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流沙墜簡》
1914年《流沙墜簡》在日本出版，是王國維國學研究獲得第一次大的收獲，這是羅振玉與王國維合作的成果。王國維旅居日本，1912年冬完成了《宋元戲曲史》，旋即轉入國學研究。他首先從甲骨文、金文、簡牘著手。古代在發明紙以前，主要的書寫工具是竹片和木片，能刻在甲骨上、銅器上的機會總是比較少的。晉杜預《春秋左氏傳序》指出：“諸侯亦各有國史，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策，即冊，是將竹片或木片連綴而成的。簡，竹片。牘，木片。這些書寫之物留傳下來，就是極寶貴的文獻。誠然，竹片、木片比起甲骨鍾鼎來，易於損壞；但是，中國曆史上，這些簡牘在文化傳播上卻起過重要作用。西漢時因修孔子舊宅，從牆壁中發現書寫在簡牘上的經書，就是有名的壁中書。
王國維的研究項目，常常是交叉著進行的。1912年春，在日本發表了《簡牘檢署考》，標誌著王國維進入傳統的國學研究的領域，同時，這又是國際漢學所關心的熱點問題。這一年，他的主要精力在完成《宋元戲曲史》，這部著作本來就是屬於中國古代文化的研究，後由鈴木虎雄譯為日文，載於日本《藝文》雜誌三卷四、五、六期。《簡牘檢署考》完整地說明中國在紙發明前的文字書寫方式。王國維在這篇文章中首先指出：“書契之用，自刻畫始：金石也，甲骨也，竹木也。三者不知孰為後先，而以竹木之用為最廣。竹木之用亦未識始於何時，以見於載籍者言之，則用竹者曰冊。”為什麽會產生這樣的文化現象呢？“製策之始，所以告鬼神，命諸侯，經所謂冊祝策命是也。”他在考證完了古代竹簡之長短多寡之後指出：“至漢雖有紙筆，仍有書刀。案漢之書刀，殆用以削牘而非用以刻字，故恒以刀筆並言。雖殷周之書，亦非盡用刀刻。《大戴禮·踐阼篇》：‘師尚父謂黃帝、顓頊之道在丹書。’”按常識，作為書寫的工具，簡牘當然早於甲骨、鍾鼎。但是，王國維以事實決事實，論述總是留有餘地的。他說：“簡策版牘之製度，略具於右。至簡牘之用始於何時，訖於何代，則無界限可言。殷人龜卜文字及金文中已見冊字，則簡策之製古矣。”此外，帛書也在此時流行。檢與署是兩件事。古之文牘為了重信譽，須“施檢，亦施於囊外之證也。……用木謂之檢，用帛謂之帖”。其間有木片綁上，上書收簡人姓名，稱施檢。總之，“漢時書牘，其於牘上施檢者，則牘檢如一，所謂檢押是也。然大抵以囊盛書而後施檢。”但是，也可以用繩緘之法，即用繩將簡綁起來，在繩子結扣處用泥封上，再加印，這是緘牘之法。“古牘封處多在中央，漢舊儀所謂中署是也。”所謂題署者，總是在檢上或封泥上“題所予之人與所予之物足矣”。這篇文章說明了中國古代簡冊製度。以後寄給法國漢學家沙畹。沙畹在前曾寫過《紙未發明前之中國書》。
這裏必須敘述一下王國維研究簡牘的背景。英國考古學家、東方學家斯坦因進行過四次中亞考察，活動範圍包括新疆、甘肅、克什米爾、阿富汗、伊朗、巴基斯坦等地。他的探險性的考察，發現了沉睡於沙漠中一千多年的鄯善王國遺址，並且指出了中國本土西部和它的西鄰地區雖是荒漠，但在曆史上起過極重要的作用，那裏曾為印度、中國及希臘化的西亞三方文化交匯之所。在這個重要的曆史舞台上，遠東文化、印度文化以及西洋文化交織其間達千年之久。他在敦煌北的漢代長城遺址中發現了漢簡七百多枚，這就是著名的“敦煌漢簡”，也就是震驚中外學術界的“流沙墜簡”。