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研究院導師
1925年7月17日，清華學校舉行校務會議，吳宓在會上提出了研究院預算等議案，獲通過。研究院章程早先由吳宓征求過王國維的意見。章程指出：“本院以研究高深學術，造成專門人才為宗旨。”培養目標為：“一）以著述為畢生事業者。（二）各種學校之國學教師。”1926年8月11日，研究院修訂了《研究院章程提要》，其中對國學一科，作如下的說明：“其內容約為中國語言、曆史、文學、哲學、音學及東方語言等。”國學院聘任王國維、梁啟超、趙元任、陳寅恪為教授，李濟為講師。國學院為了表示王、梁、趙、陳諸位高於一般的教授，被稱為四大導師。王國維由於是第一位到任教授，院內事務都與他商量。
清華研究院於1925年9月8日舉行第一次教務會議，會上宣布了各教授指導研究學科的範圍和普通演講的講題、時間。王國維指導的範圍如下：經學，書、詩、禮；小學，訓詁、古文字學、古韻；上古史；中國文學。“普通演講”相當於現在大學的課堂講授，屬於國學基本知識課程。王國維的普通演講有《古史新證》一小時，《說文練習》一小時，十月中旬又加《尚書》一小時。1927年2月寒假結束後，王國維又加授《儀禮》一小時。各位教授都設有研究室，同時將該教授指導範圍中的有關書籍都陳列於室中，這就方便學生來查書，同時又便於及時向教授請教。王國維的研究室中經學、小學、考古學書籍甚多。因為研究院重視個人研究，所以，各教授又有“專題研究”的教學方式，學生可以在教授指定的研究範圍內，就自己的誌趣，提出研究課題，再與教授商量後確定，以便定時向教授請教。
關於如何研究學問，王國維在暑假受學生會邀請作公開演講，題為《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國新發現之學問》，介紹研究學問的根本方法和當前國學研究的幾個前沿的方向。教授向學生發表見解，以梁啟超為多，但梁啟超有事都與王國維商量，有時同學來問問題，有不了解的，就說：“去問王先生。”1925年9月11日，梁啟超在研究院第五研究室向全體學生作如何選擇研究題目和研究方法的談話時，介紹了他與王國維共同商定的意見如下：“設研究院之本意，非欲諸君在此一年中即研究出莫大之成果也；目的乃專欲諸君在此得若幹治學方法耳！……主張於論文或研究之外，更兼取專書研究之。……研究似以先有客觀材料，而以無成見地判斷出之為佳。故太寬泛而專靠推論者少選。諸君擇題須擇定可以從一本書中得基本材料之題，然後研究之，不致棘手。……總之，本院目的，在養成諸君研究學問的方法，以長期見麵機會而加以指導。”
1926年3月，研究院主任辦公室請王國維、梁啟超、趙元任三教授擬就“本年招生各科命題及閱卷名單”。關於命題的原則，雖有一年的經驗，梁啟超仍與王國維鄭重地討論。梁啟超在致王國維的信中說：“專門科學之題，每門約擬若幹，並乞見示。此項之題，太普通固不足以覘績學，太專門又似故為責難，此間頗費斟酌，想先生有以處之矣。四月半後當來校就教一切。”不久，王國維擬二十題寄去。梁啟超也擬出若幹題寄回並函告王國維：“尤懼者有天才至美而於考題所發問者漏缺注意，則交臂失之，深為可惜。鄙意研究院之設，在網羅善學之人，質言之，則知治學方法而其理解力足以運之者，最為上乘。今在浩如煙海之群籍中出題考試則所能校驗者，終不外一名物、一製度之記憶。幸獲與遺珠，兩皆難免。鄙意欲采一變通辦法，凡應考人得有準考證者，即每科指定一兩種書，令其細讀，考時即就所指定之書出題，例如史學指定《史通》、《文史通義》或《史記》、《漢書》、《左傳》皆可。考時即在書中多問難，則其人讀書能否得聞最易檢驗，似較泛濫無歸者為有效。若慮範圍太窄，則兩場中一場采用此法，其他一場仍泛出諸題，以覘其常識，亦未始不可。不審尊意以為何如？今別擬一準考通告呈覽。若謂可用，請更與雨僧一商，並列舉指定之書見之最幸。”從這封信看，當時教授間的互相商量的氛圍頗好。
