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敦煌學研究
1900年5月，敦煌莫高窟藏經洞打開了。洞內的四五萬件六朝、隋、唐寫的卷子和少量木刻書回到人間，使中華古老的民族文化匯入世界文化的潮流，這是世界文化史上的重要發現。藏經洞中藏的佛教經典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其他還有儒家經典、曆史、民族關係、語言、文學、藝術、藥學、科技、社會等領域的文物。這批文獻是前人有意保存下來的，一經發現，就轟動了世界學術界。遺憾的是，發現的文物先後被國外的考古家劫走，其中以斯坦因、伯希和劫走的最多。敦煌地區的石窟佛教藝術和敦煌文獻被全世界不同學科的學者研究，史稱“敦煌學”。王國維認為，這些發現是漢代以來中國學問上的三大發現之一。1909年中秋，伯希和攜敦煌卷子經北京，羅振玉、王國維和一些中國學者都去看了目錄和他身邊攜帶的敦煌文獻。以後，根據他提供的材料，羅振玉編印《敦煌石室遺書》、《鳴沙石室遺書》、《莫高窟石室秘錄》等多種資料。
王國維是我國第一批研究敦煌文獻的學者。他獲得的成就，推進了敦煌學的建設和學術水準的提高，可以列於世界敦煌學著作之林。如果說甲骨學影響我國上古史的研究，那麽敦煌學極大地影響了我國中古史的研究。
王國維發現了敦煌遺書中有韋莊的《秦婦吟》，這是日本學者狩野直喜1912年去歐洲閱敦煌材料時帶回來的。王國維寫的《唐寫本韋莊〈秦婦吟〉跋》說：“此詩前後殘闕，無篇題及撰人姓名，亦英倫博物館所藏。狩野博士所錄。”王國維按《北夢瑣言》記韋莊《秦婦吟》有“內庫燒為錦繡灰，天街踏盡公卿骨”句，而這個寫本恰恰有這兩句，所以就斷為韋莊的《秦婦吟》。《秦婦吟》在當時頗為流傳，所以韋莊外號為“秦婦吟》秀才”。以後，韋莊顯貴後，諱言此詩，因此他弟弟編《浣花集》時未將此詩編入。王國維發現了這首詩當然很高興，他於1920年，將其《敦煌發現唐朝之通俗詩及通俗小說》發表於《東方雜誌》第十七卷第八期，這個不全的《秦婦吟》就發表在這篇文章中。這時，王國維看到巴黎國家圖書館敦煌書目有《秦婦吟》的目錄，便寫信給伯希和希望能得到完全的本子。伯希和於1924年初“手錄巴黎所藏天複五年張龜寫本，以至複以倫敦別藏梁貞明五年安友盛寫本校之。二本並首尾完具，凡千三百八十六字。其首雲中和癸卯春三月，則此詩乃中和三年所作”。
敦煌遺書中的《秦婦吟》寫卷留存下來的有九個，這說明此詩在當時頗為流行。王國維於1924年將見到的《秦婦吟》三個本子加以校勘，整理成《韋莊的秦婦吟》，發表於《北大國學季刊》第一卷第四號，這是《秦婦吟》正式的校勘本。王國維發表的第二篇跋文，作於1924年春，說明韋莊在洛陽時，遇黃巢起義而去江、浙、贛等省，所謂“萬裏有家留百越，十年無路到三秦者也”。這首名詩未得流行，陳寅恪指出，秦婦遭遇之描寫觸涉蜀主王建宮闈中事。以後，俞平伯1981年發表《讀陳寅恪〈秦婦吟〉校箋》認為：該詩對官軍屠殺生民之類的描寫，使當日躬其事者如王建之流不能不汗顏，而韋莊晚年恰好又身事王建。