盡管如此，他從民族史的角度去深入研究蒙古史，比隻從中國正統史學的斷代史的角度研究元史確有很大的進步了。
王國維從考訂蒙古史、元史的著作著手，以第一手材料為據，進行新的考證。蒙古史料由於語言不同、文化迥異常有不精確處，王國維作出了精辟的考訂，至今還有理論價值。1926年5月完成《蒙古史料校注四種》，內含《長春真人西遊記校注》、《聖武親征錄校注》、《蒙韃備錄箋證》、《黑韃事略箋證》，於1926年8月作為“清華研究院叢書”第一種刊行。《長春真人西遊記校注》是李誌常記長春真人邱處機從山東出發前往西域、又從西域返回燕京的曆程。書中記述地理環境、生活習俗，皆為第一手材料。《長春真人西遊記校注》手稿上注：“乙醜四月十九日寫起，凡十日而畢。觀堂。”王國維從1925年春開始鑽研這部著作，有體會就批在書上，特別對地理、人物有不少新的見解，經過一年努力，積累了不少材料，又花去一個月的精力整理而成。1926年夏寫了《長春真人西遊記校注序》。該書記蒙古人的生活習俗：“從此以西漸有山阜，人煙頗眾，亦皆以黑車白帳為家，其俗牧且獵，衣以韋毳，食以肉酪。男子結發垂兩耳。婦人冠以樺皮，高二尺許，往往以皂褐籠之。富者以紅綃其末，如鵝鴨，名曰故故大，忌人觸，出入廬帳須低徊。”
《聖武親征錄校注》一書，乾隆時修《四庫全書》時以其譯語互異，語言誨澀，僅存目。道光以後，治遼金元史及西北地理成為顯學，這部書又重新為學界重視。1926年4月王國維完成了校注，並作了序。這本書是記載成吉思汗活動的重要史料。王國維用多種版本加以校定，參看了有關元史的大量史籍，使之成為一本可讀可信的重要史料。
《蒙韃備錄箋證》、《黑韃事略箋證》是研究早期蒙古族史的重要史料。《蒙韃備錄箋證》稱：“韃靼之人皆勇悍善戰。近漢地者謂之熟韃靼，能種秫穄，以平底瓦釜煮而食之；遠者謂之生韃靼，無器甲，矢用骨鏃而已。所謂生韃靼者，又有白黑之別。”其記述“糧食”雲：“韃人地饒水草，宜羊馬。其為生涯，隻是飲馬乳以塞饑渴。凡一牝馬之乳，可飽三人。出入隻飲馬乳或宰羊為糧。故彼國中有一馬者，必有六七羊，謂如有百馬者，必有六七百羊群也。如出征於中國，食羊盡，則射兔、鹿、野豕為食。故屯數十萬之師，不舉煙火。”農業社會中的漢族，有“兵馬未動，糧草先行”的口頭語。這與蒙族的習慣確實大相徑庭。記其飲酒之風俗：“每飲酒，其俗鄰坐互相嚐換。若以一手執杯，是令我嚐一口，彼方敢飲。若以兩手執杯，乃彼與我換杯。我當盡飲彼酒，卻酌酒以酬之，以此易醉。凡見外客，醉中喧鬧失禮，或吐或臥，則大喜曰：客醉則與我一心無異也。”
《黑韃事略箋證》，王國維於1926年初有跋語說：“蒙古開創時史料最少，此書所貢獻當不在《秘史》、《親征錄》之下也。”王國維的箋注，材料豐富、精確，迄今為止仍然是該領域最好的注本。
王國維關於“乣”和“乣軍”的考證，有重要的意義。清初邵遠軍《續弘簡錄》很早就談到“乣軍”問題，他指出：“乣音查，謂遼東軍，統轄二十五部族。”王國維1927年2月寫的《元朝秘史之主因亦兒堅考》，研究了這個問題。那時，好幾位日本學者提出遼金史中的“乣軍”問題，正好藤田博士代表日本《史學雜誌》約稿，王國維就將此文寄去。王國維經過周密考訂後指出：“乣軍”當合於下列三種條件：“一）是與契丹、女真鼎立之部族或軍隊；（二）金之邊兵而曾與於宣德居庸間之戰事者；（三）此部族或軍隊中兼有契丹人及塔塔兒人是也。”