斯坦因是有曆史性貢獻的漢學家，但是，他將中國大量文物掠奪而去，又極大地傷害了中國人民的感情。他將漢簡拿走以後，請沙畹考釋，1913年考釋981枚。沙畹（1865-1918年）曾以法國公使的隨員身份在華。他在1895-1905年間譯《史記》，發表了47卷，占全書三分之一。這位著名的漢學家和他的弟子伯希和寫過一係列關於中國考古和西域曆史、地理的文章。王國維敘述其過程如下：“漢人木簡，宋徽宗時已於陝右發現之。靖康之禍，為金人索之而去。當光緒中葉，英印度政府所派遣之匈牙利人斯坦因博士訪古於我和闐，於尼雅河下流廢址得魏晉間人所書木簡數十枚。嗣於光緒季年，先後於羅布淖爾東北故城得晉初人書木簡百餘枚，於敦煌漢長城故址得兩漢人所書木簡數百枚，皆經法人沙畹教授考釋。……癸醜冬日，沙畹教授寄其校訂未印成之本於羅叔言參事，羅氏與餘重加考訂，並斯氏在和闐所得者景印行世，所謂《流沙墜簡》是也。”
《流沙墜簡》於1914年在日本京都出版。全書按簡牘的內容之不同，分為三大類：第一大類是小學、術數、方技書；第二大類為屯戍叢殘，為主要部分，下分簿書、烽燧、戍役、廩給、器物、雜事等項；第三大類是對出土簡牘中文字不清、殘折厲害的簡牘進行考釋。第一、三類為羅振玉考釋。此外，王國維還作《補遺》，考斯坦因於尼雅河下遊獲晉初人書；又補《附錄》，考日本大穀探險隊於前涼西域所獲得的材料。羅、王這次考釋，並未見到實物，困難是很多的。但是，他們憑借中國文化的高度修養，理解了簡牘的曆史意義，取得了震驚中外學術界的成就。王國維《致繆荃孫》說：“歲首與蘊公同考釋《流沙墜簡》，並自行寫定，殆盡三四月之力為之。此事關係漢代史事極大，並現存之漢碑數十通亦不足以比之。東人不知，乃惜其中少古書，豈知紀史籍所不記之事，更比古書為可貴乎。考釋雖草草具稿，自謂於地理上裨益最多，其餘關乎製度名物者亦頗有創獲”。因為這批文字，好多是西域屯戍士卒的簿籍，漢代西域的軍事組織、屯戍情況、史書記載甚略，或許因為軍事要保密的原因，有的根本沒有記載。所以這批第一手資料有重要的史料價值。
《流沙墜簡》可用之考定漢玉門關的位置。本來，漢代玉門關的位置有多種說法。有的認為玉門關在敦煌以東，有的卻認為在敦煌以西。王國維認為，玉門關在今敦煌縣西北70公裏的小方盤城（東經93°54′，北緯40°22′）。因為1906年在小方盤城出土漢簡上書“玉門都尉”。據此可判定這裏是漢玉門關址。曆史上，有時說玉門關在敦煌之西，有時說在其東邊，其原因是玉門關在敦煌以西，玉門縣卻在敦煌以東。了解了這個方位就不會給人自相矛盾的感覺了。曆來認為經玉門關可分出南北二道。王國維考定此傳聞有誤，因為“樓蘭以東實未分南北二道也”。“漢時南北二道之分歧不在玉門、陽關，而當自故樓蘭故城始。”“自此以南，則從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車；北則車師前王庭，或西趣都護治所，皆隨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故二道皆出玉門。若陽關道路隻止於婼羌，往鄯善者絕不取此。故《西域傳》雲，婼羌僻在東南，不當孔道。《漢書》記北道自車師前王庭始，記南道自鄯善始，當得其實。然則樓蘭以東實未分南北二道也。”這是曆史地理學研究上的一個大問題。