這都是不同意《北夢瑣言》的說法，孫光憲《北夢瑣言》卷六載：“蜀相韋莊應舉時，遇黃巢犯闋，著《秦婦吟》一篇，內一聯雲：‘內庫燒為錦繡灰，天街踏盡公卿骨。’爾後公卿亦多垂訝，莊乃諱之。他日撰家戒，內不許垂《秦婦吟》幛子，以此止謗，亦無及也。”現在經校勘的《秦婦吟》有一千六百六十字。《秦婦吟》有白居易諷喻詩的特色，表現了黃巢與官軍的爭鬥，表現了人民在戰爭中的苦難。韋莊對農民起義顯然是不同情的。這一點，從曆史上看，並不會成為他不談這首詩的原因。王國維論過韋莊的詞，對在敦煌文獻中發現的《秦婦吟》，傾注了很大的熱情。
王國維研究過戲曲史，注意通俗文學。他從日本學者狩野處看到了敦煌文獻，撰寫了《敦煌發現唐朝之通俗詩及通俗小說》，刊於《東方雜誌》第十七卷第八號上，他見到的《雲謠集》也在那裏首次公布。王國維在跋語中說明“此卷首題雲謠集雜曲子共三十首”，王國維使用的名稱，現今大體上稱“敦煌曲子詞”或“敦煌歌詞”。因為這些作品的調名“均見崔令欽《教坊記》所載曲名”，所以大體上屬於民間詞，詞律甚寬。
在眾多的敦煌卷子中，選擇一批寫出跋語，顯示了王國維的治學趣向。1909年伯希和告訴他敦煌古籍中有《太公家教》一卷，但已寄往巴黎。王國維很想看到。1910年伯希和寄來一批古籍，但沒有這本。不久，王國維恰巧從羅振玉處見到了這一卷書。這是怎麽回事呢？原來敦煌石室中書未被伯希和捆綁而去，又未入京師圖書館，結果流入民間，又為羅振玉購入。此卷書有了這段經曆，很值得記載了。這裏的“太公”，不是渭水邊釣魚的薑太公，這是地位低下的鄉村老塾師的口氣，曆來書本中說到《太公家教》，總當作“辭章不能工者”的例子。王國維看後也認為“此書至宋元間尚存，特以淺陋鄙俚，故館閣與私家均為著錄。今觀其書多作四字韻語，語多鄙俗，且失倫次，與上諸書所言，一一符合，且今日俗諺，猶多見其中。設非見唐人寫本，必疑為後世假托矣”。他估計是中唐以後的書。《太公家教》斯坦因劫去的文獻中有十二種寫本，伯希和帶走的有二十二種寫本。一個藏經洞中有這麽多不同寫本，反映出這本書是當時流傳很廣的童蒙讀本。
《唐寫本老子化胡經殘卷跋》記巴黎國民圖書館與英倫博物館所藏兩種殘卷的情況。這本書敘述佛教被老子所同化的故事。故事當然是虛構的，卻反映了佛教傳入中國後與中國原有的道教思想交融的情況。對此，近期有不少學者從中西文化關係的角度，予以深入探討。
《唐寫本敦煌戶籍跋》記狩野博士從英倫博物館所藏唐大曆四年沙州敦煌縣戶籍。王國維重視戶籍，因為它“與授田之事相關故也”。唐代對不同官銜和不同體質、年齡的老百姓有不同的授田數，均記載明確，“三年一造”。他還寫了《宋初寫本敦煌縣戶籍跋》記雍熙二年至道元年戶籍殘卷。此外，王國維的《唐寫本食療本草殘卷跋》記載了敦煌醫學文獻的情況，這是我國古代留傳下來的一筆十分豐厚的曆史遺產，現已引起國內外學者的高度重視。