王國維在《致藤田》第二封信中指出：“遼金元三史中之糺字絕非誤字，其或作乣者，乃糺字之省。其音當讀居黝反，其或與主、竹、敵、迪等字相通用者，乃其訛變之音。”這是王國維根據曆史材料作的分析。這在當時，引起了相當的注意。“乣”乃“糺”之省略，現在已有證明。呼和浩特市萬部華嚴塔中發現金代石碑上就有“乣”字。現代學者蔡美彪提出過令人重視的見解。他在《乣與乣軍的演變》一文中主張，乣是契丹、女真和蒙古語中的一個專用詞語，漢文獻中的乣是它的譯名，音劄。基本意思是雜類。
《耶律文正公年譜》及餘記，最終定稿為1925年7月。《年譜》手稿上有“乙醜六月草創”。譜主耶律楚材曆來為漢族士大夫所讚頌。他是促進蒙古統治集團在漢族地區的政策發生積極變化的一位關鍵性人物。耶律楚材早年學儒家經典，以後又師從萬鬆老人學禪學，修養頗深。元代統治者起初曾想將漢地都改為牧場，耶律楚材力諫，才使統治集團改換了政策。此外，在減少殺戮、減少稅收、錄用良才、使百姓休養生息諸方麵，耶律楚材都起了積極的作用。比如，耶律楚材用課稅法使百姓有收益的機會，得到成功。年譜說：“帝笑謂公曰：‘汝不去朕左右而能使國用充足，南國之臣複有如卿者乎？’對曰：‘在彼者皆賢於臣，臣不才故留燕為陛下用。’帝嘉其謙，賜之酒，即日拜中書令。”
《耶律文正公年譜餘記》是據文獻材料，特別是元遺山所提文獻神道碑，對耶律楚材作總括性的論述。王國維對耶律楚材的思想作如下評述：“文正師事萬鬆老人稱嗣法弟子，從源其於禪學所得最深。然其所用以佐蒙古安天下者皆儒術也。公對儒者則唱以儒治國、以佛治心之說。而寄萬鬆老人書則又自謂此語為行權。予謂致萬鬆一書，亦未始非公之行權也。公雖洞達佛理，而其性格則與儒家近，其毅然以天下生民為己任，古之士大夫學佛者絕未見有此種氣象。古所謂墨名而儒行者，公之謂歟。”王國維分析了耶律楚材深得太宗信任，領中書省十四年，“君臣無絲毫之隙”，其原因很多，其中得益於太宗的醫生鄭景賢的幫助。王國維從耶律楚材與鄭景賢的七十五首唱和詩中就悟出其中信息。元軍占領中原時，凡攻城一遭抗拒者，即屠城。由於耶律楚材力爭才使汴京未遭屠城之禍。這些結果的取得，當是鄭景賢“平日維特調護於君臣之間，使太宗任公而不領。公得行其誌而無所屈者，亦由景賢之力，不幸而史失其名，然其安天下救生民之功，固不在公下。”這顯然是傳聞。耶律楚材能起一定作用，主要是十年從軍的代價換來的。
王國維又在這篇文章中評論元遺山是值得注意的。元遺山是金遺民，“金元後，上耶律中書推薦士至數十人，昔人恒以為詬病”。然王國維卻認為，當時在蒙古人統治下，這些人如衣食無著必凍餒而死。況且，耶律楚材也正是用人之際，這些人如得其發揮，有益於天下。所以，對元遺山不像伯夷、叔齊那樣“不食周粟”而亡，王國維卻是加以肯定的。其實元遺山本人並未出仕新朝。王國維指出：“遺山此書誠仁人之用心，是知論人者不可不論其世也。”這幾句話，可以看出王國維在1926年時的心境。