西漢時與匈奴對立，所以邊塞烽燧，大都為了防匈奴。《漢書·趙充國傳》：“北邊自敦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裏，乘塞列燧，有吏率數千人。”長城是古代邊疆之屏障。敦煌是當時西北的重要樞紐。烽燧如何施放煙火有一定的製度。“皆以烽之多少示敵之遠近者也。唐兵部烽式則雲寇賊不滿五百放燧一炬，得蕃界事宜，知欲南入放二炬，蕃賊五百騎以上放三炬，千人放四炬。”這樣的記錄，在古籍上甚多，總之，以煙火報敵人之多寡。此外，也有一種報平安的煙火。當時，發現有一簡釋文雲：“六日丁巳丁亥第二百一十苣火一通，從東方來。”王國維解釋說：“所謂丁亥第二百一十者，蓋謂自丁亥歲首至六月丁巳所見之烽數一百七八十日間，而烽火之數至二百一十，恐漢時每夜亦有報平安之烽。……此簡出玉門大煎都候官所治淩胡燧。苣火一通從東方來則來自玉門方麵也。”王國維指出漢代烽火的類別有烽、表、煙、苣、積薪五種。苣火是燃火把，用蘆葦綁成的。
木簡中所記還有大量漢代職官製度的資料，過去邊境的官製，留下的曆史資料甚少。王國維利用木簡進行了深入的研究。《漢官儀》記：“邊郡置都尉、千人、司馬、候。”木簡中有具體記述。邊塞的最高官位是都尉。都尉以下有候官屬，具體主管塞上兵事。王國維在考釋中說：“候官則有候、有候丞，其下又有造史。”王國維考出“千人，主兵之官”。候官，就是最下層的軍官了。《流沙墜簡》記：候史“積四月奉錢二千四百”，則月薪隻有六百錢。這些史料都是第一手材料，王國維率先利用它們研究中國古代文化史，取得了巨大成績。其方法是利用新發現的材料與中國已有的古籍上的材料，互相對照，排比論證。這代表了當時的最高水平。《流沙墜簡》是中國簡牘史上的第一個學術高峰。
魯迅在1922年就給予王國維極高的評價，他說：“中國有一部《流沙墜簡》，印了將有十年了。要談國學，那才可以算一種研究國學的書。開首有一篇長序，是王國維先生做的，要談國學，他才可以算一個研究國學的人物。”魯迅對當時掛著國學家招牌的無聊文人作了尖銳的諷刺，從而將王國維當作當時中國國學研究的代表人物。他說：“當假的國學家正打牌喝酒，真的國學家正在穩坐高齋讀古書的時候，莎士比亞的同鄉斯坦因博士卻已經在甘肅新疆這些地方的沙磧裏，將漢晉簡牘掘去了；不但掘去，而且做出書來了。所以真要研究國學，便不能不翻回來；因為真要研究。”
王國維的研究項目，常常是交叉著進行的。1912年春，在日本發表了《簡牘檢署考》，標誌著王國維進入傳統的國學研究的領域，同時，這又是國際漢學所關心的熱點問題。這一年，他的主要精力在完成《宋元戲曲史》，這部著作本來就是屬於中國古代文化的研究，後由鈴木虎雄譯為日文，載於日本《藝文》雜誌三卷四、五、六期。《簡牘檢署考》完整地說明中國在紙發明前的文字書寫方式。王國維在這篇文章中首先指出：“書契之用，自刻畫始：金石也，甲骨也，竹木也。三者不知孰為後先，而以竹木之用為最廣。竹木之用亦未識始於何時，以見於載籍者言之，則用竹者曰冊。”為什麽會產生這樣的文化現象呢？“製策之始，所以告鬼神，命諸侯，經所謂冊祝策命是也。”他在考證完了古代竹簡之長短多寡之後指出：“至漢雖有紙筆，仍有書刀。案漢之書刀，殆用以削牘而非用以刻字，故恒以刀筆並言。雖殷周之書，亦非盡用刀刻。《大戴禮·踐阼篇》：‘師尚父謂黃帝、顓頊之道在丹書。’”按常識，作為書寫的工具，簡牘當然早於甲骨、鍾鼎。但是，王國維以事實決事實，論述總是留有餘地的。他說：“簡策版牘之製度，略具於右。至簡牘之用始於何時，訖於何代，則無界限可言。殷人龜卜文字及金文中已見冊字，則簡策之製古矣。”此外，帛書也在此時流行。檢與署是兩件事。古之文牘為了重信譽，須“施檢，亦施於囊外之證也。