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節 與馬衡的交往
王國維進入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工作之後，與大學中的學者有了新的交往，其中，與馬衡的聯係最多。如果說人生聚散總有緣分，那麽，王國維與馬衡的交往就算很有緣分了。有緣分不等於不發生衝突，發生了衝突仍然互相思念、交往，這才算緣分深了。馬衡是王國維終其一生的好朋友。1920年夏，王國維在《隨庵所藏甲骨文字序》一文中指出：“又鄞縣馬君叔平贈餘以京師大學及其所藏甲骨拓本千餘片，其中文字頗有出於《藏龜》《書契》二書外者，益知殷墟遺物片骨隻字皆足考證。”早在王國維去日本東京學物理時，就與馬衡有同校之誼。王國維1916年從日本返回上海定居後，來往更多。馬衡寫信給王國維，自署“後學”。馬衡的哥哥馬幼漁是北京大學教授。馬衡給王國維寫信時，常在末尾代表他哥哥向王國維問候。王國維在1923年7月4日致蔣汝藻信談及：“已遷至後門內織染局十號新租之屋，其屋二十間，上房及箱（廂）均甚高。”“鄰居馬幼漁藏普通書頗多，一瓻之借，反較滬上為便也。”王國維在上海時，常向蔣汝藻處借書看。王國維自己沒有豐富的藏書，到了北京以後，自然首先要找到借書的地方。他直告蔣汝藻在馬幼漁處借書方便，可見與馬幼漁有相當的交誼。
邀請王國維“出山”到北京大學任教，是由馬衡出麵寫信的。王國維開頭表示不答應，又由馬衡出麵經過了幾方麵的努力，才使他接受了北京大學的職務。王國維接受了北京大學的聘書之後，馬衡就馬上向他報告：“研究所現正編輯季刊四種，中有《國學季刊》《文藝季刊》（文學藝術皆屬之）擬征求先生近著分別登載。想先生近兩年來著述未刻者甚多，且多屬於兩門範圍之內，務求多多賜教，以資提倡，無任感禱。”王國維於1922年8月24日複信，將《五代監本考》一文寄給馬衡，後刊於《國學季刊》。王國維還將所譯伯希和《近日東方古言語學及史學上之發明與其結論》一文，交馬衡處理。馬衡本擬在《史學》雜誌刊出，後又計劃刊於《國學季刊》。他鄭重地報告說：“今將刊入第一期《國學季刊》中，已由胡適之先生校勘一過，其中尚有疑問，特將原稿寄呈審定，並附適之原函，乞察核。”（陰曆四月十六日）經王國維複校後，過半年馬衡又收到了譯稿，再告：“伯希和文譯稿已寄到，當於下期揭載之。”
馬衡在北京大學講授金石學。這門課的講義，陸續寄王國維審閱。1924年1月12日（陰曆）馬衡在信中說：“金石學擬從第二篇講起，講義正在編輯。今將已成之稿錄呈數頁，敬求斧正。並請於改竄後，從速寄還，以便繕印。以後仍當隨時錄寄，務祈不吝教誨，是所至禱。”到了該年年尾，馬衡又有書信曰：“金石學講義正著手編輯，前訂總目略有修改，錄呈公覽，幸先生有以教之。”王國維幫助人，切實、真誠，甘當無名英雄，令人感動。
王國維每月的薪金一百元，均由馬衡代領，每隔兩三個月，派人專程送達。馬衡請求王國維為之書扇麵，王也欣然答應。
在學術交往交麵，印敦煌本《切韻》最可記述。1921年11月9日，王國維致馬衡信中介紹說：“敦煌出唐寫本《切韻》，巴黎所藏、伯希和教授所寄者計三種……原影本一時未能印行，弟故竭二十日之力，照其行款寫一副本。頗擬將此副本付書坊，先以行世，而字太小且率，恐不易明瞭，故尚與書坊交涉。又思作一校記，（原本誤字極多。）亦慮篇幅太钜，須增於原書數倍，而近又鮮暇，故亦尚未著手。”關於這部書的意義，王國維在該信中指出：“弟見此書後，已將前所撰《續聲韻考》改削小半矣。弟前疑《切韻》次第必如《唐韻》，而以正整齊畫一之功歸之李舟，今乃得見陸氏原書證之，誠為大幸。”馬衡當即回複說：“敦煌本《切韻》為唐寫本，然則舊以為五代刻者是傳聞異詞矣。盼望數年，忽聞寄到影本，何等快慰。