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甲骨文、金文研究
1899年，開始認識到甲骨上刻的是古文字。這是本世紀中國文化史上的重要發現。王國維稱之為“殷墟甲骨文字”。現在通稱的“甲骨文”，早期也稱“龜甲文”“契文”、“貞卜文”、“殷墟卜辭”、“殷墟書契”等。這些文字刻在龜甲上、牛骨上，也有刻在人的頭蓋骨上。大部分用刀刻的，似可以稱之為“契文”，但也有用毛筆寫的。殷人迷信，凡事要用占卜請神決定行止。所以，“大自祭祀、征伐，次則行幸、畋漁，下至牢鬯之數、風雨之占，莫不軫於鬼神，比其書命”。認出這是甲骨文的年代，王國維認為“光緒戊戌己亥間”，即1898-1899年。
第一位判定刻於甲骨上的印痕是古文字的人是王懿榮。他是金石學家，當時的國子監祭酒（相當於最高學府負責人）。王國維記述：“初出土後，濰縣估人得其數片，以售之福山王文敏（懿榮）。文敏命秘其事，一時所出先後皆歸之。”傳說1898年秋，王懿榮因病去北京宣武門外菜市口達仁堂購藥，藥中有一味“龍骨”。王從龍骨上看出有古文字，於是從藥店買回所有的龍骨。這傳聞經人調查並無根據，大約原因為王國維說的“文敏命秘其事”。當然，那裏的農民早就見過這類甲骨。但是，知道這是古文字的，首推王懿榮，他在1899年大批收購甲骨。次年八國聯軍攻入北京，王自殺身亡。此後，王氏家道中落，不久，千餘片甲骨都被劉鶚購入。劉鶚又悉心收購，得五千餘片。羅振玉當時是劉鶚家的家庭教師，教劉鶚第四子劉大紳讀書，此後又將長女嫁給劉大紳，與劉鶚成了親家。羅振玉1902年見到這些寶物，就勸劉鶚選印出版。1903年《鐵雲藏龜》乃第一部著錄甲骨文的專著，選拓1058片。不久，劉鶚充軍新疆，死於異地，致使他搜集了材料卻不可能予以研究。
羅振玉、王國維是使甲骨文成為一種新的學問的奠基人，史稱“羅王之學”。1906年3月羅振玉、王國維一起辭去江蘇師範學堂教職，暮春北上，供職學部。羅振玉到京之後，“令估人大蒐之”，1906年至1911年得甲骨二三萬片，其餘出土者尚有近萬片，以後攜去日本。羅振玉有著作如下：《殷墟書契前編》1913年，《殷墟書契菁華》1914年，《鐵雲藏龜之餘》1915年，《殷墟書契後編》1916年。1927年2月，羅振玉又將《殷墟書契考釋》作了增訂。這是他在甲骨文研究方麵的主要著作。
據現在統計，甲骨文中的單字有四千多。開始時認識一些字比較容易，過了一段時間，容易認識的字都認識完了，餘下的就越來越難認了。羅振玉1915年《殷墟書契考釋》考出485字，待問編收1003字。當時，認識甲骨文字數，“自以羅氏為第一。其考定小屯之為故殷墟及審釋殷帝王名號，皆由羅氏發之”。1927年羅振玉考定之字由485字增加到571字。
關於王國維對甲骨文研究的貢獻，先看他的自述。他在1917年末致柯劭忞信中說：“辛壬之交初抵日本，與叔言參事整理其所藏書籍，殆近一年，此時無書可讀，故得詩二三十首。嗣是以後始得重理舊業，數年零星纂述共得四十餘卷，皆係小品，且涉各方麵，無足以就正宏達者。唯有一二事堪以奉告者，叔言前撰《殷墟書契考釋》，於殷先王之名已十得八九，前年維複於甲骨中考得王亥一人（即《史記·殷本紀》之振、《世本·帝係篇》之核、《作篇》之賅。）乃與《大荒經》稱正同。今年複考上甲微以後六世，係統與《世本》略殊。（以上甲、報乙、報丙、報丁、主壬、主癸為次。）後複見一骨折為二者，合之，乃證明此事。”這是他寫給剛認識的年老學者的信。他在清華大學公開演講時，介紹自己的成果，關於甲骨文資料的整理，他有《哈同氏之戩壽堂所藏殷墟文字》，其中“餘亦有考釋”。“餘複據此種材料作《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以證《世本》《史記》之為實錄。作《殷周製度論》以比較二代之文化。”這是王國維自述在考釋文字和研究方麵的工作。
王國維的《宋元戲曲史》於1913年春定稿。1913年5月就告訴繆荃孫：“頃多閱金文，悟古代宮室之製，現草《明堂廟寢通考》一書，擬分三卷：己說為第一卷，（已成）次駁古人說一卷，次圖一卷。此書全根據金文、龜卜文，而以經證之無乎不合。”明堂作為一種建築，十分重要，正如王國維指出：“明堂之製既為古宮室之通製，故宗廟同之。”這一年冬天，他又說：“夏間作《明堂廟寢通考》二卷，秋間作《釋幣》二卷。”王國維的研究已顯示出他的方法上的趨勢：以金文、甲骨文等新出土的文字與古籍相對照加以研究。他在寫作《明堂寢廟通考》前後，圈閱《禮記》。他想專治三代之學，所以集中精力先治古文字。
王國維的甲骨文研究是什麽時候開始的呢？並沒有見到直接正麵的論述。《明堂廟寢通考》從“殷商卜文”中兩次見“太室”，“明堂之製既為古代宮室之通製，故宗廟之宮室亦如之，古宗廟之有太室，即足證其製與明堂無異”。這篇文章考的是古代禮製，但已經用甲骨文的知識，顯然已了解了甲骨文的重大價值。
1915年羅振玉《殷墟書契考釋》出版，這是王國維手書的石印本。
王國維寫了《殷墟書契考釋序》，充分估價發現甲骨文的意義。他認為，研究古文字有三個曆史性的事件：壁中書出現，簡牘考釋和發現甲骨文。王國維對甲骨文的意義，著重於說明甲骨文是殷王室命人作的占卜，因為殷人迷信鬼神，需要以占卜決定行止。“大自祭祀、征伐，次則行幸、畋漁，下至牢鬯之數、風雨之占，莫不畛於鬼神”。《殷墟書契考釋後序》進一步指出：這部著作“此三百年來小學之一結束也。夫先生之於書契文字，其蒐集流通之功，蓋不在考釋下……”“物既需人，人亦需物。書契之出，適當先生之世，天其欲昌我朝古文之學，使與詁訓、說文、古韻匹，柳又可知也。……竊謂我朝三百年之小學，開之者顧先生，而成之者先生也。”羅振玉收藏有甲骨達三萬片左右，還有與人交換的拓片，當時是無人可比。這就是王國維稱讚的“蒐集流通之功”。《後序》著重從學科定位和發展的角度論述，王國維認為清代學術超越於前代者，是小學。而這部著作已是清代小學成就的高峰了。