《摩尼教流行中國考》由《敦煌摩尼教經殘卷》引發寫成。此卷存北京圖書館和巴黎國家圖書館。蔣伯斧、羅振玉先後有考略、題跋發表。伯希和、沙畹合著《摩尼教流行中國考》。王國維在這些學者努力的基礎上又作了新的努力。王國維說：“蔣伯斧郎中跋巴黎所藏摩尼教殘經卷附考摩尼教入中國源流，僅及唐會昌而止，後羅叔言印行京師圖書館所藏摩尼教經一卷，伯希和教授釋之，後附考，並增宋世摩尼教事實，較蔣君所考為賅博。餘數年以來，流覽所及，頗有增益。”王國維花了大量時間搜集了古集中的摩尼教的材料。摩尼教是摩尼為創始人、三世紀在古波斯興起的宗教。其教義受過佛教和基督教影響，大約六至七世紀傳入中國。統治者常稱為“吃菜事魔”，民間則因它提倡一日一食、節儉而通財互助，於是流行。唐五代後又與不少農民起義有聯係，屢遭明令禁止。王國維搜集的材料都是古籍中對摩尼教活動的記載。
在王國維的時代，對敦煌文獻進行整體的綜合研究，顯然不具備條件。中國學者看著國寶被捆綁而去，雖有扼腕之痛，亦無可奈何，隻能在可能的範圍內加以研究，總起來說，處於搜集材料階段。敦煌文獻浩如煙海，如想取得成績，隻有在學者自身已有的知識範圍內加以努力了。從開始寫考釋、序跋到利用敦煌史料進行多學科的研究，其間要有新的努力，王國維正是在這樣的條件下，在音韻學研究方麵作出了貢獻。
王國維回上海不久就開始研究音韻學，寫了《聲韻考》，後見到了敦煌材料，將文章刪去一小半。他在《致馬衡》信中說：“敦煌出唐寫本《切韻》，巴黎所藏、伯希和教授所寄者計三種：一存上聲‘海’至‘銑’，似陸法言原本；一存平聲‘東’至‘魚’，前有陸法言及長孫訥言二序，並平聲上分目，有長孫增字及增注，乃長孫訥言箋注本；一存一、二、四、五共四卷，卷一首與卷五尾又有闕，有長孫所增字及類似長孫之注，疑是長孫注節本，此種最完且多。原影印本一時未能印行，弟故竭二十日之力照其行款寫一副本，頗擬將此副本付書坊先以行世，而字太小且率，恐不易明了，故尚與書坊交涉。”
王國維引述的敦煌材料，是《切韻》殘卷。一編號為82683，基本上可以肯定是陸法言的原著。殘卷一共有45行，內容是上聲海韻和銑韻。
王國維引述的陸法言、長孫訥言序本，即S2055，敦煌殘卷，為唐高宗儀鳳二年長孫訥言給《切韻》作的箋注。從序文中可知：“1.箋注本加了600字，用補缺遺；2.陸書在七十多年的流傳過程中，出現了不少錯別字，訥言為之糾謬；3.增加釋義。”
王國維引述的第三種卷子，藏法國巴黎國家圖書館，編號P2011，也是敦煌殘卷。
孫愐曾將原本《切韻》改編為《唐韻》，約在唐天寶年間，現在也隻存一些殘卷和孫愐的序言。殘卷為蔣伯斧發現。由於《切韻》在中國音韻學史上地位突出，原書已佚，這樣，其他的韻書的地位就十分重要了。其實，這些書都是《切韻》這個係統的。孫愐的書有兩種版本，這是後來王國維在蔣汝藻處看到的。他說：“蔣氏所藏《唐韻》自係孫愐書，然卻是天寶十載重定之本，非開元廿年初纂之本。……惟孫愐初纂之本當時未見，故不知孫書有二本，去年讀卞氏《書畫匯考》始知之耳。”王國維的解釋，因傳鈔者往往有異，所以留傳下來也各異，致使敦煌韻書就有不同的本子。“唐人韻書，以部次觀之可分為二係，陸法言《切韻》、孫愐《唐韻》及小徐《說文解字篆韻譜》，夏英公《古文四聲韻》所據韻書為一係，大徐改定《篆韻譜》與《廣韻》所據為一係。……韻書自隋至於有唐中葉因未有條理秩然之部次如今所見之《聲韻》者也，惟大徐改定《說文解字篆韻譜》，除增三宣一部外，其諸部次弟與廣韻全同。”王國維在分析曆史材料基礎上，定古韻為22部。他曾自信地說：“然古音廿二部之目，遂令後世無可增損。”這比段玉裁定的17部有發展，以後王力又主張古韻分為30部。這些問題，目前尚在討論。但是，王國維的理論，是能給人以啟發的。王國維這些成績，表明他運用敦煌文獻進行研究工作，是有理論上的深度，有很高的學術價值。