……用木謂之檢，用帛謂之帖”。其間有木片綁上，上書收簡人姓名，稱施檢。總之，“漢時書牘，其於牘上施檢者，則牘檢如一，所謂檢押是也。然大抵以囊盛書而後施檢。”但是，也可以用繩緘之法，即用繩將簡綁起來，在繩子結扣處用泥封上，再加印，這是緘牘之法。“古牘封處多在中央，漢舊儀所謂中署是也。”所謂題署者，總是在檢上或封泥上“題所予之人與所予之物足矣”。這篇文章說明了中國古代簡冊製度。以後寄給法國漢學家沙畹。沙畹在前曾寫過《紙未發明前之中國書》。
這裏必須敘述一下王國維研究簡牘的背景。英國考古學家、東方學家斯坦因進行過四次中亞考察，活動範圍包括新疆、甘肅、克什米爾、阿富汗、伊朗、巴基斯坦等地。他的探險性的考察，發現了沉睡於沙漠中一千多年的鄯善王國遺址，並且指出了中國本土西部和它的西鄰地區雖是荒漠，但在曆史上起過極重要的作用，那裏曾為印度、中國及希臘化的西亞三方文化交匯之所。在這個重要的曆史舞台上，遠東文化、印度文化以及西洋文化交織其間達千年之久。他在敦煌北的漢代長城遺址中發現了漢簡七百多枚，這就是著名的“敦煌漢簡”，也就是震驚中外學術界的“流沙墜簡”。斯坦因是有曆史性貢獻的漢學家，但是，他將中國大量文物掠奪而去，又極大地傷害了中國人民的感情。他將漢簡拿走以後，請沙畹考釋，1913年考釋981枚。沙畹（1865-1918年）曾以法國公使的隨員身份在華。他在1895-1905年間譯《史記》，發表了47卷，占全書三分之一。這位著名的漢學家和他的弟子伯希和寫過一係列關於中國考古和西域曆史、地理的文章。王國維敘述其過程如下：“漢人木簡，宋徽宗時已於陝右發現之。靖康之禍，為金人索之而去。當光緒中葉，英印度政府所派遣之匈牙利人斯坦因博士訪古於我和闐，於尼雅河下流廢址得魏晉間人所書木簡數十枚。嗣於光緒季年，先後於羅布淖爾東北故城得晉初人書木簡百餘枚，於敦煌漢長城故址得兩漢人所書木簡數百枚，皆經法人沙畹教授考釋。……癸醜冬日，沙畹教授寄其校訂未印成之本於羅叔言參事，羅氏與餘重加考訂，並斯氏在和闐所得者景印行世，所謂《流沙墜簡》是也。”
《流沙墜簡》於1914年在日本京都出版。全書按簡牘的內容之不同，分為三大類：第一大類是小學、術數、方技書；第二大類為屯戍叢殘，為主要部分，下分簿書、烽燧、戍役、廩給、器物、雜事等項；第三大類是對出土簡牘中文字不清、殘折厲害的簡牘進行考釋。第一、三類為羅振玉考釋。此外，王國維還作《補遺》，考斯坦因於尼雅河下遊獲晉初人書；又補《附錄》，考日本大穀探險隊於前涼西域所獲得的材料。羅、王這次考釋，並未見到實物，困難是很多的。但是，他們憑借中國文化的高度修養，理解了簡牘的曆史意義，取得了震驚中外學術界的成就。王國維《致繆荃孫》說：“歲首與蘊公同考釋《流沙墜簡》，並自行寫定，殆盡三四月之力為之。此事關係漢代史事極大，並現存之漢碑數十通亦不足以比之。東人不知，乃惜其中少古書，豈知紀史籍所不記之事，更比古書為可貴乎。考釋雖草草具稿，自謂於地理上裨益最多，其餘關乎製度名物者亦頗有創獲”。因為這批文字，好多是西域屯戍士卒的簿籍，漢代西域的軍事組織、屯戍情況、史書記載甚略，或許因為軍事要保密的原因，有的根本沒有記載。所以這批第一手資料有重要的史料價值。