《殷墟書契考釋》在甲骨學史上有重大意義。但是，這部著作的作者卻引起過爭議。在這個問題上最近發表意見的文章是張舜徽的《王國維與羅振玉在學術研究上的關係》，刊載於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的《王國維學術研究論集》（第一輯）。這本很有影響的文集是1983年出版的。張舜徽指出了兩個例子。一是周傳儒所著《甲骨文字與殷商製度》第五章說：“殷墟書契考釋》，則王氏所手書也。題名雖為羅氏撰，實則王氏亦與有力焉。王氏跋語有謂：‘比草此書，又承寫官之乏，頗得窺知大體，揚榷細目。’弦外之音，蓋可知矣。”二是何士驥在1941年發表《近四十年來國人治學之新途徑》：“甲骨搜藏之富，與各種古史材料著錄傳播之廣，當以羅叔言氏為第一。羅氏之甲骨之學，著有重要之書十數種，又與王靜安先生著《殷墟書契考釋》，最稱巨作。”這兩位意見，認為《殷墟書契考釋》是羅、王同作。張舜徽指出：“周、何兩人，都是清華研究院的學生，曾親自受業於王國維之門，對於老師的學問，極端敬仰；又看到《殷墟書契考釋》一書的重大價值，對於近世學術，實有啟辟途徑、創立條例的不朽功績，不願羅氏獨擅其名，便不顧事實地臆斷這部書的寫成他的老師也出了大力。這種阿其所好的盲目推崇，連他教師本人恐怕也是不願意接受的。”這裏的論證是用分析別人的動機來判定的。至於周、何兩位的動機是否如此，他人的分析是有待於證明的。細讀上麵兩位的言論，對羅氏的貢獻，都作了說明，哪裏有“將王國維捧到九天之上，將羅振玉壓入九地之下”呢？後來，傾向更為明顯的是，郭沫若在《曆史人物》中指出：“王對於羅，似乎始終是感恩懷德的。他為了要報答他，竟不惜把自己的精心研究都奉獻了給羅，而後羅坐享虛名。例如《殷墟書契考釋》一書，實際是王的著作，而署的卻是羅振玉的名字，這本是學界周知的秘密。單隻這一事，也足證羅之卑劣無恥，而王是怎樣的克己無私，報人以德的了。”這是郭沫若個人的見解。他已不屬於“王門子弟”了。在甲骨學史上，甲骨學一度稱為“四堂”之學。正如唐蘭說：“卜學研究，自雪堂（羅振玉）導夫先路，觀堂（王國維）繼以考史，彥堂（董作賓）區其時代，鼎堂（郭沫若）發其辭例，固已極一時之盛。”郭沫若在日本研究甲骨文時，對羅、王的努力有身曆其境的體驗，對羅、王之間關係也有過思考，加上他又是在甲骨學研究中後來居上的學者，所以，他的意見有相當的影響。其實，郭沫若對羅振玉在研究甲骨文方麵的功績是肯定的。他在1954年版的一部著作中指出：“甲骨自出土後，其搜集、保存、傳播之功，羅氏當居第一，而考釋之功也深賴羅氏。”他對《殷墟書契考釋》更十分推崇。但是，郭沫若對這部著作的作者下的結論並不周全。
《殷墟書契考釋》作者署羅振玉，而且有兩篇王國維的序文，這表示王國維在當時承認了羅振玉是該書的作者。王國維手抄全稿，據羅繼祖《永豐鄉人行年錄》記，“鄉人酬以五百金”。1923年冬，王國維的《觀堂集林》出版時，羅振玉為之作序。這篇署名羅振玉的序文中說：“餘考殷墟文字，亦頗采君說。”這一句是王國維自己作《殷墟書契考釋》序時從未說過的話，在《觀堂集林》中明明白白地指出來了。值得注意的是，這篇署名羅振玉的序文恰恰是王國維本人起草，由羅振玉親自改定。王國維《致蔣汝藻》（1923年6月10日）信中說：“敝集雪堂一序已代撰就，後由其改定數語。”這就是說，王國維代羅振玉擬稿，以羅振玉自己的口吻第一次宣布《殷墟書契考釋》“亦頗采君說”。此文經羅振玉改定，也可以說他承認了這個事實。《觀堂集林》是王國維代表作之總匯。王國維運用這樣的方式表達了他曾經對《殷墟書契考釋》有過貢獻，這是可信的，很有分寸。一個知識分子重視自己的理論成果，十分自然。但是，王國維為《殷墟書契考釋》寫過兩篇序文為何不加以說明呢？筆者認為這是由這兩位學者的性格和當時的關係決定的。羅振玉是考古學者，他擁有兩三萬件甲骨和很多拓片，這是研究的基礎。正如王國維在序文中深切體會到的“物既需人，人亦需物”。羅振玉的“物”也提供給王國維研究；有了這樣學術上的曆史性的重大發現吸引著王國維投身去研究，羅振玉開始時給予了幫助和指導；況且當時王國維生活上也受到羅振玉的接濟。就王國維說，他的思想很難超越“知遇之恩”的範圍；無論在評價上說他是“迂”，還是說他是“老實”。這兩篇序文寫得比較虛，但對羅振玉是作了很高評價的。總之，《殷墟書契考釋》作者署羅振玉之名，是為王國維所接受過的；以後王國維又申說過，其中包含著他的貢獻。
這個問題直到現代仍為人所關注，仍然存在著不同意見。比如上海華東師範大學1983年出版的《王國維學術研究論集》中載吳文祺《王國維學術思想評價》仍稱“王國維代羅振玉所著的《殷墟書契考釋》”。今見不屬於“王門子弟”的清華大學孫敦恒教授，曾長期主持該校校史研究工作，1991年，他所著《王國維年譜新編》說：“殷墟書契考釋》一書，署名羅振玉撰，但書中采用王國維之說頗多，書成又由王國維為之校寫，並為二序，故而言此書係羅、王二人協力合作並無不妥。”曆史上的問題，需要從各個角度予以考察，這裏宜借用王國維的話“以事實決事實”。
王國維對甲骨學的獨創性貢獻，在於利用甲骨文探討商周曆史和典章製度。其中主要文章有《殷墟卜辭所見地名考》（1915年）、《三代地理小說》（1915年）、《鬼方昆夷狁考》（1915年），《殷禮征文》（1916年）、《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及《續考》（1917年）、《殷周製度論》（1917年）、《古史新證》（1925年）。從這些成果發表的年代考察，甲骨文的研究是貫穿著王國維後期的整個研究過程的。