1926年1月5日，清華學校召開校務會議，吳宓代表國學研究院提出了發展計劃和預算大綱，其中有幾項遭否決。吳宓即於1月7日召開國學研究院第六次教務會議，傳達學校意見。王國維未置可否。會後，吳宓再征求他們意見，王國維便致函吳宓說：“前日校務會議所決定各事項，注重專題研究與不教授普通國學，本年辦法亦略相同，自無異議。唯減收學生一項，斟酌現在社會需要與學生求學情形，似仍以照舊案方法為是。像此事與校中經費並不增加，何必自減學校效力。此項維極讚成梁任公教授之議。又津貼一項，處置甚為困難，又易惹起學生間之競爭與嫉妒，似以作廢為是。但校中既有此案，不妨移諸擴充本院事業。承詢意見，用特奉聞。”這種處理方式代表王國維的性格，他是冷靜的、有分析的，在大的方麵與梁啟超的意見，注意協調。
清華國學研究所創辦之際，征詢王國維意見，王國維十分重視買書。主持院務的吳宓常邀王國維一起去琉璃廠遍尋中國古籍。1926年6月2日，清華國學研究院舉行第十次教務會議，決定購買圖書的程序：“書局送來書單以後，專請王靜安先生審查決定購買及批價審定之後，交辦公室照購。曆史古物陳列室所需拓本之審查取舍，請王靜安先生主持，整理編目等事請趙萬裏、梁廷燦辦理。”趙萬裏於1925年冬來北京，曾暫住王家。當時恰逢研究院一位助教離去，院裏就以趙萬裏繼任助教。早在1925年暮春，王國維的八十一歲的遠房叔叔就寫信推薦趙萬裏：“文采斐然，現在東南大學國文係肄業，十一二歲時即見盡力讀書，近於詞章經術小學均有門徑，為吳瞿安諸君所激賞。現因東南學校風潮，頗思北遊，欲就學於我賢，此優秀分子為家鄉所不可多得。如能長侍左右，日後成就必可觀，且趙君小楷甚好亦速，曾見其以業餘時間盡二十黃昏抄莊子一部，可謂勤矣。日後抄寫文字，檢查書籍，亦著席間一極樂之友生也。”趙萬裏到了北京，因過去並未見過王國維，就請人帶領前往。首次見麵拜師，拿了兩條大前門香煙為禮，進門就叩頭行禮。
趙萬裏是王國維的同鄉和親戚，他是王國維夫人表姊的長子，但從不以親戚相稱。據王東明回憶：“父親說一句，他答一句‘是！’問他什麽話，他輕聲回答，在遠處根本不知他說些什麽？話說完了，倒退著出來，頭也不抬一下，我想這個情形，大概就是所謂‘執禮甚恭’吧。他對母親不稱表姨母而稱師母，態度也是恭恭敬敬的。”趙萬裏就住在西院十二號，離得近，是一位得力的助手和勤奮的學生。
清華研究院於1925年9月8日舉行第一次教務會議，會上宣布了各教授指導研究學科的範圍和普通演講的講題、時間。王國維指導的範圍如下：經學，書、詩、禮；小學，訓詁、古文字學、古韻；上古史；中國文學。“普通演講”相當於現在大學的課堂講授，屬於國學基本知識課程。王國維的普通演講有《古史新證》一小時，《說文練習》一小時，十月中旬又加《尚書》一小時。1927年2月寒假結束後，王國維又加授《儀禮》一小時。各位教授都設有研究室，同時將該教授指導範圍中的有關書籍都陳列於室中，這就方便學生來查書，同時又便於及時向教授請教。王國維的研究室中經學、小學、考古學書籍甚多。因為研究院重視個人研究，所以，各教授又有“專題研究”的教學方式，學生可以在教授指定的研究範圍內，就自己的誌趣，提出研究課題，再與教授商量後確定，以便定時向教授請教。
關於如何研究學問，王國維在暑假受學生會邀請作公開演講，題為《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國新發現之學問》，介紹研究學問的根本方法和當前國學研究的幾個前沿的方向。教授向學生發表見解，以梁啟超為多，但梁啟超有事都與王國維商量，有時同學來問問題，有不了解的，就說：“去問王先生。”1925年9月11日，梁啟超在研究院第五研究室向全體學生作如何選擇研究題目和研究方法的談話時，介紹了他與王國維共同商定的意見如下：“設研究院之本意，非欲諸君在此一年中即研究出莫大之成果也；目的乃專欲諸君在此得若幹治學方法耳！……主張於論文或研究之外，更兼取專書研究之。……研究似以先有客觀材料，而以無成見地判斷出之為佳。故太寬泛而專靠推論者少選。諸君擇題須擇定可以從一本書中得基本材料之題，然後研究之，不致棘手。……總之，本院目的，在養成諸君研究學問的方法，以長期見麵機會而加以指導。”