王國維的音韻學研究涉及到上古音韻學、中古音韻學和清代音韻學，對於韻類、字母的分類都有自己的獨特見解。他利用敦煌材料，不隻是音韻學著作，對其他敦煌文獻的考釋，也長於運用音韻學的知識。他在北京大學、清華的教學工作中，音韻學也是他教學的一個重要內容。
王國維是我國第一批研究敦煌文獻的學者。他獲得的成就，推進了敦煌學的建設和學術水準的提高，可以列於世界敦煌學著作之林。如果說甲骨學影響我國上古史的研究，那麽敦煌學極大地影響了我國中古史的研究。
王國維發現了敦煌遺書中有韋莊的《秦婦吟》，這是日本學者狩野直喜1912年去歐洲閱敦煌材料時帶回來的。王國維寫的《唐寫本韋莊〈秦婦吟〉跋》說：“此詩前後殘闕，無篇題及撰人姓名，亦英倫博物館所藏。狩野博士所錄。”王國維按《北夢瑣言》記韋莊《秦婦吟》有“內庫燒為錦繡灰，天街踏盡公卿骨”句，而這個寫本恰恰有這兩句，所以就斷為韋莊的《秦婦吟》。《秦婦吟》在當時頗為流傳，所以韋莊外號為“秦婦吟》秀才”。以後，韋莊顯貴後，諱言此詩，因此他弟弟編《浣花集》時未將此詩編入。王國維發現了這首詩當然很高興，他於1920年，將其《敦煌發現唐朝之通俗詩及通俗小說》發表於《東方雜誌》第十七卷第八期，這個不全的《秦婦吟》就發表在這篇文章中。這時，王國維看到巴黎國家圖書館敦煌書目有《秦婦吟》的目錄，便寫信給伯希和希望能得到完全的本子。伯希和於1924年初“手錄巴黎所藏天複五年張龜寫本，以至複以倫敦別藏梁貞明五年安友盛寫本校之。二本並首尾完具，凡千三百八十六字。其首雲中和癸卯春三月，則此詩乃中和三年所作”。
敦煌遺書中的《秦婦吟》寫卷留存下來的有九個，這說明此詩在當時頗為流行。王國維於1924年將見到的《秦婦吟》三個本子加以校勘，整理成《韋莊的秦婦吟》，發表於《北大國學季刊》第一卷第四號，這是《秦婦吟》正式的校勘本。王國維發表的第二篇跋文，作於1924年春，說明韋莊在洛陽時，遇黃巢起義而去江、浙、贛等省，所謂“萬裏有家留百越，十年無路到三秦者也”。這首名詩未得流行，陳寅恪指出，秦婦遭遇之描寫觸涉蜀主王建宮闈中事。以後，俞平伯1981年發表《讀陳寅恪〈秦婦吟〉校箋》認為：該詩對官軍屠殺生民之類的描寫，使當日躬其事者如王建之流不能不汗顏，而韋莊晚年恰好又身事王建。這都是不同意《北夢瑣言》的說法，孫光憲《北夢瑣言》卷六載：“蜀相韋莊應舉時，遇黃巢犯闋，著《秦婦吟》一篇，內一聯雲：‘內庫燒為錦繡灰，天街踏盡公卿骨。’爾後公卿亦多垂訝，莊乃諱之。他日撰家戒，內不許垂《秦婦吟》幛子，以此止謗，亦無及也。”現在經校勘的《秦婦吟》有一千六百六十字。《秦婦吟》有白居易諷喻詩的特色，表現了黃巢與官軍的爭鬥，表現了人民在戰爭中的苦難。韋莊對農民起義顯然是不同情的。這一點，從曆史上看，並不會成為他不談這首詩的原因。王國維論過韋莊的詞，對在敦煌文獻中發現的《秦婦吟》，傾注了很大的熱情。