1915年，王國維在日本，當時正為羅振玉手抄《殷墟書契考釋》，《殷墟卜辭所見地名考》、《三代地理小說》、《鬼方昆夷狁考》是運用古文字的材料考定古史、古地理的開端。《鬼方昆夷狁考》對鬼方族加以考證：“我國古時有一強梁之外族，其族西自汧、隴環中國，而北東及太行、常山間，中間或分或合，時入侵暴中國。其俗尚武力，而文化之度不及諸夏遠甚，又本無文字，或雖有而不與中國同。是以中國之稱之也，隨世異名，因地殊號。”“其見於商、周間者，曰鬼方、曰昆夷、曰獯鬻；其在宗周之季，則曰狁；入春秋後，則始謂之戎，繼號曰狄；戰國以降，又稱之曰胡，曰匈奴。”這些名稱，其實為一；但從名稱上看大多有歧視意味。王國維所用的方法，“今由古器物與古文字之助，始得言其崖略。倘亦史學家之所樂聞歟？”
1916年春，王國維從日本回上海。陰曆二月底先寫《殷禮小記》，前後忙了一個月，刊入《學術叢論》時改題《殷禮征文》。他告訴羅振玉說：“皆祭禮事，補公考釋所未備者。思以次及他事，然全文恐不過廿頁也。”本文考殷人的名號與祭祀的關係，王國維認為屬於用甲骨文的材料研究禮學的範圍。王國維指出：“以乙曰生者，祭以乙日，因號之曰報乙、曰大乙、曰且乙、曰小乙、曰武乙、曰帝乙，蓋出子孫所稱，而非父母所命矣。”這樣的研究方法，在當時是別開生麵的。
1917年，是王國維甲骨文研究的豐收年。《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續考》和《殷周製度論》是我國甲骨學發展成為一門成熟的學科的標誌，也為王國維本人奠定了在這個學科中的領先地位。王國維的研究取得突破性貢獻，是從研究王亥之名始。原來羅振玉在日本考釋時已發現王亥之名了。後來，王國維讀《山海經》、《竹書紀年》知王亥為殷之先公，並與《世本》中之“胲”，《帝係篇》中“核”，《楚辭·天問》中之“該”，《呂氏春秋》之“王冰”，《史記·殷本紀》中之“振”，《漢書》中之“垓”，實為一人。“王”字在早期甲骨文中為“孫詒讓釋作”立“羅振玉有時認為”立“有時認為”王“王國維則判定為早期”王“字。王國維又將”王亥“二字定為人名，這個人名為不少古書所傳寫，且有不同寫法，發現了甲骨文早已有的寫法，就可以用之校定古書了。再深入一步，王國維又考定《史記》中關於殷商世係的記載，可以用甲骨文加以證實。這樣，過去有的人認為《史記》關於殷商世係的文字，不過是”傳聞“或”假想“這次卻得到了證明。這不但說明了甲骨文的發現”使世人知殷墟遺物之有裨於經史二學者有如斯也反過來又證明了《史記》關於這問題記載的科學性。王國維將地下出土的實物與古籍上的記載互相參照，擴大了人們對古代社會認識的視野，學術上得到了大的收獲，在研究方法上也顯示了成熟的特色。甲骨學專家吳浩坤、潘悠近期指出：把王亥二字定為人名，從而把古書的訛誤，一一清理出來，尤屬難能可貴。迄今為止，用殷墟卜辭增訂殷商世係的學者不乏其人，然而除了羊甲作羌甲（即沃甲）、後祖乙應作小乙之外，王氏的考證，可以說精確無誤。
《殷周製度論》是繼甲骨文發現了殷商世係之後，進一步對商周社會製度的研究。在王國維的手稿上，開始這篇文章起名為《殷周論》，又在旁寫上《殷周文化論》，以後，又想擬題為《殷周製度異同論》，最後才決定用現在的題目。王國維在1917年9月8日《致羅振玉》信中說：“殷周製度論》至今日脫稿，約得二十紙。此文根據《尚書》、《禮經》與卜辭立說。惟近久不為名理之文，故尚嫌未能暢發，且存此以待後日修補耳。”王國維的這個願望，以後在寫作《古史新證》時得到了實現。這篇《殷周製度論》的大旨是論周代製度與殷商製度的區別。這種區別標示著這是中國曆史發展上一個十分關鍵的時期。《殷周製度論》開門見山就指出：“中國政治與文化之變革，莫劇於殷周之際。”而“夏殷間政治與文物之變革，不似殷周間之劇烈矣”。王國維所以重視研究不同朝代製度文物與立製之本意即希望找到萬世治安之大計。這種大變動中大計之製定，當然也要依靠社會條件的成熟。周代社會製度的特點，王國維在這篇文章中指出：“欲觀周之所以定天下，必自其製度始矣。周人製度之大異於商者：一曰立子立嫡之製。由是而生宗法及喪服之製，並由是而有封建子弟之製，君天子、臣諸侯之製。二曰廟數之製。三曰同姓不婚之製。此數者，皆周之所以綱紀天下。其旨則在納上下於道德，而合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團體。周公製作之本意，實在於此。此非穿鑿附會之言也。茲篇所論，皆有事實為之根據。”這使甲骨文研究不再局限於古文字學的範圍，進入了曆史上文化製度的研究。王國維也頗得意地說：“此文於考據之中寓經世之意，可幾亭林先生。”這篇文章從曆史發展的觀點考察殷周社會，思想先進，在以後曆史分期討論、中國奴隸社會討論中發揮了大的作用。
王國維代羅振玉擬的《觀堂集林序一》指出：“丁巳，君撰《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及《殷周製度論》，義據精深，方法縝密，極考證家之能事。而於周代立製之源及成王、周公所以治天下之意，言之尤為真切。自來說諸經大義，未有如此之貫串者。蓋君之學，實由文字、聲韻以考古代之製度文物，並其立製之所以然。其術皆由博以反約，由疑而得信，務在不悖不惑，當於理而止，其於古人之學說亦然。君嚐謂今之學者於古人之製度、文物、學說無不疑，獨不肯自疑其立說之根據。嗚呼！味君此言，可以知君二十年中學問變化之故矣。”這段話，將上述幾篇文章當作王國維甲骨文研究的代表作，並由此總結出王國維研究方法上的特點。