《流沙墜簡》可用之考定漢玉門關的位置。本來，漢代玉門關的位置有多種說法。有的認為玉門關在敦煌以東，有的卻認為在敦煌以西。王國維認為，玉門關在今敦煌縣西北70公裏的小方盤城（東經93°54′，北緯40°22′）。因為1906年在小方盤城出土漢簡上書“玉門都尉”。據此可判定這裏是漢玉門關址。曆史上，有時說玉門關在敦煌之西，有時說在其東邊，其原因是玉門關在敦煌以西，玉門縣卻在敦煌以東。了解了這個方位就不會給人自相矛盾的感覺了。曆來認為經玉門關可分出南北二道。王國維考定此傳聞有誤，因為“樓蘭以東實未分南北二道也”。“漢時南北二道之分歧不在玉門、陽關，而當自故樓蘭故城始。”“自此以南，則從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車；北則車師前王庭，或西趣都護治所，皆隨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故二道皆出玉門。若陽關道路隻止於婼羌，往鄯善者絕不取此。故《西域傳》雲，婼羌僻在東南，不當孔道。《漢書》記北道自車師前王庭始，記南道自鄯善始，當得其實。然則樓蘭以東實未分南北二道也。”這是曆史地理學研究上的一個大問題。
西漢時與匈奴對立，所以邊塞烽燧，大都為了防匈奴。《漢書·趙充國傳》：“北邊自敦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裏，乘塞列燧，有吏率數千人。”長城是古代邊疆之屏障。敦煌是當時西北的重要樞紐。烽燧如何施放煙火有一定的製度。“皆以烽之多少示敵之遠近者也。唐兵部烽式則雲寇賊不滿五百放燧一炬，得蕃界事宜，知欲南入放二炬，蕃賊五百騎以上放三炬，千人放四炬。”這樣的記錄，在古籍上甚多，總之，以煙火報敵人之多寡。此外，也有一種報平安的煙火。當時，發現有一簡釋文雲：“六日丁巳丁亥第二百一十苣火一通，從東方來。”王國維解釋說：“所謂丁亥第二百一十者，蓋謂自丁亥歲首至六月丁巳所見之烽數一百七八十日間，而烽火之數至二百一十，恐漢時每夜亦有報平安之烽。……此簡出玉門大煎都候官所治淩胡燧。苣火一通從東方來則來自玉門方麵也。”王國維指出漢代烽火的類別有烽、表、煙、苣、積薪五種。苣火是燃火把，用蘆葦綁成的。
木簡中所記還有大量漢代職官製度的資料，過去邊境的官製，留下的曆史資料甚少。王國維利用木簡進行了深入的研究。《漢官儀》記：“邊郡置都尉、千人、司馬、候。”木簡中有具體記述。邊塞的最高官位是都尉。都尉以下有候官屬，具體主管塞上兵事。王國維在考釋中說：“候官則有候、有候丞，其下又有造史。”王國維考出“千人，主兵之官”。候官，就是最下層的軍官了。《流沙墜簡》記：候史“積四月奉錢二千四百”，則月薪隻有六百錢。這些史料都是第一手材料，王國維率先利用它們研究中國古代文化史，取得了巨大成績。其方法是利用新發現的材料與中國已有的古籍上的材料，互相對照，排比論證。這代表了當時的最高水平。《流沙墜簡》是中國簡牘史上的第一個學術高峰。
魯迅在1922年就給予王國維極高的評價，他說：“中國有一部《流沙墜簡》，印了將有十年了。要談國學，那才可以算一種研究國學的書。開首有一篇長序，是王國維先生做的，要談國學，他才可以算一個研究國學的人物。”魯迅對當時掛著國學家招牌的無聊文人作了尖銳的諷刺，從而將王國維當作當時中國國學研究的代表人物。他說：“當假的國學家正打牌喝酒，真的國學家正在穩坐高齋讀古書的時候，莎士比亞的同鄉斯坦因博士卻已經在甘肅新疆這些地方的沙磧裏，將漢晉簡牘掘去了；不但掘去，而且做出書來了。所以真要研究國學，便不能不翻回來；因為真要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