況又經先生整理校訂，以嘉惠後學，其先睹為快之心，遂不覺更切。”不久，王國維就又寫信給馬衡說：“切韻》事，前與商務印書館商印，竟無成議，刻向中華局人商印書之價，（此書共六十紙。）據雲印五百部不及二百元。因思大學人數既眾，欲先睹此書者必多，兄能於大學集有印資，則當以四百部奉寄，餘一百部則羅君與弟留以贈人。（因思閱此書者頗多，如欲印則二十日中可以告成。）如公以此舉為然，當會估印價奉聞。”根據王國維的建議，馬衡很快落實了此項好事，由中華書局印行，分配方案亦照王國維的建議辦理。王國維得到書後，非常高興，分贈滬上諸友。1922年8月15日王國維在寫給文字學家唐蘭信中說：“唐寫本《切韻》（係弟錄本。）乃京師友人集資印之，以代傳寫，敝處尚有之，亦俟尊駕過滬時奉呈。”這部書甚受歡迎，以後又有朋友來要書，王國維則告之早就送完了，市上也不易買到。這次印書，是王國維通過馬衡與北京大學的朋友之間一次成功的合作。它無疑對王國維以後接受學校聘書，起到促進作用。
1924年秋，北京大學考古學會發表《保存大宮山古跡宣言》，公開表示反對清室出賣國寶，文中對溥儀直呼其名。保存古物，本是王國維的心願，但北京大學與皇室直接交涉，使王國維很尷尬。因為，他一方麵是北京大學考古學方麵的導師，另一方麵又是皇室的南書房行走。於是，王國維發表了《致沈兼士、馬衡書》，表示批評北京大學考古學會《宣言》，維護皇室的尊嚴。特別是信後麵《再啟》，表示剪斷與北京大學已有的聯係；還有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他自敘“弟近來身體孱弱，又心緒甚為惡劣”。這封書信是一種政治上的表態，而與馬衡的個人關係以後仍保持著。上述之事，與1924年秋的將溥儀逐出故宮，並無直接的聯係。溥儀出宮之後，由“辦理清室善後委員會”管理故宮文物，馬衡也是委員之一。當時，他正率領北京大學學生清點皇室財物。王國維因有雜事，也拜托馬衡。他在寫給馬衡的信中說：“委員會檢查南書房時，弟有如意四柄，（上並有姓名。）朝冠、披肩、朝裙各一件，同官中亦多有之，聞被封在一小屋內，祈為一言諸會中，一並檢交太監朱義方為感。”可見，在那封公開信發表以後，王國維仍然將馬衡當作可以委托辦私事的朋友。這封信開頭就有“昨讀至快”四字，可見來往依然密切。
此後，王國維在清華學校，力圖專心治學。他與馬衡相與論學、過從甚密，心心相印。馬衡有了考古收獲，都及時向王國維報告，互相商量學問。王國維住清華學校之後，進城少了。但他們兩人仍互訪頻繁，論學的書信甚多。比如山西發現的虎符八種，被秘密運到北京，欲以五萬元的高價出售。馬衡立即告之，王國維十分感興趣。馬衡應王國維的要求，還抄錄了虎符上麵的文字。王國維在信中說：“虎符八種恐是後魏之物，左右二符均在一處。想其入土必在此製既廢之後，故並左符亦收入內。估人言出大同，當猶是高祖遷洛時所遺，至孝莊赴晉陽，恐未必攜此物耳。惜為估人居奇，並一照相本亦不可得，幸兄抄得其文，已為幸矣。”在王國維看來，古物在地下，隻要不是故意為之者，出土地點就是研究古物的重要依據。
1926年9日，王國維致信馬衡，並寄給他一篇新發表的文章《中國曆代之尺度》。王國維就此項研究曾與馬衡經常討論。早在1922年夏間，馬衡致信王國維，希望見到日本所藏唐尺的摹本，說明要用“洋紙”以便“不致伸縮”，依樣仿製。王國維那時正退還北京大學的薪金，但是，他仍告馬衡：“來書所雲唐尺，乃日本正倉院所藏，曾印行於《東瀛珠光》中。此書久已絕板，惟沈培老藏有一部，弟前曾一觀。其中唐尺有三四種，其一為素牙尺，其他皆以寶石鈿之，花紋、顏色均極精美，思欲照相或摹寫，均無善策，故尚未摹得。今得尊書，擬但求一能繪圖之人摹其尺寸，較易為力，再行報命。”過了不久，王國維借得《東瀛珠光》又告訴他：“其繪畫雕刻顏色均精絕，當是唐極盛時之作，非彼土所能為，謂之唐尺，似尚無誤。”馬衡接著又致書王國維，希望得到日本的唐尺摹本，同時又提出：“隋誌十五種尺如蒙訂出，亦請以紙本摹就寄交研究所，當囑農商部權度製造所仿製，該所製尺亦以機器，較手工製成者精細多矣。”馬衡托人仿製後，又向王國維請教：“然東魏尺獨長，且超過於今尺，實一疑問。曾記先生有一文論後魏尺度驟長之故，能舉以見示否？甚感。”王國維即告之：“東魏尺度特長，蓋因調絹之故。”