1917年，王國維為上海倉聖明智大學姬佛陀（即姬覺彌）編《戩壽堂所藏殷墟文字考釋》，見到哈同氏的甲骨拓本凡八百紙。該書署“姬佛陀類次王國維考釋”，這批甲骨材料大都係劉鶚後人散出，為姬佛陀所收購的。這次代人編集新考出的字不多。王國維在書信中對人說：“戩壽堂殷墟文字考釋》將來想有單本出售，但此書無甚心得，除說物字外，大抵皆弟舊說也。”在編輯這本書的過程中，有一件意外的收獲，即王國維發現了其中一片甲骨可以和羅振玉《殷墟書契後編》中的一片有關係，乃“一片折而為二”，於是王國維將這兩片連綴起來，開創了治甲骨學中據斷痕相接的先例。王國維稱之為“補綴”。這使人不能不佩服王國維的機敏和記憶能力的高超。因為埋在地下的銅器、鐵器不易破碎，即使是瓷器，也有相當的硬度。甲骨卻極易破碎，且易遭到人為的破壞。“比如農民盲目挖掘時的破損，商人把同一片甲骨又分割售與不同的買主，都會增加了解甲骨的困難。殷墟十五次發掘的三萬多片甲骨不幸因抗戰而由安陽搬至昆明，國內戰爭再由昆明移至台灣。到了台灣島，複由中部揚梅轉運至北部南港。到了南港，又遭水災浩劫。許多甲骨片就在漫長的搬運過程中斷裂，甚至變成粉碎，再也無法複完。”鑒於甲骨易碎的特點，王國維的“補綴”法，很有實踐上的價值。
王國維並無經濟力量搜藏甲骨，但是，他看到了大量的甲骨文拓片。可以說，在他的時代，他還是看到這方麵材料最多的一位學者。除了劉鶚、羅振玉所印的資料外，他還看到哈同藏的資料，看到了“鄞縣馬君叔平贈餘以京師大學及其所藏甲骨拓本千餘片”，看到了徐乃昌所藏甲骨拓本，作《隨庵所藏甲骨文字序》。這樣，他的眼界更開闊了。1923年收入《觀堂集林》第六卷的《釋史》、《釋由》、《釋辪》、《釋天》、《釋昱》、《釋西》、《釋禮》等篇，是王國維考釋甲骨文的代表作。他用的辦法是會通甲骨文的材料，根據文字、音韻、訓詁之學，綜合地運用有關知識，從多方麵加以考定。這時候，易認的文字，均先認出。1919年10月，王國維已發出了“殷墟文字人力殆已罄盡，以後隻可於無意中拾得數字”的浩歎了。不過，王國維考定的這幾個字，皆發人之未發，顯示了他在這方麵取得的新成績。
王國維在甲骨學史上的地位，郭沫若曾經指出：“我們要說殷墟的發現是新史學的開端，王國維的業績是新史學的開山，那是絲毫也不過分的。”
商周甲骨文與金文並存。金文絕大多數是鑄器時就鑄上去的，近代學者亦稱之為“鍾鼎文字”，保存下來的材料甚為可靠。商周金銅器早就被發現，但形成一個學科，則成熟於宋代。王國維《宋代之金石學》說：“宋人於金石書函之學，乃陵跨百代。近世金石文學複興，然於著錄考訂，皆本宋人成法，而於宋人多方麵之興味，反有所不逮，故雖謂金石之學，為有宋一代之學無不可也。”王國維在1914年7月17日致繆荃孫信中說：“近二二月內作《金文著錄表》，宋代一卷已成。國朝四卷正在具草。……此次所作表，謂之金文之全目錄，亦略近之。比年以來擬專治三代之學，因先治古文字，遂覽宋人及國朝諸家之說。此事自宋訖近數十年無甚進步”。王國維收入上述著錄表中643器，按類登錄：凡鍾44器，鐸1器，鼎137器，鬲28器，甗17器，敦58器，簠8器，盦1器，豆3器，盉9器，尊壺罍41器，彝44器，舟1器，鹵55器，爵60器，觚20器，觶12器，角2器，斝4器，卮1器，不知器名者6器，盤盂洗21器，匜20器，鐙錠燭盤重15器，度量權律管15器，兵器6器，雜器6器。《國朝金文著錄表》登記時內容分器名、著錄者、字數、雜記四欄。著錄“凡三代器三千四百七十有一，列國先秦器九十有八，漢器六百十有六，三國至宋金器百有十，共計四千二百九十有五。除宋拓及疑偽器外得三千九百八十有三器”。這兩項著作是一種準備材料的基礎工作。王國維成書之後作序敘其經過：“國維東渡後，時從參事問古文字之學，因得盡閱所藏拓本。參事屬分別其已著錄者與未著錄者將以次編類印行，又屬通諸家之書，列為一表。自甲寅孟夏，訖於仲秋，經涉五月，乃始畢事，書成都六卷。長夏酷暑，墨本堆案，或一器而數名，或一文而數器，其間比勘一器，往往檢書至十餘種，閱拓本至若幹冊，窮日之力，不過盡數十器而已！既具稿，複質之參事，略加檢定。然著錄之器，既以千計，拓本之數亦複準之，文字同異，不過毫厘之間，摹拓先後，又有工拙之別。
雖再三複勘，期於無誤，然複重遺漏，固自不免。庶竺古君子董而教之。”敘述這項工作的過程，也可以看出王國維的研究工作總是以實際材料為基礎的。鏤刻在禮器上的銘文，其內容涉及祭典、訓誥、征伐、賞賜、約誓等重要內容，是極為重要的史料。王國維在著錄的基礎上，寫了大量的序跋，加以考釋。如《毛公鼎考釋序》、《毛公鼎跋》、《商三句兵跋》、《散氏盤跋》等，收入《觀堂古今文考釋》流傳於世。如果說“著錄表”可以看出王國維對金古文檢校範圍之廣，那麽，具體考釋文章就可以看到他抓住典型古器物後審讀之精了。毛公鼎銘文記敘了周宣王誥誡和褒賞其臣下的事。古器物上的文字以此鼎為最多。古器物上的字時有不能認識者，王國維在《毛公鼎考釋序》一文中說明原因：“古代文字假借至多，自周至漢，音亦屢變。假借之字，不能一一求其本字，故古器文義有不可強通者，亦勢也。自來釋古器者，欲求無一字之不識，無一義之不通，而穿鑿附會之說以生。穿鑿附會者，非也。謂其字之不可識，義之不可通，而遂置之者，亦非也。文無古今，未有不文從字順者。今日通行文字，人人能讀之，能解之。詩書彝器亦古之通行文字，今日所以難讀者，由今人之知古代不如知現代之深故也。苟考之史事與製度、文物，以知其時代之情狀；本之詩、書以求文之義例，考之古音，以通其義之假借；參之彝器以驗其文字之變化：由此而之彼，即甲以推乙，則於字之不可釋、義之不可通者，必間有獲焉。然後闕其不可知者，以俟後之君子，則庶乎其近之矣。”王國維正是按這樣的方法，將諸家所未確之字考之。1916年8月27日，他在致羅振玉信中說：“今日自寫《毛公鼎考釋》畢，共一十五張，雖新識之字無多，而研究方法則頗開一生麵，尚不失為一小種著述也。”這裏提到的“自寫”，因為寫官所寫，直不能用。《金文大字典》主編戴家祥談到王國維認識金文、甲骨學的特點時指出：“孫氏（指孫詒讓——引者）、羅氏、靜安先生雖然都具備了這三方麵（指形、聲、義——引者）的淵博知識，但各有自己不同的側重點，孫氏的側重點，比較多的從先秦語法辭例和典章製度中取得成績，羅氏的側重點，比較多的從字形的演變中取得成績，靜安先生雖然貫徹到各個方麵，但是豐碩的果實，還是‘同聲通假’。”王國維的《兩周金石文韻讀》就是利用清代韻學的知識以釋金文，在王國維看來，清代的音韻學足可“淩駕前代”。