王國維研究過戲曲史，注意通俗文學。他從日本學者狩野處看到了敦煌文獻，撰寫了《敦煌發現唐朝之通俗詩及通俗小說》，刊於《東方雜誌》第十七卷第八號上，他見到的《雲謠集》也在那裏首次公布。王國維在跋語中說明“此卷首題雲謠集雜曲子共三十首”，王國維使用的名稱，現今大體上稱“敦煌曲子詞”或“敦煌歌詞”。因為這些作品的調名“均見崔令欽《教坊記》所載曲名”，所以大體上屬於民間詞，詞律甚寬。
在眾多的敦煌卷子中，選擇一批寫出跋語，顯示了王國維的治學趣向。1909年伯希和告訴他敦煌古籍中有《太公家教》一卷，但已寄往巴黎。王國維很想看到。1910年伯希和寄來一批古籍，但沒有這本。不久，王國維恰巧從羅振玉處見到了這一卷書。這是怎麽回事呢？原來敦煌石室中書未被伯希和捆綁而去，又未入京師圖書館，結果流入民間，又為羅振玉購入。此卷書有了這段經曆，很值得記載了。這裏的“太公”，不是渭水邊釣魚的薑太公，這是地位低下的鄉村老塾師的口氣，曆來書本中說到《太公家教》，總當作“辭章不能工者”的例子。王國維看後也認為“此書至宋元間尚存，特以淺陋鄙俚，故館閣與私家均為著錄。今觀其書多作四字韻語，語多鄙俗，且失倫次，與上諸書所言，一一符合，且今日俗諺，猶多見其中。設非見唐人寫本，必疑為後世假托矣”。他估計是中唐以後的書。《太公家教》斯坦因劫去的文獻中有十二種寫本，伯希和帶走的有二十二種寫本。一個藏經洞中有這麽多不同寫本，反映出這本書是當時流傳很廣的童蒙讀本。
《唐寫本老子化胡經殘卷跋》記巴黎國民圖書館與英倫博物館所藏兩種殘卷的情況。這本書敘述佛教被老子所同化的故事。故事當然是虛構的，卻反映了佛教傳入中國後與中國原有的道教思想交融的情況。對此，近期有不少學者從中西文化關係的角度，予以深入探討。
《唐寫本敦煌戶籍跋》記狩野博士從英倫博物館所藏唐大曆四年沙州敦煌縣戶籍。王國維重視戶籍，因為它“與授田之事相關故也”。唐代對不同官銜和不同體質、年齡的老百姓有不同的授田數，均記載明確，“三年一造”。他還寫了《宋初寫本敦煌縣戶籍跋》記雍熙二年至道元年戶籍殘卷。此外，王國維的《唐寫本食療本草殘卷跋》記載了敦煌醫學文獻的情況，這是我國古代留傳下來的一筆十分豐厚的曆史遺產，現已引起國內外學者的高度重視。
《摩尼教流行中國考》由《敦煌摩尼教經殘卷》引發寫成。此卷存北京圖書館和巴黎國家圖書館。蔣伯斧、羅振玉先後有考略、題跋發表。伯希和、沙畹合著《摩尼教流行中國考》。王國維在這些學者努力的基礎上又作了新的努力。王國維說：“蔣伯斧郎中跋巴黎所藏摩尼教殘經卷附考摩尼教入中國源流，僅及唐會昌而止，後羅叔言印行京師圖書館所藏摩尼教經一卷，伯希和教授釋之，後附考，並增宋世摩尼教事實，較蔣君所考為賅博。餘數年以來，流覽所及，頗有增益。”王國維花了大量時間搜集了古集中的摩尼教的材料。摩尼教是摩尼為創始人、三世紀在古波斯興起的宗教。其教義受過佛教和基督教影響，大約六至七世紀傳入中國。統治者常稱為“吃菜事魔”，民間則因它提倡一日一食、節儉而通財互助，於是流行。唐五代後又與不少農民起義有聯係，屢遭明令禁止。王國維搜集的材料都是古籍中對摩尼教活動的記載。