王國維對尺度研究十分認真，有了心得就與馬衡互相交流，此情此景，實為中國學術史上的一段佳話。1923年初，王國維致馬衡信中說：“前借摹唐尺景本，因畫工濡滯，曆四月之久僅摹得紅牙撥鏤尺一。而原書係沈培老物，培老仙逝，不得不亟還其書，乃改用照相法。初次照法不準，後乃準的，即以照相製銅版，稍有出入，可摩令與原尺等，俟製就後當將印本寄上。前次不準之照片先行寄上，紙背附記原物尺寸，可觀其製作之工矣。”
在研究中國古代尺度的過程中，蔣汝藻家發現了唐尺。王國維很高興地說：“鏤牙尺確是唐物，其製度長短與日本正倉院所藏二尺一一相同，不知上傅顏色否？祈示及。向謂唐尺惟日本有之，今乃見於中國，至為可喜。”他特地將這種“至為可喜”的心情又告訴了馬衡說：“新得材料惟蔣氏唐尺與袁氏嘉靖牙尺。”他們論學頗深入，共享著學術研究的新訊息和樂趣。
1927年，王國維突然辭世之後，馬衡於當日傍晚扶柩入廟停靈。述學社《國學月報》於10月31日出版《王靜安先生專號》，刊出了馬衡寫的《我所知道的王靜安先生》（署名殷南）。文中敘述王、馬兩人交往：“我和王靜安先生相識將近三十年，但是一向疏闊得很，直至民國元年（1912年），他從日本回國之後，我與他同時都住在上海，才有往來，並且過從甚密。後來我和他先後都到北京來，仍是時常見麵，到現在也有十幾年了。”這篇文章的主旨是：“我是因為知道他的環境，知道他的背景，又聽到他不便告人的話，所以根據事實，把他死的原因，略略記載一點，並無絲毫褒貶的意思在裏頭。”他的結論是：“這墾荒的事業（按：指新的考古發現）就引起他特別的興趣，到後來竟有很大的收獲了。但這個環境也就不知不覺把他造成一個遺老。偏偏在去年秋天，既有長子之喪，又遭摯友之絕，憤世嫉俗，而有今日之自殺。這不但是人家替他扼腕惋惜，也是他自己深抱隱痛的一點。”這篇文章前麵有儲皖峰加的按語：“這篇文，是我的先生——著名的考古學者——作的。他同王先生有三十的交情，而且研究學問的途徑和興趣，也有大部分相同。年來王先生掌教清華研究院，彼此商榷學術，往還更加親密。他對於王先生的性格及學術思想，都徹底了解。”於是，這篇文章起了比較大的影響。
邀請王國維“出山”到北京大學任教，是由馬衡出麵寫信的。王國維開頭表示不答應，又由馬衡出麵經過了幾方麵的努力，才使他接受了北京大學的職務。王國維接受了北京大學的聘書之後，馬衡就馬上向他報告：“研究所現正編輯季刊四種，中有《國學季刊》《文藝季刊》（文學藝術皆屬之）擬征求先生近著分別登載。想先生近兩年來著述未刻者甚多，且多屬於兩門範圍之內，務求多多賜教，以資提倡，無任感禱。”王國維於1922年8月24日複信，將《五代監本考》一文寄給馬衡，後刊於《國學季刊》。王國維還將所譯伯希和《近日東方古言語學及史學上之發明與其結論》一文，交馬衡處理。馬衡本擬在《史學》雜誌刊出，後又計劃刊於《國學季刊》。他鄭重地報告說：“今將刊入第一期《國學季刊》中，已由胡適之先生校勘一過，其中尚有疑問，特將原稿寄呈審定，並附適之原函，乞察核。”（陰曆四月十六日）經王國維複校後，過半年馬衡又收到了譯稿，再告：“伯希和文譯稿已寄到，當於下期揭載之。”