王國維的金文研究，也是從文字學的研究上升到曆史研究。他在1915年寫的《鬼方昆夷狁考》，就是對北方的匈奴族進行了研究，根據《大盂鼎》《小盂鼎》《虢季子白盤》等青銅器銘文的材料，考定了匈奴族在古代漢族文獻中有不同的名稱。用地下出土的實物和古代典籍上記錄互相參證的方法，在這裏也發揮了作用。
第一位判定刻於甲骨上的印痕是古文字的人是王懿榮。他是金石學家，當時的國子監祭酒（相當於最高學府負責人）。王國維記述：“初出土後，濰縣估人得其數片，以售之福山王文敏（懿榮）。文敏命秘其事，一時所出先後皆歸之。”傳說1898年秋，王懿榮因病去北京宣武門外菜市口達仁堂購藥，藥中有一味“龍骨”。王從龍骨上看出有古文字，於是從藥店買回所有的龍骨。這傳聞經人調查並無根據，大約原因為王國維說的“文敏命秘其事”。當然，那裏的農民早就見過這類甲骨。但是，知道這是古文字的，首推王懿榮，他在1899年大批收購甲骨。次年八國聯軍攻入北京，王自殺身亡。此後，王氏家道中落，不久，千餘片甲骨都被劉鶚購入。劉鶚又悉心收購，得五千餘片。羅振玉當時是劉鶚家的家庭教師，教劉鶚第四子劉大紳讀書，此後又將長女嫁給劉大紳，與劉鶚成了親家。羅振玉1902年見到這些寶物，就勸劉鶚選印出版。1903年《鐵雲藏龜》乃第一部著錄甲骨文的專著，選拓1058片。不久，劉鶚充軍新疆，死於異地，致使他搜集了材料卻不可能予以研究。
羅振玉、王國維是使甲骨文成為一種新的學問的奠基人，史稱“羅王之學”。1906年3月羅振玉、王國維一起辭去江蘇師範學堂教職，暮春北上，供職學部。羅振玉到京之後，“令估人大蒐之”，1906年至1911年得甲骨二三萬片，其餘出土者尚有近萬片，以後攜去日本。羅振玉有著作如下：《殷墟書契前編》1913年，《殷墟書契菁華》1914年，《鐵雲藏龜之餘》1915年，《殷墟書契後編》1916年。1927年2月，羅振玉又將《殷墟書契考釋》作了增訂。這是他在甲骨文研究方麵的主要著作。
據現在統計，甲骨文中的單字有四千多。開始時認識一些字比較容易，過了一段時間，容易認識的字都認識完了，餘下的就越來越難認了。羅振玉1915年《殷墟書契考釋》考出485字，待問編收1003字。當時，認識甲骨文字數，“自以羅氏為第一。其考定小屯之為故殷墟及審釋殷帝王名號，皆由羅氏發之”。1927年羅振玉考定之字由485字增加到571字。
關於王國維對甲骨文研究的貢獻，先看他的自述。他在1917年末致柯劭忞信中說：“辛壬之交初抵日本，與叔言參事整理其所藏書籍，殆近一年，此時無書可讀，故得詩二三十首。嗣是以後始得重理舊業，數年零星纂述共得四十餘卷，皆係小品，且涉各方麵，無足以就正宏達者。唯有一二事堪以奉告者，叔言前撰《殷墟書契考釋》，於殷先王之名已十得八九，前年維複於甲骨中考得王亥一人（即《史記·殷本紀》之振、《世本·帝係篇》之核、《作篇》之賅。）乃與《大荒經》稱正同。今年複考上甲微以後六世，係統與《世本》略殊。（以上甲、報乙、報丙、報丁、主壬、主癸為次。）後複見一骨折為二者，合之，乃證明此事。”這是他寫給剛認識的年老學者的信。他在清華大學公開演講時，介紹自己的成果，關於甲骨文資料的整理，他有《哈同氏之戩壽堂所藏殷墟文字》，其中“餘亦有考釋”。“餘複據此種材料作《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以證《世本》《史記》之為實錄。作《殷周製度論》以比較二代之文化。”這是王國維自述在考釋文字和研究方麵的工作。
王國維的《宋元戲曲史》於1913年春定稿。1913年5月就告訴繆荃孫：“頃多閱金文，悟古代宮室之製，現草《明堂廟寢通考》一書，擬分三卷：己說為第一卷，（已成）次駁古人說一卷，次圖一卷。此書全根據金文、龜卜文，而以經證之無乎不合。”明堂作為一種建築，十分重要，正如王國維指出：“明堂之製既為古宮室之通製，故宗廟同之。”這一年冬天，他又說：“夏間作《明堂廟寢通考》二卷，秋間作《釋幣》二卷。”王國維的研究已顯示出他的方法上的趨勢：以金文、甲骨文等新出土的文字與古籍相對照加以研究。他在寫作《明堂寢廟通考》前後，圈閱《禮記》。他想專治三代之學，所以集中精力先治古文字。
王國維的甲骨文研究是什麽時候開始的呢？並沒有見到直接正麵的論述。《明堂廟寢通考》從“殷商卜文”中兩次見“太室”，“明堂之製既為古代宮室之通製，故宗廟之宮室亦如之，古宗廟之有太室，即足證其製與明堂無異”。這篇文章考的是古代禮製，但已經用甲骨文的知識，顯然已了解了甲骨文的重大價值。
1915年羅振玉《殷墟書契考釋》出版，這是王國維手書的石印本。
王國維寫了《殷墟書契考釋序》，充分估價發現甲骨文的意義。他認為，研究古文字有三個曆史性的事件：壁中書出現，簡牘考釋和發現甲骨文。王國維對甲骨文的意義，著重於說明甲骨文是殷王室命人作的占卜，因為殷人迷信鬼神，需要以占卜決定行止。“大自祭祀、征伐，次則行幸、畋漁，下至牢鬯之數、風雨之占，莫不畛於鬼神”。《殷墟書契考釋後序》進一步指出：這部著作“此三百年來小學之一結束也。夫先生之於書契文字，其蒐集流通之功，蓋不在考釋下……”“物既需人，人亦需物。書契之出，適當先生之世，天其欲昌我朝古文之學，使與詁訓、說文、古韻匹，柳又可知也。……竊謂我朝三百年之小學，開之者顧先生，而成之者先生也。”羅振玉收藏有甲骨達三萬片左右，還有與人交換的拓片，當時是無人可比。這就是王國維稱讚的“蒐集流通之功”。《後序》著重從學科定位和發展的角度論述，王國維認為清代學術超越於前代者，是小學。而這部著作已是清代小學成就的高峰了。