1926年3月，研究院主任辦公室請王國維、梁啟超、趙元任三教授擬就“本年招生各科命題及閱卷名單”。關於命題的原則，雖有一年的經驗，梁啟超仍與王國維鄭重地討論。梁啟超在致王國維的信中說：“專門科學之題，每門約擬若幹，並乞見示。此項之題，太普通固不足以覘績學，太專門又似故為責難，此間頗費斟酌，想先生有以處之矣。四月半後當來校就教一切。”不久，王國維擬二十題寄去。梁啟超也擬出若幹題寄回並函告王國維：“尤懼者有天才至美而於考題所發問者漏缺注意，則交臂失之，深為可惜。鄙意研究院之設，在網羅善學之人，質言之，則知治學方法而其理解力足以運之者，最為上乘。今在浩如煙海之群籍中出題考試則所能校驗者，終不外一名物、一製度之記憶。幸獲與遺珠，兩皆難免。鄙意欲采一變通辦法，凡應考人得有準考證者，即每科指定一兩種書，令其細讀，考時即就所指定之書出題，例如史學指定《史通》、《文史通義》或《史記》、《漢書》、《左傳》皆可。考時即在書中多問難，則其人讀書能否得聞最易檢驗，似較泛濫無歸者為有效。若慮範圍太窄，則兩場中一場采用此法，其他一場仍泛出諸題，以覘其常識，亦未始不可。不審尊意以為何如？今別擬一準考通告呈覽。若謂可用，請更與雨僧一商，並列舉指定之書見之最幸。”從這封信看，當時教授間的互相商量的氛圍頗好。
1926年1月5日，清華學校召開校務會議，吳宓代表國學研究院提出了發展計劃和預算大綱，其中有幾項遭否決。吳宓即於1月7日召開國學研究院第六次教務會議，傳達學校意見。王國維未置可否。會後，吳宓再征求他們意見，王國維便致函吳宓說：“前日校務會議所決定各事項，注重專題研究與不教授普通國學，本年辦法亦略相同，自無異議。唯減收學生一項，斟酌現在社會需要與學生求學情形，似仍以照舊案方法為是。像此事與校中經費並不增加，何必自減學校效力。此項維極讚成梁任公教授之議。又津貼一項，處置甚為困難，又易惹起學生間之競爭與嫉妒，似以作廢為是。但校中既有此案，不妨移諸擴充本院事業。承詢意見，用特奉聞。”這種處理方式代表王國維的性格，他是冷靜的、有分析的，在大的方麵與梁啟超的意見，注意協調。
清華國學研究所創辦之際，征詢王國維意見，王國維十分重視買書。主持院務的吳宓常邀王國維一起去琉璃廠遍尋中國古籍。1926年6月2日，清華國學研究院舉行第十次教務會議，決定購買圖書的程序：“書局送來書單以後，專請王靜安先生審查決定購買及批價審定之後，交辦公室照購。曆史古物陳列室所需拓本之審查取舍，請王靜安先生主持，整理編目等事請趙萬裏、梁廷燦辦理。”趙萬裏於1925年冬來北京，曾暫住王家。當時恰逢研究院一位助教離去，院裏就以趙萬裏繼任助教。早在1925年暮春，王國維的八十一歲的遠房叔叔就寫信推薦趙萬裏：“文采斐然，現在東南大學國文係肄業，十一二歲時即見盡力讀書，近於詞章經術小學均有門徑，為吳瞿安諸君所激賞。現因東南學校風潮，頗思北遊，欲就學於我賢，此優秀分子為家鄉所不可多得。如能長侍左右，日後成就必可觀，且趙君小楷甚好亦速，曾見其以業餘時間盡二十黃昏抄莊子一部，可謂勤矣。日後抄寫文字，檢查書籍，亦著席間一極樂之友生也。”趙萬裏到了北京，因過去並未見過王國維，就請人帶領前往。首次見麵拜師，拿了兩條大前門香煙為禮，進門就叩頭行禮。
趙萬裏是王國維的同鄉和親戚，他是王國維夫人表姊的長子，但從不以親戚相稱。據王東明回憶：“父親說一句，他答一句‘是！’問他什麽話，他輕聲回答，在遠處根本不知他說些什麽？話說完了，倒退著出來，頭也不抬一下，我想這個情形，大概就是所謂‘執禮甚恭’吧。他對母親不稱表姨母而稱師母，態度也是恭恭敬敬的。”趙萬裏就住在西院十二號，離得近，是一位得力的助手和勤奮的學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