馬衡在北京大學講授金石學。這門課的講義，陸續寄王國維審閱。1924年1月12日（陰曆）馬衡在信中說：“金石學擬從第二篇講起，講義正在編輯。今將已成之稿錄呈數頁，敬求斧正。並請於改竄後，從速寄還，以便繕印。以後仍當隨時錄寄，務祈不吝教誨，是所至禱。”到了該年年尾，馬衡又有書信曰：“金石學講義正著手編輯，前訂總目略有修改，錄呈公覽，幸先生有以教之。”王國維幫助人，切實、真誠，甘當無名英雄，令人感動。
王國維每月的薪金一百元，均由馬衡代領，每隔兩三個月，派人專程送達。馬衡請求王國維為之書扇麵，王也欣然答應。
在學術交往交麵，印敦煌本《切韻》最可記述。1921年11月9日，王國維致馬衡信中介紹說：“敦煌出唐寫本《切韻》，巴黎所藏、伯希和教授所寄者計三種……原影本一時未能印行，弟故竭二十日之力，照其行款寫一副本。頗擬將此副本付書坊，先以行世，而字太小且率，恐不易明瞭，故尚與書坊交涉。又思作一校記，（原本誤字極多。）亦慮篇幅太钜，須增於原書數倍，而近又鮮暇，故亦尚未著手。”關於這部書的意義，王國維在該信中指出：“弟見此書後，已將前所撰《續聲韻考》改削小半矣。弟前疑《切韻》次第必如《唐韻》，而以正整齊畫一之功歸之李舟，今乃得見陸氏原書證之，誠為大幸。”馬衡當即回複說：“敦煌本《切韻》為唐寫本，然則舊以為五代刻者是傳聞異詞矣。盼望數年，忽聞寄到影本，何等快慰。況又經先生整理校訂，以嘉惠後學，其先睹為快之心，遂不覺更切。”不久，王國維就又寫信給馬衡說：“切韻》事，前與商務印書館商印，竟無成議，刻向中華局人商印書之價，（此書共六十紙。）據雲印五百部不及二百元。因思大學人數既眾，欲先睹此書者必多，兄能於大學集有印資，則當以四百部奉寄，餘一百部則羅君與弟留以贈人。（因思閱此書者頗多，如欲印則二十日中可以告成。）如公以此舉為然，當會估印價奉聞。”根據王國維的建議，馬衡很快落實了此項好事，由中華書局印行，分配方案亦照王國維的建議辦理。王國維得到書後，非常高興，分贈滬上諸友。1922年8月15日王國維在寫給文字學家唐蘭信中說：“唐寫本《切韻》（係弟錄本。）乃京師友人集資印之，以代傳寫，敝處尚有之，亦俟尊駕過滬時奉呈。”這部書甚受歡迎，以後又有朋友來要書，王國維則告之早就送完了，市上也不易買到。這次印書，是王國維通過馬衡與北京大學的朋友之間一次成功的合作。它無疑對王國維以後接受學校聘書，起到促進作用。
1924年秋，北京大學考古學會發表《保存大宮山古跡宣言》，公開表示反對清室出賣國寶，文中對溥儀直呼其名。保存古物，本是王國維的心願，但北京大學與皇室直接交涉，使王國維很尷尬。因為，他一方麵是北京大學考古學方麵的導師，另一方麵又是皇室的南書房行走。於是，王國維發表了《致沈兼士、馬衡書》，表示批評北京大學考古學會《宣言》，維護皇室的尊嚴。特別是信後麵《再啟》，表示剪斷與北京大學已有的聯係；還有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他自敘“弟近來身體孱弱，又心緒甚為惡劣”。這封書信是一種政治上的表態，而與馬衡的個人關係以後仍保持著。上述之事，與1924年秋的將溥儀逐出故宮，並無直接的聯係。溥儀出宮之後，由“辦理清室善後委員會”管理故宮文物，馬衡也是委員之一。當時，他正率領北京大學學生清點皇室財物。王國維因有雜事，也拜托馬衡。他在寫給馬衡的信中說：“委員會檢查南書房時，弟有如意四柄，（上並有姓名。）朝冠、披肩、朝裙各一件，同官中亦多有之，聞被封在一小屋內，祈為一言諸會中，一並檢交太監朱義方為感。”可見，在那封公開信發表以後，王國維仍然將馬衡當作可以委托辦私事的朋友。這封信開頭就有“昨讀至快”四字，可見來往依然密切。