《殷墟書契考釋》在甲骨學史上有重大意義。但是，這部著作的作者卻引起過爭議。在這個問題上最近發表意見的文章是張舜徽的《王國維與羅振玉在學術研究上的關係》，刊載於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的《王國維學術研究論集》（第一輯）。這本很有影響的文集是1983年出版的。張舜徽指出了兩個例子。一是周傳儒所著《甲骨文字與殷商製度》第五章說：“殷墟書契考釋》，則王氏所手書也。題名雖為羅氏撰，實則王氏亦與有力焉。王氏跋語有謂：‘比草此書，又承寫官之乏，頗得窺知大體，揚榷細目。’弦外之音，蓋可知矣。”二是何士驥在1941年發表《近四十年來國人治學之新途徑》：“甲骨搜藏之富，與各種古史材料著錄傳播之廣，當以羅叔言氏為第一。羅氏之甲骨之學，著有重要之書十數種，又與王靜安先生著《殷墟書契考釋》，最稱巨作。”這兩位意見，認為《殷墟書契考釋》是羅、王同作。張舜徽指出：“周、何兩人，都是清華研究院的學生，曾親自受業於王國維之門，對於老師的學問，極端敬仰；又看到《殷墟書契考釋》一書的重大價值，對於近世學術，實有啟辟途徑、創立條例的不朽功績，不願羅氏獨擅其名，便不顧事實地臆斷這部書的寫成他的老師也出了大力。這種阿其所好的盲目推崇，連他教師本人恐怕也是不願意接受的。”這裏的論證是用分析別人的動機來判定的。至於周、何兩位的動機是否如此，他人的分析是有待於證明的。細讀上麵兩位的言論，對羅氏的貢獻，都作了說明，哪裏有“將王國維捧到九天之上，將羅振玉壓入九地之下”呢？後來，傾向更為明顯的是，郭沫若在《曆史人物》中指出：“王對於羅，似乎始終是感恩懷德的。他為了要報答他，竟不惜把自己的精心研究都奉獻了給羅，而後羅坐享虛名。例如《殷墟書契考釋》一書，實際是王的著作，而署的卻是羅振玉的名字，這本是學界周知的秘密。單隻這一事，也足證羅之卑劣無恥，而王是怎樣的克己無私，報人以德的了。”這是郭沫若個人的見解。他已不屬於“王門子弟”了。在甲骨學史上，甲骨學一度稱為“四堂”之學。正如唐蘭說：“卜學研究，自雪堂（羅振玉）導夫先路，觀堂（王國維）繼以考史，彥堂（董作賓）區其時代，鼎堂（郭沫若）發其辭例，固已極一時之盛。”郭沫若在日本研究甲骨文時，對羅、王的努力有身曆其境的體驗，對羅、王之間關係也有過思考，加上他又是在甲骨學研究中後來居上的學者，所以，他的意見有相當的影響。其實，郭沫若對羅振玉在研究甲骨文方麵的功績是肯定的。他在1954年版的一部著作中指出：“甲骨自出土後，其搜集、保存、傳播之功，羅氏當居第一，而考釋之功也深賴羅氏。”他對《殷墟書契考釋》更十分推崇。但是，郭沫若對這部著作的作者下的結論並不周全。
《殷墟書契考釋》作者署羅振玉，而且有兩篇王國維的序文，這表示王國維在當時承認了羅振玉是該書的作者。王國維手抄全稿，據羅繼祖《永豐鄉人行年錄》記，“鄉人酬以五百金”。1923年冬，王國維的《觀堂集林》出版時，羅振玉為之作序。這篇署名羅振玉的序文中說：“餘考殷墟文字，亦頗采君說。”這一句是王國維自己作《殷墟書契考釋》序時從未說過的話，在《觀堂集林》中明明白白地指出來了。值得注意的是，這篇署名羅振玉的序文恰恰是王國維本人起草，由羅振玉親自改定。王國維《致蔣汝藻》（1923年6月10日）信中說：“敝集雪堂一序已代撰就，後由其改定數語。”這就是說，王國維代羅振玉擬稿，以羅振玉自己的口吻第一次宣布《殷墟書契考釋》“亦頗采君說”。此文經羅振玉改定，也可以說他承認了這個事實。《觀堂集林》是王國維代表作之總匯。王國維運用這樣的方式表達了他曾經對《殷墟書契考釋》有過貢獻，這是可信的，很有分寸。一個知識分子重視自己的理論成果，十分自然。但是，王國維為《殷墟書契考釋》寫過兩篇序文為何不加以說明呢？筆者認為這是由這兩位學者的性格和當時的關係決定的。羅振玉是考古學者，他擁有兩三萬件甲骨和很多拓片，這是研究的基礎。正如王國維在序文中深切體會到的“物既需人，人亦需物”。羅振玉的“物”也提供給王國維研究；有了這樣學術上的曆史性的重大發現吸引著王國維投身去研究，羅振玉開始時給予了幫助和指導；況且當時王國維生活上也受到羅振玉的接濟。就王國維說，他的思想很難超越“知遇之恩”的範圍；無論在評價上說他是“迂”，還是說他是“老實”。這兩篇序文寫得比較虛，但對羅振玉是作了很高評價的。總之，《殷墟書契考釋》作者署羅振玉之名，是為王國維所接受過的；以後王國維又申說過，其中包含著他的貢獻。
這個問題直到現代仍為人所關注，仍然存在著不同意見。比如上海華東師範大學1983年出版的《王國維學術研究論集》中載吳文祺《王國維學術思想評價》仍稱“王國維代羅振玉所著的《殷墟書契考釋》”。今見不屬於“王門子弟”的清華大學孫敦恒教授，曾長期主持該校校史研究工作，1991年，他所著《王國維年譜新編》說：“殷墟書契考釋》一書，署名羅振玉撰，但書中采用王國維之說頗多，書成又由王國維為之校寫，並為二序，故而言此書係羅、王二人協力合作並無不妥。”曆史上的問題，需要從各個角度予以考察，這裏宜借用王國維的話“以事實決事實”。
王國維對甲骨學的獨創性貢獻，在於利用甲骨文探討商周曆史和典章製度。其中主要文章有《殷墟卜辭所見地名考》（1915年）、《三代地理小說》（1915年）、《鬼方昆夷狁考》（1915年），《殷禮征文》（1916年）、《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及《續考》（1917年）、《殷周製度論》（1917年）、《古史新證》（1925年）。從這些成果發表的年代考察，甲骨文的研究是貫穿著王國維後期的整個研究過程的。
1915年，王國維在日本，當時正為羅振玉手抄《殷墟書契考釋》，《殷墟卜辭所見地名考》、《三代地理小說》、《鬼方昆夷狁考》是運用古文字的材料考定古史、古地理的開端。《鬼方昆夷狁考》對鬼方族加以考證：“我國古時有一強梁之外族，其族西自汧、隴環中國，而北東及太行、常山間，中間或分或合，時入侵暴中國。其俗尚武力，而文化之度不及諸夏遠甚，又本無文字，或雖有而不與中國同。是以中國之稱之也，隨世異名，因地殊號。”“其見於商、周間者，曰鬼方、曰昆夷、曰獯鬻；其在宗周之季，則曰狁；入春秋後，則始謂之戎，繼號曰狄；戰國以降，又稱之曰胡，曰匈奴。”這些名稱，其實為一；但從名稱上看大多有歧視意味。王國維所用的方法，“今由古器物與古文字之助，始得言其崖略。倘亦史學家之所樂聞歟？”