在王國維的時代，對敦煌文獻進行整體的綜合研究，顯然不具備條件。中國學者看著國寶被捆綁而去，雖有扼腕之痛，亦無可奈何，隻能在可能的範圍內加以研究，總起來說，處於搜集材料階段。敦煌文獻浩如煙海，如想取得成績，隻有在學者自身已有的知識範圍內加以努力了。從開始寫考釋、序跋到利用敦煌史料進行多學科的研究，其間要有新的努力，王國維正是在這樣的條件下，在音韻學研究方麵作出了貢獻。
王國維回上海不久就開始研究音韻學，寫了《聲韻考》，後見到了敦煌材料，將文章刪去一小半。他在《致馬衡》信中說：“敦煌出唐寫本《切韻》，巴黎所藏、伯希和教授所寄者計三種：一存上聲‘海’至‘銑’，似陸法言原本；一存平聲‘東’至‘魚’，前有陸法言及長孫訥言二序，並平聲上分目，有長孫增字及增注，乃長孫訥言箋注本；一存一、二、四、五共四卷，卷一首與卷五尾又有闕，有長孫所增字及類似長孫之注，疑是長孫注節本，此種最完且多。原影印本一時未能印行，弟故竭二十日之力照其行款寫一副本，頗擬將此副本付書坊先以行世，而字太小且率，恐不易明了，故尚與書坊交涉。”
王國維引述的敦煌材料，是《切韻》殘卷。一編號為82683，基本上可以肯定是陸法言的原著。殘卷一共有45行，內容是上聲海韻和銑韻。
王國維引述的陸法言、長孫訥言序本，即S2055，敦煌殘卷，為唐高宗儀鳳二年長孫訥言給《切韻》作的箋注。從序文中可知：“1.箋注本加了600字，用補缺遺；2.陸書在七十多年的流傳過程中，出現了不少錯別字，訥言為之糾謬；3.增加釋義。”
王國維引述的第三種卷子，藏法國巴黎國家圖書館，編號P2011，也是敦煌殘卷。
孫愐曾將原本《切韻》改編為《唐韻》，約在唐天寶年間，現在也隻存一些殘卷和孫愐的序言。殘卷為蔣伯斧發現。由於《切韻》在中國音韻學史上地位突出，原書已佚，這樣，其他的韻書的地位就十分重要了。其實，這些書都是《切韻》這個係統的。孫愐的書有兩種版本，這是後來王國維在蔣汝藻處看到的。他說：“蔣氏所藏《唐韻》自係孫愐書，然卻是天寶十載重定之本，非開元廿年初纂之本。……惟孫愐初纂之本當時未見，故不知孫書有二本，去年讀卞氏《書畫匯考》始知之耳。”王國維的解釋，因傳鈔者往往有異，所以留傳下來也各異，致使敦煌韻書就有不同的本子。“唐人韻書，以部次觀之可分為二係，陸法言《切韻》、孫愐《唐韻》及小徐《說文解字篆韻譜》，夏英公《古文四聲韻》所據韻書為一係，大徐改定《篆韻譜》與《廣韻》所據為一係。……韻書自隋至於有唐中葉因未有條理秩然之部次如今所見之《聲韻》者也，惟大徐改定《說文解字篆韻譜》，除增三宣一部外，其諸部次弟與廣韻全同。”王國維在分析曆史材料基礎上，定古韻為22部。他曾自信地說：“然古音廿二部之目，遂令後世無可增損。”這比段玉裁定的17部有發展，以後王力又主張古韻分為30部。這些問題，目前尚在討論。但是，王國維的理論，是能給人以啟發的。王國維這些成績，表明他運用敦煌文獻進行研究工作，是有理論上的深度，有很高的學術價值。
王國維的音韻學研究涉及到上古音韻學、中古音韻學和清代音韻學，對於韻類、字母的分類都有自己的獨特見解。他利用敦煌材料，不隻是音韻學著作，對其他敦煌文獻的考釋，也長於運用音韻學的知識。他在北京大學、清華的教學工作中，音韻學也是他教學的一個重要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