此後，王國維在清華學校，力圖專心治學。他與馬衡相與論學、過從甚密，心心相印。馬衡有了考古收獲，都及時向王國維報告，互相商量學問。王國維住清華學校之後，進城少了。但他們兩人仍互訪頻繁，論學的書信甚多。比如山西發現的虎符八種，被秘密運到北京，欲以五萬元的高價出售。馬衡立即告之，王國維十分感興趣。馬衡應王國維的要求，還抄錄了虎符上麵的文字。王國維在信中說：“虎符八種恐是後魏之物，左右二符均在一處。想其入土必在此製既廢之後，故並左符亦收入內。估人言出大同，當猶是高祖遷洛時所遺，至孝莊赴晉陽，恐未必攜此物耳。惜為估人居奇，並一照相本亦不可得，幸兄抄得其文，已為幸矣。”在王國維看來，古物在地下，隻要不是故意為之者，出土地點就是研究古物的重要依據。
1926年9日，王國維致信馬衡，並寄給他一篇新發表的文章《中國曆代之尺度》。王國維就此項研究曾與馬衡經常討論。早在1922年夏間，馬衡致信王國維，希望見到日本所藏唐尺的摹本，說明要用“洋紙”以便“不致伸縮”，依樣仿製。王國維那時正退還北京大學的薪金，但是，他仍告馬衡：“來書所雲唐尺，乃日本正倉院所藏，曾印行於《東瀛珠光》中。此書久已絕板，惟沈培老藏有一部，弟前曾一觀。其中唐尺有三四種，其一為素牙尺，其他皆以寶石鈿之，花紋、顏色均極精美，思欲照相或摹寫，均無善策，故尚未摹得。今得尊書，擬但求一能繪圖之人摹其尺寸，較易為力，再行報命。”過了不久，王國維借得《東瀛珠光》又告訴他：“其繪畫雕刻顏色均精絕，當是唐極盛時之作，非彼土所能為，謂之唐尺，似尚無誤。”馬衡接著又致書王國維，希望得到日本的唐尺摹本，同時又提出：“隋誌十五種尺如蒙訂出，亦請以紙本摹就寄交研究所，當囑農商部權度製造所仿製，該所製尺亦以機器，較手工製成者精細多矣。”馬衡托人仿製後，又向王國維請教：“然東魏尺獨長，且超過於今尺，實一疑問。曾記先生有一文論後魏尺度驟長之故，能舉以見示否？甚感。”王國維即告之：“東魏尺度特長，蓋因調絹之故。”
王國維對尺度研究十分認真，有了心得就與馬衡互相交流，此情此景，實為中國學術史上的一段佳話。1923年初，王國維致馬衡信中說：“前借摹唐尺景本，因畫工濡滯，曆四月之久僅摹得紅牙撥鏤尺一。而原書係沈培老物，培老仙逝，不得不亟還其書，乃改用照相法。初次照法不準，後乃準的，即以照相製銅版，稍有出入，可摩令與原尺等，俟製就後當將印本寄上。前次不準之照片先行寄上，紙背附記原物尺寸，可觀其製作之工矣。”
在研究中國古代尺度的過程中，蔣汝藻家發現了唐尺。王國維很高興地說：“鏤牙尺確是唐物，其製度長短與日本正倉院所藏二尺一一相同，不知上傅顏色否？祈示及。向謂唐尺惟日本有之，今乃見於中國，至為可喜。”他特地將這種“至為可喜”的心情又告訴了馬衡說：“新得材料惟蔣氏唐尺與袁氏嘉靖牙尺。”他們論學頗深入，共享著學術研究的新訊息和樂趣。
1927年，王國維突然辭世之後，馬衡於當日傍晚扶柩入廟停靈。述學社《國學月報》於10月31日出版《王靜安先生專號》，刊出了馬衡寫的《我所知道的王靜安先生》（署名殷南）。文中敘述王、馬兩人交往：“我和王靜安先生相識將近三十年，但是一向疏闊得很，直至民國元年（1912年），他從日本回國之後，我與他同時都住在上海，才有往來，並且過從甚密。後來我和他先後都到北京來，仍是時常見麵，到現在也有十幾年了。”這篇文章的主旨是：“我是因為知道他的環境，知道他的背景，又聽到他不便告人的話，所以根據事實，把他死的原因，略略記載一點，並無絲毫褒貶的意思在裏頭。”他的結論是：“這墾荒的事業（按：指新的考古發現）就引起他特別的興趣，到後來竟有很大的收獲了。但這個環境也就不知不覺把他造成一個遺老。偏偏在去年秋天，既有長子之喪，又遭摯友之絕，憤世嫉俗，而有今日之自殺。這不但是人家替他扼腕惋惜，也是他自己深抱隱痛的一點。”這篇文章前麵有儲皖峰加的按語：“這篇文，是我的先生——著名的考古學者——作的。他同王先生有三十的交情，而且研究學問的途徑和興趣，也有大部分相同。年來王先生掌教清華研究院，彼此商榷學術，往還更加親密。他對於王先生的性格及學術思想，都徹底了解。”於是，這篇文章起了比較大的影響。