1916年春，王國維從日本回上海。陰曆二月底先寫《殷禮小記》，前後忙了一個月，刊入《學術叢論》時改題《殷禮征文》。他告訴羅振玉說：“皆祭禮事，補公考釋所未備者。思以次及他事，然全文恐不過廿頁也。”本文考殷人的名號與祭祀的關係，王國維認為屬於用甲骨文的材料研究禮學的範圍。王國維指出：“以乙曰生者，祭以乙日，因號之曰報乙、曰大乙、曰且乙、曰小乙、曰武乙、曰帝乙，蓋出子孫所稱，而非父母所命矣。”這樣的研究方法，在當時是別開生麵的。
1917年，是王國維甲骨文研究的豐收年。《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續考》和《殷周製度論》是我國甲骨學發展成為一門成熟的學科的標誌，也為王國維本人奠定了在這個學科中的領先地位。王國維的研究取得突破性貢獻，是從研究王亥之名始。原來羅振玉在日本考釋時已發現王亥之名了。後來，王國維讀《山海經》、《竹書紀年》知王亥為殷之先公，並與《世本》中之“胲”，《帝係篇》中“核”，《楚辭·天問》中之“該”，《呂氏春秋》之“王冰”，《史記·殷本紀》中之“振”，《漢書》中之“垓”，實為一人。“王”字在早期甲骨文中為“孫詒讓釋作”立“羅振玉有時認為”立“有時認為”王“王國維則判定為早期”王“字。王國維又將”王亥“二字定為人名，這個人名為不少古書所傳寫，且有不同寫法，發現了甲骨文早已有的寫法，就可以用之校定古書了。再深入一步，王國維又考定《史記》中關於殷商世係的記載，可以用甲骨文加以證實。這樣，過去有的人認為《史記》關於殷商世係的文字，不過是”傳聞“或”假想“這次卻得到了證明。這不但說明了甲骨文的發現”使世人知殷墟遺物之有裨於經史二學者有如斯也反過來又證明了《史記》關於這問題記載的科學性。王國維將地下出土的實物與古籍上的記載互相參照，擴大了人們對古代社會認識的視野，學術上得到了大的收獲，在研究方法上也顯示了成熟的特色。甲骨學專家吳浩坤、潘悠近期指出：把王亥二字定為人名，從而把古書的訛誤，一一清理出來，尤屬難能可貴。迄今為止，用殷墟卜辭增訂殷商世係的學者不乏其人，然而除了羊甲作羌甲（即沃甲）、後祖乙應作小乙之外，王氏的考證，可以說精確無誤。
《殷周製度論》是繼甲骨文發現了殷商世係之後，進一步對商周社會製度的研究。在王國維的手稿上，開始這篇文章起名為《殷周論》，又在旁寫上《殷周文化論》，以後，又想擬題為《殷周製度異同論》，最後才決定用現在的題目。王國維在1917年9月8日《致羅振玉》信中說：“殷周製度論》至今日脫稿，約得二十紙。此文根據《尚書》、《禮經》與卜辭立說。惟近久不為名理之文，故尚嫌未能暢發，且存此以待後日修補耳。”王國維的這個願望，以後在寫作《古史新證》時得到了實現。這篇《殷周製度論》的大旨是論周代製度與殷商製度的區別。這種區別標示著這是中國曆史發展上一個十分關鍵的時期。《殷周製度論》開門見山就指出：“中國政治與文化之變革，莫劇於殷周之際。”而“夏殷間政治與文物之變革，不似殷周間之劇烈矣”。王國維所以重視研究不同朝代製度文物與立製之本意即希望找到萬世治安之大計。這種大變動中大計之製定，當然也要依靠社會條件的成熟。周代社會製度的特點，王國維在這篇文章中指出：“欲觀周之所以定天下，必自其製度始矣。周人製度之大異於商者：一曰立子立嫡之製。由是而生宗法及喪服之製，並由是而有封建子弟之製，君天子、臣諸侯之製。二曰廟數之製。三曰同姓不婚之製。此數者，皆周之所以綱紀天下。其旨則在納上下於道德，而合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團體。周公製作之本意，實在於此。此非穿鑿附會之言也。茲篇所論，皆有事實為之根據。”這使甲骨文研究不再局限於古文字學的範圍，進入了曆史上文化製度的研究。王國維也頗得意地說：“此文於考據之中寓經世之意，可幾亭林先生。”這篇文章從曆史發展的觀點考察殷周社會，思想先進，在以後曆史分期討論、中國奴隸社會討論中發揮了大的作用。
王國維代羅振玉擬的《觀堂集林序一》指出：“丁巳，君撰《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及《殷周製度論》，義據精深，方法縝密，極考證家之能事。而於周代立製之源及成王、周公所以治天下之意，言之尤為真切。自來說諸經大義，未有如此之貫串者。蓋君之學，實由文字、聲韻以考古代之製度文物，並其立製之所以然。其術皆由博以反約，由疑而得信，務在不悖不惑，當於理而止，其於古人之學說亦然。君嚐謂今之學者於古人之製度、文物、學說無不疑，獨不肯自疑其立說之根據。嗚呼！味君此言，可以知君二十年中學問變化之故矣。”這段話，將上述幾篇文章當作王國維甲骨文研究的代表作，並由此總結出王國維研究方法上的特點。
1917年，王國維為上海倉聖明智大學姬佛陀（即姬覺彌）編《戩壽堂所藏殷墟文字考釋》，見到哈同氏的甲骨拓本凡八百紙。該書署“姬佛陀類次王國維考釋”，這批甲骨材料大都係劉鶚後人散出，為姬佛陀所收購的。這次代人編集新考出的字不多。王國維在書信中對人說：“戩壽堂殷墟文字考釋》將來想有單本出售，但此書無甚心得，除說物字外，大抵皆弟舊說也。”在編輯這本書的過程中，有一件意外的收獲，即王國維發現了其中一片甲骨可以和羅振玉《殷墟書契後編》中的一片有關係，乃“一片折而為二”，於是王國維將這兩片連綴起來，開創了治甲骨學中據斷痕相接的先例。王國維稱之為“補綴”。這使人不能不佩服王國維的機敏和記憶能力的高超。因為埋在地下的銅器、鐵器不易破碎，即使是瓷器，也有相當的硬度。甲骨卻極易破碎，且易遭到人為的破壞。“比如農民盲目挖掘時的破損，商人把同一片甲骨又分割售與不同的買主，都會增加了解甲骨的困難。殷墟十五次發掘的三萬多片甲骨不幸因抗戰而由安陽搬至昆明，國內戰爭再由昆明移至台灣。到了台灣島，複由中部揚梅轉運至北部南港。到了南港，又遭水災浩劫。許多甲骨片就在漫長的搬運過程中斷裂，甚至變成粉碎，再也無法複完。”鑒於甲骨易碎的特點，王國維的“補綴”法，很有實踐上的價值。