1927年上半年，王國維加緊蒙古史的研究，許多重要論文，可以說是在這期間趕著寫成、定稿的。舉其大要：《元朝秘史之主因亦兒堅考》（1927年2月5日）
《金界壕考》（1927年3月）
《萌古考》（1927年5月8日）係訂正舊作《遼金時蒙古考》，《韃靼考》（1927年5月14日）係增補改定稿，又補上序。
《黑車子室韋考》（1927年5月）寫定。
從以上文章來看，可以說他進入了研究蒙古史、元史的豐收期。1926年秋間，王國維有“長子之喪，心緒惡劣”，然而，他在拚命工作。在學術上不斷有新的發現。他在致神田喜一郎信中說：“蒙韃備錄》與《黑韃事略》兩箋，近來增補甚多，《遼金時蒙古考》亦須改作，亦深悔當時出版之早。然非有此藍本，亦未必努力改定也。”《黑車子室韋考》、《韃靼考》、《萌古考》手稿上有“丁卯四月寫定”。這份稿子改了四次，最後抄清，文末署“丁卯四月八日重改正，清寫。觀翁”。
《韃靼考》一文後麵附有《韃靼年表》，從唐鹹通九年至宋嘉樂四年，將韃靼活動情況一一排出，這樣考韃靼就是從曆史發展中加以考察了。王國維從出土唐代碑文中見到“三十姓韃靼”“九姓韃靼”的說法，“正史中至《明史》始複有《韃靼傳》，而《明史》之《韃靼傳》實《蒙古傳》也”。於是，他自己便問：遼、金時期的韃靼到哪裏去了？他自己回答說：“以餘之所見，則唐宋間之韃靼，在遼為阻卜，在金為阻鏷，在蒙古之初為塔塔兒。其漠南之汪古部當時號為白達達者，亦其遺種也。”於是，他證之於史書，考之於地理，又從民族心理上加以論證：“蒙古人本非韃靼，而漢人與南人輒以此名呼之，固為蒙古人所不喜。且元末修史之漢臣已不複知韃靼與蒙古之別，而遼金史料中所記韃靼事，非朝貢，即寇叛，彼蓋誤以蒙古之先朝貢於遼金也。慮其有損國體，故諱之尤深。”從曆史記載上說，《漢書·西域記》“南有大漢，北有強胡”。“胡”可能是匈奴之自稱；“匈奴”這兩個漢字，可能是漢人稱他們的名字，因為匈奴兩音之急讀合成胡。王國維所說的“西胡”，大多有固定住所，城郭儼然，顯然與遊牧民族不同；這裏的含義，顯然有他們在曆史上與胡的勢力有聯係，在軍事上臣服匈奴的意思。
《萌古考》是王國維剛開始研究蒙古史時，1925年12月寫成的《遼金時蒙古考》改寫定的。這是研究早期蒙古史的著作，即研究成吉思汗建帝國以前的蒙古史的著作。王國維說：“知元人諱言其祖與諱言韃靼同，乃就書傳所記蒙古上世事實匯而考之，署曰《萌古考》。一年以來，頻有增益，既別成《南宋人所傳蒙古史料考》，又就前考稍有補正，因並寫為此篇。”他考定蒙古族住地“在額爾古訥河、敖嫩河流域”。這為大多數史家所公認。王國維進一步論及漢語史籍中“蒙古”有不少不同譯法，比如萌古子、蒙古斯、蒙兀、萌古、蒙古裏等。由此看來，中國古籍中有大量蒙古史料，不斷加以收集是一項艱巨的任務。
當然，王國維在蒙古史方麵所作出的大量基礎性的工作，顯示出他有宏大的理論目標。他寫出的專題性文章，有紮實的材料作基礎，有很大的開拓性。但是，與他最後的理論目標相比較，這項研究正在開花結果期卻夭折了。
§§第十二章 學術研究的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