王國維並無經濟力量搜藏甲骨，但是，他看到了大量的甲骨文拓片。可以說，在他的時代，他還是看到這方麵材料最多的一位學者。除了劉鶚、羅振玉所印的資料外，他還看到哈同藏的資料，看到了“鄞縣馬君叔平贈餘以京師大學及其所藏甲骨拓本千餘片”，看到了徐乃昌所藏甲骨拓本，作《隨庵所藏甲骨文字序》。這樣，他的眼界更開闊了。1923年收入《觀堂集林》第六卷的《釋史》、《釋由》、《釋辪》、《釋天》、《釋昱》、《釋西》、《釋禮》等篇，是王國維考釋甲骨文的代表作。他用的辦法是會通甲骨文的材料，根據文字、音韻、訓詁之學，綜合地運用有關知識，從多方麵加以考定。這時候，易認的文字，均先認出。1919年10月，王國維已發出了“殷墟文字人力殆已罄盡，以後隻可於無意中拾得數字”的浩歎了。不過，王國維考定的這幾個字，皆發人之未發，顯示了他在這方麵取得的新成績。
王國維在甲骨學史上的地位，郭沫若曾經指出：“我們要說殷墟的發現是新史學的開端，王國維的業績是新史學的開山，那是絲毫也不過分的。”
商周甲骨文與金文並存。金文絕大多數是鑄器時就鑄上去的，近代學者亦稱之為“鍾鼎文字”，保存下來的材料甚為可靠。商周金銅器早就被發現，但形成一個學科，則成熟於宋代。王國維《宋代之金石學》說：“宋人於金石書函之學，乃陵跨百代。近世金石文學複興，然於著錄考訂，皆本宋人成法，而於宋人多方麵之興味，反有所不逮，故雖謂金石之學，為有宋一代之學無不可也。”王國維在1914年7月17日致繆荃孫信中說：“近二二月內作《金文著錄表》，宋代一卷已成。國朝四卷正在具草。……此次所作表，謂之金文之全目錄，亦略近之。比年以來擬專治三代之學，因先治古文字，遂覽宋人及國朝諸家之說。此事自宋訖近數十年無甚進步”。王國維收入上述著錄表中643器，按類登錄：凡鍾44器，鐸1器，鼎137器，鬲28器，甗17器，敦58器，簠8器，盦1器，豆3器，盉9器，尊壺罍41器，彝44器，舟1器，鹵55器，爵60器，觚20器，觶12器，角2器，斝4器，卮1器，不知器名者6器，盤盂洗21器，匜20器，鐙錠燭盤重15器，度量權律管15器，兵器6器，雜器6器。《國朝金文著錄表》登記時內容分器名、著錄者、字數、雜記四欄。著錄“凡三代器三千四百七十有一，列國先秦器九十有八，漢器六百十有六，三國至宋金器百有十，共計四千二百九十有五。除宋拓及疑偽器外得三千九百八十有三器”。這兩項著作是一種準備材料的基礎工作。王國維成書之後作序敘其經過：“國維東渡後，時從參事問古文字之學，因得盡閱所藏拓本。參事屬分別其已著錄者與未著錄者將以次編類印行，又屬通諸家之書，列為一表。自甲寅孟夏，訖於仲秋，經涉五月，乃始畢事，書成都六卷。長夏酷暑，墨本堆案，或一器而數名，或一文而數器，其間比勘一器，往往檢書至十餘種，閱拓本至若幹冊，窮日之力，不過盡數十器而已！既具稿，複質之參事，略加檢定。然著錄之器，既以千計，拓本之數亦複準之，文字同異，不過毫厘之間，摹拓先後，又有工拙之別。
雖再三複勘，期於無誤，然複重遺漏，固自不免。庶竺古君子董而教之。”敘述這項工作的過程，也可以看出王國維的研究工作總是以實際材料為基礎的。鏤刻在禮器上的銘文，其內容涉及祭典、訓誥、征伐、賞賜、約誓等重要內容，是極為重要的史料。王國維在著錄的基礎上，寫了大量的序跋，加以考釋。如《毛公鼎考釋序》、《毛公鼎跋》、《商三句兵跋》、《散氏盤跋》等，收入《觀堂古今文考釋》流傳於世。如果說“著錄表”可以看出王國維對金古文檢校範圍之廣，那麽，具體考釋文章就可以看到他抓住典型古器物後審讀之精了。毛公鼎銘文記敘了周宣王誥誡和褒賞其臣下的事。古器物上的文字以此鼎為最多。古器物上的字時有不能認識者，王國維在《毛公鼎考釋序》一文中說明原因：“古代文字假借至多，自周至漢，音亦屢變。假借之字，不能一一求其本字，故古器文義有不可強通者，亦勢也。自來釋古器者，欲求無一字之不識，無一義之不通，而穿鑿附會之說以生。穿鑿附會者，非也。謂其字之不可識，義之不可通，而遂置之者，亦非也。文無古今，未有不文從字順者。今日通行文字，人人能讀之，能解之。詩書彝器亦古之通行文字，今日所以難讀者，由今人之知古代不如知現代之深故也。苟考之史事與製度、文物，以知其時代之情狀；本之詩、書以求文之義例，考之古音，以通其義之假借；參之彝器以驗其文字之變化：由此而之彼，即甲以推乙，則於字之不可釋、義之不可通者，必間有獲焉。然後闕其不可知者，以俟後之君子，則庶乎其近之矣。”王國維正是按這樣的方法，將諸家所未確之字考之。1916年8月27日，他在致羅振玉信中說：“今日自寫《毛公鼎考釋》畢，共一十五張，雖新識之字無多，而研究方法則頗開一生麵，尚不失為一小種著述也。”這裏提到的“自寫”，因為寫官所寫，直不能用。《金文大字典》主編戴家祥談到王國維認識金文、甲骨學的特點時指出：“孫氏（指孫詒讓——引者）、羅氏、靜安先生雖然都具備了這三方麵（指形、聲、義——引者）的淵博知識，但各有自己不同的側重點，孫氏的側重點，比較多的從先秦語法辭例和典章製度中取得成績，羅氏的側重點，比較多的從字形的演變中取得成績，靜安先生雖然貫徹到各個方麵，但是豐碩的果實，還是‘同聲通假’。”王國維的《兩周金石文韻讀》就是利用清代韻學的知識以釋金文，在王國維看來，清代的音韻學足可“淩駕前代”。
王國維的金文研究，也是從文字學的研究上升到曆史研究。他在1915年寫的《鬼方昆夷狁考》，就是對北方的匈奴族進行了研究，根據《大盂鼎》《小盂鼎》《虢季子白盤》等青銅器銘文的材料，考定了匈奴族在古代漢族文獻中有不同的名稱。用地下出土的實物和古代典籍上記錄互相參證的方法，在這裏也發揮了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